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失神癲癇（Childhood absence epilepsy，CAE）是一種常見的兒童癲癇綜合征，既往被視為良性癲癇，預后較好。然而，研究發現 CAE 患兒有認知和行為障礙等方面的表現，影響學習和社會適應能力。患兒的長期預后情況并不樂觀，需引起關注與重視。文章對既往 CAE 認知功能方面的研究作一綜述，討論受損的認知領域，以及主要影響因素，期待早期評估和干預，以提高患兒的生活質量。
引用本文： 孫玉蕾, 王小姍. 兒童失神癲癇的認知功能損害研究進展. 癲癇雜志, 2020, 6(6): 523-527. doi: 10.7507/2096-0247.20200086 復制
兒童失神癲癇（Childhood absence epilepsy, CAE）是一種常見的兒童癲癇綜合征，多見于 4～10 歲兒童，以短暫的意識缺失與 3～4 Hz 的棘慢波（Spike-and-wave discharges，SWDs）放電為特征，長期以來被視為良性癲癇，大多數患兒經過積極地治療能夠獲得較好的預后[1]。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頻繁的發作對兒童的認知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損害[2]，長期隨訪研究發現 CAE 患兒即使治愈后在相關認知功能評估方面仍低于正常兒童[3]。認知功能是指人腦接受外界信息，進行加工整合，進而獲取知識并運用的能力，它包括記憶力、語言功能、視空間、執行力、計算力、注意力和理解力等，其中一項或幾項功能受損可視為認知功能受到損害。在 CAE 發作時，短暫的意識缺損可能不僅僅是一過性的大腦功能異常，也潛在地損傷了大腦部分結構，對大腦功能造成了慢性、長期的損害，影響了認知功能。文章將對 CAE 的認知功能損害研究進行討論分析。
1 認知功能損害及受損領域
既往大量神經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CAE 患兒的認知功能受到損害，與正常對照組相比，患兒組的平均智商低于對照組的兒童，但總體上處于正常范圍[4]。患兒在視空間、注意力、語言記憶、執行功能和運動功能等認知方面表現較對照組更差，其中注意力缺陷，執行能力較差最為常見[4]。甚至有研究顯示，CAE 患兒在社會適應與行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礙，情感和社會認知受損，學習成績和學業表現不佳，存在長期的不良預后[5]。除此之外，CAE 患兒與其他癲癇類型的患兒比較，認知行為表現也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失神癲癇對認知功能的損害更為突出，如：與全面性強直陣攣發作的患兒相比，CAE 患兒在精細運動流暢性任務中的表現更差[6]。綜上，CAE 患兒的大腦部分功能可能受損，損害了正常的認知功能，患兒會有一定程度的智商下降，但一般都在正常范圍內，表現為智能明顯減退的并不多見，大多患兒出現較多的是注意力、執行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障礙。
2 認知功能損害與大腦功能的關系
大腦是調節人體功能的器官，也是意識、精神、語言、學習、記憶和智能等高級神經活動的物質基礎。腦中相關結構互相連接、聯系，構成了一個網絡系統，該系統調控著人體的正常認知，使之對周圍事物及自身有意識、覺醒和反應等[7]。該系統由大多數皮層及皮層下區域組成，包括內側額葉、前后扣帶回、中央頂葉、外側額葉、眶額葉、外側顳頂葉連接區域和丘腦等[8]。神經功能影像學研究從實際病灶定位與結構異常的層面證實了 CAE 患兒大腦認知功能受損，其中大多數文獻結果表明額葉與正常的認知行為能力關系較大，額葉區域的信號異常或結構異常通常表現為智商、注意力、信息決策，行為執行等能力的缺陷[9]。完整的額葉結構對于執行能力的成功施行尤為重要，尤其是前額葉皮層，其背外側、腹外側和額極等分區能夠發揮相關的特定功能[10]。除額葉外，其他腦區結構也參與認知功能的正常調控。如：辨別詞匯類別的流暢性可能與顳葉區域有關[11]；基底神經節-丘腦皮質回路（Basal ganglia-thalamocortical，BGT）輔助復雜高級認知過程的正常進行[12]；枕葉皮層在間歇期同步性活動降低和失神發作模型中視覺皮層神經元的發作期同步放電缺失有關[13]。這些發現證明癲癇相關的認知損害與大腦網絡系統有關，某一認知領域受損可能提示大腦網絡系統中相關腦區的功能異常，而額葉是腦區認知功能調控系統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3 影響認知功能的主要因素
