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維生素 D（Vitamin D，Vit D）在人類大腦和神經系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已有研究探索了 Vit D 在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發性硬化癥、精神分裂癥、情感障礙、認知衰退和癲癇等方面的作用，同時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也起著神經營養、神經保護、神經傳遞等作用。研究證明，維生素 D 受體（Vitamin D receptor，VDR）普遍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乃至整個大腦、脊髓和周圍神經系統中，故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的作用從 VDR 也得到了證實。Vit D 在神經系統中的廣泛作用提示了其在大腦中可能存在抗驚厥作用，而既往研究證明癲癇患者的 Vit D 水平普遍較低，且生酮飲食可能會進一步導致 Vit D 水平下降，因此，Vit D 的補充對于癲癇患兒以及生酮飲食治療癲癇的療效具有重要意義。
引用本文： 劉麗琴, 廖建湘. 維生素 D 在生酮飲食治療癲癇中的意義. 癲癇雜志, 2020, 6(3): 224-227. doi: 10.7507/2096-0247.20200040 復制
維生素 D（Vitamin D，Vit D）是一種脂溶性維生素，主要有 Vit D2 和 D3 兩種形式，人體中約 80%～90%的 Vit D 由皮膚合成，余下的由消化道吸收[1]。1，25（OH）2D3 是 Vit D 在體內的唯一活性代謝產物，Vit D 的生物學效應是通過與維生素 D 受體（Vitamin D receptor，VDR）結合后發揮作用[2]。VDR 分為核受體和膜受體，1，25（OH）2D3 與核受體結合后，與維甲酸核受體結合形異源二聚體，形成 1，25（OH）2D3-VDR-RXR 復合物，引起相應基因上調或下調，從而發揮生物學效應[3]。由于 VDR 存在于骨骼系統、胰島 β 細胞、甲狀旁腺、大腦、皮膚、前列腺、睪丸、心臟、骨骼肌、乳腺、肝臟、肺、大腸、腎臟、神經系統以及活化了的 T、B 細胞中[4]，所以 Vit D 具有多種功能及組織細胞特異性，Vit D 缺乏除了導致大家熟知的鈣、磷代謝異常、鈣化不良而致佝僂病外，同時也可影響神經、肌肉、免疫、造血等多種組織器官的功能。
1 維生素 D 在神經系統中的作用
體內的 1，25（OH）2D3 由細胞內特異的 VDR 介導從而發揮生理作用。由于 VDR 在腦橋-中腦區域、小腦、丘腦、下丘腦、基底核、海馬、皮質、黑質等和神經精神疾病以及行為學相關的區域都有表達，故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起著重要而廣泛的作用[2]。近年來，動物試驗和臨床證據均表明 Vit D 通過各種機制在神經生長分化、神經營養、神經保護、神經傳遞和神經可塑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5-22]。
2 維生素 D 的抗癲癇作用
基于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的作用，在尋找癲癇替代治療方法的過程中，Vit D 具有很大的潛力。早在 1974 年，Christiansen 等[23]就假設補充 Vit D 可能會提高癲癇患者的鈣和鎂水平，并可能降低癲癇患者神經系統的超興奮性。此后40余年里，學者們在 Vit D 抗驚厥特性的生化和細胞機制方面取得了進展，并有動物試驗相關數據支持 Vit D 對小鼠和大鼠具有抗驚厥作用，但關于 Vit D 在治療人類癲癇中的作用的證據非常有限，需要更大規模的 I 期和 II 期臨床試驗來證實 Vit D 治療癲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探索 Vit D 治療人類癲癇的潛在價值。
