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方子妍, 吳逢春, 陳樹達, 秦家明, 寧玉萍, 周列民. 維拉帕米對慢性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抗癲癇藥物分布的影響. 癲癇雜志, 2019, 5(3): 165-169.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29 復制
癲癇是神經系統的常見病，目前其治療仍以抗癲癇藥物（AEDs）為主。盡管近二十余年來，先后有十余種新型 AEDs 上市，但臨床上仍有約 1/3 的癲癇患者發作控制不佳，即耐藥性癲癇[1-3]。耐藥性癲癇的治療困難、發作頻繁、致殘率和致死率高，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社會功能影響極大。因此，尋找耐藥性癲癇的治療方法是目前臨床亟待解決的難題，也是近年來耐藥性癲癇研究的關注點。臨床上耐藥性癲癇以 MTLE 尤為多見。
目前，耐藥性癲癇產生的機制具有多種假說，其中涉及藥代動力學理論的機制，即多藥轉運體的異常表達導致癲癇灶 AEDs 濃度降低產生癲癇發作控制效果不佳。近年來，多藥轉運體異常表達在癲癇領域的研究較為熱門，并且在解釋耐藥性癲癇產生機制方面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由于臨床常見的耐藥性癲癇患者一般對多種 AEDs 均產生耐藥現象[4]，并且這些作用機制不盡相同的 AEDs 幾乎都為多藥轉運體的底物[5, 6]。多藥轉運體異常表達始于對腫瘤治療的研究，研究者發現在腫瘤化療藥物的臨床治療中，有些患者幾乎對所有的化療藥物產生耐藥，而多藥轉運體的異常表達在耐藥產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P-糖蛋白是由多藥耐藥基因編碼的多藥轉運體蛋白，其主要功能是作為一種藥物的外排泵，在腦中分布于血腦屏障上，正常情況下對腦起到屏障的保護作用。但在病理情況下（如癲癇），P-糖蛋白表達增多。已有動物及臨床研究證實[7, 8]，耐藥性癲癇患者癲癇灶中 P-糖蛋白過表達，增加其對腦的屏障功能，從而降低其底物—AEDs 進入癲癇灶的量，從而導致癲癇發作控制不佳，最終產生耐藥性癲癇。因此，如何抑制或逆轉 P-糖蛋白過表達導致的耐藥，使足夠的 AEDs 進入腦中癲癇灶，可能是解決此類耐藥性癲癇治療的關鍵。
目前針對 P-糖蛋白拮抗劑的研發多局限于腫瘤領域，如 P-糖蛋白第一代拮抗劑維拉帕米（Verapamil，VPM），以及近年來開發的一些新藥物，以 Tariquidar（TQD，XR9576）為代表。在Ⅲ期臨床試驗中，TQD 被證實能夠提高伴有 P-糖蛋白過表達的腫瘤對一些化療藥物（P-糖蛋白作用底物）的敏感性[9]。在將 P-糖蛋白拮抗劑應用于癲癇治療領域方面，即 P-糖蛋白抑制劑（VPM 及 TQD）聯合 AEDs 使用，能夠增加腦中藥物濃度已經在正常大鼠上得到證實[10, 11]，而在癲癇動物模型上，前期 Brandt 等和 Volk 等[12, 13]研究結果也證實苯巴比妥+TQD 可以顯著地減少耐藥癲癇模型大鼠的癲癇發作頻次，并增加苯巴比妥在模型鼠腦中的濃度，證實了 TQD 對 AEDs 的藥代動力學產生影響。目前尚沒有將第一代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聯合 AEDs 應用于癲癇模型鼠的研究數據。因此，我們的研究擬觀察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能否提高顳葉內側癲癇（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TLE）模型鼠腦中苯妥英鈉（Phenytoin, PHT）濃度，為 P-糖蛋白抑制劑治療癲癇耐藥提供直接藥代動力學證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材料
1.1.1 實驗動物
健康雌性 SPF 級 Sprague-Dawley 大鼠（6～8 周齡，160～180 g），購于廣東省實驗動物研究所（許可證號：SCXK（粵）2008-0002）[14]。
1.1.2 實驗試劑
主要試劑包括氯化鋰、匹羅卡品、東莨菪堿、PHT、VPM、地西泮等，購于 Sigma-Aldrich 公司[14]。
1.1.3 實驗儀器設備及材料
完成微透析實驗所需的微量進樣泵、微量收集器等設備購自于美國 BASi 公司，微透析探針、微透析管路、微透析接頭等材料購自于瑞士 CMA 公司[14]。
1.2 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的構建
1.2.1 構建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的實驗步驟
