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探討了歐洲癲癇外科中心對癲癇患者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的現行實踐方式，旨在統一和建立共同標準。26 個癲癇中心和“E-PILEPSY”（耐藥性癲癇和癲癇手術的歐洲試點網絡）的成員需要通過兩種不同的調查報告其成人和兒童癲癇患者的神經心理學評估狀況。這些中心就神經心理學評估在術前檢查中的地位達成了共識。各個中心在適應證（定位、癲癇功能障礙、藥物不良反應和術后監測）和需要評估的領域（記憶、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視覺空間功能、智力、抑郁、焦慮和生活質量）方面達成了強有力的一致意見。雖然這些歐洲中心使用 186 種不同的測試，但可以總結出能反映中等水平一致性的核心測試組合。各中心在評估語言優勢半球的適應證、方案和模型方面存在差異。幾乎沒有中心公布正在使用中的測試在癲癇患者中應用的臨床有效性證據。調查的參與者認為測試的有效性、評估日常功能和加速遺忘的工具、國家規范和測試共同標準化需要進一步改善。根據目前調查，記錄了各個中心在神經心理學測試的適應證和原則方面所達成的共識。盡管各中心使用的測試種類繁多，但調查表明也許能根據經驗和已發表的證據選擇一組核心測試組合，其目標是將這些發現與目前的系統性文獻綜述的結果相結合，從而推薦一種可用于歐洲癲癇手術中心的核心測試組合。
引用本文： Viola LaraVogt, Antonio delBarrio, PaulBoon, 張穎穎 譯, 高慧 慕潔 審. 歐洲癲癇外科中心神經心理學評估現行標準. 癲癇雜志, 2019, 5(1): 57-69.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11 復制
要點
? 25 個歐洲癲癇中心神經心理評估的基本原則具有很高的可比性
? 評估了關于認知水平的 186 個不同工具，其具有中等一致性
? 僅在少數情況下存在關于使用這些工具的已發表證據
? 在語言優勢半球評估方面的適應癥、方案和使用的測試模型存在高度變異
? 本研究分辨出了一套在不同中心間存在最高重合度的核心測試組
2014 年 1 月，歐盟在衛生計劃項目框架的資助下，建立了由 13 個參考中心和 15 個額外合作伙伴組成的針對耐藥性癲癇和癲癇手術的歐洲試點網絡（
癲癇手術是一種選擇性手術，其最終目標是達到長期癲癇無發作或減少癲癇發作從而改善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此外，成功的癲癇手術旨在保留甚至改善患者的功能、情緒和行為，從而改善他們的社會經濟學機遇和生活質量。在癲癇手術的背景下，神經心理學評估旨在識別癲癇相關的認知障礙及其對病變、活動性癲癇、藥物治療以及神經心理發育框架內的情緒情況（該框架需考慮發病年齡，大腦重塑和補償能力）等的病因學影響。
癲癇手術可能與癲癇患者認知功能下降有關。手術前，高達 80% 的患者在至少一個神經心理學領域方面表現出認知障礙。顳葉切除術（癲癇手術中最常見的手術類型）后，高達 45% 的患者可能會出現記憶力下降。此外，就并發癥而言，癲癇手術可導致術后患者出現新的認知缺陷或不能預料到的嚴重認知功能障礙，如顳葉切除手術后記憶缺失。然而在兒童癲癇患者中，癲癇手術甚至可能會對患兒的術后認知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然而在術后癲癇發作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手術引起的損傷尤其難以接受。因此，某種程度上單獨預測術后缺陷是非常重要的。神經心理學結果的預測因素主要包括術前測試結果，一方面反映切除組織的功能完整性，另一方面保留能夠對耐藥性癲癇患者的評估和預后監測的能力。
癲癇患者除了會存在認知問題之外，成人的抑郁和焦慮等情感問題以及兒童的自閉癥和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在癲癇患者中也很常見。多達 50% 準備進行癲癇外科手術的患者存在情感問題，如認知和行為問題，部分是由于癲癇本身及其治療所導致，部分也可能與癲癇存在相同的潛在病理生理學原因。這些問題經常被忽略，因此針對這些問題仍需要進一步考慮和治療。并且從更深層面上分析，生活質量已被認為是衡量癲癇患者預后的重要指標。
在癲癇手術的背景下，上述參數的評估和評價非常重要。本研究描述了如何在歐洲不同癲癇外科中心實現這一目標。雖然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的神經心理學工作組最近更新了癲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概念和原則，但我們從中很難獲得這些測試具體實施的信息。23 年、11 年和 5 年前的早期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癲癇診所中神經心理學測試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在不同國家中也早已實現廣泛應用。在回顧與癲癇神經心理學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時，我們假設了一個示例性以循證為基礎、問題引導式和模塊化的方法，不僅是描述性的，還將會給癲癇患者及其治療帶來影響。然而，就耐藥性癲癇和癲癇手術的歐洲試點網絡（E-PILEPSY）而言，這種模式需要成為被不止一個國家，而是被不同國家、不同中心都可接受的內容。
在不同國家、不同中心間交流癲癇患者神經心理學特征、手術方式和結果時，需要一套通用語言。也需要一套統一流程。這些程序需要滿足某些方法學標準，例如經過年齡校正常規化、重復測量標準化，以及存在對造成癲癇患者認知障礙因素的敏感性。
E-PILEPSY 項目的一個重要、明確目標是為了統一癲癇手術的最佳實踐方式，并根據現有最佳證據制定指南和建議。鑒于歷史和法律原因以及文化和語言多樣性，建立歐洲標準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首先第一步，需要記錄 E-PILEPSY 相關中心的當前實踐方式；為了獲得這些信息，我們對參與 E-PILEPSY 項目的所有中心進行了調查。第二步，已經啟動并將在隨后發表的文章中體現，是對現有文獻的系統評價，以便明確哪種方式可以最好地服務于癲癇手術中神經心理學的目標。第三步，將進行一系列測試，然后需要對每個相關歐洲國家的重復測量數據進行標準化和規范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開發基于網絡的通用數據庫，該數據庫將提供測試方式、材料和規范的數據。
1 方法