在人體中，有關補充 Vit D 對癲癇發作影響的臨床數據很少。1974 年，Christiansen 等[23]采用 Vit D3 治療癲癇患者 23 例，根據補充 Vit D 劑量的不同將受試者分為兩組，通過比較兩組癲癇患者癲癇發作的控制率，從而得出結論：高劑量的 Vit D3 可以顯著減少控制不良癲癇患者的癲癇發作次數。2011 年，András 等[24]進行了一項研究，通過補充 Vit D3，測量并糾正了 13 例難治性癲癇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的不足。評估治療開始前后的癲癇發作次數，發現癲癇發作次數顯著減少，中位數為 40%。該研究還發現，在血清 25（OH）D 水平升高的患者中，癲癇發作減少的比例更高。
和其他神經類固醇一樣，Vit D 被認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發揮作用。研究最多的是其基因組作用。Vit D 抗驚厥作用的基因機制是基于 Vit D 對基因表達的調節能力，這一過程是由核 VDR 介導的。VDR 是一種配體-特殊轉錄因子，它被 Vit D 激活并隨后改變相關基因產物的表達[8，25]。① 通過這種機制，Vit D 降低了某些前列腺素細胞因子的表達，如白細胞介素-1β（IL-1β）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這些細胞因子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增加癲癇發作的易感性。IL-1β 涉及到一種途徑，會導致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的 NR2B 亞基磷酸化（NMDA 受體是一種谷氨酸受體，在癲癇發作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種 NMDA 受體亞基的磷酸化會增加鈣離子流入神經元，并穩定細胞膜上的受體，從而導致神經元的超興奮性，從而導致癲癇發作[26]。IL-1β 還可通過增加谷氨酸（一種興奮性的神經遞質）的釋放概率，并抑制其再吸收，從而引起神經興奮性。此外，IL-1β 可以減少抑制 γ-氨基丁酸（GABA）的通量，進一步促進該細胞因子的促進痙攣的作用[26]。TNF-α 作為一種促痙攣劑，它可以同時啟動對神經元細胞膜的 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AMPA）受體的招募和 GABAA 受體的內吞作用[27，28]。在神經細胞膜上，TNF-α 誘導 AMPA 受體過度表達和 GABAA 受體的表達受抑，會導致興奮性突觸傳遞增加和抑制信號減少，從而增加了癲癇發作的可能性。② Vit D 通過與核受體結合后可以上調神經系統中的幾種神經營養因子的表達，包括神經營養因子-3（Neurotrophin，NT-3）、NT-4、神經生長因子和膠質細胞源性神經營養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以及鈣結合蛋白和抑制一氧化氮合成的酶（鈣結合蛋白已知具有明確的抗癲癇作用，而一氧化氮合成抑制酶也被認為具有神經保護作用）[29，30]。③ 通過核 VDR，Vit D3 也可以增加抗驚厥生長因子 GDNF 和 NT3 的表達。NT3 通過調節 TrkA 和 TrkC 受體來產生抗驚厥作用，這些受體是調節突觸強度的受體[29]。GDNF 的抗驚厥作用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但據推測，與 NT3 類似，它涉及到一些突觸傳導的調節。Vit D3 激活的 VDR 也促進了鈣結合蛋白的表達，這抑制了癲癇發作。通過在突觸前末端結合鈣離子，這些鈣結合蛋白阻止了過多的鈣離子誘導神經遞質釋放，從而預防癲癇活動[30，31]。
Vit D3 抗驚厥作用的非基因組機制為 Vit D3 增加從腸道中吸收鈣的能力可以改變血漿和大腦鈣離子濃度，這可能會降低神經元的興奮性并防止癲癇發作。然而，有證據表明，Vit D3 的抗驚厥作用并不完全歸因于它在改變鈣含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反，更有可能的是，Vit D3 的快速抗驚厥的效果是由于它能在神經元細胞膜上調節鈣離子和氯離子電流。Vit D3 啟動非基因組信號轉導途徑，最終改變 I 型鈣通道和氯離子通道的電導，從而影響神經興奮性和癲癇發作的閾值水平[32，33]。
3 癲癇、抗癲癇藥物及生酮飲食對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3.1 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
