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癲癇被認為是新生兒期常見的神經系統急癥，病因復雜，以急性腦損傷為主，但隨著基因檢測技術的開展，更多遺傳相關的病因被發現。發作類型按照新的分類方法可分為電發作及電-臨床發作，其中電-臨床發作包括運動性發作和非運動性發作，均為局灶性發作。視頻腦電圖作為重要的監測手段能為診斷及預后判斷方面帶來極大幫助。除此，頭顱超聲（Cranial ultrasound，CUS）、頭顱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核磁共振波譜也有各自優點。早期識別與確定病因對判斷病情及改善預后有重要作用。
引用本文： 李露瑩, 陳錦. 新生兒癲癇病因、臨床表現及腦電圖特點概述. 癲癇雜志, 2023, 9(2): 156-159. doi: 10.7507/2096-0247.202211010 復制
新生兒癲癇是新生兒期最特別的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性疾病。常于生后1周內發生[1-3]，早產兒較足月兒發病時間晚[4-5]。國外報道發病率約活產兒的1‰～5‰[5-6]，國內因是對住院期間新生兒報道，且可能在研究方法，特別是臨床觀察和地理環境等方面不同，導致差異大，其發病率約 4.5%～14.5%[7]。新生兒癲癇的病因足月兒以缺氧缺血性腦病為主，早產兒以顱內出血多見[4，8-9]，此外還有腦卒中、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代謝相關性疾病及遺傳的因素等多個方面，其臨床特征對病因診斷有指向作用。但其發作形式有別于兒童，更不易被察覺，這給疾病識別帶來了阻礙，在腦電圖運用的日益廣泛后，使得在早期識別方面有明顯的提高。新生兒癲癇大部分被認為是急性腦損傷癥狀，多次發作又將加重腦損傷，并引起嚴重神經系統后遺癥，包括腦癱、發育遲滯、新生兒后期癲癇發作等。為此，除外對治療手段的進一步研究，早期識別及病因診斷必不可少的。新生兒癲癇的臨床特征和腦電圖特點則對這兩方面極為重要，故就以近年有關文獻作此綜述。
1 病因
新生兒癲癇病因復雜多樣，在大多文獻報道為急性疾病所致，常見為缺氧缺血性腦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血管因素、腦發育畸形、感染[1，8，10-11]，還有代謝性疾病、遺傳因素及未知情況。出生后1周為新生兒癲癇發病高峰，也有文獻指出生后3天占比更高[9]。在生后第1天新生兒癲癇發作的病因中，HIE可達60%～65%[12]，反復發作缺血性腦損傷將進一步加重[9，13]，以腦卒中為病因則多發生在生后24～72 h[14]，但在Mubeen等[15]的研究提出腦卒中新生兒中12 h后發作的頻率是HIE新生兒5倍，在半數卒中患兒臨床觀察到局灶性發作，可以結合此兩者在早期大概率預測病因為腦卒中。盡管關于具體時間不同研究間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都是提示我們存在這些高危病因的新生兒應在生命初期有意識對臨床表現進行觀察，避免漏診。腦發育畸形可通過早期頭顱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來識別，死亡率通常較高。中樞感染性疾病因為炎癥的持續存在，所致的新生兒癲癇持續時間可比缺血或出血性腦損傷更長，應盡早做腰穿，并使用可跨血-腦屏障的抗菌藥治療，單以經驗性治療往往不可取。以急性代謝紊亂為病因，在發作初期時不易被察覺，抗癲癇發作藥物對這類疾病通常無效，但在早期識別并糾正異常代謝后除個別（如低血糖）外常容易控制癲癇發作，得到較好預后，所以此類可治療的病因不可忽視[16]。在新生兒癲癇中，有約13%～15%診斷為癲癇[9，12，14]，其病因可能與發育結構異常、遺傳性癲癇綜合征或代謝性疾病有關。隨著分子遺傳學研究進一步深入及基因檢測在大型醫院逐漸普遍，很多致病基因被發現，對不明原因的新生兒癲癇提供了更多診斷思路，還能一定程度上指導治療和判斷預后。