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兩個獨立調查到 E-PILEPSY 網絡的 26 個癲癇手術中心（21 個國家，19 種語言：澳大利亞薩爾斯堡、比利時根特、保加利亞索非亞、薩格勒布克羅地亞、捷克布拉格、芬蘭庫奧皮奧、法國里昂、德國波恩和科克、希臘塞薩洛尼基、匈牙利布達佩斯、意大利米蘭、立陶宛維爾紐斯、荷蘭烏得勒支、挪威奧斯陸、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俄羅斯莫斯科、西班牙馬德里、瑞典哥德堡、瑞士日內瓦、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英國倫敦）。第一項調查主要集中于神經心理測試本身，而且部分與 2008 年的德國研究相似，重點是對癲癇患者的發作間期、術前和術后評估，而非床旁發作期測試。第二項調查涉及到評估優勢大腦半球的語言功能。調查于 2014 年 2 月啟動，在 2015 年 6 月結束。第一項調查包括涉及 29 個神經心理學評估本身的問題。問題是多項選擇題或者自由文本的形式，涵蓋了以下方面：癲癇手術和針對成人和兒童的神經心理學服務的可及性，神經心理服務的實施、組織和能力，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指征，影響靈床決策和咨詢的因素，精神病學評估以及對正在使用測試和問卷的詳細描述，還包括它們用于癲癇患者的已發表證據。
第二項調查即對優勢半球的語言功能評估的研究，于 2014 年 8 月開始，至 2015 年 6 月結束。該調查問卷包括 12 個以最常見方法［頸動脈內阿巴比妥試驗和功能磁共振成像（IAT）］為中心的條目，并包括一個關于何時以及如何評估語言優勢的一般決策過程的問題。
這些調查由 14 位神經心理學家或 11 位神經科醫生完成，由于后者不是該項目的官方參與者，因此由神經心理學家提供信息。我們排除了本中心（波恩），是因為調查中的一個條目需要提供對其他研究的參考，以確保在癲癇患者中應用神經心理學評估工具的準確性。這一決定的原因是，作為該研究的協調人，我們希望避免任何偏倚。本中心使用的許多測試和問卷都是根據我們自己的調查進行開發和/或驗證的。
采用 IBM SPSS 22 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2 結果
我們總共收到了 25 個參考中心的完整問卷，回復率為 96%。
2.1 神經心理學服務
各參與中心的特點如表 1 所示。23 個中心的癲癇手術在其中心內部完成，另外 2 個中心的癲癇患者在術前檢查后被轉診到合作診所進行手術。25 個中心中有 23 個可以提供自己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另外 2 個中心有外部合作機構。不能提供自己的神經心理學評估的 2 個中心則從提供神經心理學服務的合作機構處獲得信息。除 1 個中心外，所有中心都認為神經心理學評估是術前診斷檢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表1
參與中心的特點
盡管有 6 個中心的神經心理學服務僅針對癲癇患者，但大多數中心也為神經病學領域、神經外科學領域和其他患者群體提供服務。92% 的中心提供精神科服務，其中 60% 評估由精神科醫生，4% 完全由心理學家完成，28% 由心理學家和/或精神科醫生完成，4% 由精神科醫生和/或神經科醫生完成。75% 的中心應用評估抑郁，焦慮和其他精神癥狀的標準化問卷（16 個中心）。完整的術前評估所需的平均時間為 4.5 h，范圍為 1.5～10 h。
2.2 神經心理評估
表 2 展示了標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數據。神經心理學評估的適應證包括定位（100%）、術前（100%）和除 1 個中心外的術后（96%）測試、總體認知表現評估（92%）、監測 AEDs 治療（ 68%）、針對 EEG 癇性放電（56%）以及發作期（20%）和發作后（12%）缺陷引起的暫時性認知障礙（Transient cognitive impairments, TCI）的測試。神經心理學測試用于確定手術的恰當性（88%）和手術范圍（36%），優化 AEDs 治療（32%），確定是否需要認知康復（32%）或精神病的治療（24%）等臨床決策。這些答案基于一個開放性問題，因此這些數據可能不夠詳細，而且可能不足以代表實際的頻數分布。這些中心很大程度上認同記憶、語言、注意力和執行功能需要作為手術評估的一部分。并就通過規范化和標準化測試來獲得國家或國際規范數據達成了一致意見。很少有診所使用他們自己未發表的規范數據。
表2
神經心理學評估：誰、為什么、什么、為了什么
76% 的中心能夠提供兒童患者神經心理學評估數據（表 1）。在 18 個有效回答中，大多數中心使用標準化的發育量表對嬰兒和幼兒進行測試（表 3）。在可自身提供手術的 23 個中心中，19 個（83%）中心為患兒提供外科手術，其中 17 個中心對患兒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另外 2 個中心為患兒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1 個中心未在自己中心進行兒科手術，另 1 個中心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并非針對兒童。
表3
標準化工具在兒科患者中的使用
2.3 目前使用哪些測試工具
2.3.1 神經心理學測試和問卷調查
在兒童和成人患者中，共計使用了 186 種不同的測試和程序，各中心之間神經心理的診斷差異相當大。表 4 列出了至少有 3 個中心使用的一些測試。每個方面都可能包括多個答案。兒童和成人的測試被單獨列出。結果表明，發育和智商測試在兒童患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表現測試也是兒童和青少年中的重要測試。表 5 提供了證明選擇此特定測試的證據來源。所列測試的參考資料可在已發布的結論或一些網站看到。
表4
針對兒童和成人患者不同中心使用的測試
表5
語言功能優勢半球的評估方法
7 種不同的量表被用來評估智力，除了 1 個中心外，韋氏量表被應用于所有的兒童和成人患者；在成人中，90% 和/或 15% 的中心使用完整和/或縮減版本。所有（3 個）說德語的中心均使用詞匯測試評估成人患者的晶體智力和教育相關智力。對于兒童，則根據年齡使用學校（60%）或學齡前（33%）的韋氏量表。
各中心使用最多的量表是貝利嬰兒發育量表（33%），另外一些中心使用丹佛發育篩查測試（20%）或者使用文蘭社會適應量表（20%）來評估兒童的適應性行為。這些量表被用于發育診斷。
使用 10 種不同的測試評估患者的非言語記憶能力。其中 Rey-Osterrieth 復雜圖測試（ROCFT）被使用得最多（55%），另外少數幾個中心使用 DCS-R 和本頓視覺保持測驗。
使用 12 種不同的測試評估患者的言語記憶能力。Rey 聽覺言語學習測試（RAVLT，40% 的中心用于成人，20% 的中心用于兒童）被使用得最多，其次韋氏記憶量表（WMS-R）子測試中的邏輯記憶（25%）。而完整的記憶量表很少被使用（韋氏記憶量表和再認記憶測試，RMT）。
沒有超出 2 個以上的中心就兒童記憶評估達成共識。記憶評估最常用的是 DCS-R 和 RAVLT（各 20%）量表。
