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癇是一種短暫性腦神經異常放電引起人體機能出現異常的一種疾病，該疾病目前已然波及全球5 000萬余人，人們通常使用藥物控制發作，盡管引入了各種新型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仍有約1/3的患者無法通過ASMs正規治療得到有效控制，進而發展為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resistant epilepsy，DRE），持續的癲癇發作會對患者的身體、心理、家庭以及社會造成嚴重的負擔。隨著神經外科對立體定向技術的逐步深入研究，研究發現深部腦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一種廣泛應用于精神和神經疾病的有效治療手段，目前，DBS在治療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同時該技術的可調節性、可逆性及良好的安全性促使人們通過DBS對精神神經系統疾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世界各地已有一定數量的患有不同精神障礙或神經障礙的患者接受DBS治療，其運用于DRE也得到了良好療效，本文就DBS的神經調控機制、相關靶點、副作用及研究現狀作如下概述，以期對DRE的治療提供治療新思路。
引用本文： 付孟, 張錦鳳. 深部腦刺激治療藥物難治性癲癇的研究現狀. 癲癇雜志, 2023, 9(2): 147-150. doi: 10.7507/2096-0247.202210007 復制
癲癇是一種短暫性腦神經異常放電引起人體機能出現異常的一種疾病[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WHO）公布數據可以看到，其患病率達到5%～11.2%，全世界范圍內更是有著不低于5 000萬確診患者，其中20%～30%尚無法利用藥物予以有效干預，是典型的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resistant epilepsy，DRE）[2]。國際抗癲癇聯盟把此類疾病解釋成篩選不低于兩類能夠耐受的干預藥劑，通過充足的給藥和相關療程干預，于病患體內實現目標濃度之后依舊無法較好的控制的癲癇[3]。持續的癲癇發作和長時間不能完全控制的發作會導致患者自身面臨嚴重的生理及心理壓力，同時造成患者家庭生活質量下降和巨大的經濟負擔[4]，此類患者的治療一直是業界難題，與單獨藥物治療相比，如果能準確定位致癇灶或神經網絡，且權衡利弊后，可以考慮手術治療[5-6]。一項Meta分析顯示，67%的頭顱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異常且經手術治療的癲癇患者在1年內無癲癇發作，而MRI正常的癲癇患者手術治療后1年內無癲癇發作的概率為55%。但對于不能從治愈性切除手術中獲益的患者，或手術切除或切斷致癇灶并不是最佳治療方案的，對于這類患者可進行神經調節治療，典型的包括迷走神經刺激術（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以及深部腦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等，后者則主要結合立體的定向方式將目標的靶點和電極聯通，結合神經刺激模塊進行必要的電刺激干預，從而較好的改善對應的核團興奮度，較好的管控該疾病。DB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有學者利用動物模型確定了大腦的功能解剖[7]，隨后，有研究在動物實驗中開發立體定向框架，均為后續的DBS技術提供了重要保證。現如今，DBS已然變成功能神經外科在干預癲癇、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有效管控震顫、調節肌張力，緩解疼痛等常規手術治療方式[8-11]。本文就DBS治療DRE的神經調控機制、治療靶點以及與其關聯的研究現狀等作一概述。
1 DBS的神經調控機制