新生兒癲癇綜合征有自限性新生兒癲癇（Self-limited neonatal epilepsy，SeLNE）及早期嬰兒發育性癲癇性腦病（Early-infantile developmental and epileptic encephalopathy，EIDEE）。SeLNE通常發生在生后第2～7天，以局灶性強直或陣攣發作為特征，與KCNQ2、KCNQ3的突變和缺失相關，SCN2A也有報道，KCNQ2突變與難治性癲癇關系緊密[12，17]。通常以卡馬西平為首選治療藥物，在6個月內大多發作會停止[14]，但在后期隨訪中存在中至重度的發育遲滯[12]。EIDEE大多預后較差，超過一半患者存在致病基因變異，有KCNQ2、SCN2A、SCN8A、CDKL5、STXBP1、KCNT1、UBA5等[2，17]。
總之，基因突變引起的新生兒癲癇發病早，有研究顯示91.3 %在出生后7天內發病，這可提示對不明原因新生兒癲癇且起病日齡小者，基因檢測可提高診斷率[18]。
2 臨床表現
新生兒癲癇的臨床表現形式與成人及兒童期不同，最近的研究提示其均為局灶性發作，沒有全面性發作，并且電發作也是主要的發作組成[6，11，19]。其原因考慮為新生兒全面性癲癇發作的皮層-皮層下網絡發育及髓鞘發育不成熟，異常放電難以在全腦快速募集和擴散。國際抗癲癇聯盟有關于新生兒癲癇的特別小組在2017年癲癇分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有關于新生兒癲癇的分類。這主要是基于有腦電圖確定發作的臨床事件，將電-臨床發作分為運動性發作、非運動性發作及序貫發作，運動性發作包括自動癥、陣攣發作、癲癇樣痙攣、肌陣攣發作及強直發作，非運動性發作包括自主神經性發作、行為停止[6]。但可能由于需要腦電圖條件且實際運用有一些問題，按照此分類進行的報道還不多，不能否認的是這對新生兒癲癇臨床和進行相關研究都有很好的指導價值，之后的研究中可能會廣泛應用。
在此分類的發作類型中，與1989 年Volpe分類及2015 年Mizrahi等根據臨床-腦電圖特征和推理病理生理學機制從而的分類，有值得一提的是序貫發作以及電發作。序貫發作主要描述為多種發作形式出現于同一次發作中，而不能區分主要特征，如局部陣攣后癲癇性痙攣，此需要與游走性局灶性發作鑒別（與特定癲癇綜合征相關）。常見于遺傳性疾病，如自限性新生兒癲癇或KCNQ2腦病[6]。新生兒電發作的定義為腦電圖有明確開始、演變和結束，持續至少10 s，沒有明顯的臨床變化。而短暫節律性放電（Brief rhythmic discharges，BRD）被認為是非常短暫（<10 s）的局灶性或廣泛性尖形節律活動，伴或不伴演變，與已知正常或良性腦電模式不同，可被視為發作間期-發作期連續體的一部分[6]。在新生兒癲癇中電發作率高[19-21]，約80%患兒在病程中至少存在1 次[10]，尤其是早產兒更高于足月兒[4-5，12]。新生兒電發作常見原因可能因為新生兒期的發育特點導致感覺、認知和情緒發作及失張力發作無法識別，其次對新生兒的意識和反應性判斷難度大，最后在危重新生兒中因疾病要求可能應用抗驚厥藥物或肌松劑，掩蓋部分臨床發作表現等。
3 腦電圖
上述已提過新生兒癲癇發作表現多樣，電發作常見，且新生兒的自發性動作也往往難以與新生兒癲癇鑒別，這就意味著新生兒任意異常行為都可能是潛在的發作，對早期的識別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而且僅通過人工識別正確率低，Malone等[22]的研究是在僅有臨床病史和視頻記錄的情況下，使137名衛生專業人員區分該臨床表現是否為臨床發作，最后以腦電圖分析的結果加以證實。按既往發作類型分類顯示微小發作的正確識別率最低僅32%，陣攣性發作正確識別率最高但也僅為66%。