70% 的中心使用數字廣度測試和 Corsi 積木模板任務測試評估成年患者的短期和工作記憶。數字廣度測試（40%）和 Corsi 積木模板任務測試（27%）在兒童中的應用也相當普遍。
針對患者的注意力評估，超過半數中心使用連線測試（TMT）來評估患者的視覺精神運動速度和任務切換能力。另外少數中心使用字母取消測試 D2（30%）和 TAP（15%）測試來評估患者的注意力。Stroop 范式測試（45%）或威斯康星卡分類測試（WCST，15%）用來評估患者的執行能力。各中心很少就兒童的執行能力評估方面達成一致，僅 27% 的中心使用連線測試。
發育神經心理學評估（NEPSY）的子測試（33%）使用較為廣泛，也被用于評估記憶（2 個中心）、語言（2 個中心）、運動（2 個中心）和視覺空間（1 個中心）能力。
27 種不同的測試用來評估患者的言語功能。大多數中心（75% 中心用于成人，33% 中心用于兒童）使用波士頓命名測試，這是一項詞匯配對測試。盡管這些過時的且依賴于教育程度的測試不足以進行客觀評價，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可供選擇的其他可替代測試。此外，許多中心使用 FAS 測試（針對失語的神經感覺中心綜合測試的子項目）、COWAT（受控口語協會測試）、LPS 和 RWT 測試評估成年患者的語義、音韻流暢性。至于接受性語言功能，AAT 測試中的子測試“令牌測試”被廣泛用來評估患者的語言接受能力，35% 中心將其用于成人，33% 中心用于兒童。
21 種不同的測試用來評估患者的視覺空間能力，幾乎無重復。使用最多的為 ROCFT 中的復制試驗（35%），它也被用作圖形記憶測試。另外 20% 中心使用韋氏智力測驗中的木塊圖案分測驗和線方向判定測驗），15% 的中心使用 Hooper 視覺組織測驗（VOT）、視覺對象和空間感知量表（VOSP）和 Benton 面部識別測試。僅 20% 的中心將視覺-運動整合發展測試（Beery VMI）用于兒童。
18 種不同的測試被用于評估患者的運動能力。各中心就評估成人患者的運動能力上較少達成一致，而兒童的運動能力評估則未達成一致。用于評估成人患者運動能力的測試中，使用較多的為手指叩擊（25%）、Luria 序列（25%）和普渡手小關節測試（15%）。沒有 3 個以上的中心就兒童的運動能力評估達成一致。
癲癇本身或其治療引起的抑郁、焦慮、攻擊性行為和器質性腦綜合征的發病率很高，因此監測癲癇患者的情緒和行為變化是評估和護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針對成人患者，60% 的診所使用 Beck 抑郁量表（BDI 或 BDI-II），其次是漢密爾頓焦慮和抑郁量表（25%）、癥狀自評量表-90（20%）、明尼蘇達多相人格量表（MMPI，20%）和貝克焦慮量表（BAI ，15%）。針對患兒，20% 的中心使用兒童行為檢查表（CBCL）。
癲癇治療的最終目標是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針對成人患者，45% 的中心使用不同版本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OLIE-10、QOLIE-31、QOLIE-89）。3 個中心使用 SF-36 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SF-36），另外 3 個中心則使用其他不同量表。并沒有特定的生活質量問卷用于評價患兒的生活質量。
所使用測試和問卷的規范數據不同，主要產生于已發表的國家（92%）、國際（79%）或本地數據（33%）。一些中心使用當地未公布的規范數據（16%）。總體來說，只有 52% 的中心（n=13）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規范數據的來源（包括兒童和成人）。40%（n=10）的受訪者提供了這些數據有效性的來源。然而，這些來源并不總是特定用于癲癇患者。只有 5 個中心（20%）能夠提供使用這些工具用于癲癇患者的證據支持。另外 5 個中心表示所有測試均以證據為基礎，但沒有引用任何來源。我們詳細評估了測試有效性數據的來源，但僅考慮了至少 3 個中心共同使用測試數據的來源。我們報告了針對成年癲癇患者 38 個有效測試數據的來源。在這些數據來源中，36.8% 來自于手冊、文獻報道數據，55.3% 來源于非限定于癲癇的出版物，7.9% 來源于與癲癇相關的出版物。除了 1 個來源于 WAIS 的參考文獻外，后面的參考文獻均與 QOLIE 目錄有關。關于兒童和青少年患者，共有 12 個整體上或針對癲癇的有效測試數據的來源，其中 58.3% 來源于測試手冊，8.3% 來源于與癲癇無關的出版物，33.3% 來源于與癲癇相關的出版物。
針對哪些評估領域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問題，以下幾點需要說明：① 更多的國家規范數據；② 對右顳葉癲癇相關的非語言記憶能力進行更好的評估測試；③ 由于個人資源有限，需進行時間效率測試；④ 將用于比較偏側顳葉功能的 RAVLT 和 DCS 測試規范化；⑤ 更新 QOL 問卷。另一個調查問題涉及到一些已觀察到的功能或行為問題，但無法使用現有測試進行評估。需要一定測試能夠進行評估這些問題。針對評估快速長時記憶、額葉功能障礙、分割視野、日常表現和客觀表現的對外效力、情緒和行為方面（恐慌癥、對壓力的反應、器質性腦綜合征和社會認知）和測試表現的定性評分（錯誤類型、表現模式）等方面問題也有一些建議。盡管某些測試可以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但它們不是標準診斷程序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對這些測量進行進一步的驗證和標準化。
2.3.2 優勢半球評估
優勢半球功能評估主要通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91%）和 IAT（59%）、結合定側測試（91%），比如言語和非言語記憶功能（表 5）。在單中心中，有些患者使用經顱磁刺激（TMS）、腦磁圖（MEG）和彌散張量成像（DTI）。2 個中心每年分別在大約 33 和 51 例患者中定期執行功能性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fTCD），其中 1 個中心使用“畢肖普圖片動畫模型”，另 1 個中心使用詞語生成和圖片描述任務測試。
IAT，雖然長期以來被視為評估半球優勢的金標準，但已經逐漸被非侵入性方法所取代。各中心之間的適應證也有所不同（表 6），從評估所有顳葉癲癇患者優勢半球功能到僅評估語言皮層或臨近語言皮層中的致癲癇病灶（n=5）功能。在 ACI 中，雙側注射仍然是標準程序。各中心的麻醉劑使用也有所不同，最常用的是異戊巴比妥（69%），某些情況下也會使用異丙酚或甲基己酸。
表6
用于評估語言功能的優勢半球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頸動脈異戊巴比妥注射試驗的方案和方法
