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琴, 張琛啟, 孫紅斌. 中國西部地區成人癲癇共患病現狀及影響因素. 癲癇雜志, 2019, 5(4): 268-275.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45 復制
癲癇是腦部神經元異常同步化放電引起的反復發作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癲癇的反復發作、長期藥物治療、病恥感等會對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心理影響。共患病是指患者同時患有非因果關聯的兩種及兩種以上疾病，分別達到各自疾病的診斷標準。癲癇患者常見共患疾病包括神經系統疾病、精神疾病及軀體疾病[1]。埃塞俄比亞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癲癇伴隨精神疾病的發生率為 44%～63%[2]。成年癲癇患者中睡眠障礙的發病率約 36%～74.4%，其中失眠嚴重程度指數≥15，約占 28.9%～51%[3]。Prisnie 等[4]研究表明，癲癇患者比任何一種神經系統疾病（除腦卒中外）更容易共患焦慮、抑郁等情感障礙，其心理健康評分以及健康生活質量也明顯低于其他疾病。
癲癇共患病是近年癲癇領域研究的熱點之一，其中較為常見的是情感障礙與睡眠障礙。目前, 國內 (特別是中國西部地區) 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研究相對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廣泛焦慮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 NDDI-E）、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和 Epworth 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等，對 199 例癲癇患者進行研究，旨在了解中國西部地區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病的發生率及相關影響的獨立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研究對象
采用橫斷面研究方法，對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在四川省人民醫院癲癇中心就診的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進行登記。
1.1.2 入組標準
① 診斷和發作類型分類符合 201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癲癇定義及分類標準；② 所有患者均已開始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③ 年齡 16～80 歲；④ MMSE 評分≥27 分，智力足以理解及完成調查量表；⑤ 已完成常規腦電圖（EEG）或視頻腦電圖（VEEG）、頭顱核磁共振（MRI）檢查；⑥ 患者知情同意，愿意參與本研究。
1.1.3 排除標準
① 合并其他系統嚴重器質性疾病；② 存在認知及語言功能損害；③ 既往 1 年內曾使用抗焦慮、抑郁及除 AEDs 之外的其他鎮靜類藥物；④ 酗酒及藥物濫用者；⑤ 有精神病史者（如雙相情感障礙、精神分裂癥）；⑥ 神經系統進行性變性疾病；⑦ 非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
1.2 方法
1.2.1 癲癇患者的資料收集
采用問卷方式對每例入選的患者進行訪談。訪談前需對研究方法做講解說明，訪談過程中對研究對象有疑問的部分予以解答，完成后由醫師回顧檢查以保障量表完成質量，對所有在初篩階段認為量表肯定或可疑的患者須再次面見訪談，并詳細追問病史，重新填寫問卷，并與首次訪談結果進行對照，符合率≥80%納入，否則排除。對完成訪談患者的數據進行二次錄入。收集以下變量，包括年齡、性別、職業、居住地、吸煙、鼾癥、病因、發作類型、發作頻率、AEDs 種類、近 3 個月發作情況、焦慮、抑郁、睡眠障礙、偏頭痛等。
1.2.2 測評量表及評分標準
① GAD-7 中文版[5]：采用 0～3 分 4 級評分法，0 分為“根本沒有”，1 分為“有些天”，2 分為“超過一半時間”，3 分為“幾乎每一天”。總分范圍為 0～21 分，總分>6 分判別為共病焦慮[6]；② NDDI-E 中文版[7]：采用 1～4 分 4 級評分法，1 分為“從不”，2 分為“很少”，3 分為“有時”，4 分為“總是或經常”。總分范圍為 6～24 分，總分>12 分判別為共病抑郁[8]；③ PSQI：該量表由 Buysse 等于 1989 年編制[9]，該量表是用來評定受試者近 1 個月來睡眠質量情況，量表分為 7 個條目，包括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PSQI 總分>7 分為睡眠障礙，≤7 分為睡眠較差；④ ESS 量表由 Johns 編制，由彭莉莉引進，并證實中文版的 ESS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總分≥10 分被判別為存在白天嗜睡[10]。
1.2.3 偏頭痛的診斷標準
按照國際頭痛協會（IHS）的標準進行診斷并分型，主要包括有先兆的偏頭痛及無先兆偏頭痛[11]。
