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國內肺炎性假瘤的誤診現狀、誤診原因及防治手段。 方法 匯總分析萬方醫學數據庫和中國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在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間刊登的有關肺炎性假瘤的文獻 118 篇，其中涉及誤診率的文獻 44 篇，對肺炎性假瘤的誤診率，誤診疾病種類，誤診原因及確診方法進行分析。 結果 在有關誤診率的 44 篇文獻中共包括肺炎性假瘤患者 1 286 例，其中誤診 1 012 例，誤診率高達 78.84%。肺炎性假瘤最常被誤診為肺癌（65.81%）、肺結核（15.42%）、肺良性腫瘤（9.59%）等，肺結核中包括肺結核球 72 例，占 7.11%。絕大多患者并未因誤診而導致不良臨床后果，尚無因誤診導致死亡的報道，但少數患者因誤診導致了手術擴大化。主要誤診原因為肺炎性假瘤缺乏特異性癥狀和體征、臨床醫生缺乏對疾病的認識，過分依賴輔助檢查結果及對影像征象中病灶的細微特征認識不足等。絕大多數誤診病例經手術活檢等，最終通過病理明確診斷。 結論 肺炎性假瘤臨床缺乏特異性，病變影像缺乏特征性，極易誤診。其影像征象上的區別于其他疾病的細微特征需引起重視。臨床醫師亟待提高對該疾病的認識，盡可能避免誤診誤治的發生。
目的 調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支氣管哮喘協會會員哮喘病情控制情況，比較并評估患者自我評價、哮喘控制測試（ACT）問卷評分及呼氣峰流速（PEF）測定結果。方法 選取2007年9月29日前來參加哮喘協會活動的會員，首先由會員本人對其病情進行自我評價，而后填寫ACT問卷和進行PEF測定，并對會員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情況進行調查。結果 參加測試的患者76例，平均年齡為（60.6±11.5）歲。自我評價中，達到穩定或偶爾發作的比例為89.5%（62/76）；ACT問卷結果達到良好控制以上水平的為75%（48/64）；PEF測定中PEF測定值處在綠區的占50.8%（31/61），PEF測定值處在黃區的占36.1%（22/61）。自我評價結果與ACT評價結果符合的占測試患者的40.6%，自我評價高于ACT的占56.3%。PEF值與ACT評價結果比較，綠區組27例，ACT分值平均為（21.33±3.44）分；黃區組17例，ACT分值平均為（21.12±3.24）分；紅區組7例，ACT分值平均為（17.43±4.47）例。綠區組的ACT分值顯著高于紅區組，綠區組的ACT分值與黃區組比較及黃區組ACT分值與紅區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規律使用吸入糖皮質激素的比例為95.6%（65/68）。結論 接受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三位一體”教育管理模式的會員大多數哮喘病情能達到良好控制以上的水平；如以ACT問卷結合PEF測定，更能準確評估和監測哮喘控制情況；建立醫患之間的伙伴關系是提高哮喘控制水平和用藥依從性的有力保障。
目的 探討妊娠期哮喘患者的孕期病情變化、體重增加、嗜酸性粒細胞水平等因素對妊娠結局的影響。方法 收集 2010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產科住院生產的妊娠期哮喘患者病歷記錄，并查閱孕期前（懷孕前）和生產前孕期相應的門診電子病歷記錄。根據病情控制情況（有無非計劃呼吸門診、急診或住院情況）分為孕期平穩組和孕期波動組，回顧性分析比較兩組病例一般資料、孕期前病情控制、孕期體重增加情況、嗜酸性粒細胞水平等情況；孕期波動組（亞組分析）的哮喘發作誘因，臨床特點及發作時間的孕周分布；孕期平穩組（亞組分析）不同孕期的嗜酸性粒細胞水平分析。結果 納入單胎自然懷孕的妊娠期哮喘 124 例，年齡（32.3±3.9）歲，孕期平穩組 71 例，孕期波動組 53 例。孕期波動組孕期前病情不穩定比例高于孕期平穩組（P<0.05），孕期波動組孕期前間斷用藥比例高于孕期平穩組（P<0.05），在臨產時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0.15×109/L 例數的比較中，孕期波動組高于孕期平穩組（均P<0.05），兩組在孕期體重指數、孕期體重增加值及伴隨過敏性鼻炎比例的比較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 P>0.05）；母胎結局方面，孕期波動組的妊高癥病例比例、胎兒宮內窘迫比例高于孕期平穩組（均 P<0.05）。孕期波動組中，普通感冒在哮喘發作誘發因素中較為常見（38.2%，29 例次/76 例次），妊娠期哮喘發作多發生于孕 13～36 周（65.8%，50 例次/76 例次）；對于孕期穩定組亞組的分析，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的比較中，孕早期（P<0.05）和孕中期（P<0.05）高于臨產前；嗜酸性粒細胞計數>0.15×109/L 例數比較中，孕中期高于臨產前（P<0.05）。結論 妊娠期哮喘病情波動和母胎不良結局有關，妊娠期哮喘患者孕期前（懷孕前）的哮喘病情控制、孕期體重管理、嗜酸性粒細胞的監測意義重大，妊娠期哮喘患者的孕期全程管理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