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總結一期經后路固定聯合側前方入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術治療老年下腰椎結核療效。 方法 2006年1月－2009年3月，對13例老年下腰椎結核患者行一期后路固定聯合側前方入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術治療。男7例，女6例；年齡60～80歲，平均67.8歲。累及節段：L3、 4 1例，L4 1例， L4、 5 7例，L3～5 3例，L5、S1 1例。病程2～10個月，平均6.8個月。6例伴硬膜外膿腫，1例伴髂腰肌膿腫；7例不完全性癱瘓，根據脊髓損傷神經功能分級標準（ASIA）分級：C級2例，D級5例。 結果術中硬膜撕裂1例，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13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4年，平均37個月。植骨均獲骨性融合，融合時間6～9個月。未發生內固定相關并發癥，無局部結核復發。術后腰椎局部前凸角及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 lt; 0.05）。神經功能ASIA分級除1例由C級恢復為D級外，余均恢復為E級。 結論一期后路固定聯合側前方入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術治療老年下腰椎結核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方法。
目的探討智能手機Scoliometer軟件在L4～S1融合術中獲得最優化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的價值，并觀察其準確性。 方法將2014年11月-2015年2月收治并擬行L4～S1融合術的20例腰椎退行性疾病患者納入研究。男8例，女12例；年齡41～65歲，平均52.3歲。病程6個月～6年，平均3.4年。術前攝標準腰骶椎側位X線片，采用PACS影像系統測量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及L4～S1 Cobb角，參照公式[（PI+9°）×70%]計算理想L4～S1 Cobb角；術中矯形過程使用Scoliometer軟件測量L4～S1 Cobb角，直至達理想L4～S1 Cobb角±5°范圍；術后再次測量L4～S1 Cobb角。比較Scoliometer軟件與PACs影像系統測量角度的一致性，以評估該軟件測得角度的準確性及可靠性；比較理想L4～ S1 Cobb角分別與手術前后L4～ S1 Cobb角的差值，分析該方法的有效性。 結果術前計算理想L4～S1 Cobb角為（36.17±1.53）°，PACS影像系統測得L4～S1 Cobb角為（22.57±5.50）°；術中矯正后Scoliometer軟件測得L4～S1 Cobb角為（32.25±1.46）°；術后PACS影像系統測得L4～ S1 Cobb角為（34.43±1.72）°。術中Scoliometer軟件與術后PACS影像系統測量角度比較，組內相關系數為0.96、95%可信區間為（0.93，0.97），提示兩者相關性很好；平均絕對誤差為1.23°，提示Scoliometer軟件與PACS影像系統測量角度有約1.23°的誤差范圍。理想L4～S1 Cobb角與手術前后PACS影像系統測得的L4～S1 Cobb角絕對差值分別為（13.60±1.85）、（2.31±0.23）°，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065，P=0.001）。 結論智能手機Scoliometer軟件可輔助醫師在L4～S1融合術中獲得最優化LL。
目的探討脊柱硬脊膜下良性腫瘤切除后采用氰基丙烯酸酯醫用膠（商品名：福愛樂醫用膠）修補硬脊膜預防腦脊液漏的應用價值。 方法2009年1月－2013年3月，對19例患者行后路硬脊膜下腫物切除后采用福愛樂醫用膠聯合明膠海綿修補硬脊膜（試驗組），與同期16例僅采用明膠海綿修補的患者（對照組）進行比較。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腫瘤類型、腫瘤節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具有可比性。對比分析兩組硬脊膜水密修補成功率、切口愈合情況及其相關并發癥。 結果兩組患者術中檢查均達到水密修補。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硬脊膜切口長度、住院時間、總引流量及引流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無延遲愈合、感染等相關并發癥發生，無神經壓迫癥狀出現。末次隨訪時，試驗組17例保持水密修補，2例出現術后腦脊液漏，修補成功率89.5%；對照組8例保持水密修補，8例出現術后腦脊液漏，修補成功率50.0%；兩組修補成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術后1、3個月隨訪時患者均未發生遲發腦脊液漏及切口感染。 結論脊柱硬脊膜下良性腫瘤切除后使用氰基丙烯酸酯醫用膠修補硬脊膜是一種安全、有效方法。
目的探討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治療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骨水泥滲漏的影響因素。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1年3月-2012年3月，采用PVP治療的98例單節段OVCF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13例，女85例；年齡54～95歲，平均77.2歲。病程15～120 d，平均43 d。骨密度T值為-6.7～-2.5，平均-3.8。所有患者均使用經雙側椎弓根穿刺置管。根據術后CT觀察是否發生骨水泥滲漏將患者分成滲漏組和未滲漏組，單因素分析比較兩組患者在骨密度、手術節段、術前手術節段椎體前緣和中部壓縮程度、術前矢狀面Cobb角、術前合并椎體骨壁裂口、骨水泥注入量及骨水泥-椎體體積比方面的差異；將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分析骨水泥滲漏的危險因素。 結果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手術時間為30～50 min，平均40 min。骨水泥-椎體體積比為7.84%～38.99%，平均24.88%。術后所有患者疼痛癥狀明顯減輕。98例均獲隨訪，隨訪時間為6～12個月，平均8個月。49例手術節段發生骨水泥滲漏。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骨水泥-椎體體積比和術前合并椎體骨壁裂口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骨密度、手術節段、術前手術節段椎體前緣及中部壓縮程度、矢狀面Cobb角及骨水泥注入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骨水泥-椎體體積比和術前合并椎體骨壁裂口是發生骨水泥滲漏的危險因素（P＜0.05）。 結論PVP治療OVCF時，術前合并椎體骨壁裂口和骨水泥-椎體體積比越大的手術節段，發生骨水泥滲漏的風險越高。