1.3 統計學方法
所獲原始數據全部輸入計算機, 采用 SPSS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對收集的各項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分類變量的組間比較采用 Pearson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將焦慮、抑郁、睡眠障礙分別設為因變量，采用二分類非條件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究影響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相關危險因素，將單因素分析篩選出的有統計學差異的變量進入回歸分析。以 P 值<0.05 為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學資料及臨床特征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共向 199 例患者發放了調查問卷，收回 199 份，合格 199 份。男 106 例（53.3%），女 93 例（46.7%）。年齡 16～73 歲，平均（35.23±12.70）歲。病程 0.2～47 年，平均（19.44±12.16）年。城市 137 例（68.8%），農村 62 例（31.2%）。患者分別來自四川（105 例）、重慶（32 例）、云南（23 例）、貴州（10 例）、新疆（7 例）、西藏（14 例）、陜西（5 例）、甘肅（3 例）等中國西部 8 個省市。詳見表 1。
表1
199 例癲癇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及臨床特征
Table1.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99 epilepsy patients
199 例患者中 56 例（28.1%）共患焦慮，34 例（17.1%）共患抑郁，66 例（33.2%）共患睡眠障礙，5 例（2.5%）伴發偏頭痛。其中 27 例合并兩種共病（13.6%），主要為焦慮伴睡眠障礙；17 例（8.5%）同時合并三種以上共病，主要為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見圖 1。
圖1
癲癇共病分布圖
Figure1.
Composition of epilepsy comorbidity
2.2 癲癇患者臨床特征與共患病的單因素分析
發作頻率≥1 次/月（χ2=20.24）、近 3 個月有發作（χ2=37.18）、白天嗜睡（χ2=11.27）、抑郁（χ2=19.09）和睡眠障礙（χ2=20.21）是共患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職業（χ2=17.82）、近 3 個月有臨床發作（χ2=9.58）、焦慮（χ2=19.09）、睡眠障礙（χ2=15.13）是抑郁的危險因素（P<0.05）。近 3 個月有發作（χ2=14.77）、白天嗜睡（χ2=10.79）、焦慮（χ2=2021）、抑郁（χ2=15.13）是共患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P<0.05）。
2.3 癲癇患者臨床特征與共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結果表明發作頻率≥1 次/月、局灶性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全面性發作、抑郁和睡眠障礙是患者共患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無業、近 3 個月有發作是導致患者共患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白天嗜睡、焦慮、抑郁是導致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2、3、4。
表2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表3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表4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sleep disorders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2.4 單藥治療的成人癲癇患者的 Logistic回歸分析
本組有 140 例癲癇患者為單藥治療，根據不同 AEDs 種類分組，包括 CBZ、LEV、LTG、TPM、OXC 及 VPA 組。發作頻率≥1 次/月、睡眠障礙、服用 LEV、TPM 是導致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服用 CBZ、LTG、白天嗜睡、焦慮、抑郁是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5、6。
表5
140 例單藥治療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140 patients with epilepsy treated with monotherapy
表6