構建 MTLE 大鼠模型均采用腹腔注射給藥方式[14]。先注射氯化鋰（腹腔注射，127.2 mg/kg，63.6 mg/mL），待 18～24 h 后注射東莨菪堿（1 mg/kg，0.5 mg/mL），之后 30 min，注射匹羅卡品（30 mg/kg，15 mg/mL），當大鼠出現 Racine Ⅳ/Ⅴ發作持續 90 min 注射地西泮注射液（10 mg/kg，5 mg/mL）終止其發作。之后繼續飼養大鼠 8 周，至少 3 次以上出現慢性反復自發性發作的大鼠為成功構建的 MTLE 大鼠模型。
1.2.2 癲癇發作程度的評估標準
構建 MTLE 大鼠模型過程中，大鼠出現癲癇發作的嚴重程度采用 Racine 標準進行分級評估[14, 15]。
1.3 觀察 P-糖蛋白抑制劑對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苯妥英鈉給藥后的藥代動力學改變
1.3.1 活體微透析技術檢測模型大鼠腦中苯妥英鈉濃度
1.3.1.1 坐標位置
活體微透析探針的腦局部定位于前囟后 5.2 mm，左側 5.0 mm，深度為前囟下 7.5 mm（即腹側海馬位置）[10, 14, 16]。
1.3.1.2 活體微透析的腦局部采樣步驟
待探針置入模型大鼠腦組織中穩定 2 h 后，PHT 組（n=6）及 PHT+VPM 組（n=9）分別一次性給予 PHT 及 VPM+PHT（PHT 35 mg/kg 靜脈給藥；另 VPM 10 mg/kg 于 PHT 靜脈給藥前 30 min 腹腔注射，為避免 VPM 靜脈給藥的心臟毒性太大，模型鼠存活低）。分別于給藥后 30、60、120 、180 、240 和 300 min 時間點取血。并收集相應時間段（0～30、30～60、60～120、120～180、180～240 和 240～300 min）的腦微透析液。并于 300 min 時間點立即處死模型鼠，生理鹽水灌注后，取腦（檢驗微透析探針置入位置）、肝、腎組織（檢測肝腎組織中的 PHT 濃度）[14, 17]。
1.3.2 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苯妥英鈉濃度
待測液（血、腦微透析液、肝腎勻漿液）中 PHT 的濃度檢測方法參見前期工作[10]。
1.4 統計學方法
統計軟件采用 SPSS 20.0 進行。實驗結果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數據（包括待測液的藥物濃度、藥物濃度分布比）采用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分析，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PHT 組大鼠狀態良好，完成給藥后 300 min 標本收集；VPM+PHT 組大鼠給藥后狀態不佳，其中 4 只模型鼠于 PHT 給藥后 30 min 內死亡，該組有 5 只模型鼠存活到完成給藥后 300 min 標本收集。
2.1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血中抗癲癇藥物濃度
兩組大鼠模型在給藥 30 min 時間點，AEDs 的濃度為 0～300 min 內 6 個時間點的最高濃度，并呈現出下降趨勢（圖 1）。盡管 VPM+PHT 組血中 AEDs 的濃度略高于 PHT 組，但兩組在 30、60、120、180、240 和 300 min 的 6 個時間點，其外周血中 AEDs 的濃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兩組血中各時間點苯妥英鈉藥物濃度曲線
兩組 6 個時間點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t 6 time points (
2.2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腦微透析液中抗癲癇藥物濃度
兩組大鼠模型在給藥 60 min 時間點，AEDs 的濃度為 0～300 min 內 6 個時間點的最高濃度。PHT 組在 60 min 后一直呈一直下降的趨勢，PHT+VPM 組在 60～180 min 內呈下降趨勢，又于 180 min 開始上升，至 240 min 再次呈下降趨勢（圖 2）。VPM+PHT 組大鼠 30～180 min 腦中藥物濃度略低于 PHT 組，但兩組在 30～300 min 時間點其腦微透析液中藥物濃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2
兩組腦微透析液中各時間點苯妥英鈉濃度曲線
兩組之間 6 個時間點均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t 6 time points (