Vit D 不足在癲癇患者中非常普遍。車千紅等[34]通過統計 154 例初診癲癇患兒的血清 Vit D3，發現癲癇組的 25（OH）D3 水平較對照組明顯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osun 等[35]通過測定癲癇、腦性癱瘓及腦性癱瘓合并癲癇患兒的骨密度和 Vit D 水平發現：癲癇患兒及腦性癱瘓合并癲癇患兒的鈣及血清 25（OH）D3 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兒童，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Sonmez 等[36]通過對 60 例新診斷的特發性癲癇患者和 101 名健康對照組進行回歸性分析得出：兩組間的鈣、磷、堿性磷酸酶、甲狀旁腺激素的水平無顯著差異，25（OH）D3 水平在患者組顯著低于對照組，且癲癇患者中短日照季節較長日照相季節明顯降低，并具有統計學意義，糾正 Vit D 水平有助于癲癇發作的控制。此外，2014 年 Holló 等[37]進行的動物和人類試驗表明，缺乏 Vit D 可能會加重癲癇發作。以上研究均表明血清 25（OH）D3 缺乏可能與癲癇發作有關，檢測血清 25（OH）D3 水平有可能預測癲癇的發病。
3.2 抗癲癇藥物對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此前的幾項研究表明，服用抗癲癇藥物（AEDs）是癲癇患兒 Vit D 缺乏的危險因素。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有報道表明，使用 AEDs 與骨質受損和骨折風險增加有關[38]。2008 年，Nettekoven 等[39]報道，癲癇患兒服用 AEDs 后 Vit D 缺乏的發生率很高，尤其是聯合應用多種 AEDs 的患兒。一項關于成年癲癇患者 Vit D 狀況的研究表明，與應用非肝酶誘導的 AEDs 的患者相比，應用肝酶誘導的 AEDs（如卡馬西平、苯巴比妥、苯妥英鈉等）的患者 Vit D 缺乏癥發生率更高[40]。另一項對服用 AEDs 的患兒進行的縱向隊列研究顯示，在隨訪期間，患兒體內的 Vit D 水平顯著下降，且持續時間越長，25（OH）D3 水平下降越顯著[41]。Hahn 等[42]報道，應用肝酶誘導劑抗癲癇治療，加速了 Vit D 及其活性代謝物向非活性代謝物的轉化。Pascussi 等[43]報道苯巴比妥通過激活核受體孕烷 X 受體，導致 25-（OH） Vit D3-24-羥化酶（Cyp24）基因表達上調。cyp24 是一種線粒體酶，負責滅活 Vit D 代謝物。因此，服用 AEDs 的患兒更容易出現 Vit D 缺乏癥。
3.3 生酮飲食對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生酮飲食（Ketogenic-diet，KD）是一種治療難治性癲癇的有效方法，通過維持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以及適當蛋白質攝入，從而達到酮癥的結果，可以通過提高癲癇發作閾值從而達到減少癲癇發作的效果[44]。然而，慢性酮癥酸中毒導致機體對骨礦物質緩沖能力的需求增加，并降低了 25（OH）D 到 1，25（OH）2D3 的腎臟轉化，故可造成體內 Vit D 水平降低[45]。Bergqvis 等[46]的研究顯示在隨訪 15 個月的時間中，KD 患者的骨礦物質含量降低。Simm 等[47]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進行 KD 過程中患者骨密度惡化，且可能與 KD 的使用有關。Hahn 等[48]研究了一小部分 KD 患兒的 Vit D 狀況，認為 KD 具有 Vit D 和對骨骼健康的負性影響。他們對 5 例患兒進行了平均 2.5 年的 KD 及 AEDs 的隨訪測試，發現他們普遍缺乏 Vit D，PTH 升高，骨密度也較低。Bergqvist 等[3]曾隨訪了 45 例藥物難治性癲癇的患兒 KD 開始前后及治療期間的血清 Vit D 水平，得出結論：藥物難治性癲癇患兒，其 Vit D 水平很低。在 KD 治療補充 Vit D 的前 3 個月，Vit D 的水平得到改善，水平升高，3 個月后又逐漸減少。但該研究者并未繼續對 Vit D 水平與 KD 治療效果的相關性進行進一步分析。盡管 KD 在難治性癲癇和一系列其他疾病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但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研究探討其對骨骼健康、Vit D 及其他骨代謝相關生化標志物的影響。