140 例單藥治療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6.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sleep disorders in 140 patients with epilepsy treated with monotherapy
3 討論
癲癇共患病是目前癲癇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情感、行為和認知因素被認為是健康的基本要素[12]，癲癇的治療不僅局限于對發作的控制，更注重患者身心健康的全面改善。因此，對于癲癇共病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也可為改善癲癇共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及治療提供參考。
成人癲癇患者伴焦慮的患病率約為 11.0%～39.4%，各研究報道患病率差異較大，其結果取決于調查對象、樣本量及采用的診斷評分標準等[13]。Macedo 等研究報道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患病率不盡一致，共患焦慮者 11%～50%，抑郁 20%～60%，睡眠障礙 36%～74.4%，癲癇患者中共病發生率明顯高于普通人群[3, 14-16]。本組資料中 28.1% 患者共患焦慮，17.1% 共患抑郁。Wang HJ 等[17]研究報道中國西部農村地區驚厥性癲癇患者中有 33.4% 共患焦慮，52.6% 共患抑郁。可能由于農村地區偏遠地區經濟和教育水平較低。大量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更容易患焦慮癥和抑郁癥[18]，而本研究調查對象多來自于城市地區，且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故共病發生率相對較低。
一項基于癲癇發作頻率的人口統計學研究發現，發作控制差的患者通常年齡較小，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較大，生活質量也較低[19]。Kimiskidis 等[12, 20]研究同樣發現，頻繁發作是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Kwon 等[21]研究也發現癲癇不能控制、控制不完全的患者比控制較好的患者組共患焦慮、抑郁的發生率更高，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西藏地區一項研究表明，發作頻率>2 次/月的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可能性是發作頻率≤2 次/月患者的 4.8 倍[22]。本研究結果顯示發作頻率≥1 次/月的患者共患焦慮的發生率較高，近 3 個月有臨床發作的患者更易共患抑郁，頻繁的癲癇發作可能會增加患者對下一次可能發作的擔憂。不同發作類型導致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風險可能不同。本研究結果顯示局灶性發作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全面性發作共患焦慮的發生率更高。由于局灶性發作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和全面性發作的患者其臨床發作的形式對生活影響更大，患者對疾病發作存在著強烈的恐懼。可能也與發作本身帶來的痛苦有關，也可能害怕發作被他人發現感到羞恥而擔心，容易共患焦慮癥。多因素分析提示共患抑郁和睡眠障礙是導致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無業是成人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由于中國西部地區農村人口比例相對較高，文化教育普及和受教育程度較沿海發達地區相對落后，對癲癇的認識相對缺乏、社會的歧視[23]，導致患者就業可能性下降，產生較大心理負擔，易伴發焦慮或抑郁障礙。Wang 和 Zis 等[24, 25]研究均顯示未婚、女性患者更易伴發焦慮、抑郁障礙。
多因素分析提示白天嗜睡、合并焦慮、抑郁是導致患者伴發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ereira 等研究認為癲癇患者宏觀和微觀睡眠結構都可能變化，如睡眠延遲增加、睡眠效率降低、快速動眼期睡眠減少、睡眠中斷、白天嗜睡和睡眠質量差[26]。Xu 和 Moser 等[27, 28]研究均發現伴發焦慮和抑郁的癲癇患者較不伴精神障礙者更易出現睡眠障礙。一項基于正常青少年人群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 h/晚）可導致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 8 倍[29]。目前發作類型對癲癇患者睡眠質量影響的各項研究結論不一致，其對睡眠的影響也尚不明確[30]。
