目的探討乳腺癌患者乳腺X線密度（mammographic density，MD）與新輔助化學藥物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效果之間的關系。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在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確診為乳腺癌且符合本研究納入和排除標準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依據乳腺影像報告和數據系統第5版將MD分為a、b、c及d類4類。基于Miller-Payne和殘余腫瘤負荷病理評估系統將殘留癌細胞狀態及淋巴結狀態共同納入形成新改良病理評估標準，用以評估乳腺癌NACT后的病理改變情況。采用原始模型（僅包括MD分類作為自變量）、最小調整模型（增加了年齡、體質量指數、絕經狀態作為自變量）和完全調整模型（進一步包括了雌激素受體、孕激素受體、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Ki-67、初診時腋窩淋巴結狀態和NACT方案）分析MD與NACT效果之間的關系，3個模型中均以MD分類a類為對照。結果本研究共納入287例符合研究條件的乳腺癌患者，其中MD分類a、b、c及d類患者分別為38、76、114及59例，NACT效果評估結果為L1、L2、L3、L4級的患者分別為14、74、117、82例。無論是針對整體患者還是其中的絕經前患者，完全調整模型結果表明，MD各分類的回歸系數均為負數，而且隨著MD分類增高，比值比<1且呈遞減趨勢。結論從本研究結果看，MD分類增高可能對NACT效果產生負向影響，即乳腺癌患者的MD分類越高，其NACT效果越差，此在絕經前患者中更為明顯，提示MD有可能作為NACT效果評估的一個預測因子，有望用以指導臨床醫生對NACT方案的選擇及個體化管理，從而改善乳腺癌患者預后。
目的 探討增強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預測乳腺癌患者新輔助治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后病理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準確性。方法 回顧性收集2020年3月至2022年4月期間于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就診并完成了NAC 后行手術治療的245例浸潤性乳腺癌患者臨床病理資料。 根據免疫組織化學檢測的激素受體（hormone receptor，HR）和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結果分為HR+/HER2–、HR+/HER2+、HR–/HER2+ 及HR–/HER2– 4個亞組。以術后病理學結果為金標準，與術前MRI評估的殘余腫瘤大小作對比，分析MRI評價NAC療效的價值。同時分析增強MRI評估結果預測 pCR 的敏感度、特異度及陽性預測值，并進一步分析其對不同亞型乳腺癌 pCR 的預測價值。結果 245例患者中有88例（35.9%）患者達到影像學完全緩解（radi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rCR），106例（43.3%）患者達到pCR。增強MRI 在評估殘余腫瘤大小方面分別高估及低估了12.7%（31/245）和9.8%（24/245）的患者。以MRI評估指標為rCR時，其預測pCR 的陽性預測值為75.0%（66/88），特異度和敏感度分別是84.2%（117/139）和62.3%（66/106）；而以MRI評估指標為近似-rCR時，其預測pCR 的陽性預測值為67.7%（86/127），特異度和敏感度分別是70.5%（98/139）和81.1%（86/106）。無論是MRI-rCR還是MRI-近似rCR，它們在評估乳腺癌各分型亞組的pCR的陽性預測值在HR–/HER2+ 亞組均為最高（分別為91.7%和83.3%）；在各亞組患者中，相較于rCR，近似-rCR預測pCR的特異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敏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結論 乳腺增強MRI能較準確地評估NAC后乳房局部病灶的療效，也能較準確地預測NAC后乳房pCR；HR–/HER2+ 亞組可能是潛在的可預測pCR而豁免乳房手術的人群，而對HR+/HER2– 亞組乳腺增強MRI評估pCR的準確率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