4 維生素 D 在生酮飲食治療癲癇中的意義
Vit D 的抗驚厥作用現已得到了來自不同來源證據的支持。部分 AEDs，特別是具有酶誘導劑特性的 AEDs，會降低 Vit D 水平，此外 KD 可能通過各種機制導致 Vit D 水平降低，這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癲癇發作，再加上目前兒童 Vit D 缺乏的現象普遍存在，故對藥物難治性癲癇進行 KD 治療的患者進行常規篩查和補充 Vit D 十分必要。由于 Vit D 缺乏可能與癲癇的發作密切相關，利用血液檢測生物標記物來預測癲癇發病、疾病狀態和對治療的反應等是令人期待的。
維生素 D（Vitamin D，Vit D）是一種脂溶性維生素，主要有 Vit D2 和 D3 兩種形式，人體中約 80%～90%的 Vit D 由皮膚合成，余下的由消化道吸收[1]。1，25（OH）2D3 是 Vit D 在體內的唯一活性代謝產物，Vit D 的生物學效應是通過與維生素 D 受體（Vitamin D receptor，VDR）結合后發揮作用[2]。VDR 分為核受體和膜受體，1，25（OH）2D3 與核受體結合后，與維甲酸核受體結合形異源二聚體，形成 1，25（OH）2D3-VDR-RXR 復合物，引起相應基因上調或下調，從而發揮生物學效應[3]。由于 VDR 存在于骨骼系統、胰島 β 細胞、甲狀旁腺、大腦、皮膚、前列腺、睪丸、心臟、骨骼肌、乳腺、肝臟、肺、大腸、腎臟、神經系統以及活化了的 T、B 細胞中[4]，所以 Vit D 具有多種功能及組織細胞特異性，Vit D 缺乏除了導致大家熟知的鈣、磷代謝異常、鈣化不良而致佝僂病外，同時也可影響神經、肌肉、免疫、造血等多種組織器官的功能。
1 維生素 D 在神經系統中的作用
體內的 1，25（OH）2D3 由細胞內特異的 VDR 介導從而發揮生理作用。由于 VDR 在腦橋-中腦區域、小腦、丘腦、下丘腦、基底核、海馬、皮質、黑質等和神經精神疾病以及行為學相關的區域都有表達，故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起著重要而廣泛的作用[2]。近年來，動物試驗和臨床證據均表明 Vit D 通過各種機制在神經生長分化、神經營養、神經保護、神經傳遞和神經可塑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5-22]。
2 維生素 D 的抗癲癇作用
基于 Vit D 在神經系統中的作用，在尋找癲癇替代治療方法的過程中，Vit D 具有很大的潛力。早在 1974 年，Christiansen 等[23]就假設補充 Vit D 可能會提高癲癇患者的鈣和鎂水平，并可能降低癲癇患者神經系統的超興奮性。此后40余年里，學者們在 Vit D 抗驚厥特性的生化和細胞機制方面取得了進展，并有動物試驗相關數據支持 Vit D 對小鼠和大鼠具有抗驚厥作用，但關于 Vit D 在治療人類癲癇中的作用的證據非常有限，需要更大規模的 I 期和 II 期臨床試驗來證實 Vit D 治療癲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探索 Vit D 治療人類癲癇的潛在價值。
在人體中，有關補充 Vit D 對癲癇發作影響的臨床數據很少。1974 年，Christiansen 等[23]采用 Vit D3 治療癲癇患者 23 例，根據補充 Vit D 劑量的不同將受試者分為兩組，通過比較兩組癲癇患者癲癇發作的控制率，從而得出結論：高劑量的 Vit D3 可以顯著減少控制不良癲癇患者的癲癇發作次數。2011 年，András 等[24]進行了一項研究，通過補充 Vit D3，測量并糾正了 13 例難治性癲癇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的不足。評估治療開始前后的癲癇發作次數，發現癲癇發作次數顯著減少，中位數為 40%。該研究還發現，在血清 25（OH）D 水平升高的患者中，癲癇發作減少的比例更高。