CAE 等兒童癲癇綜合征認知功能的影響因素廣泛，既往研究表明影響認知功能的因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14, 15]，可能的因素包括病因學、發作頻率、癲癇的持續時間、癲癇的類型、發病年齡、癲癇發作、抗癲癇藥物（AEDs）不良反應、癲癇樣放電，以及社會心理因素等[14-16]。綜合既往研究將這些影響因素歸類分為癲癇疾病本身因素，癲癇發作相關變量和其他因素等，逐一闡述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系。
3.1 疾病本身因素
3.1.1 病因學
有學者在探究癲癇的類型或發作類型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否有差異時發現，不同的癲癇或發作類型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不一致的。在基線水平，全面性癲癇的患兒較局灶性癲癇的患兒認知得分低，而非驚厥性發作的患兒認知得分比有驚厥發作的患兒得分更低，主要表現在語言、記憶、學習成績等方面[17]。這些差異可能與不同癲癇的發病機制或病因學有關，某些類型的癲癇會導致神經損傷和細胞死亡，而這又會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和行為缺陷[18]。盡管 CAE 發作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但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在失神發作時，丘腦-皮層網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網絡中的一些調節重要功能的結構如額葉，其受到損傷或功能紊亂，會干擾正常的信息處理和表達，導致認知障礙等病理狀態出現[20]。另外，包括 CAE 在內的遺傳性全面性癲癇（Genetic generalized epilepsy，GGE）存在遺傳基因的作用[21]，如：Chowdhury 等[22]發現 GGE 患者及其一級親屬在工作記憶、非語言推理、語言流暢性和注意力測試中表現出相似程度的損傷。
3.1.2 失神發作和癲癇樣放電
失神發作雖為短暫的，但在不被認識和治療的情況下，可累積成嚴重的認知損害并影響日常生活功能[23]。處于癲癇發作期的患兒在學習、智商和自我意識方面的得分低于非癲癇發作期的患兒[24]。在 12、24 個月的隨訪研究中，有癲癇新發作的患兒表現出學習成績下降，但無癲癇復發的患兒在 24 個月的隨訪中學習成績有所改善[25]。這些結果提示，癲癇發作本身干擾了正常的大腦功能，對學習等認知行為能力產生了一定的損害，較長時間的癲癇發作會造成更加嚴重的認知行為障礙[20]。癲癇發作時大腦癲癇樣放電會延長機體對刺激的反應時間，導致短暫的認知缺陷，進而影響行為等[26]。失神發作時患兒處于無意識狀態，數秒至數十秒的棘慢波廣泛持續放電，影響正常的腦區活動，會暫時性地破壞反應力、注意力等[27]。CAE 一天可發作數次到數百次不等，反復失神發作、短暫的認知損傷累積可能會影響長期的預后，造成慢性的認知損害，由一過性的認知功能異常進展為長期的認知功能障礙，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
3.2 癲癇發作相關變量
3.2.1 發病年齡
發病年齡指的是癲癇首次發作的年齡。證據顯示，與成人時期開始的癲癇相比較，癲癇早期發作會增加認知障礙的風險[28]。如，Hermann 等[29]報道，在兒童時期開始有癲癇發作的成人，其智商低于那些較晚出現癲癇發作的成年人。研究表明，發生在兒童早期的癲癇常常與相當高的認知和行為障礙發病率相關[28]。對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是，與年長的兒童相比，年齡較小的兒童大腦功能處于活躍發展中[30]，如語言功能，更易受到持續癲癇發作的影響[31]。年齡較大的兒童可能比年齡較小的兒童有更多的補償性策略[32]，他們在成長發育中經過學習，有了一定的知識儲備與經驗記憶，行為表現等測試能夠保持較好的成績。