2.3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腦中抗癲癇藥物的分布情況
兩組模型鼠的腦/血 PHT 時間藥物濃度曲線 AUC 比值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237，P=0.025），即 AEDs 在腦內的分布為 PHT 組（0.21±0.02）高于 VPM+PHT 組（0.11±0.06），見圖 3。
圖3
兩組腦/血的苯妥英鈉時間藥物濃度曲線下面積比值
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2.4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 300 min 后肝腎組織中抗癲癇藥物的分布情況
兩組模型鼠于給藥后 300 min，PHT 在肝中的分布，PHT 組（1.12±0.37），PHT+VPM 組（0.99±0.27），兩組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490，P=0.624），見圖 4。
圖4
兩組肝/血的苯妥英鈉濃度比值
組間 PHT 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兩組模型鼠于給藥后 300 min，PHT 在腎中的分布，PHT 組（0.74±0.16），PHT+VPM 組（0.49±0.26），兩組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872，P=0.103），見圖 5。
圖5
兩組腎/血的苯妥英鈉濃度比值
組間 PHT 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3 討論
PHT 為傳統的 AEDs，主要用于治療部分性癲癇發作，對癲癇治療療效顯著，但由于其藥代動力學的特點，副作用也較明顯。除了具有肝酶誘導作用影響合并用藥外，應用一定劑量后人體的肝代謝（羥化）能力達到飽和，此時即使增加很小劑量，血藥濃度非線性急劇增加，有中毒危險，需要監測血藥濃度。目前的循證醫學證明，新型 AEDs 在療效上與傳統 AEDs 相比并沒有明顯的優勢。因此，如果能夠影響 PHT 的分布，如增加進入癲癇病灶的量，同時減少在肝臟的代謝，在較低血藥濃度的前提下盡可能提高其在腦組織的中分布，則可明顯提高其療效，減少藥物不良反應，或許可為傳統 AEDs 的研發開辟一個新的方向。因此，我們的研究探討了 VPM 對 PHT 治療 MTLE 模型大鼠的影響。
我們前期的研究表明，通過微透析局部探針 VPM 給藥能夠增加 PHT 在腦中的分布[10]。盡管局部給藥可以避免藥物的外周循環的藥物不良反應，但是臨床上對多數患者采用局部給藥并不可行。很多患者可能不止一個癲癇病灶，這也限制了 VPM 的局部給藥途徑的使用。因此，本研究及前期研究均采用系統給藥的方式。前期研究證實予正常大鼠腹腔注射 20 mg/kg 劑量的 VPM 后均于 30 min 內死亡，因此 VPM 10 mg/kg 為篩選后最佳的給藥劑量[17]。在正常大鼠中，VPM 治療能夠輕度增加 PHT 在腦/血血藥濃度的曲線下面積約 7.2%，但相對于傳統 PHT 給藥組，VPM 給藥還會明顯增加 PHT 在肝臟（18.9%）及腎臟（21.9%）的分布[10]。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發現在 MTLE 模型大鼠中，VPM 治療不僅不會增加 AEDs 在腦中的分布，反而相較于傳統 PHT 治療，能夠降低約 47.6% 藥物在腦中的分布。盡管在該研究中，VPM 的給藥劑量是局部給藥劑量 5 mg/kg 的兩倍，但是 PHT 在腦中分布更低或降低，該現象表明 10 mg/kg VPM 腹腔給藥后微透析探針周圍的實際含量比直接 5 mg/kg 局部給藥方式低很多。理論上，系統給高劑量 VPM，腦中的藥物濃度分布更高，同時伴有外周臟器如肝腎組織中藥物的蓄積也相應增加。而在該研究中，9 只予以 VPM 治療的 MTLE 模型大鼠中 4 只在給藥后 30 min 內死亡。推測水合氯醛麻醉狀態的 MTLE 模型大鼠，在固定于立體定位儀后，探針置入 2 h 后給予腹腔注射 10 mg/kg 劑量的 VPM 治療對其毒性太大，并且該藥物毒性作用與 VPM 對心臟的毒性有關。因此，VPM 作為 P-糖蛋白的第一代抑制劑，其外周的心臟毒性而限制了其在 P-糖蛋白抑制方面的使用[18]。給予第一代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作為逆轉過表達 P-糖蛋白的癲癇并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癲癇耐藥的治療方法，盡管其可以增加 AEDs 在正常大鼠腦中的藥物濃度。