DBS作為一種有效的抗癲癇療法，其基本原理與運動障礙性疾病的假設相似：在靶結構內存在潛在的細胞興奮或抑制，刺激靶結構可能會中斷癲癇的傳播或提高癲癇發作的閾值。若協調得當，低頻刺激（Low frequency stimulus，LFS）已被證明可以恢復正常的神經元電活動，而高頻刺激（High frequency stimulus，HFS）通常能更有效地干擾同步神經元活動的傳播[11-13]。DBS也能夠結合控制突觸內的神經遞質的產生以及輸送繼而合理的隔絕導致癲癇的有關信息于神經系統內交互[14]。有關分析表明，在大腦系統中存在一特殊環路進行神經系統傳導—Papez環路，此前一些動物研究已經證實該環路在癲癇發作中起到重要作用[15-17]。還有另外一條環路，部分學者在動物模型中發現在運動性癲癇和失神癲癇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皮質-丘腦-皮層環路，有研究對除人類外的其他靈長類動物進行丘腦切開術，發現其可完全阻止癲癇發作，這表明丘腦在癲癇發病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18]，但隨后又有研究發現丘腦和皮層可誘發癲癇，這與既往研究相反，故有人提出，于丘腦以及皮層內的皮質-丘腦-皮層環路于癲癇疾病形成期間有著較好的隔斷效果。現如今，典型的刺激參量即頻率不低于100 Hz，丘腦前核 （Nuclei anteriores thalamus，ANT）的刺激電壓則為1～10 V，頻率≥130 Hz，1 ～ 5 V，刺激海馬和丘腦底核 （Subthalamic nucleus，STN）；HFS在電壓1～10 V下刺激丘腦中央中核 （Centromedian nucleus of thalamus ，CMNT）；小腦低（10 Hz）或高（200 Hz）刺激。
2 DBS治療癲癇的靶點
2.1 丘腦前核
ANT由前腹側核（Anterior ventral nuclei，AV）、前背側核（Anterior dorsal nuclei，AD）、前內側核（Anterior medial nuclei，AM）三個亞核構成，它們處在丘腦前結節的深部，這之中前腹側核規格最大，其次則為前內核以及前背側核[19]。丘腦前核在顳葉和額葉之間存在廣泛的神經投射系統，他們之間建立了Papez環路與海馬系統密切關聯，而海馬已被證實為常規致癇灶之一；此外，于海馬和有關系統等的聯合影響下，丘腦前核產生神經纖維傳導至扣帶回，隨后利用神經系統進一步傳遞到丘腦前核區域，故丘腦前核是目前較受重視的靶點之一[20]。它的假定功能包括參與將內臟和情緒信息傳遞到前額葉，調節機動性，以及作為學習、情景記憶和空間導航不同方面的“擴展海馬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房室亞核的大多數神經元與海馬θ波頻率同步，這與空間認知有關[21]。臨床研究中，半數患者使用ANT-DBS后癲癇發作減少46%～90%[22]，在一項針對顳葉癲癇（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的DBS治療統計中顯示，4例TLE患者在使用ANT-DBS治療后平均下降了75%[23]。Lee等[24]調查了15例DRE患者，他們在ANT中放置了雙側DBS電極，發作頻率顯著降低（70%）。此外，Kerrigan等[25]發布，歷時36個月的隨訪結果顯示，經DBS治療后，80%的患者癲癇發作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明顯降低，且未出現明顯并發癥。Hodaie等[26]通過15個月的訪查分析發現，引入DBS干預之后，該疾病的發作情況減小54%，未見明顯不良反應。Andrade等[27]描述了6例患者中的5例（83%）在平均5年的隨訪期間癲癇發作頻率至少有50%的改善。睡眠中斷和神經精神癥狀被報道為深部鬧刺激在癲癇患者ANT中的電壓依賴性副作用。專家討論指出，在選定手術的藥物難治性癲癇患者之前，通常要進行全面的術前評估。此外，患者個人偏好、依從性、是否有精神疾病史或心因性癲癇對手術的治療效果及后期管理均有重要關聯；ANT-DBS除了癲癇持續狀態外，無明顯禁忌癥，但需注意的是，在患有精神疾病史、精神性癲癇發作和核磁禁忌癥的患者需要特殊主要特殊注意；因此，歐洲專家對抗藥性癲癇患者ANT-DBS治療的意見（Delphi共識）小組成員一致認為，ANT-DBS療法有可能顯著降低耐藥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和嚴重程度—通常實現與SANTE試驗相似的成功率[28-29]。
2.2 丘腦中央中核
CMNT處在丘腦內的1/3位置，于背內側后端的腹外側以及腹后核內上端，它的內側以及Pf彼此交互[21]。CMNT刺激用于廣泛性癲癇和Lennox-Gastaut綜合征[30]。一項針對兒童難治性癲癇深部腦刺激的研究顯示，在40例接受DBS治療癲癇患兒中18例置于雙側或單側CMNT電極，其余分別置于丘腦前核、海馬、丘腦下丘腦核等，40例患者中有5例（12.5%）達到了國際癲癇聯盟I級（即無癲癇發作）結局，34例（85%）通過DBS刺激癲癇發作減少[31]。