在對 140 例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出行分析發現 LEV、TPM 與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明顯相關。Park 等研究表明，癲癇患者停用 LEV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精神病學和行為副作用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ide effects，PBSEs) 所致，約 10%～24% 的患者服用 LEV 后出現了 PBSEs[31, 32]。易怒是 LEV 使用中報道的最為常見的精神和行為不良反應，且其發生率與不同 LEV 劑量相關[33, 34]。據報道，在使用 LEV 的癲癇患者中，約 3% 出現了抑郁、焦慮和情緒傾向等不良反應[35]。Nickel、Carpenter 等的研究表明 TPM 對單相或雙相抑郁癥有效[36, 37]。Hussain MZ 等研究認為盡管目前相關機制不明, TPM 作為情緒穩定劑, 可有效地治療雙相性抑郁癥[38]。2002 年 Mosby 藥物手冊統計 TPM 治療時抑郁的發生率為 13%[39]。Drane 等研究顯示服用 TPM 600 mg/d 的患者抑郁發生率為 17%, 而服用安慰劑的患者為 7%[40]。Claire Dussaule 等[41]研究發現 LEV、TPM、唑尼沙胺（ZSM）等 AEDs 可能會引起負面的精神影響，尤其是抑郁、焦慮或攻擊性。一項回顧性研究在少數患兒中發現奧卡西平（OXC）與攻擊性有關[42]，而另一項研究發現良性兒童癲癇中 OXC 與 PBSEs 無關[43]。大量隨機研究發現苯妥英（PHT）與極低的 PBSEs 發生率相關，顯著低于氯巴占（CLB）、苯巴比妥（PB）和 PRM[42]。Baibing Chen 和 Biton 等[34, 44]研究發現，較低的 PBSEs 發生率與 CBZ、CLB、加巴噴丁（GBP）、LTG、OXC、PHT 和丙戊酸鈉（VPA）相關。
AEDs 對睡眠有影響，其對睡眠結構的影響因藥物而異[45, 46]。Yeru Shen 等[47]研究發現在癲癇患者中使用 PB 和氯硝西泮（CZP）與 EDS 有關。據 Jain 等的報道[45]，PB 對睡眠結構有不利影響，包括睡眠潛伏期、覺醒和 REM 減少。本研究在對 140 例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分析中發現白天嗜睡、共患焦慮或抑郁與癲癇共患睡眠障礙有關，使用 CBZ 和 LTG 是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Jain 等還發現 CBZ 可致 REM 睡眠減少，導致睡眠障礙[45]。Foldvary 等研究表明，LTG 可致慢波睡眠減少、失眠、睡眠障礙[48]。ZSM、TPM、OXC 對睡眠的作用尚不清楚。
此外，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偏頭痛與癲癇之間存在相互聯系及作用，即癲癇患者人群存在較高的偏頭痛患病率 (8%～60.1%)，偏頭痛患者人群存在更高的癲癇患病率 (1%～17%)[49-51]。本組資料顯示癲癇患者共患偏頭痛的發生率約 2.5%，與其他研究相比較低。
綜上，本研究表明在中國西部成人癲癇患者中共患偏頭痛發生率較低，而共患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的發生率較高，且三者互為危險因素。在臨床實踐中不僅需積極控制癲癇發作，對于存在情感障礙和睡眠障礙的患者應早期識別并進行有效心理治療或藥物干預，以降低患者共患病的發生，改善其生活質量及預后。對于癲癇共患情感障礙和睡眠障礙的患者，抗癲癇治療時需謹慎選擇 AEDs。
癲癇是腦部神經元異常同步化放電引起的反復發作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癲癇的反復發作、長期藥物治療、病恥感等會對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心理影響。共患病是指患者同時患有非因果關聯的兩種及兩種以上疾病，分別達到各自疾病的診斷標準。癲癇患者常見共患疾病包括神經系統疾病、精神疾病及軀體疾病[1]。埃塞俄比亞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癲癇伴隨精神疾病的發生率為 44%～63%[2]。成年癲癇患者中睡眠障礙的發病率約 36%～74.4%，其中失眠嚴重程度指數≥15，約占 28.9%～51%[3]。Prisnie 等[4]研究表明，癲癇患者比任何一種神經系統疾病（除腦卒中外）更容易共患焦慮、抑郁等情感障礙，其心理健康評分以及健康生活質量也明顯低于其他疾病。
癲癇共患病是近年癲癇領域研究的熱點之一，其中較為常見的是情感障礙與睡眠障礙。目前, 國內 (特別是中國西部地區) 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研究相對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廣泛焦慮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 NDDI-E）、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和 Epworth 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等，對 199 例癲癇患者進行研究，旨在了解中國西部地區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病的發生率及相關影響的獨立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研究對象