在 fMRI 有效問卷回應的 20 例參與患者中，20% 的中心在術前對患者執行了 fMRI；如果切除灶位于優勢語言區域內或附近，55%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如果懷疑切除灶位于非優勢半球，則 50%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如果切除灶推測位于優勢半球，則 30%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5% 的中心在切除灶位于雙側顳葉的病例中執行 fMRI（可能有多個答案）。大多數中心使用兩種（42%）或三種（37%）語言評估模型，少數中心只使用一種（21%）。主要包括單詞生成（79%）任務，其次是命名（42%）、語義比較（37%）、聽力（32%）和閱讀（26%）任務。優勢半球評估分為純視覺評估（50%，n=7）或另外具有側化指數（50%）。定期使用 fMRI 的中心中，SPM 程序最常被用于分析（54%，7 個中心）數據; 其他程序在 1 個（FSL，BrainVoyager，BrainWave，Neuro3D）或 2 個中心（NordicBrainEx）中使用。25 個中心中只有 2 個中心提供了所要求的決策樹。
3 討論
該研究收集了歐洲 25 個癲癇中心的有關神經心理學評估實踐的信息。研究結果表明，神經心理學評估被認為是兒童、青少年和成人術前和術后檢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大多數 E-PILEPSY 相關中心，手術和神經心理學評估在中心內部或中心附近執行，這種情況有利于提供短溝通途徑和多學科患者護理。
根據調查，神經心理學評估的主要指標是對認知功能的總體水平評估，也包括特定功能的評估，以及用于定位診斷的發作和發作后測試（辨別結構與癲癇發作之間的關系，重點是認知功能）、語言優勢側的確定、AEDs 對認知的消極作用、術后隨訪和癲癇發作控制情況，以及康復護理的必要性。對于兒童癲癇患者來說，神經發育的評估和監測也是一個主要指標。至于癲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結構和方法學方面，歐洲中心所執行的標準基本上符合 ILAE 神經心理學工作組的最新建議。
在人員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神經心理學工作者平均由 2.5 名心理學家組成，每年平均測試 171 例患者，術前評估的平均時間為 4.5 h（表 2）；對接受所有測試和程序的每例患者進行完整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可根據診斷方面的具體問題，采用選擇性擴展模塊來調整核心組合測試。
就各中心所認為最重要的認知領域而言，在記憶、語言、注意力和執行功能評估的必要性方面，各中心存在高度共識（64%～90%）。列表的順序對應于以下事實：大多數手術候選者是顳葉癲癇（影響記憶和語言），其次是前額癲癇和后部癲癇（影響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視覺構造和運動功能）。很多中心沒有執行主要和次要后感知（即視覺、聽覺和觸覺功能）的測試，可能相關性太低。有趣的是，只有不到 1/3 的中心（5/18，27.8%）認為對患兒和成人患者進行智商測試是必要的，且 75%（3/4）的中心僅對癲癇患兒進行了智商測試。發育量表被廣泛應用于幼兒，且對其精神運動、認知和語言發展的領域進行了評估。一些中心也報告了對患兒特定功能的評估，但正如文獻中所證明的那樣，評估仍處于發展和特異化過程中的年輕大腦功能對定位和定側的診斷意義不大。
本研究中結果顯示用于癲癇患者評估的測試和問卷很多（n=186）。根據頻率統計，各中心可能能夠達成共識的一個好的核心測試組合應包括大多領域（參見結果部分，目前使用哪些測試工具？神經心理學測試和問卷調查）。這些選擇并不是一種推薦，而是對當前實踐的反映。該結果高度依賴于每個測試在特定國家或語言中的可用性，并不一定能夠反映該工具用于癲癇患者的證據程度。對于一些國家，國家層面上可能已經存在一些共識。如在德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由癲癇中心中所有神經心理學家組成的工作組，以及與 ILAE 相關的術前診斷和癲癇手術工作組；工作組成員定期開會，致力于協調和改進本國的癲癇術前評估。
神經心理學評估不應該被終止。它應提供對患者臨床決策有價值的信息。實際上，根據本次調查的反饋，神經心理學測試通過在影響治療決策和對患者可能的認知后遺癥的咨詢以及手術范圍和時間的確定等各個方面，在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術前檢查外，神經心理學還有助于優化 AEDs 治療，指明在非典型記憶特征的情況下評估語言優勢的必要性，當檢測到明顯術后損傷時建立康復轉診計劃，并在嚴重抑郁癥、精神病或精神衰退/癡呆癥、或免疫調節療法的開始和/或終止（在自身免疫性腦炎的情況下）時指出精神病相關治療的必要性。除了詳盡的評估外，發作后基本認知功能的測試是術前診斷程序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它可能表明致癇灶或半球。這包括癲癇起源定側化的語言功能測試。
鑒于神經心理學評估對患者和治療決策的上述影響，這些所使用測試對于癲癇患者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容易理解的。純粹以表現為導向的測試不一定能夠滿足癲癇患者復雜的術前評估需求，如果這些非特異性知識用于咨詢，或者當無法檢測或預測的缺陷不可能被檢測或預測時，純粹以表現為導向的測試是不可靠的。從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出，若對喪失記憶的患者中僅進行智商測試，進行雙側杏仁核海馬切除術的災難性后果將被忽視。
出于這個原因，我們要求所有中心能夠引用證明所采用測試在檢測致癇灶、癲癇發作/癲癇活動、癲癇手術和藥物治療效果方面有效性的來源。在這里，引用了關于所用工具的規范化和大致有效性的很多來源，也就是說，記憶測試在基于年齡規范等方面測量記憶功能的大體人群有效，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提到這些測試在癲癇患者中有效性的問題。這可能意味著測試的選擇并不是基于這些測試在癲癇中使用的證據基礎，也就是說沒有證據，或者由于時間不足而忽略了這個問題，或者僅僅因為沒足夠數量的合適的測試能夠被應用于某些中心。