2.3 丘腦底核
STN又被稱為路易氏體（Luys體），其主要為大小不一的高度集聚的多極細胞等組成，存在分支狀的突起，多呈圓形、錐形、三角形或梭體形，，是丘腦底部中最重要的核團。STN是基底神經節的組成部分，在控制運動和邊緣聯想功能方面起著關鍵作用。DBS調節STN可改善PD和強迫癥（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的癥狀，最近也應用于難治性癲癇的治療中[32]。
2.4 海馬
海馬 （Hippocampus，HIP）結構是人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承擔著儲存記憶、處置信息內容、內臟活動和情緒調節等多種生理功能活動，近年研究證實阿爾茨海默病、TLE、抑郁癥等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與海馬形態學變化密切相關[33]，而對海馬體進行刺激可能對局灶性和廣泛性癲癇均有明顯效果[34]。Velasco等[35]引入了DBS方案對10例顳葉難治型病患開展了海馬刺激干預，術后7例顱內棘波顯著下降，癲癇疾病得到了很好的管控，之后的有關探究指出，3例開展了慢性海馬刺激的病患的癲癇性活動降低顯著，此外不存在不良反應情況。
2.5 伏隔核
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 紋狀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是伏隔核，其功能為支配動機和情緒過程、邊緣-運動界面。近年來的實驗和臨床數據表明，NAc殼（NAcs）參與了DRE的生成和癲癇發生。因此，有研究總結了從實驗室到臨床有關NAcs及其在癲癇中的潛在作用的現有文獻并匯總指出：在DRE患者中，NAcs與殘體之間的連接異常、NAc神經元的變性和神經活性物質的異常分布已被報道。這些變化可能是NAcs參與DRE的病理生理機制。此外，NAcs的改變也可能與DRE患者的神經精神障礙有關。這些觀察性研究表明NAcs的多重特性以及邊緣系統和DRE與神經精神障礙之間的復雜關系。NAcs可作為DBS和立體定向損傷治療DRE的潛在靶點。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闡明NAcs在癲癇中的作用[36]。
2.6 尾狀核
尾狀核（Caudate nucleus，CN）通路包含了新皮層等多個部分構成。有研究指出，就CN頭部背側以及腹部位置開展短高頻刺激，能夠有效的提升顱內放電水平。相反，同等時長情況下，開展低頻干預不僅僅會促使癲癇灶內短暫癲癇波的頻率降低，此外也能夠有效的隔絕源自于顳葉皮層層癇性放電問題。如果給予單側的低頻刺激，不單單會對同側反映出灶性放電活動抑制，另外就對側也能夠實現一樣的功效，其指出此類表征或許是CN頭部的激活使皮層神經元超極化引起的，所以從理論層面上講，刺激尾狀核可以有效控制癇性發作[37-39]。
2.7 小腦
小腦（cerebellum）是一個傳統意義上與癲癇關聯較小的腦部區域，但一些證據表明小腦在癲癇發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以小腦為主要靶點，首次發表了關于抗癲癇作用的相關研究，結果存在爭議[40]。近期，Streng等[40]使用更有針對性的閉環光遺傳學方法，大大提高了小腦控制癲癇的療效，同時也更新了小腦作為治療和干預癲癇發作的可能靶點的潛力。
3 DBS的副作用及并發癥
隨著DBS技術不斷應用于臨床，由于植入硬件，一些相應的副作用或并發癥也隨之出現，這可能導致輕微和嚴重的不良事件，可能需要移除硬件和/或損害患者的最大治療效益。在一項針對DBS術后并發癥的Meta分析中，最常見的并發癥是與硬件相關的感染（5.12%），其次是鉛遷移（1.60%）、鉛或植入物其他部分的骨折或失敗（分別為1.46%、0.73%）、阻抗體積描述器（Impedance plethysmograph graph，IPG）故障（1.06%）和無感染的皮膚侵蝕（0.48%）。DBS的新適應癥，包括妥瑞氏綜合征、叢集性頭痛和難治性部分癲癇，比PD等已明確的適應癥有著較高的硬件類似感染可能性，肌張力受影響病患存在鉛開裂以及無效的概率最大，最后，難治性部分癲癇患者在植入部位疼痛率最高（16.55%）。盡管ANT-DBS相關的精神疾病的副作用在數量上是適度的，并且通過重新編程刺激參數在臨床上是可以控制的，但如果不加以治療，這些副作用很可能會危及ANT-DBS治療的整體成功[41]。
4 小結與展望