采用橫斷面研究方法，對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在四川省人民醫院癲癇中心就診的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進行登記。
1.1.2 入組標準
① 診斷和發作類型分類符合 201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癲癇定義及分類標準；② 所有患者均已開始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③ 年齡 16～80 歲；④ MMSE 評分≥27 分，智力足以理解及完成調查量表；⑤ 已完成常規腦電圖（EEG）或視頻腦電圖（VEEG）、頭顱核磁共振（MRI）檢查；⑥ 患者知情同意，愿意參與本研究。
1.1.3 排除標準
① 合并其他系統嚴重器質性疾病；② 存在認知及語言功能損害；③ 既往 1 年內曾使用抗焦慮、抑郁及除 AEDs 之外的其他鎮靜類藥物；④ 酗酒及藥物濫用者；⑤ 有精神病史者（如雙相情感障礙、精神分裂癥）；⑥ 神經系統進行性變性疾病；⑦ 非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
1.2 方法
1.2.1 癲癇患者的資料收集
采用問卷方式對每例入選的患者進行訪談。訪談前需對研究方法做講解說明，訪談過程中對研究對象有疑問的部分予以解答，完成后由醫師回顧檢查以保障量表完成質量，對所有在初篩階段認為量表肯定或可疑的患者須再次面見訪談，并詳細追問病史，重新填寫問卷，并與首次訪談結果進行對照，符合率≥80%納入，否則排除。對完成訪談患者的數據進行二次錄入。收集以下變量，包括年齡、性別、職業、居住地、吸煙、鼾癥、病因、發作類型、發作頻率、AEDs 種類、近 3 個月發作情況、焦慮、抑郁、睡眠障礙、偏頭痛等。
1.2.2 測評量表及評分標準
① GAD-7 中文版[5]：采用 0～3 分 4 級評分法，0 分為“根本沒有”，1 分為“有些天”，2 分為“超過一半時間”，3 分為“幾乎每一天”。總分范圍為 0～21 分，總分>6 分判別為共病焦慮[6]；② NDDI-E 中文版[7]：采用 1～4 分 4 級評分法，1 分為“從不”，2 分為“很少”，3 分為“有時”，4 分為“總是或經常”。總分范圍為 6～24 分，總分>12 分判別為共病抑郁[8]；③ PSQI：該量表由 Buysse 等于 1989 年編制[9]，該量表是用來評定受試者近 1 個月來睡眠質量情況，量表分為 7 個條目，包括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PSQI 總分>7 分為睡眠障礙，≤7 分為睡眠較差；④ ESS 量表由 Johns 編制，由彭莉莉引進，并證實中文版的 ESS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總分≥10 分被判別為存在白天嗜睡[10]。
1.2.3 偏頭痛的診斷標準
按照國際頭痛協會（IHS）的標準進行診斷并分型，主要包括有先兆的偏頭痛及無先兆偏頭痛[11]。
1.3 統計學方法
所獲原始數據全部輸入計算機, 采用 SPSS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對收集的各項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分類變量的組間比較采用 Pearson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將焦慮、抑郁、睡眠障礙分別設為因變量，采用二分類非條件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究影響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相關危險因素，將單因素分析篩選出的有統計學差異的變量進入回歸分析。以 P 值<0.05 為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學資料及臨床特征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共向 199 例患者發放了調查問卷，收回 199 份，合格 199 份。男 106 例（53.3%），女 93 例（46.7%）。年齡 16～73 歲，平均（35.23±12.70）歲。病程 0.2～47 年，平均（19.44±12.16）年。城市 137 例（68.8%），農村 62 例（31.2%）。患者分別來自四川（105 例）、重慶（32 例）、云南（23 例）、貴州（10 例）、新疆（7 例）、西藏（14 例）、陜西（5 例）、甘肅（3 例）等中國西部 8 個省市。詳見表 1。
表1
199 例癲癇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及臨床特征
Table1.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99 epilepsy patients
199 例患者中 56 例（28.1%）共患焦慮，34 例（17.1%）共患抑郁，66 例（33.2%）共患睡眠障礙，5 例（2.5%）伴發偏頭痛。其中 27 例合并兩種共病（13.6%），主要為焦慮伴睡眠障礙；17 例（8.5%）同時合并三種以上共病，主要為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見圖 1。
圖1
癲癇共病分布圖
Figure1.