在Hannah等[4]的研究中，腦電圖確診率在足月兒和早產兒中都分別有85%與87%，在極早期早產兒中更是有100%。因此可見腦電圖在識別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Arnold等[20]的研究中臨床和腦電圖背景特征聯合模型，與僅基于臨床或腦電圖特征的預測模型相比，敏感度略低于腦電圖預測模型，但特異度、陰性預測值及陽性預測值都高于兩者，這也可說明有腦電圖的輔助能更好地預測癲癇的發生和首次發作的時間。而視頻腦電圖能同時監測患兒臨床表現并可以反復回放，既能對臨床發作形式詳細觀察，又可分析該次臨床發作時腦電圖變化情況，并且可以供多次反復判讀，則準確度更高，所以其被作為診斷新生兒癲癇的金標準[6，21，23]。
新生兒癲癇腦電圖的異常包含發作期和發作間期。新生兒期癲癇被定義為一種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且以突發性的、重復的、不斷演變的刻板波形為特征的腦電圖事件，對持續時間未定義，但要求能體現放電的頻率和形態的演變[6-7，24]。既往常將持續時間限定于10 s以上，但部分<10 s的放電也與發作息息相關。如上述的BRD。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的癲癇發作持續時間是<10 s，例如癲癇樣痙攣（持續0.5～2 s）和肌陣攣（持續時間<100 ms）[6]。實際上新生兒癲癇持續時間達幾分鐘以上也是少見的，通常將雙側強直-陣攣>5 min，或其他臨床發作>10 min，或任何60 min記錄時間內電臨床發作總時間20%定義為電-臨床持續狀態[25]。往往與不良預后緊密相關。據報道在新生兒癲癇中這一類患兒死亡率更高，可達26%[10]。發作期放電的形態可以由δ、θ、α、β節律或棘波、尖波組成，放電多為局灶性，常見的發作起源與顳葉和Rolandic區有關，額葉很少，可能與大腦的發育有關，但對應的潛在病灶也不一定準確[7，12，26]。局灶性棘波或尖波節律常伴有局灶性陣攣發作，多灶性放電可能與局灶性陣攣、局灶性強直及微小發作有關，強直和肌陣攣發作則多與爆發-抑制有關[26-27]。
根據2017版《臨床腦電圖學》可將新生兒期腦電圖按異常程度分級為：輕度、中度及重度異常，其中腦電圖異常類型又可分為背景活動異常、陣發性異常和睡眠結構異常[7]。根據國內文獻報道新生兒癲癇中視頻腦電圖異常率約為80%以上[1，28]，大部分為輕、中度異常，輕、中度異常患兒中大部分為背景活動正常，中、重度異常大部分背景活動異常且與陣發性異常緊密聯系。腦電圖異常的分級與長期預后有良好的相關性，異常程度越重，后期神經發育不良比例越高[28-29]。新生兒腦電圖背景活動主要反映腦功能狀態和腦損傷嚴重程度，是判斷神經發育預后的最好指標，過度不連續、電衰減、爆發-抑制等嚴重背景異常的后遺癥發生率大于90%[19，28]，陣發性異常則與腦損傷和癲癇發作有關[7]。在國內、國外的一些報道也證實了在新生兒癲癇中背景活動異常的患兒后期無論是癲癇還是發育遲緩的發生率都遠高于背景活動正常患兒。Fitzgerald等[30]報道在對病因為HIE且接受低溫治療的的新生兒癲癇中，頻繁電發作和中重度異常的腦電圖背景活動是后期運動發育異常的獨立預測因素。Arnold等[20]的研究也表明背景活動異常如：過度不連續、爆發-抑制等是癲癇發作危險因素。由于這些原因，對臨床可疑新生兒癲癇和腦損傷高危兒倡導予以長時間的視頻腦電圖監測。
4 影像學檢查
新生兒癲癇常用的神經影像學技術有頭顱超聲（Cranial ultrasound，CUS）和頭顱MRI。CUS的優勢在于適用范圍更廣、更方便、更經濟，可以對所有的新生兒在床旁使用，且由于CUS對腦出血靈敏，尤其是個別需要手術干預的腦出血，所以患兒早期進行CUS很有價值[13]。但CUS在大腦損傷的具體識別上有明顯局限。而MRI雖然應用限制更多，但其對潛在病因的識別包括腦靜脈血栓、部分代謝和腦發育不良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研究表明MRI可以提示遠期預后，聯合CUS與MRI是評估潛在病因的理想方式。