DBS歷史悠久，但應用于藥物難治性癲癇方面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深部腦刺激技術治療全面性癲癇患者效果較好，治療局灶性癲癇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對于不同分型和不同起源的癲癇患者，選擇治療靶點不盡相同，刺激參數的高低，刺激頻率、刺激模式的選擇都需要探究，且在治療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相應都不良反應或副作用，故DBS技術為難治性癲癇患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治療方向，而需要普及使用，仍需進行有關的深入探究活動。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癲癇是一種短暫性腦神經異常放電引起人體機能出現異常的一種疾病[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WHO）公布數據可以看到，其患病率達到5%～11.2%，全世界范圍內更是有著不低于5 000萬確診患者，其中20%～30%尚無法利用藥物予以有效干預，是典型的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resistant epilepsy，DRE）[2]。國際抗癲癇聯盟把此類疾病解釋成篩選不低于兩類能夠耐受的干預藥劑，通過充足的給藥和相關療程干預，于病患體內實現目標濃度之后依舊無法較好的控制的癲癇[3]。持續的癲癇發作和長時間不能完全控制的發作會導致患者自身面臨嚴重的生理及心理壓力，同時造成患者家庭生活質量下降和巨大的經濟負擔[4]，此類患者的治療一直是業界難題，與單獨藥物治療相比，如果能準確定位致癇灶或神經網絡，且權衡利弊后，可以考慮手術治療[5-6]。一項Meta分析顯示，67%的頭顱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異常且經手術治療的癲癇患者在1年內無癲癇發作，而MRI正常的癲癇患者手術治療后1年內無癲癇發作的概率為55%。但對于不能從治愈性切除手術中獲益的患者，或手術切除或切斷致癇灶并不是最佳治療方案的，對于這類患者可進行神經調節治療，典型的包括迷走神經刺激術（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以及深部腦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等，后者則主要結合立體的定向方式將目標的靶點和電極聯通，結合神經刺激模塊進行必要的電刺激干預，從而較好的改善對應的核團興奮度，較好的管控該疾病。DB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有學者利用動物模型確定了大腦的功能解剖[7]，隨后，有研究在動物實驗中開發立體定向框架，均為后續的DBS技術提供了重要保證。現如今，DBS已然變成功能神經外科在干預癲癇、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有效管控震顫、調節肌張力，緩解疼痛等常規手術治療方式[8-11]。本文就DBS治療DRE的神經調控機制、治療靶點以及與其關聯的研究現狀等作一概述。
1 DBS的神經調控機制
DBS作為一種有效的抗癲癇療法，其基本原理與運動障礙性疾病的假設相似：在靶結構內存在潛在的細胞興奮或抑制，刺激靶結構可能會中斷癲癇的傳播或提高癲癇發作的閾值。若協調得當，低頻刺激（Low frequency stimulus，LFS）已被證明可以恢復正常的神經元電活動，而高頻刺激（High frequency stimulus，HFS）通常能更有效地干擾同步神經元活動的傳播[11-13]。DBS也能夠結合控制突觸內的神經遞質的產生以及輸送繼而合理的隔絕導致癲癇的有關信息于神經系統內交互[14]。有關分析表明，在大腦系統中存在一特殊環路進行神經系統傳導—Papez環路，此前一些動物研究已經證實該環路在癲癇發作中起到重要作用[15-17]。還有另外一條環路，部分學者在動物模型中發現在運動性癲癇和失神癲癇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皮質-丘腦-皮層環路，有研究對除人類外的其他靈長類動物進行丘腦切開術，發現其可完全阻止癲癇發作，這表明丘腦在癲癇發病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18]，但隨后又有研究發現丘腦和皮層可誘發癲癇，這與既往研究相反，故有人提出，于丘腦以及皮層內的皮質-丘腦-皮層環路于癲癇疾病形成期間有著較好的隔斷效果。現如今，典型的刺激參量即頻率不低于100 Hz，丘腦前核 （Nuclei anteriores thalamus，ANT）的刺激電壓則為1～10 V，頻率≥130 Hz，1 ～ 5 V，刺激海馬和丘腦底核 （Subthalamic nucleus，STN）；HFS在電壓1～10 V下刺激丘腦中央中核 （Centromedian nucleus of thalamus ，CMNT）；小腦低（10 Hz）或高（200 Hz）刺激。