Composition of epilepsy comorbidity
2.2 癲癇患者臨床特征與共患病的單因素分析
發作頻率≥1 次/月（χ2=20.24）、近 3 個月有發作（χ2=37.18）、白天嗜睡（χ2=11.27）、抑郁（χ2=19.09）和睡眠障礙（χ2=20.21）是共患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職業（χ2=17.82）、近 3 個月有臨床發作（χ2=9.58）、焦慮（χ2=19.09）、睡眠障礙（χ2=15.13）是抑郁的危險因素（P<0.05）。近 3 個月有發作（χ2=14.77）、白天嗜睡（χ2=10.79）、焦慮（χ2=2021）、抑郁（χ2=15.13）是共患睡眠障礙的危險因素（P<0.05）。
2.3 癲癇患者臨床特征與共患病的多因素分析
結果表明發作頻率≥1 次/月、局灶性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全面性發作、抑郁和睡眠障礙是患者共患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無業、近 3 個月有發作是導致患者共患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白天嗜睡、焦慮、抑郁是導致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2、3、4。
表2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表3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depression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表4
199 例成人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sleep disorders in 199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2.4 單藥治療的成人癲癇患者的 Logistic回歸分析
本組有 140 例癲癇患者為單藥治療，根據不同 AEDs 種類分組，包括 CBZ、LEV、LTG、TPM、OXC 及 VPA 組。發作頻率≥1 次/月、睡眠障礙、服用 LEV、TPM 是導致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服用 CBZ、LTG、白天嗜睡、焦慮、抑郁是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5、6。
表5
140 例單藥治療癲癇患者共患焦慮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anxiety in 140 patients with epilepsy treated with monotherapy
表6
140 例單藥治療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6.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morbid sleep disorders in 140 patients with epilepsy treated with monotherapy
3 討論
癲癇共患病是目前癲癇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情感、行為和認知因素被認為是健康的基本要素[12]，癲癇的治療不僅局限于對發作的控制，更注重患者身心健康的全面改善。因此，對于癲癇共病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也可為改善癲癇共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及治療提供參考。
成人癲癇患者伴焦慮的患病率約為 11.0%～39.4%，各研究報道患病率差異較大，其結果取決于調查對象、樣本量及采用的診斷評分標準等[13]。Macedo 等研究報道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患病率不盡一致，共患焦慮者 11%～50%，抑郁 20%～60%，睡眠障礙 36%～74.4%，癲癇患者中共病發生率明顯高于普通人群[3, 14-16]。本組資料中 28.1% 患者共患焦慮，17.1% 共患抑郁。Wang HJ 等[17]研究報道中國西部農村地區驚厥性癲癇患者中有 33.4% 共患焦慮，52.6% 共患抑郁。可能由于農村地區偏遠地區經濟和教育水平較低。大量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更容易患焦慮癥和抑郁癥[18]，而本研究調查對象多來自于城市地區，且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故共病發生率相對較低。
一項基于癲癇發作頻率的人口統計學研究發現，發作控制差的患者通常年齡較小，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較大，生活質量也較低[19]。Kimiskidis 等[12, 20]研究同樣發現，頻繁發作是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Kwon 等[21]研究也發現癲癇不能控制、控制不完全的患者比控制較好的患者組共患焦慮、抑郁的發生率更高，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西藏地區一項研究表明，發作頻率>2 次/月的癲癇患者共患抑郁伴焦慮的可能性是發作頻率≤2 次/月患者的 4.8 倍[22]。本研究結果顯示發作頻率≥1 次/月的患者共患焦慮的發生率較高，近 3 個月有臨床發作的患者更易共患抑郁，頻繁的癲癇發作可能會增加患者對下一次可能發作的擔憂。