6～15 歲階段是兒童注意力迅速發展的時期[33]，而 CAE 的發病年齡段正好在這期間，發病年齡越小，自身神經功能發展越不完善，出現注意力等認知障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有研究發現， 4 歲之前開始發作的失神癲癇患兒，其認知功能受損較年長發作的患兒嚴重，智商較低，整體認知、非語言記憶障礙多見，存在顯著的學習缺陷[34]。相反，Verrotti 等[35]認為從幾個月到 4 歲階段開始的失神發作為早發性單純失神癲癇，是一種獨特的癲癇性精神障礙，患兒具有正常的早期神經發育和正常的智商，且癥狀控制良好。需注意的是 CAE 的發病年齡大多在 4～10 歲[1]，提示 4 歲之前的失神發作可能不屬于典型的CAE[36]。因此，在患兒入組時，4 歲可作為一個年齡節點，4 歲之前的失神發作是否屬于獨特類型，可能需要我們對 CAE 的診斷標準重新構建認識[36]，這需要更大的樣本量去探究早期的發病年齡與認知功能的關系。
3.2.2 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
既往研究常用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度量癲癇的疾病嚴重程度[37]。一般認為疾病嚴重程度與認知功能缺陷相關，即癲癇發作頻率越高，持續時間越長，出現行為、注意力、學習、語言和記憶等方面認知損害的概率越大，并且損害程度可能越大[31]。如動物實驗觀察到約 3 月齡的 WAG/Rij 大鼠，其認知和行為障礙隨癲癇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的增加而加重[38]。然而，也有研究發現疾病的持續時間與認知損傷之間并無明顯的關系[39]，造成這些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為隨訪的時間較短，且認知測評的項目和要求有所偏差[39]。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損害 CAE 患兒認知功能的效應可能混雜了癲癇發作和癲癇樣放電的作用，發作次數頻繁、棘慢波放電長時間持續是癲癇發作的表現形式，實質是發作和放電對大腦神經細胞及結構不斷沖擊與損傷，破壞大腦正常功能。因此，頻繁的癲癇發作可能是認知功能預后不佳的預測因素。
3.2.3 抗癲癇藥物
AEDs 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雙向的，當 AEDs 抑制癲癇樣放電、減少發作頻率時，可以改善認知功能[40]，然而 AEDs 抑制發作的作用機制也會損傷正常的認知功能[41]。在使用 AEDs 治療后，患兒的運動流暢度、記憶力、注意力較基線水平（未用藥時）有明顯提高，認知功能有所改善，AEDs 可能通過中止失神發作來改善認知功能[41, 42]。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 AEDs 通常會損害正常的認知功能，且常作為影響認知功能的混雜因素之一[43]。目前有關 CAE 的藥物治療，其一線用藥為乙琥胺（Ethosuximide，ESM），丙戊酸鈉（Valproic acid，VPA）和拉莫三嗪（Lamotrigine，LTG）[44]。此三種藥物中，ESM 和 VPA 對失神發作的控制更加有效，但 VPA 對注意力等認知領域的損害更常見，且藥物不良反應更大，因此，ESM 成為 CAE 的首選用藥[45]。其他可能用于CAE患兒的 AEDs，像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LEV），托吡酯（Topiramate，TPM），唑尼沙胺（Zonisamide，ZNS）等對認知功能的影響程度不一，結論并不一致[45]。但經大量實驗證實，TPM 是新型 AEDs 中對認知功能損害程度較大的藥物，可損害語言表達功能、工作記憶能力和注意力等[14]。除了藥物的作用機理對認知功能產生的主要損害外，AEDs 過量或接近中毒水平，多種 AEDs 不合理的聯合應用也可能與認知功能障礙有關[46]。CAE 頻發短暫的意識缺失，與認知功能的關系密切，且該年齡段患兒正處于神經功能的發展階段，藥物療效和不良反應的確定性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在臨床中應減少使用對 CAE 患兒認知功能損害較大的藥物（如 TPM 等），避免多種 AEDs 不合理的聯合應用。