鑒于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將進一步更換新一代的 P-糖蛋白抑制劑（如 Tariquidar），或采用繞過 P-糖蛋白外排作用機制的方法（如納米載藥系統），以提高 AEDs 在腦中的分布，為臨床治療耐藥性癲癇提出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法。
癲癇是神經系統的常見病，目前其治療仍以抗癲癇藥物（AEDs）為主。盡管近二十余年來，先后有十余種新型 AEDs 上市，但臨床上仍有約 1/3 的癲癇患者發作控制不佳，即耐藥性癲癇[1-3]。耐藥性癲癇的治療困難、發作頻繁、致殘率和致死率高，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社會功能影響極大。因此，尋找耐藥性癲癇的治療方法是目前臨床亟待解決的難題，也是近年來耐藥性癲癇研究的關注點。臨床上耐藥性癲癇以 MTLE 尤為多見。
目前，耐藥性癲癇產生的機制具有多種假說，其中涉及藥代動力學理論的機制，即多藥轉運體的異常表達導致癲癇灶 AEDs 濃度降低產生癲癇發作控制效果不佳。近年來，多藥轉運體異常表達在癲癇領域的研究較為熱門，并且在解釋耐藥性癲癇產生機制方面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由于臨床常見的耐藥性癲癇患者一般對多種 AEDs 均產生耐藥現象[4]，并且這些作用機制不盡相同的 AEDs 幾乎都為多藥轉運體的底物[5, 6]。多藥轉運體異常表達始于對腫瘤治療的研究，研究者發現在腫瘤化療藥物的臨床治療中，有些患者幾乎對所有的化療藥物產生耐藥，而多藥轉運體的異常表達在耐藥產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P-糖蛋白是由多藥耐藥基因編碼的多藥轉運體蛋白，其主要功能是作為一種藥物的外排泵，在腦中分布于血腦屏障上，正常情況下對腦起到屏障的保護作用。但在病理情況下（如癲癇），P-糖蛋白表達增多。已有動物及臨床研究證實[7, 8]，耐藥性癲癇患者癲癇灶中 P-糖蛋白過表達，增加其對腦的屏障功能，從而降低其底物—AEDs 進入癲癇灶的量，從而導致癲癇發作控制不佳，最終產生耐藥性癲癇。因此，如何抑制或逆轉 P-糖蛋白過表達導致的耐藥，使足夠的 AEDs 進入腦中癲癇灶，可能是解決此類耐藥性癲癇治療的關鍵。
目前針對 P-糖蛋白拮抗劑的研發多局限于腫瘤領域，如 P-糖蛋白第一代拮抗劑維拉帕米（Verapamil，VPM），以及近年來開發的一些新藥物，以 Tariquidar（TQD，XR9576）為代表。在Ⅲ期臨床試驗中，TQD 被證實能夠提高伴有 P-糖蛋白過表達的腫瘤對一些化療藥物（P-糖蛋白作用底物）的敏感性[9]。在將 P-糖蛋白拮抗劑應用于癲癇治療領域方面，即 P-糖蛋白抑制劑（VPM 及 TQD）聯合 AEDs 使用，能夠增加腦中藥物濃度已經在正常大鼠上得到證實[10, 11]，而在癲癇動物模型上，前期 Brandt 等和 Volk 等[12, 13]研究結果也證實苯巴比妥+TQD 可以顯著地減少耐藥癲癇模型大鼠的癲癇發作頻次，并增加苯巴比妥在模型鼠腦中的濃度，證實了 TQD 對 AEDs 的藥代動力學產生影響。目前尚沒有將第一代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聯合 AEDs 應用于癲癇模型鼠的研究數據。因此，我們的研究擬觀察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能否提高顳葉內側癲癇（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TLE）模型鼠腦中苯妥英鈉（Phenytoin, PHT）濃度，為 P-糖蛋白抑制劑治療癲癇耐藥提供直接藥代動力學證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材料
1.1.1 實驗動物
健康雌性 SPF 級 Sprague-Dawley 大鼠（6～8 周齡，160～180 g），購于廣東省實驗動物研究所（許可證號：SCXK（粵）2008-0002）[14]。
1.1.2 實驗試劑
主要試劑包括氯化鋰、匹羅卡品、東莨菪堿、PHT、VPM、地西泮等，購于 Sigma-Aldrich 公司[14]。
1.1.3 實驗儀器設備及材料
完成微透析實驗所需的微量進樣泵、微量收集器等設備購自于美國 BASi 公司，微透析探針、微透析管路、微透析接頭等材料購自于瑞士 CMA 公司[14]。
1.2 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的構建
1.2.1 構建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的實驗步驟
