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肝移植受體肝動脈解剖變異、病理異常與吻合部位選擇的關系。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4年3月至2006年7月期間我院80例成人肝移植患者的臨床資料。術前磁共振血管成像結合術中動脈解剖鑒別動脈變異、病理異常及其類型，記錄動脈吻合部位和口徑，對動脈解剖變異組與無變異組的吻合部位和吻合口直徑進行比較。結果 全組受體肝動脈解剖變異率為11.3%(9/80)，肝右動脈變異8/9例，分別來自胃十二指腸動脈(GDA)、肝總動脈(CHA)、腹腔動脈或腸系膜上動脈。吻合部位為CHA(7/9例)或GDA(2/9例)分支袖片。病理異常為2例，其中肝動脈內、外膜分離1例，以CHA端吻合； 肝動脈狹窄1例，選擇腎上腹主動脈前壁吻合。解剖變異組與無變異組吻合部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8.679, P＜0.01)，解剖變異組CHA分支袖片吻合口徑與無變異組肝固有動脈或CHA分支袖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 受體肝動脈解剖變異影響吻合部位選擇，CHA分支袖片是首選部位； 無變異組肝固有動脈分支袖片與變異組CHA分支袖片的吻合口徑相似，前者可作為無動脈變異時的常用吻合部位。
目的探索在高膽紅素血癥下，大鼠膽腸內引流聯合肝切除對肝功能、肝細胞能量代謝以及肝細胞再生和凋亡的影響。方法雄性成年SD大鼠120只，其中6只大鼠作為假手術(SO)組; 20只行70%肝切除，同時行膽總管-十二指腸插管橋接(70%PH組); 另94只行膽總管結扎(CBDL)制備梗阻性黃疸模型，建模成功后5 d時隨機取6只動物作為CBDL組，余下的動物5 d后行二次手術,再分為膽腸內引流再通組(BDORBF組，20只)、42%PH+BDORBF組(20只)及70%PH+BDORBF組(25只)。檢測CBDL組5 d時及二次手術后各組術后24 h、72 h及7 d時肝功能和肝細胞能量代謝、肝組織肝細胞生長因子(HGF)和bcl2 mRNA含量及其蛋白表達、肝細胞增殖指數和凋亡指數的變化。SO組只測定術后0 h肝功能和肝細胞能量指標。結果正常大鼠能夠耐受70%肝切除，術后肝細胞能量代謝和肝功能迅速恢復正常，肝再生良好、細胞凋亡無明顯增多。較之SO組和70%PH組，CBDL導致肝細胞能量代謝惡化、肝功能不良、肝組織HGF和bcl-2 mRNA含量減少，肝再生受抑制，細胞凋亡顯著增多(Plt;0.05)。膽腸內引流再通后肝細胞能量代謝可迅速恢復，肝細胞凋亡減少，肝再生活躍。42%+BDO-RBF組及70%PH+BDO-RBF組肝細胞能量代謝同樣能夠較快恢復，肝再生良好。42%+BDO-RBF組與70%PH+BDO-RBF組間各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gt;0.05)。結論梗阻性黃疸時，高膽紅素血癥嚴重影響肝細胞能量代謝和肝功能，引起肝細胞凋亡增多，肝再生受抑制; 及時有效的膽腸內引流能夠迅速改善肝細胞能量代謝、肝功能及肝再生，聯合肝切除時術前可不需常規膽道引流。
目的探討不同部位膽囊癌的預后以及外科手術對患者中位生存時間的影響。方法東方肝膽外科醫院 2012–2016 年期間收治了 382 例膽囊癌患者，根據腫瘤的原發部位分為左半部分膽囊癌組（163 例，包括了膽囊頸和膽囊管癌）和右半部分膽囊癌組（219 例，包括了膽囊底部和體部癌）。全部患者均接受了手術治療，其中包括標準根治術、擴大根治術以及姑息性切除術。結果2 組膽囊癌在腫瘤的侵犯深度、淋巴結轉移、臨床分期以及腫瘤分化程度方面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右半部分膽囊癌組患者的生存時間為（19.57±15.63）個月，左半部分膽囊組患者的生存時間為（14.62±11.12）個月，2 組患者的生存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 組行根治手術后，左半部分膽囊癌組患者的生存時間為（23.82±12.47）個月，右半部分膽囊癌組患者的生存時間為（30.63±17.81）個月，2 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腫瘤部位、是否根治性手術、臨床分期、病理學分級以及是否腺癌均是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2 組接受擴大根治術與常規根治術患者的中位生存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左半部分膽囊癌患者的預后較右半部分膽囊癌患者差，但接受根治性切除術后 2 組患者的預后相當；根據病情實施擴大根治術的預后也可與常規根治術的預后相近。兩個部位膽囊癌在臨床分期、病理分級和病理分類均有所區別，在手術方法尤其是擴大根治術的方法上有較大的區別，因此對這兩個部位的膽囊癌在治療上應當區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