3.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其他因素包括社會及家庭環境，精神心理合并癥等也可能影響認知功能。家庭、社會等環境因素對患兒認知行為的影響可能是通過父母對癲癇疾病的了解與配合治療，排除社會周邊的不利干擾，減輕患兒的心理壓力與恐懼，幫助發作癥狀的控制，進而間接減少認知功能的損害。但由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測量評估方法不同，且這些環境因素主觀性強、變異較大，得出的結果差異較大。精神心理合并癥，包括不同嚴重程度的智力殘疾、特殊學習障礙、自閉癥譜系障礙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常見于癲癇兒童和成人患者，且比癲癇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更大[15]。研究發現約 22%～32% 的 CAE 患兒存在精神心理等方面的問題[47]，尤其是注意力缺陷障礙。值得注意的是，CAE 的研究對象一般為典型的失神發作，需排除精神心理等疾病的存在，否則混雜的、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很多，難以區分注意力缺陷等是 CAE 發病的作用還是合并癥影響的結果，結論難以考究。
CAE 的認知功能影響因素眾多，目前仍不確定主要的影響因素具體是哪一個，多種因素綜合產生的效應可能大于某單一因素的影響，癲癇本身因素及發作相關變量發揮的作用可能更大。
4 小結與展望
本綜述總結分析了 CAE 的認知功能受損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得出大體一致的觀點是 CAE 患兒的認知功能受到了損害，然而受損的確切程度難以估計，且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并不高，這可能是因為各個研究設計的方法各不相同，實驗對象的納入標準控制不嚴格，而且使用了多種神經心理學測試，妨礙了研究之間的比較。先前的研究存在如下問題：① 大多數為橫斷面研究，縱向的長期隨訪研究較少；② 神經心理學測試的使用項目及評估標準并不統一；③ 研究對象的納入標準并不嚴格，部分合并其他形式的發作；④ 實驗設計中很難就單一影響因素分析，往往混雜其他因素的干擾。
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認知功能損傷領域與大腦結構定位、功能的相關關系，從行為學和形態學的角度早期定性識別認知障礙，干預不良認知功能的發展。綜合使用神經心理學測試及多模態學影像方法量化認知功能受損程度，制定認知障礙程度分級標準，對有可能會進展為慢性認知損傷的患兒應早期干預治療并長期隨訪。減少家庭和社會中不利的環境因素影響，減輕心理壓力負擔，以改善患兒的預后，提高生活質量。
兒童失神癲癇（Childhood absence epilepsy, CAE）是一種常見的兒童癲癇綜合征，多見于 4～10 歲兒童，以短暫的意識缺失與 3～4 Hz 的棘慢波（Spike-and-wave discharges，SWDs）放電為特征，長期以來被視為良性癲癇，大多數患兒經過積極地治療能夠獲得較好的預后[1]。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頻繁的發作對兒童的認知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損害[2]，長期隨訪研究發現 CAE 患兒即使治愈后在相關認知功能評估方面仍低于正常兒童[3]。認知功能是指人腦接受外界信息，進行加工整合，進而獲取知識并運用的能力，它包括記憶力、語言功能、視空間、執行力、計算力、注意力和理解力等，其中一項或幾項功能受損可視為認知功能受到損害。在 CAE 發作時，短暫的意識缺損可能不僅僅是一過性的大腦功能異常，也潛在地損傷了大腦部分結構，對大腦功能造成了慢性、長期的損害，影響了認知功能。文章將對 CAE 的認知功能損害研究進行討論分析。
1 認知功能損害及受損領域
既往大量神經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CAE 患兒的認知功能受到損害，與正常對照組相比，患兒組的平均智商低于對照組的兒童，但總體上處于正常范圍[4]。患兒在視空間、注意力、語言記憶、執行功能和運動功能等認知方面表現較對照組更差，其中注意力缺陷，執行能力較差最為常見[4]。甚至有研究顯示，CAE 患兒在社會適應與行為能力等方面存在障礙，情感和社會認知受損，學習成績和學業表現不佳，存在長期的不良預后[5]。除此之外，CAE 患兒與其他癲癇類型的患兒比較，認知行為表現也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失神癲癇對認知功能的損害更為突出，如：與全面性強直陣攣發作的患兒相比，CAE 患兒在精細運動流暢性任務中的表現更差[6]。綜上，CAE 患兒的大腦部分功能可能受損，損害了正常的認知功能，患兒會有一定程度的智商下降，但一般都在正常范圍內，表現為智能明顯減退的并不多見，大多患兒出現較多的是注意力、執行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障礙。