不同發作類型導致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風險可能不同。本研究結果顯示局灶性發作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全面性發作共患焦慮的發生率更高。由于局灶性發作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和全面性發作的患者其臨床發作的形式對生活影響更大，患者對疾病發作存在著強烈的恐懼。可能也與發作本身帶來的痛苦有關，也可能害怕發作被他人發現感到羞恥而擔心，容易共患焦慮癥。多因素分析提示共患抑郁和睡眠障礙是導致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無業是成人癲癇患者共患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由于中國西部地區農村人口比例相對較高，文化教育普及和受教育程度較沿海發達地區相對落后，對癲癇的認識相對缺乏、社會的歧視[23]，導致患者就業可能性下降，產生較大心理負擔，易伴發焦慮或抑郁障礙。Wang 和 Zis 等[24, 25]研究均顯示未婚、女性患者更易伴發焦慮、抑郁障礙。
多因素分析提示白天嗜睡、合并焦慮、抑郁是導致患者伴發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Pereira 等研究認為癲癇患者宏觀和微觀睡眠結構都可能變化，如睡眠延遲增加、睡眠效率降低、快速動眼期睡眠減少、睡眠中斷、白天嗜睡和睡眠質量差[26]。Xu 和 Moser 等[27, 28]研究均發現伴發焦慮和抑郁的癲癇患者較不伴精神障礙者更易出現睡眠障礙。一項基于正常青少年人群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 h/晚）可導致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 8 倍[29]。目前發作類型對癲癇患者睡眠質量影響的各項研究結論不一致，其對睡眠的影響也尚不明確[30]。
在對 140 例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出行分析發現 LEV、TPM 與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明顯相關。Park 等研究表明，癲癇患者停用 LEV 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精神病學和行為副作用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ide effects，PBSEs) 所致，約 10%～24% 的患者服用 LEV 后出現了 PBSEs[31, 32]。易怒是 LEV 使用中報道的最為常見的精神和行為不良反應，且其發生率與不同 LEV 劑量相關[33, 34]。據報道，在使用 LEV 的癲癇患者中，約 3% 出現了抑郁、焦慮和情緒傾向等不良反應[35]。Nickel、Carpenter 等的研究表明 TPM 對單相或雙相抑郁癥有效[36, 37]。Hussain MZ 等研究認為盡管目前相關機制不明, TPM 作為情緒穩定劑, 可有效地治療雙相性抑郁癥[38]。2002 年 Mosby 藥物手冊統計 TPM 治療時抑郁的發生率為 13%[39]。Drane 等研究顯示服用 TPM 600 mg/d 的患者抑郁發生率為 17%, 而服用安慰劑的患者為 7%[40]。Claire Dussaule 等[41]研究發現 LEV、TPM、唑尼沙胺（ZSM）等 AEDs 可能會引起負面的精神影響，尤其是抑郁、焦慮或攻擊性。一項回顧性研究在少數患兒中發現奧卡西平（OXC）與攻擊性有關[42]，而另一項研究發現良性兒童癲癇中 OXC 與 PBSEs 無關[43]。大量隨機研究發現苯妥英（PHT）與極低的 PBSEs 發生率相關，顯著低于氯巴占（CLB）、苯巴比妥（PB）和 PRM[42]。Baibing Chen 和 Biton 等[34, 44]研究發現，較低的 PBSEs 發生率與 CBZ、CLB、加巴噴丁（GBP）、LTG、OXC、PHT 和丙戊酸鈉（VPA）相關。
AEDs 對睡眠有影響，其對睡眠結構的影響因藥物而異[45, 46]。Yeru Shen 等[47]研究發現在癲癇患者中使用 PB 和氯硝西泮（CZP）與 EDS 有關。據 Jain 等的報道[45]，PB 對睡眠結構有不利影響，包括睡眠潛伏期、覺醒和 REM 減少。本研究在對 140 例單藥治療的癲癇患者分析中發現白天嗜睡、共患焦慮或抑郁與癲癇共患睡眠障礙有關，使用 CBZ 和 LTG 是癲癇患者共患睡眠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Jain 等還發現 CBZ 可致 REM 睡眠減少，導致睡眠障礙[45]。Foldvary 等研究表明，LTG 可致慢波睡眠減少、失眠、睡眠障礙[48]。ZSM、TPM、OXC 對睡眠的作用尚不清楚。
此外，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偏頭痛與癲癇之間存在相互聯系及作用，即癲癇患者人群存在較高的偏頭痛患病率 (8%～60.1%)，偏頭痛患者人群存在更高的癲癇患病率 (1%～17%)[49-51]。本組資料顯示癲癇患者共患偏頭痛的發生率約 2.5%，與其他研究相比較低。
綜上，本研究表明在中國西部成人癲癇患者中共患偏頭痛發生率較低，而共患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的發生率較高，且三者互為危險因素。在臨床實踐中不僅需積極控制癲癇發作，對于存在情感障礙和睡眠障礙的患者應早期識別并進行有效心理治療或藥物干預，以降低患者共患病的發生，改善其生活質量及預后。對于癲癇共患情感障礙和睡眠障礙的患者，抗癲癇治療時需謹慎選擇 A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