前面病因學方面也有提到過部分代謝問題也可引起新生兒癲癇，此方面核磁共振波譜則可通過非侵入性測量中樞神經系統代謝物水平來提供額外線索。近年二代基因測序技術，包括醫學外顯子測序、全外顯子測序與全基因組測序，在臨床中運用廣泛。針對原因不清的新生兒癲癇，早期進行基因檢查，或許可以明確病因。
5 治療
由于長時間和反復的發作會惡化遠期預后，所以對于新生兒癲癇的治療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現如今對于新生兒癲癇的治療缺乏有效的藥物，缺乏有效的隨機對照試驗來支持可用于新生兒期的藥物選擇。
抗癲癇發作藥物苯巴比妥使用歷史久，是目前的一線藥物，有效率約43%[8，12]，其作用機制是增強γ-氨基丁酸介導的抑制作用，但可能會加速未成熟大腦中神經元的凋亡[31]，普遍的不良反應在于過度鎮靜、認知障礙和情緒低落[8]。而二線藥物還未達成共識，通常在苯妥英鈉、利多卡因、左乙拉西坦或苯二氮卓類藥物間有一定差異。其他較新的藥物，如托吡酯、布美他尼等研究報道少，暫不能提供足夠的參考價值。除藥物治療控制發作外，一些病因方面治療，如對HIE患者進行低溫療法，通過影響特定離子通道、酶反應、輔因子或神經遞質等對遺傳或代謝性疾病進行治療等也同樣重要。
6 小結與展望
綜上，新生兒癲癇病因繁多，在關注急性疾病相關病因同時，也不能忽視遺傳性疾病。通過頭顱超聲、頭顱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波普及基因測序等方式，可追尋病因。根據新分類將新生兒癲癇分為電發作及電-臨床發作，其中表現均為局灶性為主，結合視頻腦電圖能更準確識別，且通過視頻腦電圖可對預后有一定預測作用。雖然新生兒癲癇預后相對不佳，但早期識別、準確尋找病因，在急性治療后針對病因個體化治療能一定程度上改善預后。現目前臨床準確識別新生兒癲癇發作及新生兒期藥物選擇方面還欠佳，期待有更多關于腦電圖與臨床表現的研究，從而有效輔助治療，期待更多關于藥物的臨床試驗為新生兒癲癇患兒帶來驚喜。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新生兒癲癇是新生兒期最特別的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性疾病。常于生后1周內發生[1-3]，早產兒較足月兒發病時間晚[4-5]。國外報道發病率約活產兒的1‰～5‰[5-6]，國內因是對住院期間新生兒報道，且可能在研究方法，特別是臨床觀察和地理環境等方面不同，導致差異大，其發病率約 4.5%～14.5%[7]。新生兒癲癇的病因足月兒以缺氧缺血性腦病為主，早產兒以顱內出血多見[4，8-9]，此外還有腦卒中、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代謝相關性疾病及遺傳的因素等多個方面，其臨床特征對病因診斷有指向作用。但其發作形式有別于兒童，更不易被察覺，這給疾病識別帶來了阻礙，在腦電圖運用的日益廣泛后，使得在早期識別方面有明顯的提高。新生兒癲癇大部分被認為是急性腦損傷癥狀，多次發作又將加重腦損傷，并引起嚴重神經系統后遺癥，包括腦癱、發育遲滯、新生兒后期癲癇發作等。為此，除外對治療手段的進一步研究，早期識別及病因診斷必不可少的。新生兒癲癇的臨床特征和腦電圖特點則對這兩方面極為重要，故就以近年有關文獻作此綜述。
1 病因