和其他神經類固醇一樣，Vit D 被認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發揮作用。研究最多的是其基因組作用。Vit D 抗驚厥作用的基因機制是基于 Vit D 對基因表達的調節能力，這一過程是由核 VDR 介導的。VDR 是一種配體-特殊轉錄因子，它被 Vit D 激活并隨后改變相關基因產物的表達[8，25]。① 通過這種機制，Vit D 降低了某些前列腺素細胞因子的表達，如白細胞介素-1β（IL-1β）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這些細胞因子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增加癲癇發作的易感性。IL-1β 涉及到一種途徑，會導致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的 NR2B 亞基磷酸化（NMDA 受體是一種谷氨酸受體，在癲癇發作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種 NMDA 受體亞基的磷酸化會增加鈣離子流入神經元，并穩定細胞膜上的受體，從而導致神經元的超興奮性，從而導致癲癇發作[26]。IL-1β 還可通過增加谷氨酸（一種興奮性的神經遞質）的釋放概率，并抑制其再吸收，從而引起神經興奮性。此外，IL-1β 可以減少抑制 γ-氨基丁酸（GABA）的通量，進一步促進該細胞因子的促進痙攣的作用[26]。TNF-α 作為一種促痙攣劑，它可以同時啟動對神經元細胞膜的 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AMPA）受體的招募和 GABAA 受體的內吞作用[27，28]。在神經細胞膜上，TNF-α 誘導 AMPA 受體過度表達和 GABAA 受體的表達受抑，會導致興奮性突觸傳遞增加和抑制信號減少，從而增加了癲癇發作的可能性。② Vit D 通過與核受體結合后可以上調神經系統中的幾種神經營養因子的表達，包括神經營養因子-3（Neurotrophin，NT-3）、NT-4、神經生長因子和膠質細胞源性神經營養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以及鈣結合蛋白和抑制一氧化氮合成的酶（鈣結合蛋白已知具有明確的抗癲癇作用，而一氧化氮合成抑制酶也被認為具有神經保護作用）[29，30]。③ 通過核 VDR，Vit D3 也可以增加抗驚厥生長因子 GDNF 和 NT3 的表達。NT3 通過調節 TrkA 和 TrkC 受體來產生抗驚厥作用，這些受體是調節突觸強度的受體[29]。GDNF 的抗驚厥作用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但據推測，與 NT3 類似，它涉及到一些突觸傳導的調節。Vit D3 激活的 VDR 也促進了鈣結合蛋白的表達，這抑制了癲癇發作。通過在突觸前末端結合鈣離子，這些鈣結合蛋白阻止了過多的鈣離子誘導神經遞質釋放，從而預防癲癇活動[30，31]。
Vit D3 抗驚厥作用的非基因組機制為 Vit D3 增加從腸道中吸收鈣的能力可以改變血漿和大腦鈣離子濃度，這可能會降低神經元的興奮性并防止癲癇發作。然而，有證據表明，Vit D3 的抗驚厥作用并不完全歸因于它在改變鈣含量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反，更有可能的是，Vit D3 的快速抗驚厥的效果是由于它能在神經元細胞膜上調節鈣離子和氯離子電流。Vit D3 啟動非基因組信號轉導途徑，最終改變 I 型鈣通道和氯離子通道的電導，從而影響神經興奮性和癲癇發作的閾值水平[32，33]。
3 癲癇、抗癲癇藥物及生酮飲食對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3.1 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
Vit D 不足在癲癇患者中非常普遍。車千紅等[34]通過統計 154 例初診癲癇患兒的血清 Vit D3，發現癲癇組的 25（OH）D3 水平較對照組明顯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osun 等[35]通過測定癲癇、腦性癱瘓及腦性癱瘓合并癲癇患兒的骨密度和 Vit D 水平發現：癲癇患兒及腦性癱瘓合并癲癇患兒的鈣及血清 25（OH）D3 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兒童，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Sonmez 等[36]通過對 60 例新診斷的特發性癲癇患者和 101 名健康對照組進行回歸性分析得出：兩組間的鈣、磷、堿性磷酸酶、甲狀旁腺激素的水平無顯著差異，25（OH）D3 水平在患者組顯著低于對照組，且癲癇患者中短日照季節較長日照相季節明顯降低，并具有統計學意義，糾正 Vit D 水平有助于癲癇發作的控制。此外，2014 年 Holló 等[37]進行的動物和人類試驗表明，缺乏 Vit D 可能會加重癲癇發作。以上研究均表明血清 25（OH）D3 缺乏可能與癲癇發作有關，檢測血清 25（OH）D3 水平有可能預測癲癇的發病。