無論產生目前結果的原因是什么，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全國調查的結果相似，該調查顯示只有 1/3 的測試是基于在癲癇使用中的證據，另外 1/3 不依賴于癲癇，但已經正常化和標準化，剩余 1/3 則是根據個人傾向選擇的。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涉及優勢半球功能的評估。在方法應用上各中心表現出高度一致。幾乎所有的中心都使用 fMRI 以及認知測試和偏手性清單。許多中心仍然使用 IAT，但僅限于個別特殊案例，而不是標準護理的一部分。一般來說，對于確定優勢半球側測試的措施，不同方法使用和應用之間對于個例中似乎存在一些不確定性。本研究顯示表明 IAT 和 fMRI 的必要性缺乏一致意見，反映了這些方法可以提供的信息類型不同。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反應模式類似，使用不同 fMRI 模型具有異質性。然而，鑒于頻繁使用 fMRI 進行術前側化和認知功能定位的現狀，開發標準化的 fMRI 模式，在用以協助個體水平的臨床決策方面，似乎是值得的。如文獻中所報道的，IAT 的罕見使用反映了 IAT 適應證正在逐步下降。為數不多使用 IAT 案例突出了它可以提供和預測的信息類型。
4 結論
我們評估了歐洲癲癇中心神經心理學測試的一般原則，且與 ILAE 神經心理學工作組最近制定的內容一致。這是鼓舞人心的，因為這些知識提供了一個為將來癲癇患者的術前和術后護理中應使用哪些測試（最低標準）的建議提供了一定信息基礎。類似于 Marilyn Jones-Gotman 23 年前、里程碑式的工作，然而，各中心所使用的測試仍然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盡管如此，針對最重要的認知和行為領域的測試子集在結果中可突出呈現，這些領域似乎是 E-PILEPSY 相關中心核心測試組合的較好候選測試。因為只有少數使用的測試是基于已發表在癲癇患者中的證據，所以本研究的實質在于表明，最終的測試選擇需要基于最佳證據（正在進行的系統評價），目前的調查，以及許多專家共識方法（直到有進一步的證據）。最后，關于優勢半球的評估，共同使用模型的缺乏引出了這些結果何時對臨床決策能存在價值。為了闡明針對患者個體的精確決策程序、方法和模型的差異，目前仍需要進行額外的工作。
要點
? 25 個歐洲癲癇中心神經心理評估的基本原則具有很高的可比性
? 評估了關于認知水平的 186 個不同工具，其具有中等一致性
? 僅在少數情況下存在關于使用這些工具的已發表證據
? 在語言優勢半球評估方面的適應癥、方案和使用的測試模型存在高度變異
? 本研究分辨出了一套在不同中心間存在最高重合度的核心測試組
2014 年 1 月，歐盟在衛生計劃項目框架的資助下，建立了由 13 個參考中心和 15 個額外合作伙伴組成的針對耐藥性癲癇和癲癇手術的歐洲試點網絡（
癲癇手術是一種選擇性手術，其最終目標是達到長期癲癇無發作或減少癲癇發作從而改善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此外，成功的癲癇手術旨在保留甚至改善患者的功能、情緒和行為，從而改善他們的社會經濟學機遇和生活質量。在癲癇手術的背景下，神經心理學評估旨在識別癲癇相關的認知障礙及其對病變、活動性癲癇、藥物治療以及神經心理發育框架內的情緒情況（該框架需考慮發病年齡，大腦重塑和補償能力）等的病因學影響。
癲癇手術可能與癲癇患者認知功能下降有關。手術前，高達 80% 的患者在至少一個神經心理學領域方面表現出認知障礙。顳葉切除術（癲癇手術中最常見的手術類型）后，高達 45% 的患者可能會出現記憶力下降。此外，就并發癥而言，癲癇手術可導致術后患者出現新的認知缺陷或不能預料到的嚴重認知功能障礙，如顳葉切除手術后記憶缺失。然而在兒童癲癇患者中，癲癇手術甚至可能會對患兒的術后認知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然而在術后癲癇發作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手術引起的損傷尤其難以接受。因此，某種程度上單獨預測術后缺陷是非常重要的。神經心理學結果的預測因素主要包括術前測試結果，一方面反映切除組織的功能完整性，另一方面保留能夠對耐藥性癲癇患者的評估和預后監測的能力。
癲癇患者除了會存在認知問題之外，成人的抑郁和焦慮等情感問題以及兒童的自閉癥和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在癲癇患者中也很常見。多達 50% 準備進行癲癇外科手術的患者存在情感問題，如認知和行為問題，部分是由于癲癇本身及其治療所導致，部分也可能與癲癇存在相同的潛在病理生理學原因。這些問題經常被忽略，因此針對這些問題仍需要進一步考慮和治療。并且從更深層面上分析，生活質量已被認為是衡量癲癇患者預后的重要指標。
在癲癇手術的背景下，上述參數的評估和評價非常重要。本研究描述了如何在歐洲不同癲癇外科中心實現這一目標。雖然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的神經心理學工作組最近更新了癲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概念和原則，但我們從中很難獲得這些測試具體實施的信息。23 年、11 年和 5 年前的早期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癲癇診所中神經心理學測試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在不同國家中也早已實現廣泛應用。在回顧與癲癇神經心理學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時，我們假設了一個示例性以循證為基礎、問題引導式和模塊化的方法，不僅是描述性的，還將會給癲癇患者及其治療帶來影響。然而，就耐藥性癲癇和癲癇手術的歐洲試點網絡（E-PILEPSY）而言，這種模式需要成為被不止一個國家，而是被不同國家、不同中心都可接受的內容。
在不同國家、不同中心間交流癲癇患者神經心理學特征、手術方式和結果時，需要一套通用語言。也需要一套統一流程。這些程序需要滿足某些方法學標準，例如經過年齡校正常規化、重復測量標準化，以及存在對造成癲癇患者認知障礙因素的敏感性。
E-PILEPSY 項目的一個重要、明確目標是為了統一癲癇手術的最佳實踐方式，并根據現有最佳證據制定指南和建議。鑒于歷史和法律原因以及文化和語言多樣性，建立歐洲標準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首先第一步，需要記錄 E-PILEPSY 相關中心的當前實踐方式；為了獲得這些信息，我們對參與 E-PILEPSY 項目的所有中心進行了調查。第二步，已經啟動并將在隨后發表的文章中體現，是對現有文獻的系統評價，以便明確哪種方式可以最好地服務于癲癇手術中神經心理學的目標。第三步，將進行一系列測試，然后需要對每個相關歐洲國家的重復測量數據進行標準化和規范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開發基于網絡的通用數據庫，該數據庫將提供測試方式、材料和規范的數據。
1 方法