2 DBS治療癲癇的靶點
2.1 丘腦前核
ANT由前腹側核（Anterior ventral nuclei，AV）、前背側核（Anterior dorsal nuclei，AD）、前內側核（Anterior medial nuclei，AM）三個亞核構成，它們處在丘腦前結節的深部，這之中前腹側核規格最大，其次則為前內核以及前背側核[19]。丘腦前核在顳葉和額葉之間存在廣泛的神經投射系統，他們之間建立了Papez環路與海馬系統密切關聯，而海馬已被證實為常規致癇灶之一；此外，于海馬和有關系統等的聯合影響下，丘腦前核產生神經纖維傳導至扣帶回，隨后利用神經系統進一步傳遞到丘腦前核區域，故丘腦前核是目前較受重視的靶點之一[20]。它的假定功能包括參與將內臟和情緒信息傳遞到前額葉，調節機動性，以及作為學習、情景記憶和空間導航不同方面的“擴展海馬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房室亞核的大多數神經元與海馬θ波頻率同步，這與空間認知有關[21]。臨床研究中，半數患者使用ANT-DBS后癲癇發作減少46%～90%[22]，在一項針對顳葉癲癇（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的DBS治療統計中顯示，4例TLE患者在使用ANT-DBS治療后平均下降了75%[23]。Lee等[24]調查了15例DRE患者，他們在ANT中放置了雙側DBS電極，發作頻率顯著降低（70%）。此外，Kerrigan等[25]發布，歷時36個月的隨訪結果顯示，經DBS治療后，80%的患者癲癇發作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明顯降低，且未出現明顯并發癥。Hodaie等[26]通過15個月的訪查分析發現，引入DBS干預之后，該疾病的發作情況減小54%，未見明顯不良反應。Andrade等[27]描述了6例患者中的5例（83%）在平均5年的隨訪期間癲癇發作頻率至少有50%的改善。睡眠中斷和神經精神癥狀被報道為深部鬧刺激在癲癇患者ANT中的電壓依賴性副作用。專家討論指出，在選定手術的藥物難治性癲癇患者之前，通常要進行全面的術前評估。此外，患者個人偏好、依從性、是否有精神疾病史或心因性癲癇對手術的治療效果及后期管理均有重要關聯；ANT-DBS除了癲癇持續狀態外，無明顯禁忌癥，但需注意的是，在患有精神疾病史、精神性癲癇發作和核磁禁忌癥的患者需要特殊主要特殊注意；因此，歐洲專家對抗藥性癲癇患者ANT-DBS治療的意見（Delphi共識）小組成員一致認為，ANT-DBS療法有可能顯著降低耐藥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和嚴重程度—通常實現與SANTE試驗相似的成功率[28-29]。
2.2 丘腦中央中核
CMNT處在丘腦內的1/3位置，于背內側后端的腹外側以及腹后核內上端，它的內側以及Pf彼此交互[21]。CMNT刺激用于廣泛性癲癇和Lennox-Gastaut綜合征[30]。一項針對兒童難治性癲癇深部腦刺激的研究顯示，在40例接受DBS治療癲癇患兒中18例置于雙側或單側CMNT電極，其余分別置于丘腦前核、海馬、丘腦下丘腦核等，40例患者中有5例（12.5%）達到了國際癲癇聯盟I級（即無癲癇發作）結局，34例（85%）通過DBS刺激癲癇發作減少[31]。
2.3 丘腦底核
STN又被稱為路易氏體（Luys體），其主要為大小不一的高度集聚的多極細胞等組成，存在分支狀的突起，多呈圓形、錐形、三角形或梭體形，，是丘腦底部中最重要的核團。STN是基底神經節的組成部分，在控制運動和邊緣聯想功能方面起著關鍵作用。DBS調節STN可改善PD和強迫癥（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的癥狀，最近也應用于難治性癲癇的治療中[32]。
2.4 海馬