構建 MTLE 大鼠模型均采用腹腔注射給藥方式[14]。先注射氯化鋰（腹腔注射，127.2 mg/kg，63.6 mg/mL），待 18～24 h 后注射東莨菪堿（1 mg/kg，0.5 mg/mL），之后 30 min，注射匹羅卡品（30 mg/kg，15 mg/mL），當大鼠出現 Racine Ⅳ/Ⅴ發作持續 90 min 注射地西泮注射液（10 mg/kg，5 mg/mL）終止其發作。之后繼續飼養大鼠 8 周，至少 3 次以上出現慢性反復自發性發作的大鼠為成功構建的 MTLE 大鼠模型。
1.2.2 癲癇發作程度的評估標準
構建 MTLE 大鼠模型過程中，大鼠出現癲癇發作的嚴重程度采用 Racine 標準進行分級評估[14, 15]。
1.3 觀察 P-糖蛋白抑制劑對顳葉內側癲癇模型大鼠苯妥英鈉給藥后的藥代動力學改變
1.3.1 活體微透析技術檢測模型大鼠腦中苯妥英鈉濃度
1.3.1.1 坐標位置
活體微透析探針的腦局部定位于前囟后 5.2 mm，左側 5.0 mm，深度為前囟下 7.5 mm（即腹側海馬位置）[10, 14, 16]。
1.3.1.2 活體微透析的腦局部采樣步驟
待探針置入模型大鼠腦組織中穩定 2 h 后，PHT 組（n=6）及 PHT+VPM 組（n=9）分別一次性給予 PHT 及 VPM+PHT（PHT 35 mg/kg 靜脈給藥；另 VPM 10 mg/kg 于 PHT 靜脈給藥前 30 min 腹腔注射，為避免 VPM 靜脈給藥的心臟毒性太大，模型鼠存活低）。分別于給藥后 30、60、120 、180 、240 和 300 min 時間點取血。并收集相應時間段（0～30、30～60、60～120、120～180、180～240 和 240～300 min）的腦微透析液。并于 300 min 時間點立即處死模型鼠，生理鹽水灌注后，取腦（檢驗微透析探針置入位置）、肝、腎組織（檢測肝腎組織中的 PHT 濃度）[14, 17]。
1.3.2 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苯妥英鈉濃度
待測液（血、腦微透析液、肝腎勻漿液）中 PHT 的濃度檢測方法參見前期工作[10]。
1.4 統計學方法
統計軟件采用 SPSS 20.0 進行。實驗結果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數據（包括待測液的藥物濃度、藥物濃度分布比）采用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分析，以 P 值<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PHT 組大鼠狀態良好，完成給藥后 300 min 標本收集；VPM+PHT 組大鼠給藥后狀態不佳，其中 4 只模型鼠于 PHT 給藥后 30 min 內死亡，該組有 5 只模型鼠存活到完成給藥后 300 min 標本收集。
2.1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血中抗癲癇藥物濃度
兩組大鼠模型在給藥 30 min 時間點，AEDs 的濃度為 0～300 min 內 6 個時間點的最高濃度，并呈現出下降趨勢（圖 1）。盡管 VPM+PHT 組血中 AEDs 的濃度略高于 PHT 組，但兩組在 30、60、120、180、240 和 300 min 的 6 個時間點，其外周血中 AEDs 的濃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兩組血中各時間點苯妥英鈉藥物濃度曲線
兩組 6 個時間點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t 6 time points (
2.2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腦微透析液中抗癲癇藥物濃度
兩組大鼠模型在給藥 60 min 時間點，AEDs 的濃度為 0～300 min 內 6 個時間點的最高濃度。PHT 組在 60 min 后一直呈一直下降的趨勢，PHT+VPM 組在 60～180 min 內呈下降趨勢，又于 180 min 開始上升，至 240 min 再次呈下降趨勢（圖 2）。VPM+PHT 組大鼠 30～180 min 腦中藥物濃度略低于 PHT 組，但兩組在 30～300 min 時間點其腦微透析液中藥物濃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2
兩組腦微透析液中各時間點苯妥英鈉濃度曲線
兩組之間 6 個時間點均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t 6 time points (
2.3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后腦中抗癲癇藥物的分布情況