新生兒癲癇病因復雜多樣，在大多文獻報道為急性疾病所致，常見為缺氧缺血性腦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血管因素、腦發育畸形、感染[1，8，10-11]，還有代謝性疾病、遺傳因素及未知情況。出生后1周為新生兒癲癇發病高峰，也有文獻指出生后3天占比更高[9]。在生后第1天新生兒癲癇發作的病因中，HIE可達60%～65%[12]，反復發作缺血性腦損傷將進一步加重[9，13]，以腦卒中為病因則多發生在生后24～72 h[14]，但在Mubeen等[15]的研究提出腦卒中新生兒中12 h后發作的頻率是HIE新生兒5倍，在半數卒中患兒臨床觀察到局灶性發作，可以結合此兩者在早期大概率預測病因為腦卒中。盡管關于具體時間不同研究間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都是提示我們存在這些高危病因的新生兒應在生命初期有意識對臨床表現進行觀察，避免漏診。腦發育畸形可通過早期頭顱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來識別，死亡率通常較高。中樞感染性疾病因為炎癥的持續存在，所致的新生兒癲癇持續時間可比缺血或出血性腦損傷更長，應盡早做腰穿，并使用可跨血-腦屏障的抗菌藥治療，單以經驗性治療往往不可取。以急性代謝紊亂為病因，在發作初期時不易被察覺，抗癲癇發作藥物對這類疾病通常無效，但在早期識別并糾正異常代謝后除個別（如低血糖）外常容易控制癲癇發作，得到較好預后，所以此類可治療的病因不可忽視[16]。在新生兒癲癇中，有約13%～15%診斷為癲癇[9，12，14]，其病因可能與發育結構異常、遺傳性癲癇綜合征或代謝性疾病有關。隨著分子遺傳學研究進一步深入及基因檢測在大型醫院逐漸普遍，很多致病基因被發現，對不明原因的新生兒癲癇提供了更多診斷思路，還能一定程度上指導治療和判斷預后。
新生兒癲癇綜合征有自限性新生兒癲癇（Self-limited neonatal epilepsy，SeLNE）及早期嬰兒發育性癲癇性腦病（Early-infantile developmental and epileptic encephalopathy，EIDEE）。SeLNE通常發生在生后第2～7天，以局灶性強直或陣攣發作為特征，與KCNQ2、KCNQ3的突變和缺失相關，SCN2A也有報道，KCNQ2突變與難治性癲癇關系緊密[12，17]。通常以卡馬西平為首選治療藥物，在6個月內大多發作會停止[14]，但在后期隨訪中存在中至重度的發育遲滯[12]。EIDEE大多預后較差，超過一半患者存在致病基因變異，有KCNQ2、SCN2A、SCN8A、CDKL5、STXBP1、KCNT1、UBA5等[2，17]。
總之，基因突變引起的新生兒癲癇發病早，有研究顯示91.3 %在出生后7天內發病，這可提示對不明原因新生兒癲癇且起病日齡小者，基因檢測可提高診斷率[18]。
2 臨床表現
新生兒癲癇的臨床表現形式與成人及兒童期不同，最近的研究提示其均為局灶性發作，沒有全面性發作，并且電發作也是主要的發作組成[6，11，19]。其原因考慮為新生兒全面性癲癇發作的皮層-皮層下網絡發育及髓鞘發育不成熟，異常放電難以在全腦快速募集和擴散。國際抗癲癇聯盟有關于新生兒癲癇的特別小組在2017年癲癇分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有關于新生兒癲癇的分類。這主要是基于有腦電圖確定發作的臨床事件，將電-臨床發作分為運動性發作、非運動性發作及序貫發作，運動性發作包括自動癥、陣攣發作、癲癇樣痙攣、肌陣攣發作及強直發作，非運動性發作包括自主神經性發作、行為停止[6]。但可能由于需要腦電圖條件且實際運用有一些問題，按照此分類進行的報道還不多，不能否認的是這對新生兒癲癇臨床和進行相關研究都有很好的指導價值，之后的研究中可能會廣泛應用。