2 認知功能損害與大腦功能的關系
大腦是調節人體功能的器官，也是意識、精神、語言、學習、記憶和智能等高級神經活動的物質基礎。腦中相關結構互相連接、聯系，構成了一個網絡系統，該系統調控著人體的正常認知，使之對周圍事物及自身有意識、覺醒和反應等[7]。該系統由大多數皮層及皮層下區域組成，包括內側額葉、前后扣帶回、中央頂葉、外側額葉、眶額葉、外側顳頂葉連接區域和丘腦等[8]。神經功能影像學研究從實際病灶定位與結構異常的層面證實了 CAE 患兒大腦認知功能受損，其中大多數文獻結果表明額葉與正常的認知行為能力關系較大，額葉區域的信號異常或結構異常通常表現為智商、注意力、信息決策，行為執行等能力的缺陷[9]。完整的額葉結構對于執行能力的成功施行尤為重要，尤其是前額葉皮層，其背外側、腹外側和額極等分區能夠發揮相關的特定功能[10]。除額葉外，其他腦區結構也參與認知功能的正常調控。如：辨別詞匯類別的流暢性可能與顳葉區域有關[11]；基底神經節-丘腦皮質回路（Basal ganglia-thalamocortical，BGT）輔助復雜高級認知過程的正常進行[12]；枕葉皮層在間歇期同步性活動降低和失神發作模型中視覺皮層神經元的發作期同步放電缺失有關[13]。這些發現證明癲癇相關的認知損害與大腦網絡系統有關，某一認知領域受損可能提示大腦網絡系統中相關腦區的功能異常，而額葉是腦區認知功能調控系統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3 影響認知功能的主要因素
CAE 等兒童癲癇綜合征認知功能的影響因素廣泛，既往研究表明影響認知功能的因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14, 15]，可能的因素包括病因學、發作頻率、癲癇的持續時間、癲癇的類型、發病年齡、癲癇發作、抗癲癇藥物（AEDs）不良反應、癲癇樣放電，以及社會心理因素等[14-16]。綜合既往研究將這些影響因素歸類分為癲癇疾病本身因素，癲癇發作相關變量和其他因素等，逐一闡述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系。
3.1 疾病本身因素
3.1.1 病因學
有學者在探究癲癇的類型或發作類型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否有差異時發現，不同的癲癇或發作類型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不一致的。在基線水平，全面性癲癇的患兒較局灶性癲癇的患兒認知得分低，而非驚厥性發作的患兒認知得分比有驚厥發作的患兒得分更低，主要表現在語言、記憶、學習成績等方面[17]。這些差異可能與不同癲癇的發病機制或病因學有關，某些類型的癲癇會導致神經損傷和細胞死亡，而這又會導致認知功能障礙和行為缺陷[18]。盡管 CAE 發作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但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在失神發作時，丘腦-皮層網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網絡中的一些調節重要功能的結構如額葉，其受到損傷或功能紊亂，會干擾正常的信息處理和表達，導致認知障礙等病理狀態出現[20]。另外，包括 CAE 在內的遺傳性全面性癲癇（Genetic generalized epilepsy，GGE）存在遺傳基因的作用[21]，如：Chowdhury 等[22]發現 GGE 患者及其一級親屬在工作記憶、非語言推理、語言流暢性和注意力測試中表現出相似程度的損傷。
3.1.2 失神發作和癲癇樣放電