海馬 （Hippocampus，HIP）結構是人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承擔著儲存記憶、處置信息內容、內臟活動和情緒調節等多種生理功能活動，近年研究證實阿爾茨海默病、TLE、抑郁癥等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與海馬形態學變化密切相關[33]，而對海馬體進行刺激可能對局灶性和廣泛性癲癇均有明顯效果[34]。Velasco等[35]引入了DBS方案對10例顳葉難治型病患開展了海馬刺激干預，術后7例顱內棘波顯著下降，癲癇疾病得到了很好的管控，之后的有關探究指出，3例開展了慢性海馬刺激的病患的癲癇性活動降低顯著，此外不存在不良反應情況。
2.5 伏隔核
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 紋狀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是伏隔核，其功能為支配動機和情緒過程、邊緣-運動界面。近年來的實驗和臨床數據表明，NAc殼（NAcs）參與了DRE的生成和癲癇發生。因此，有研究總結了從實驗室到臨床有關NAcs及其在癲癇中的潛在作用的現有文獻并匯總指出：在DRE患者中，NAcs與殘體之間的連接異常、NAc神經元的變性和神經活性物質的異常分布已被報道。這些變化可能是NAcs參與DRE的病理生理機制。此外，NAcs的改變也可能與DRE患者的神經精神障礙有關。這些觀察性研究表明NAcs的多重特性以及邊緣系統和DRE與神經精神障礙之間的復雜關系。NAcs可作為DBS和立體定向損傷治療DRE的潛在靶點。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闡明NAcs在癲癇中的作用[36]。
2.6 尾狀核
尾狀核（Caudate nucleus，CN）通路包含了新皮層等多個部分構成。有研究指出，就CN頭部背側以及腹部位置開展短高頻刺激，能夠有效的提升顱內放電水平。相反，同等時長情況下，開展低頻干預不僅僅會促使癲癇灶內短暫癲癇波的頻率降低，此外也能夠有效的隔絕源自于顳葉皮層層癇性放電問題。如果給予單側的低頻刺激，不單單會對同側反映出灶性放電活動抑制，另外就對側也能夠實現一樣的功效，其指出此類表征或許是CN頭部的激活使皮層神經元超極化引起的，所以從理論層面上講，刺激尾狀核可以有效控制癇性發作[37-39]。
2.7 小腦
小腦（cerebellum）是一個傳統意義上與癲癇關聯較小的腦部區域，但一些證據表明小腦在癲癇發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以小腦為主要靶點，首次發表了關于抗癲癇作用的相關研究，結果存在爭議[40]。近期，Streng等[40]使用更有針對性的閉環光遺傳學方法，大大提高了小腦控制癲癇的療效，同時也更新了小腦作為治療和干預癲癇發作的可能靶點的潛力。
3 DBS的副作用及并發癥
隨著DBS技術不斷應用于臨床，由于植入硬件，一些相應的副作用或并發癥也隨之出現，這可能導致輕微和嚴重的不良事件，可能需要移除硬件和/或損害患者的最大治療效益。在一項針對DBS術后并發癥的Meta分析中，最常見的并發癥是與硬件相關的感染（5.12%），其次是鉛遷移（1.60%）、鉛或植入物其他部分的骨折或失敗（分別為1.46%、0.73%）、阻抗體積描述器（Impedance plethysmograph graph，IPG）故障（1.06%）和無感染的皮膚侵蝕（0.48%）。DBS的新適應癥，包括妥瑞氏綜合征、叢集性頭痛和難治性部分癲癇，比PD等已明確的適應癥有著較高的硬件類似感染可能性，肌張力受影響病患存在鉛開裂以及無效的概率最大，最后，難治性部分癲癇患者在植入部位疼痛率最高（16.55%）。盡管ANT-DBS相關的精神疾病的副作用在數量上是適度的，并且通過重新編程刺激參數在臨床上是可以控制的，但如果不加以治療，這些副作用很可能會危及ANT-DBS治療的整體成功[41]。
4 小結與展望
DBS歷史悠久，但應用于藥物難治性癲癇方面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深部腦刺激技術治療全面性癲癇患者效果較好，治療局灶性癲癇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對于不同分型和不同起源的癲癇患者，選擇治療靶點不盡相同，刺激參數的高低，刺激頻率、刺激模式的選擇都需要探究，且在治療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相應都不良反應或副作用，故DBS技術為難治性癲癇患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治療方向，而需要普及使用，仍需進行有關的深入探究活動。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