在此分類的發作類型中，與1989 年Volpe分類及2015 年Mizrahi等根據臨床-腦電圖特征和推理病理生理學機制從而的分類，有值得一提的是序貫發作以及電發作。序貫發作主要描述為多種發作形式出現于同一次發作中，而不能區分主要特征，如局部陣攣后癲癇性痙攣，此需要與游走性局灶性發作鑒別（與特定癲癇綜合征相關）。常見于遺傳性疾病，如自限性新生兒癲癇或KCNQ2腦病[6]。新生兒電發作的定義為腦電圖有明確開始、演變和結束，持續至少10 s，沒有明顯的臨床變化。而短暫節律性放電（Brief rhythmic discharges，BRD）被認為是非常短暫（<10 s）的局灶性或廣泛性尖形節律活動，伴或不伴演變，與已知正常或良性腦電模式不同，可被視為發作間期-發作期連續體的一部分[6]。在新生兒癲癇中電發作率高[19-21]，約80%患兒在病程中至少存在1 次[10]，尤其是早產兒更高于足月兒[4-5，12]。新生兒電發作常見原因可能因為新生兒期的發育特點導致感覺、認知和情緒發作及失張力發作無法識別，其次對新生兒的意識和反應性判斷難度大，最后在危重新生兒中因疾病要求可能應用抗驚厥藥物或肌松劑，掩蓋部分臨床發作表現等。
3 腦電圖
上述已提過新生兒癲癇發作表現多樣，電發作常見，且新生兒的自發性動作也往往難以與新生兒癲癇鑒別，這就意味著新生兒任意異常行為都可能是潛在的發作，對早期的識別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而且僅通過人工識別正確率低，Malone等[22]的研究是在僅有臨床病史和視頻記錄的情況下，使137名衛生專業人員區分該臨床表現是否為臨床發作，最后以腦電圖分析的結果加以證實。按既往發作類型分類顯示微小發作的正確識別率最低僅32%，陣攣性發作正確識別率最高但也僅為66%。在Hannah等[4]的研究中，腦電圖確診率在足月兒和早產兒中都分別有85%與87%，在極早期早產兒中更是有100%。因此可見腦電圖在識別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Arnold等[20]的研究中臨床和腦電圖背景特征聯合模型，與僅基于臨床或腦電圖特征的預測模型相比，敏感度略低于腦電圖預測模型，但特異度、陰性預測值及陽性預測值都高于兩者，這也可說明有腦電圖的輔助能更好地預測癲癇的發生和首次發作的時間。而視頻腦電圖能同時監測患兒臨床表現并可以反復回放，既能對臨床發作形式詳細觀察，又可分析該次臨床發作時腦電圖變化情況，并且可以供多次反復判讀，則準確度更高，所以其被作為診斷新生兒癲癇的金標準[6，21，23]。
新生兒癲癇腦電圖的異常包含發作期和發作間期。新生兒期癲癇被定義為一種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且以突發性的、重復的、不斷演變的刻板波形為特征的腦電圖事件，對持續時間未定義，但要求能體現放電的頻率和形態的演變[6-7，24]。既往常將持續時間限定于10 s以上，但部分<10 s的放電也與發作息息相關。如上述的BRD。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的癲癇發作持續時間是<10 s，例如癲癇樣痙攣（持續0.5～2 s）和肌陣攣（持續時間<100 ms）[6]。實際上新生兒癲癇持續時間達幾分鐘以上也是少見的，通常將雙側強直-陣攣>5 min，或其他臨床發作>10 min，或任何60 min記錄時間內電臨床發作總時間20%定義為電-臨床持續狀態[25]。往往與不良預后緊密相關。據報道在新生兒癲癇中這一類患兒死亡率更高，可達26%[10]。發作期放電的形態可以由δ、θ、α、β節律或棘波、尖波組成，放電多為局灶性，常見的發作起源與顳葉和Rolandic區有關，額葉很少，可能與大腦的發育有關，但對應的潛在病灶也不一定準確[7，12，26]。局灶性棘波或尖波節律常伴有局灶性陣攣發作，多灶性放電可能與局灶性陣攣、局灶性強直及微小發作有關，強直和肌陣攣發作則多與爆發-抑制有關[26-27]。