兩組模型鼠的腦/血 PHT 時間藥物濃度曲線 AUC 比值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237，P=0.025），即 AEDs 在腦內的分布為 PHT 組（0.21±0.02）高于 VPM+PHT 組（0.11±0.06），見圖 3。
圖3
兩組腦/血的苯妥英鈉時間藥物濃度曲線下面積比值
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2.4 P-糖蛋白抑制劑維拉帕米給藥 300 min 后肝腎組織中抗癲癇藥物的分布情況
兩組模型鼠于給藥后 300 min，PHT 在肝中的分布，PHT 組（1.12±0.37），PHT+VPM 組（0.99±0.27），兩組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490，P=0.624），見圖 4。
圖4
兩組肝/血的苯妥英鈉濃度比值
組間 PHT 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兩組模型鼠于給藥后 300 min，PHT 在腎中的分布，PHT 組（0.74±0.16），PHT+VPM 組（0.49±0.26），兩組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872，P=0.103），見圖 5。
圖5
兩組腎/血的苯妥英鈉濃度比值
組間 PHT 濃度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
3 討論
PHT 為傳統的 AEDs，主要用于治療部分性癲癇發作，對癲癇治療療效顯著，但由于其藥代動力學的特點，副作用也較明顯。除了具有肝酶誘導作用影響合并用藥外，應用一定劑量后人體的肝代謝（羥化）能力達到飽和，此時即使增加很小劑量，血藥濃度非線性急劇增加，有中毒危險，需要監測血藥濃度。目前的循證醫學證明，新型 AEDs 在療效上與傳統 AEDs 相比并沒有明顯的優勢。因此，如果能夠影響 PHT 的分布，如增加進入癲癇病灶的量，同時減少在肝臟的代謝，在較低血藥濃度的前提下盡可能提高其在腦組織的中分布，則可明顯提高其療效，減少藥物不良反應，或許可為傳統 AEDs 的研發開辟一個新的方向。因此，我們的研究探討了 VPM 對 PHT 治療 MTLE 模型大鼠的影響。
我們前期的研究表明，通過微透析局部探針 VPM 給藥能夠增加 PHT 在腦中的分布[10]。盡管局部給藥可以避免藥物的外周循環的藥物不良反應，但是臨床上對多數患者采用局部給藥并不可行。很多患者可能不止一個癲癇病灶，這也限制了 VPM 的局部給藥途徑的使用。因此，本研究及前期研究均采用系統給藥的方式。前期研究證實予正常大鼠腹腔注射 20 mg/kg 劑量的 VPM 后均于 30 min 內死亡，因此 VPM 10 mg/kg 為篩選后最佳的給藥劑量[17]。在正常大鼠中，VPM 治療能夠輕度增加 PHT 在腦/血血藥濃度的曲線下面積約 7.2%，但相對于傳統 PHT 給藥組，VPM 給藥還會明顯增加 PHT 在肝臟（18.9%）及腎臟（21.9%）的分布[10]。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發現在 MTLE 模型大鼠中，VPM 治療不僅不會增加 AEDs 在腦中的分布，反而相較于傳統 PHT 治療，能夠降低約 47.6% 藥物在腦中的分布。盡管在該研究中，VPM 的給藥劑量是局部給藥劑量 5 mg/kg 的兩倍，但是 PHT 在腦中分布更低或降低，該現象表明 10 mg/kg VPM 腹腔給藥后微透析探針周圍的實際含量比直接 5 mg/kg 局部給藥方式低很多。理論上，系統給高劑量 VPM，腦中的藥物濃度分布更高，同時伴有外周臟器如肝腎組織中藥物的蓄積也相應增加。而在該研究中，9 只予以 VPM 治療的 MTLE 模型大鼠中 4 只在給藥后 30 min 內死亡。推測水合氯醛麻醉狀態的 MTLE 模型大鼠，在固定于立體定位儀后，探針置入 2 h 后給予腹腔注射 10 mg/kg 劑量的 VPM 治療對其毒性太大，并且該藥物毒性作用與 VPM 對心臟的毒性有關。因此，VPM 作為 P-糖蛋白的第一代抑制劑，其外周的心臟毒性而限制了其在 P-糖蛋白抑制方面的使用[18]。給予第一代 P-糖蛋白抑制劑 VPM 作為逆轉過表達 P-糖蛋白的癲癇并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癲癇耐藥的治療方法，盡管其可以增加 AEDs 在正常大鼠腦中的藥物濃度。
鑒于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將進一步更換新一代的 P-糖蛋白抑制劑（如 Tariquidar），或采用繞過 P-糖蛋白外排作用機制的方法（如納米載藥系統），以提高 AEDs 在腦中的分布，為臨床治療耐藥性癲癇提出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