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治療中青年髖關節非功能位骨性強直的療效。 方法2010年1月－2013年3月，采用THA治療中青年髖關節非功能位骨性強直14例（19髖）。男9例，女5例；年齡23～58歲，平均37.5歲。左髖6例，右髖3例；雙髖5例。病因：結核2例，強直性脊柱炎5例，創傷性關節炎5例，骨關節炎1例，化膿性感染1例。病程7～18年，平均8.9年。屈曲強直10髖，屈曲外展強直6髖，屈曲內收短縮強直3髖。術前僅5例患者可扶拐行走。髖關節Harris評分為（24.368±7.625）分。 結果手術時間50～90 min，平均63.4 min；術中出血量100～400 mL，平均196.8 mL。術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無術中血管神經損傷及骨折、術后關節脫位及感染等并發癥發生。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年～4年3個月，平均2.2年。術后髖關節伸直及外展功能較術前明顯改善。末次隨訪時，Harris評分達（86.837±7.742）分，較術前顯著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1.956，P=0.000）；獲優5髖、良11髖、中2髖、差1髖，優良率為84.2%。所有患者生活能基本自理，2例長距離行走需持手杖，其余患者均無需扶拐行走。X線片復查示假體位置良好，未見移位、松動及下沉等情況，2髖發生異位骨化。 結論對于中青年髖關節非功能位骨性強直，THA治療后患肢功能顯著改善，是一種有效術式。
目的總結無柄髖關節置換術治療中青年髖關節疾病的近中期療效。 方法2005年6月－2010年12月，采用無柄髖關節置換術治療中青年髖關節疾病25例（27髖）。其中男17例（19髖），女8例（8髖）；年齡30～57歲，平均45.6歲。左髖13例，右髖10例；雙髖2例。病因：股骨頸骨折繼發股骨頭缺血性壞死5例（5髖），股骨頭缺血性壞死15例（16髖），強直性脊柱炎致骨關節炎2例（3髖），成人髖臼發育不良致骨關節炎2例（2髖），類風濕性關節炎1例（1髖）。病程1～17年，平均6.1年。術前改良Harris評分為（47.6±14.2）分。 結果術后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無感染、假體周圍骨折及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等并發癥發生。25例（27髖）均獲隨訪，隨訪時間36～96個月，平均51個月。術后1例（1髖）出現坐骨神經損傷，對癥處理后癥狀消失。1例（1髖）出現假體松動，行翻修術；假體生存率為96.3%（26/27）。末次隨訪時，髖關節改良Harris評分為（92.1±3.6）分，顯著優于術前（t=18.241，P=0.000）；獲優19髖，良5髖，可2髖，差1髖，優良率為88.9%。X線片復查示假體位置良好，無脫位、骨吸收、骨溶解及異位骨化發生。 結論無柄髖關節假體保留了股骨頸，置換術后股骨近端力學傳導與分布更接近于自然狀態，用于治療中青年髖關節疾病近中期療效滿意，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目的探討采用第3代陶對陶（ceramic-on-ceramic，CoC）假體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arthroplasty，THA）治療中青年髖關節疾病的中遠期療效。 方法回顧分析2001年3月-2009年5月收治并符合選擇標準的68例73髖采用第3代CoC假體行THA的中青年髖關節疾病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39例，女29例；年齡18～50歲，平均38.6歲。股骨頭缺血性壞死15例15髖，先天性髖關節發育不良9例9髖，強直性脊柱炎5例8髖，骨關節炎10例10髖，創傷性關節炎12例12髖，股骨頸骨折12例12髖，類風濕性關節炎4例6髖，股骨頸部腫瘤1例1髖。采用Harris評分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評分評估患者髖關節功能和活動水平，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評估術后大腿痛。影像學檢查評估骨溶解、假體松動、陶瓷假體碎裂等相關并發癥，并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評估假體生存情況。 結果68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6～14年，平均9.7年。3例3髖采用“三明治”陶瓷內襯者出現內襯碎裂，行翻修術。1例1髖于術后3年重體力活動后出現髖關節異響，停止活動后異響消失。末次隨訪時患者Harris評分、UCLA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無大腿痛出現，VAS評分為0分。患者均獲骨性固定，未出現骨溶解、假體松動及下沉等并發癥。以陶瓷假體碎裂引起的翻修為終點，5年和10年累積生存率分別為98.6%及95.9%；以假體松動引起的翻修為終點，5年和10年累積生存率均為100%。 結論第3代CoC假體可滿足中青年患者THA的需要，中遠期療效滿意。
目的 研究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在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康復治療中的應用效果。方法 將 2018 年 8 月－2020 年 8 月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收治的 224 例中青年腦卒中患者以入院時間為序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均分為 4 組（對照組、薩提亞組、Snyder 組和聯合組），均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實施康復訓練，薩提亞組開展薩提亞模式團體輔導，Snyder 組另以 Snyder 希望理論為基礎實施希望療法，聯合組采用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進行干預，持續時間均為 6 周，比較干預前后 4 組患者中文版 Herth 希望指數（Herth Hope Index，HHI）、中文版自我感受負擔量表（Self-perceived Burden Scale，SPBS）、運動康復意愿調查問卷、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評定量表Ⅱ（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 Ⅱ，HPLP Ⅱ）以及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評分變化。結果 對照組、薩提亞組、Snyder 組和聯合組最終分別納入 53、52、54、52 例患者。4 組患者性別、年齡、卒中類型等一般資料及干預前各量表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4 組 HHI 量表總分分別為（27.65±6.34）、（30.54±6.85）、（32.79±7.12）、（35.08±7.63）分，運動康復意愿評分分別為（39.85±8.16）、（40.52±7.93）、（40.17±8.25）、（43.81±7.46）分，HPLP Ⅱ量表總分分別為（149.87±26.08）、（159.32±26.73）、（165.89±28.01）、（173.18±28.54）分，SCSQ 量表積極應對評分分別為（19.65±5.08）、（22.46±5.29）、（25.04±4.91）、（28.45±5.12）分，較干預前均明顯升高（P<0.05）；SPBS 量表總分分別為（27.35±4.92）、（23.74±5.02）、（25.16±4.98）、（21.49±5.27）分，SCSQ 量表消極應對評分分別為（4.83±1.25）、（3.71±1.02）、（3.94±1.08）、（4.13±0.96）分，較干預前均明顯降低（P<0.05）；且聯合組 HHI 量表、運動康復意愿、HPLP Ⅱ量表及 SCSQ 量表積極應對評分高于另外 3 組，SPBS 量表評分低于另外 3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Snyder 希望理論聯合薩提亞模式用于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康復治療有利于提升患者希望水平，降低自我感覺負擔，同時改善患者運動康復意愿、健康行為及應對方式，對促進患者康復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