根據2017版《臨床腦電圖學》可將新生兒期腦電圖按異常程度分級為：輕度、中度及重度異常，其中腦電圖異常類型又可分為背景活動異常、陣發性異常和睡眠結構異常[7]。根據國內文獻報道新生兒癲癇中視頻腦電圖異常率約為80%以上[1，28]，大部分為輕、中度異常，輕、中度異常患兒中大部分為背景活動正常，中、重度異常大部分背景活動異常且與陣發性異常緊密聯系。腦電圖異常的分級與長期預后有良好的相關性，異常程度越重，后期神經發育不良比例越高[28-29]。新生兒腦電圖背景活動主要反映腦功能狀態和腦損傷嚴重程度，是判斷神經發育預后的最好指標，過度不連續、電衰減、爆發-抑制等嚴重背景異常的后遺癥發生率大于90%[19，28]，陣發性異常則與腦損傷和癲癇發作有關[7]。在國內、國外的一些報道也證實了在新生兒癲癇中背景活動異常的患兒后期無論是癲癇還是發育遲緩的發生率都遠高于背景活動正常患兒。Fitzgerald等[30]報道在對病因為HIE且接受低溫治療的的新生兒癲癇中，頻繁電發作和中重度異常的腦電圖背景活動是后期運動發育異常的獨立預測因素。Arnold等[20]的研究也表明背景活動異常如：過度不連續、爆發-抑制等是癲癇發作危險因素。由于這些原因，對臨床可疑新生兒癲癇和腦損傷高危兒倡導予以長時間的視頻腦電圖監測。
4 影像學檢查
新生兒癲癇常用的神經影像學技術有頭顱超聲（Cranial ultrasound，CUS）和頭顱MRI。CUS的優勢在于適用范圍更廣、更方便、更經濟，可以對所有的新生兒在床旁使用，且由于CUS對腦出血靈敏，尤其是個別需要手術干預的腦出血，所以患兒早期進行CUS很有價值[13]。但CUS在大腦損傷的具體識別上有明顯局限。而MRI雖然應用限制更多，但其對潛在病因的識別包括腦靜脈血栓、部分代謝和腦發育不良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研究表明MRI可以提示遠期預后，聯合CUS與MRI是評估潛在病因的理想方式。
前面病因學方面也有提到過部分代謝問題也可引起新生兒癲癇，此方面核磁共振波譜則可通過非侵入性測量中樞神經系統代謝物水平來提供額外線索。近年二代基因測序技術，包括醫學外顯子測序、全外顯子測序與全基因組測序，在臨床中運用廣泛。針對原因不清的新生兒癲癇，早期進行基因檢查，或許可以明確病因。
5 治療
由于長時間和反復的發作會惡化遠期預后，所以對于新生兒癲癇的治療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現如今對于新生兒癲癇的治療缺乏有效的藥物，缺乏有效的隨機對照試驗來支持可用于新生兒期的藥物選擇。
抗癲癇發作藥物苯巴比妥使用歷史久，是目前的一線藥物，有效率約43%[8，12]，其作用機制是增強γ-氨基丁酸介導的抑制作用，但可能會加速未成熟大腦中神經元的凋亡[31]，普遍的不良反應在于過度鎮靜、認知障礙和情緒低落[8]。而二線藥物還未達成共識，通常在苯妥英鈉、利多卡因、左乙拉西坦或苯二氮卓類藥物間有一定差異。其他較新的藥物，如托吡酯、布美他尼等研究報道少，暫不能提供足夠的參考價值。除藥物治療控制發作外，一些病因方面治療，如對HIE患者進行低溫療法，通過影響特定離子通道、酶反應、輔因子或神經遞質等對遺傳或代謝性疾病進行治療等也同樣重要。
6 小結與展望
綜上，新生兒癲癇病因繁多，在關注急性疾病相關病因同時，也不能忽視遺傳性疾病。通過頭顱超聲、頭顱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波普及基因測序等方式，可追尋病因。根據新分類將新生兒癲癇分為電發作及電-臨床發作，其中表現均為局灶性為主，結合視頻腦電圖能更準確識別，且通過視頻腦電圖可對預后有一定預測作用。雖然新生兒癲癇預后相對不佳，但早期識別、準確尋找病因，在急性治療后針對病因個體化治療能一定程度上改善預后。現目前臨床準確識別新生兒癲癇發作及新生兒期藥物選擇方面還欠佳，期待有更多關于腦電圖與臨床表現的研究，從而有效輔助治療，期待更多關于藥物的臨床試驗為新生兒癲癇患兒帶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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