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兩個獨立調查到 E-PILEPSY 網絡的 26 個癲癇手術中心（21 個國家，19 種語言：澳大利亞薩爾斯堡、比利時根特、保加利亞索非亞、薩格勒布克羅地亞、捷克布拉格、芬蘭庫奧皮奧、法國里昂、德國波恩和科克、希臘塞薩洛尼基、匈牙利布達佩斯、意大利米蘭、立陶宛維爾紐斯、荷蘭烏得勒支、挪威奧斯陸、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俄羅斯莫斯科、西班牙馬德里、瑞典哥德堡、瑞士日內瓦、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英國倫敦）。第一項調查主要集中于神經心理測試本身，而且部分與 2008 年的德國研究相似，重點是對癲癇患者的發作間期、術前和術后評估，而非床旁發作期測試。第二項調查涉及到評估優勢大腦半球的語言功能。調查于 2014 年 2 月啟動，在 2015 年 6 月結束。第一項調查包括涉及 29 個神經心理學評估本身的問題。問題是多項選擇題或者自由文本的形式，涵蓋了以下方面：癲癇手術和針對成人和兒童的神經心理學服務的可及性，神經心理服務的實施、組織和能力，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指征，影響靈床決策和咨詢的因素，精神病學評估以及對正在使用測試和問卷的詳細描述，還包括它們用于癲癇患者的已發表證據。
第二項調查即對優勢半球的語言功能評估的研究，于 2014 年 8 月開始，至 2015 年 6 月結束。該調查問卷包括 12 個以最常見方法［頸動脈內阿巴比妥試驗和功能磁共振成像（IAT）］為中心的條目，并包括一個關于何時以及如何評估語言優勢的一般決策過程的問題。
這些調查由 14 位神經心理學家或 11 位神經科醫生完成，由于后者不是該項目的官方參與者，因此由神經心理學家提供信息。我們排除了本中心（波恩），是因為調查中的一個條目需要提供對其他研究的參考，以確保在癲癇患者中應用神經心理學評估工具的準確性。這一決定的原因是，作為該研究的協調人，我們希望避免任何偏倚。本中心使用的許多測試和問卷都是根據我們自己的調查進行開發和/或驗證的。
采用 IBM SPSS 22 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2 結果
我們總共收到了 25 個參考中心的完整問卷，回復率為 96%。
2.1 神經心理學服務
各參與中心的特點如表 1 所示。23 個中心的癲癇手術在其中心內部完成，另外 2 個中心的癲癇患者在術前檢查后被轉診到合作診所進行手術。25 個中心中有 23 個可以提供自己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另外 2 個中心有外部合作機構。不能提供自己的神經心理學評估的 2 個中心則從提供神經心理學服務的合作機構處獲得信息。除 1 個中心外，所有中心都認為神經心理學評估是術前診斷檢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表1
參與中心的特點
盡管有 6 個中心的神經心理學服務僅針對癲癇患者，但大多數中心也為神經病學領域、神經外科學領域和其他患者群體提供服務。92% 的中心提供精神科服務，其中 60% 評估由精神科醫生，4% 完全由心理學家完成，28% 由心理學家和/或精神科醫生完成，4% 由精神科醫生和/或神經科醫生完成。75% 的中心應用評估抑郁，焦慮和其他精神癥狀的標準化問卷（16 個中心）。完整的術前評估所需的平均時間為 4.5 h，范圍為 1.5～10 h。
2.2 神經心理評估
表 2 展示了標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數據。神經心理學評估的適應證包括定位（100%）、術前（100%）和除 1 個中心外的術后（96%）測試、總體認知表現評估（92%）、監測 AEDs 治療（ 68%）、針對 EEG 癇性放電（56%）以及發作期（20%）和發作后（12%）缺陷引起的暫時性認知障礙（Transient cognitive impairments, TCI）的測試。神經心理學測試用于確定手術的恰當性（88%）和手術范圍（36%），優化 AEDs 治療（32%），確定是否需要認知康復（32%）或精神病的治療（24%）等臨床決策。這些答案基于一個開放性問題，因此這些數據可能不夠詳細，而且可能不足以代表實際的頻數分布。這些中心很大程度上認同記憶、語言、注意力和執行功能需要作為手術評估的一部分。并就通過規范化和標準化測試來獲得國家或國際規范數據達成了一致意見。很少有診所使用他們自己未發表的規范數據。
表2
神經心理學評估：誰、為什么、什么、為了什么
76% 的中心能夠提供兒童患者神經心理學評估數據（表 1）。在 18 個有效回答中，大多數中心使用標準化的發育量表對嬰兒和幼兒進行測試（表 3）。在可自身提供手術的 23 個中心中，19 個（83%）中心為患兒提供外科手術，其中 17 個中心對患兒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另外 2 個中心為患兒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1 個中心未在自己中心進行兒科手術，另 1 個中心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并非針對兒童。
表3
標準化工具在兒科患者中的使用
2.3 目前使用哪些測試工具
2.3.1 神經心理學測試和問卷調查
在兒童和成人患者中，共計使用了 186 種不同的測試和程序，各中心之間神經心理的診斷差異相當大。表 4 列出了至少有 3 個中心使用的一些測試。每個方面都可能包括多個答案。兒童和成人的測試被單獨列出。結果表明，發育和智商測試在兒童患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表現測試也是兒童和青少年中的重要測試。表 5 提供了證明選擇此特定測試的證據來源。所列測試的參考資料可在已發布的結論或一些網站看到。
表4
針對兒童和成人患者不同中心使用的測試
表5
語言功能優勢半球的評估方法
7 種不同的量表被用來評估智力，除了 1 個中心外，韋氏量表被應用于所有的兒童和成人患者；在成人中，90% 和/或 15% 的中心使用完整和/或縮減版本。所有（3 個）說德語的中心均使用詞匯測試評估成人患者的晶體智力和教育相關智力。對于兒童，則根據年齡使用學校（60%）或學齡前（33%）的韋氏量表。
各中心使用最多的量表是貝利嬰兒發育量表（33%），另外一些中心使用丹佛發育篩查測試（20%）或者使用文蘭社會適應量表（20%）來評估兒童的適應性行為。這些量表被用于發育診斷。
使用 10 種不同的測試評估患者的非言語記憶能力。其中 Rey-Osterrieth 復雜圖測試（ROCFT）被使用得最多（55%），另外少數幾個中心使用 DCS-R 和本頓視覺保持測驗。
使用 12 種不同的測試評估患者的言語記憶能力。Rey 聽覺言語學習測試（RAVLT，40% 的中心用于成人，20% 的中心用于兒童）被使用得最多，其次韋氏記憶量表（WMS-R）子測試中的邏輯記憶（25%）。而完整的記憶量表很少被使用（韋氏記憶量表和再認記憶測試，RMT）。
沒有超出 2 個以上的中心就兒童記憶評估達成共識。記憶評估最常用的是 DCS-R 和 RAVLT（各 20%）量表。
70% 的中心使用數字廣度測試和 Corsi 積木模板任務測試評估成年患者的短期和工作記憶。數字廣度測試（40%）和 Corsi 積木模板任務測試（27%）在兒童中的應用也相當普遍。