目的探討單側經椎間孔椎體間融合術（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中椎間隙植入單枚和2枚融合器對臨床療效及影像學表現的影響。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1月－2014年10月行TLIF手術的患者，將104例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分成植入單枚融合器組（傳統組，64例76個節段）和植入2枚融合器組（改良組，56例70個節段）。兩組患者年齡、性別、骨密度、手術節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及術后7 d、3個月、12個月分別行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評分及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評價患者主觀感受。術后行腰椎CT檢查測量責任椎間隙橫斷面的植骨面積（以評價椎間植骨量）、術側及對側椎間隙高度及其差值，并觀察融合節段個數及椎間融合器下沉發生情況。 結果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9～15個月，平均12.85個月。兩組術后各時間點VAS、ODI、JOA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除術后12個月傳統組VAS及ODI評分略優于改良組（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兩組間各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7 d兩組CT橫斷面植骨面積分別為（4.81±0.97）cm2和（5.94±1.17）cm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365，P=0.000）。術后3、12個月傳統組融合率分別為84.2%、92.1%，改良組分別為88.6%、94.3%，兩組較為接近。兩組術后雙側椎間隙高度均有明顯改善，但術后3、12個月發現傳統組出現較多的融合器下沉現象，發生率高達44.74%和47.37%，遠高于改良組的11.43%和14.29%（P＜0.05）；并且在排除融合器下沉節段的影響下，傳統組中雙側椎間隙高度差較改良組顯著（P＜0.05）。 結論單側TLIF椎間植入單枚和2枚融合器均能明顯改善臨床癥狀，但植入2枚融合器能更好地維持椎間隙高度，減少融合器下沉及椎間隙傾斜等不良并發癥發生。
目的對有癥狀的骨質疏松性重度椎體骨折塌陷患者進行分類，探討其分類治療方案。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0年8月－2014年1月收治的符合選擇標準的骨質疏松性重度椎體骨折塌陷患者42例，綜合患者癥狀、體征及影像學資料進行分類。Ⅰ類23例，局部疼痛伴活動受限，但無神經癥狀及明顯后凸畸形，于過伸體位下行經皮椎體強化術17例，后路原位固定、責任椎體釘道強化術6例；Ⅱ類12例，伴有輕度神經癥狀，后凸Cobb角≤ 30°，行后路局限性椎管減壓、釘道強化內固定術；Ⅲ類7例，伴有嚴重神經癥狀，后凸Cobb角>30°，行后路截骨矯形固定術5例，一期后路椎體次全切除、前柱支撐重建術2例。術前、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采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及后凸Cobb角變化評價患者功能恢復情況，并記錄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 結果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Ⅲ類患者中1例出現切口深部感染，1例術后血糖應激性增高繼發酮癥酸中毒，均經相應處理后治愈；其余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原內科疾病無復發或加重。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6～36個月，平均11.6個月。17例患者神經功能獲得改善，2例仍存在小便功能障礙。13例（30.95%）出現無癥狀骨水泥滲漏，其中Ⅰ類7例，Ⅱ類4例，Ⅲ類2例。隨訪期間，所有患者均未發生骨水泥脫落、內固定物松動等并發癥。所有患者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的VAS評分、ODI及后凸Cobb角均較術前明顯改善（P<0.05），術后1周與末次隨訪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臨床上應針對不同類型骨質疏松性重度椎體骨折塌陷實施個性化治療方案，以提高手術療效，降低手術風險及并發癥。
目的 對累及C2節段的頸椎后縱韌帶骨化癥（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OPLL）手術策略研究進展作一綜述。方法 查閱國內外有關累及C2節段的頸椎OPLL手術治療文獻，總結手術適應證及優缺點。結果 對于累及C2節段的頸椎OPLL，椎板切除術適用于累及多節段患者，常聯合螺釘固定，具有減壓充分、恢復頸椎曲度的優勢；缺點是頸椎固定節段活動度丟失。椎管擴大成形術適用于K線陽性患者，具有術式簡單、保留頸椎節段活動度的優勢；缺點是存在術后骨化物進展、軸性癥狀、門軸斷裂等問題。穹窿式椎板成形術適用于不伴有后凸畸形、頸椎不穩、R線陰性患者，能夠降低軸性癥狀發生，但減壓有限。目前新的頸椎前路Shelter技術適用于單/雙節段、椎管侵占>50%的患者，能夠直接減壓，但對術者技術要求高，存在硬膜撕裂、神經損傷風險等。雙穹頂式椎管成形術適用于不伴有后凸畸形、頸椎不穩患者，其優點在于減少對頸半棘肌及附著點的破壞、維持頸椎曲度，但存在術后骨化物進展。結論累及C2節段的OPLL是頸椎OPLL中一種復雜亞型，治療仍以后路手術為主，但脊髓向后漂浮程度有限，且隨著骨化物的進展，遠期療效欠佳。今后需要更多針對OPLL病因治療的研究，以建立累及C2節段的頸椎OPLL系統性診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