失神發作雖為短暫的，但在不被認識和治療的情況下，可累積成嚴重的認知損害并影響日常生活功能[23]。處于癲癇發作期的患兒在學習、智商和自我意識方面的得分低于非癲癇發作期的患兒[24]。在 12、24 個月的隨訪研究中，有癲癇新發作的患兒表現出學習成績下降，但無癲癇復發的患兒在 24 個月的隨訪中學習成績有所改善[25]。這些結果提示，癲癇發作本身干擾了正常的大腦功能，對學習等認知行為能力產生了一定的損害，較長時間的癲癇發作會造成更加嚴重的認知行為障礙[20]。癲癇發作時大腦癲癇樣放電會延長機體對刺激的反應時間，導致短暫的認知缺陷，進而影響行為等[26]。失神發作時患兒處于無意識狀態，數秒至數十秒的棘慢波廣泛持續放電，影響正常的腦區活動，會暫時性地破壞反應力、注意力等[27]。CAE 一天可發作數次到數百次不等，反復失神發作、短暫的認知損傷累積可能會影響長期的預后，造成慢性的認知損害，由一過性的認知功能異常進展為長期的認知功能障礙，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
3.2 癲癇發作相關變量
3.2.1 發病年齡
發病年齡指的是癲癇首次發作的年齡。證據顯示，與成人時期開始的癲癇相比較，癲癇早期發作會增加認知障礙的風險[28]。如，Hermann 等[29]報道，在兒童時期開始有癲癇發作的成人，其智商低于那些較晚出現癲癇發作的成年人。研究表明，發生在兒童早期的癲癇常常與相當高的認知和行為障礙發病率相關[28]。對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是，與年長的兒童相比，年齡較小的兒童大腦功能處于活躍發展中[30]，如語言功能，更易受到持續癲癇發作的影響[31]。年齡較大的兒童可能比年齡較小的兒童有更多的補償性策略[32]，他們在成長發育中經過學習，有了一定的知識儲備與經驗記憶，行為表現等測試能夠保持較好的成績。6～15 歲階段是兒童注意力迅速發展的時期[33]，而 CAE 的發病年齡段正好在這期間，發病年齡越小，自身神經功能發展越不完善，出現注意力等認知障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有研究發現， 4 歲之前開始發作的失神癲癇患兒，其認知功能受損較年長發作的患兒嚴重，智商較低，整體認知、非語言記憶障礙多見，存在顯著的學習缺陷[34]。相反，Verrotti 等[35]認為從幾個月到 4 歲階段開始的失神發作為早發性單純失神癲癇，是一種獨特的癲癇性精神障礙，患兒具有正常的早期神經發育和正常的智商，且癥狀控制良好。需注意的是 CAE 的發病年齡大多在 4～10 歲[1]，提示 4 歲之前的失神發作可能不屬于典型的CAE[36]。因此，在患兒入組時，4 歲可作為一個年齡節點，4 歲之前的失神發作是否屬于獨特類型，可能需要我們對 CAE 的診斷標準重新構建認識[36]，這需要更大的樣本量去探究早期的發病年齡與認知功能的關系。
3.2.2 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
既往研究常用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度量癲癇的疾病嚴重程度[37]。一般認為疾病嚴重程度與認知功能缺陷相關，即癲癇發作頻率越高，持續時間越長，出現行為、注意力、學習、語言和記憶等方面認知損害的概率越大，并且損害程度可能越大[31]。如動物實驗觀察到約 3 月齡的 WAG/Rij 大鼠，其認知和行為障礙隨癲癇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的增加而加重[38]。然而，也有研究發現疾病的持續時間與認知損傷之間并無明顯的關系[39]，造成這些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為隨訪的時間較短，且認知測評的項目和要求有所偏差[39]。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損害 CAE 患兒認知功能的效應可能混雜了癲癇發作和癲癇樣放電的作用，發作次數頻繁、棘慢波放電長時間持續是癲癇發作的表現形式，實質是發作和放電對大腦神經細胞及結構不斷沖擊與損傷，破壞大腦正常功能。因此，頻繁的癲癇發作可能是認知功能預后不佳的預測因素。
3.2.3 抗癲癇藥物