3.2 抗癲癇藥物對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此前的幾項研究表明，服用抗癲癇藥物（AEDs）是癲癇患兒 Vit D 缺乏的危險因素。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有報道表明，使用 AEDs 與骨質受損和骨折風險增加有關[38]。2008 年，Nettekoven 等[39]報道，癲癇患兒服用 AEDs 后 Vit D 缺乏的發生率很高，尤其是聯合應用多種 AEDs 的患兒。一項關于成年癲癇患者 Vit D 狀況的研究表明，與應用非肝酶誘導的 AEDs 的患者相比，應用肝酶誘導的 AEDs（如卡馬西平、苯巴比妥、苯妥英鈉等）的患者 Vit D 缺乏癥發生率更高[40]。另一項對服用 AEDs 的患兒進行的縱向隊列研究顯示，在隨訪期間，患兒體內的 Vit D 水平顯著下降，且持續時間越長，25（OH）D3 水平下降越顯著[41]。Hahn 等[42]報道，應用肝酶誘導劑抗癲癇治療，加速了 Vit D 及其活性代謝物向非活性代謝物的轉化。Pascussi 等[43]報道苯巴比妥通過激活核受體孕烷 X 受體，導致 25-（OH） Vit D3-24-羥化酶（Cyp24）基因表達上調。cyp24 是一種線粒體酶，負責滅活 Vit D 代謝物。因此，服用 AEDs 的患兒更容易出現 Vit D 缺乏癥。
3.3 生酮飲食對癲癇患者維生素 D 水平的影響
生酮飲食（Ketogenic-diet，KD）是一種治療難治性癲癇的有效方法，通過維持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以及適當蛋白質攝入，從而達到酮癥的結果，可以通過提高癲癇發作閾值從而達到減少癲癇發作的效果[44]。然而，慢性酮癥酸中毒導致機體對骨礦物質緩沖能力的需求增加，并降低了 25（OH）D 到 1，25（OH）2D3 的腎臟轉化，故可造成體內 Vit D 水平降低[45]。Bergqvis 等[46]的研究顯示在隨訪 15 個月的時間中，KD 患者的骨礦物質含量降低。Simm 等[47]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進行 KD 過程中患者骨密度惡化，且可能與 KD 的使用有關。Hahn 等[48]研究了一小部分 KD 患兒的 Vit D 狀況，認為 KD 具有 Vit D 和對骨骼健康的負性影響。他們對 5 例患兒進行了平均 2.5 年的 KD 及 AEDs 的隨訪測試，發現他們普遍缺乏 Vit D，PTH 升高，骨密度也較低。Bergqvist 等[3]曾隨訪了 45 例藥物難治性癲癇的患兒 KD 開始前后及治療期間的血清 Vit D 水平，得出結論：藥物難治性癲癇患兒，其 Vit D 水平很低。在 KD 治療補充 Vit D 的前 3 個月，Vit D 的水平得到改善，水平升高，3 個月后又逐漸減少。但該研究者并未繼續對 Vit D 水平與 KD 治療效果的相關性進行進一步分析。盡管 KD 在難治性癲癇和一系列其他疾病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但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研究探討其對骨骼健康、Vit D 及其他骨代謝相關生化標志物的影響。
4 維生素 D 在生酮飲食治療癲癇中的意義
Vit D 的抗驚厥作用現已得到了來自不同來源證據的支持。部分 AEDs，特別是具有酶誘導劑特性的 AEDs，會降低 Vit D 水平，此外 KD 可能通過各種機制導致 Vit D 水平降低，這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癲癇發作，再加上目前兒童 Vit D 缺乏的現象普遍存在，故對藥物難治性癲癇進行 KD 治療的患者進行常規篩查和補充 Vit D 十分必要。由于 Vit D 缺乏可能與癲癇的發作密切相關，利用血液檢測生物標記物來預測癲癇發病、疾病狀態和對治療的反應等是令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