針對患者的注意力評估，超過半數中心使用連線測試（TMT）來評估患者的視覺精神運動速度和任務切換能力。另外少數中心使用字母取消測試 D2（30%）和 TAP（15%）測試來評估患者的注意力。Stroop 范式測試（45%）或威斯康星卡分類測試（WCST，15%）用來評估患者的執行能力。各中心很少就兒童的執行能力評估方面達成一致，僅 27% 的中心使用連線測試。
發育神經心理學評估（NEPSY）的子測試（33%）使用較為廣泛，也被用于評估記憶（2 個中心）、語言（2 個中心）、運動（2 個中心）和視覺空間（1 個中心）能力。
27 種不同的測試用來評估患者的言語功能。大多數中心（75% 中心用于成人，33% 中心用于兒童）使用波士頓命名測試，這是一項詞匯配對測試。盡管這些過時的且依賴于教育程度的測試不足以進行客觀評價，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可供選擇的其他可替代測試。此外，許多中心使用 FAS 測試（針對失語的神經感覺中心綜合測試的子項目）、COWAT（受控口語協會測試）、LPS 和 RWT 測試評估成年患者的語義、音韻流暢性。至于接受性語言功能，AAT 測試中的子測試“令牌測試”被廣泛用來評估患者的語言接受能力，35% 中心將其用于成人，33% 中心用于兒童。
21 種不同的測試用來評估患者的視覺空間能力，幾乎無重復。使用最多的為 ROCFT 中的復制試驗（35%），它也被用作圖形記憶測試。另外 20% 中心使用韋氏智力測驗中的木塊圖案分測驗和線方向判定測驗），15% 的中心使用 Hooper 視覺組織測驗（VOT）、視覺對象和空間感知量表（VOSP）和 Benton 面部識別測試。僅 20% 的中心將視覺-運動整合發展測試（Beery VMI）用于兒童。
18 種不同的測試被用于評估患者的運動能力。各中心就評估成人患者的運動能力上較少達成一致，而兒童的運動能力評估則未達成一致。用于評估成人患者運動能力的測試中，使用較多的為手指叩擊（25%）、Luria 序列（25%）和普渡手小關節測試（15%）。沒有 3 個以上的中心就兒童的運動能力評估達成一致。
癲癇本身或其治療引起的抑郁、焦慮、攻擊性行為和器質性腦綜合征的發病率很高，因此監測癲癇患者的情緒和行為變化是評估和護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針對成人患者，60% 的診所使用 Beck 抑郁量表（BDI 或 BDI-II），其次是漢密爾頓焦慮和抑郁量表（25%）、癥狀自評量表-90（20%）、明尼蘇達多相人格量表（MMPI，20%）和貝克焦慮量表（BAI ，15%）。針對患兒，20% 的中心使用兒童行為檢查表（CBCL）。
癲癇治療的最終目標是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針對成人患者，45% 的中心使用不同版本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OLIE-10、QOLIE-31、QOLIE-89）。3 個中心使用 SF-36 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SF-36），另外 3 個中心則使用其他不同量表。并沒有特定的生活質量問卷用于評價患兒的生活質量。
所使用測試和問卷的規范數據不同，主要產生于已發表的國家（92%）、國際（79%）或本地數據（33%）。一些中心使用當地未公布的規范數據（16%）。總體來說，只有 52% 的中心（n=13）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規范數據的來源（包括兒童和成人）。40%（n=10）的受訪者提供了這些數據有效性的來源。然而，這些來源并不總是特定用于癲癇患者。只有 5 個中心（20%）能夠提供使用這些工具用于癲癇患者的證據支持。另外 5 個中心表示所有測試均以證據為基礎，但沒有引用任何來源。我們詳細評估了測試有效性數據的來源，但僅考慮了至少 3 個中心共同使用測試數據的來源。我們報告了針對成年癲癇患者 38 個有效測試數據的來源。在這些數據來源中，36.8% 來自于手冊、文獻報道數據，55.3% 來源于非限定于癲癇的出版物，7.9% 來源于與癲癇相關的出版物。除了 1 個來源于 WAIS 的參考文獻外，后面的參考文獻均與 QOLIE 目錄有關。關于兒童和青少年患者，共有 12 個整體上或針對癲癇的有效測試數據的來源，其中 58.3% 來源于測試手冊，8.3% 來源于與癲癇無關的出版物，33.3% 來源于與癲癇相關的出版物。
針對哪些評估領域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問題，以下幾點需要說明：① 更多的國家規范數據；② 對右顳葉癲癇相關的非語言記憶能力進行更好的評估測試；③ 由于個人資源有限，需進行時間效率測試；④ 將用于比較偏側顳葉功能的 RAVLT 和 DCS 測試規范化；⑤ 更新 QOL 問卷。另一個調查問題涉及到一些已觀察到的功能或行為問題，但無法使用現有測試進行評估。需要一定測試能夠進行評估這些問題。針對評估快速長時記憶、額葉功能障礙、分割視野、日常表現和客觀表現的對外效力、情緒和行為方面（恐慌癥、對壓力的反應、器質性腦綜合征和社會認知）和測試表現的定性評分（錯誤類型、表現模式）等方面問題也有一些建議。盡管某些測試可以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但它們不是標準診斷程序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對這些測量進行進一步的驗證和標準化。
2.3.2 優勢半球評估
優勢半球功能評估主要通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91%）和 IAT（59%）、結合定側測試（91%），比如言語和非言語記憶功能（表 5）。在單中心中，有些患者使用經顱磁刺激（TMS）、腦磁圖（MEG）和彌散張量成像（DTI）。2 個中心每年分別在大約 33 和 51 例患者中定期執行功能性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fTCD），其中 1 個中心使用“畢肖普圖片動畫模型”，另 1 個中心使用詞語生成和圖片描述任務測試。
IAT，雖然長期以來被視為評估半球優勢的金標準，但已經逐漸被非侵入性方法所取代。各中心之間的適應證也有所不同（表 6），從評估所有顳葉癲癇患者優勢半球功能到僅評估語言皮層或臨近語言皮層中的致癲癇病灶（n=5）功能。在 ACI 中，雙側注射仍然是標準程序。各中心的麻醉劑使用也有所不同，最常用的是異戊巴比妥（69%），某些情況下也會使用異丙酚或甲基己酸。
表6
用于評估語言功能的優勢半球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頸動脈異戊巴比妥注射試驗的方案和方法