AEDs 對認知功能的影響是雙向的，當 AEDs 抑制癲癇樣放電、減少發作頻率時，可以改善認知功能[40]，然而 AEDs 抑制發作的作用機制也會損傷正常的認知功能[41]。在使用 AEDs 治療后，患兒的運動流暢度、記憶力、注意力較基線水平（未用藥時）有明顯提高，認知功能有所改善，AEDs 可能通過中止失神發作來改善認知功能[41, 42]。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 AEDs 通常會損害正常的認知功能，且常作為影響認知功能的混雜因素之一[43]。目前有關 CAE 的藥物治療，其一線用藥為乙琥胺（Ethosuximide，ESM），丙戊酸鈉（Valproic acid，VPA）和拉莫三嗪（Lamotrigine，LTG）[44]。此三種藥物中，ESM 和 VPA 對失神發作的控制更加有效，但 VPA 對注意力等認知領域的損害更常見，且藥物不良反應更大，因此，ESM 成為 CAE 的首選用藥[45]。其他可能用于CAE患兒的 AEDs，像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LEV），托吡酯（Topiramate，TPM），唑尼沙胺（Zonisamide，ZNS）等對認知功能的影響程度不一，結論并不一致[45]。但經大量實驗證實，TPM 是新型 AEDs 中對認知功能損害程度較大的藥物，可損害語言表達功能、工作記憶能力和注意力等[14]。除了藥物的作用機理對認知功能產生的主要損害外，AEDs 過量或接近中毒水平，多種 AEDs 不合理的聯合應用也可能與認知功能障礙有關[46]。CAE 頻發短暫的意識缺失，與認知功能的關系密切，且該年齡段患兒正處于神經功能的發展階段，藥物療效和不良反應的確定性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在臨床中應減少使用對 CAE 患兒認知功能損害較大的藥物（如 TPM 等），避免多種 AEDs 不合理的聯合應用。
3.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其他因素包括社會及家庭環境，精神心理合并癥等也可能影響認知功能。家庭、社會等環境因素對患兒認知行為的影響可能是通過父母對癲癇疾病的了解與配合治療，排除社會周邊的不利干擾，減輕患兒的心理壓力與恐懼，幫助發作癥狀的控制，進而間接減少認知功能的損害。但由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測量評估方法不同，且這些環境因素主觀性強、變異較大，得出的結果差異較大。精神心理合并癥，包括不同嚴重程度的智力殘疾、特殊學習障礙、自閉癥譜系障礙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常見于癲癇兒童和成人患者，且比癲癇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更大[15]。研究發現約 22%～32% 的 CAE 患兒存在精神心理等方面的問題[47]，尤其是注意力缺陷障礙。值得注意的是，CAE 的研究對象一般為典型的失神發作，需排除精神心理等疾病的存在，否則混雜的、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很多，難以區分注意力缺陷等是 CAE 發病的作用還是合并癥影響的結果，結論難以考究。
CAE 的認知功能影響因素眾多，目前仍不確定主要的影響因素具體是哪一個，多種因素綜合產生的效應可能大于某單一因素的影響，癲癇本身因素及發作相關變量發揮的作用可能更大。
4 小結與展望
本綜述總結分析了 CAE 的認知功能受損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得出大體一致的觀點是 CAE 患兒的認知功能受到了損害，然而受損的確切程度難以估計，且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并不高，這可能是因為各個研究設計的方法各不相同，實驗對象的納入標準控制不嚴格，而且使用了多種神經心理學測試，妨礙了研究之間的比較。先前的研究存在如下問題：① 大多數為橫斷面研究，縱向的長期隨訪研究較少；② 神經心理學測試的使用項目及評估標準并不統一；③ 研究對象的納入標準并不嚴格，部分合并其他形式的發作；④ 實驗設計中很難就單一影響因素分析，往往混雜其他因素的干擾。
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認知功能損傷領域與大腦結構定位、功能的相關關系，從行為學和形態學的角度早期定性識別認知障礙，干預不良認知功能的發展。綜合使用神經心理學測試及多模態學影像方法量化認知功能受損程度，制定認知障礙程度分級標準，對有可能會進展為慢性認知損傷的患兒應早期干預治療并長期隨訪。減少家庭和社會中不利的環境因素影響，減輕心理壓力負擔，以改善患兒的預后，提高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