在 fMRI 有效問卷回應的 20 例參與患者中，20% 的中心在術前對患者執行了 fMRI；如果切除灶位于優勢語言區域內或附近，55%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如果懷疑切除灶位于非優勢半球，則 50%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如果切除灶推測位于優勢半球，則 30% 的中心在術前患者中執行 fMRI；5% 的中心在切除灶位于雙側顳葉的病例中執行 fMRI（可能有多個答案）。大多數中心使用兩種（42%）或三種（37%）語言評估模型，少數中心只使用一種（21%）。主要包括單詞生成（79%）任務，其次是命名（42%）、語義比較（37%）、聽力（32%）和閱讀（26%）任務。優勢半球評估分為純視覺評估（50%，n=7）或另外具有側化指數（50%）。定期使用 fMRI 的中心中，SPM 程序最常被用于分析（54%，7 個中心）數據; 其他程序在 1 個（FSL，BrainVoyager，BrainWave，Neuro3D）或 2 個中心（NordicBrainEx）中使用。25 個中心中只有 2 個中心提供了所要求的決策樹。
3 討論
該研究收集了歐洲 25 個癲癇中心的有關神經心理學評估實踐的信息。研究結果表明，神經心理學評估被認為是兒童、青少年和成人術前和術后檢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大多數 E-PILEPSY 相關中心，手術和神經心理學評估在中心內部或中心附近執行，這種情況有利于提供短溝通途徑和多學科患者護理。
根據調查，神經心理學評估的主要指標是對認知功能的總體水平評估，也包括特定功能的評估，以及用于定位診斷的發作和發作后測試（辨別結構與癲癇發作之間的關系，重點是認知功能）、語言優勢側的確定、AEDs 對認知的消極作用、術后隨訪和癲癇發作控制情況，以及康復護理的必要性。對于兒童癲癇患者來說，神經發育的評估和監測也是一個主要指標。至于癲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結構和方法學方面，歐洲中心所執行的標準基本上符合 ILAE 神經心理學工作組的最新建議。
在人員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神經心理學工作者平均由 2.5 名心理學家組成，每年平均測試 171 例患者，術前評估的平均時間為 4.5 h（表 2）；對接受所有測試和程序的每例患者進行完整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可根據診斷方面的具體問題，采用選擇性擴展模塊來調整核心組合測試。
就各中心所認為最重要的認知領域而言，在記憶、語言、注意力和執行功能評估的必要性方面，各中心存在高度共識（64%～90%）。列表的順序對應于以下事實：大多數手術候選者是顳葉癲癇（影響記憶和語言），其次是前額癲癇和后部癲癇（影響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視覺構造和運動功能）。很多中心沒有執行主要和次要后感知（即視覺、聽覺和觸覺功能）的測試，可能相關性太低。有趣的是，只有不到 1/3 的中心（5/18，27.8%）認為對患兒和成人患者進行智商測試是必要的，且 75%（3/4）的中心僅對癲癇患兒進行了智商測試。發育量表被廣泛應用于幼兒，且對其精神運動、認知和語言發展的領域進行了評估。一些中心也報告了對患兒特定功能的評估，但正如文獻中所證明的那樣，評估仍處于發展和特異化過程中的年輕大腦功能對定位和定側的診斷意義不大。
本研究中結果顯示用于癲癇患者評估的測試和問卷很多（n=186）。根據頻率統計，各中心可能能夠達成共識的一個好的核心測試組合應包括大多領域（參見結果部分，目前使用哪些測試工具？神經心理學測試和問卷調查）。這些選擇并不是一種推薦，而是對當前實踐的反映。該結果高度依賴于每個測試在特定國家或語言中的可用性，并不一定能夠反映該工具用于癲癇患者的證據程度。對于一些國家，國家層面上可能已經存在一些共識。如在德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由癲癇中心中所有神經心理學家組成的工作組，以及與 ILAE 相關的術前診斷和癲癇手術工作組；工作組成員定期開會，致力于協調和改進本國的癲癇術前評估。
神經心理學評估不應該被終止。它應提供對患者臨床決策有價值的信息。實際上，根據本次調查的反饋，神經心理學測試通過在影響治療決策和對患者可能的認知后遺癥的咨詢以及手術范圍和時間的確定等各個方面，在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術前檢查外，神經心理學還有助于優化 AEDs 治療，指明在非典型記憶特征的情況下評估語言優勢的必要性，當檢測到明顯術后損傷時建立康復轉診計劃，并在嚴重抑郁癥、精神病或精神衰退/癡呆癥、或免疫調節療法的開始和/或終止（在自身免疫性腦炎的情況下）時指出精神病相關治療的必要性。除了詳盡的評估外，發作后基本認知功能的測試是術前診斷程序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它可能表明致癇灶或半球。這包括癲癇起源定側化的語言功能測試。
鑒于神經心理學評估對患者和治療決策的上述影響，這些所使用測試對于癲癇患者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容易理解的。純粹以表現為導向的測試不一定能夠滿足癲癇患者復雜的術前評估需求，如果這些非特異性知識用于咨詢，或者當無法檢測或預測的缺陷不可能被檢測或預測時，純粹以表現為導向的測試是不可靠的。從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出，若對喪失記憶的患者中僅進行智商測試，進行雙側杏仁核海馬切除術的災難性后果將被忽視。
出于這個原因，我們要求所有中心能夠引用證明所采用測試在檢測致癇灶、癲癇發作/癲癇活動、癲癇手術和藥物治療效果方面有效性的來源。在這里，引用了關于所用工具的規范化和大致有效性的很多來源，也就是說，記憶測試在基于年齡規范等方面測量記憶功能的大體人群有效，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提到這些測試在癲癇患者中有效性的問題。這可能意味著測試的選擇并不是基于這些測試在癲癇中使用的證據基礎，也就是說沒有證據，或者由于時間不足而忽略了這個問題，或者僅僅因為沒足夠數量的合適的測試能夠被應用于某些中心。
無論產生目前結果的原因是什么，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全國調查的結果相似，該調查顯示只有 1/3 的測試是基于在癲癇使用中的證據，另外 1/3 不依賴于癲癇，但已經正常化和標準化，剩余 1/3 則是根據個人傾向選擇的。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涉及優勢半球功能的評估。在方法應用上各中心表現出高度一致。幾乎所有的中心都使用 fMRI 以及認知測試和偏手性清單。許多中心仍然使用 IAT，但僅限于個別特殊案例，而不是標準護理的一部分。一般來說，對于確定優勢半球側測試的措施，不同方法使用和應用之間對于個例中似乎存在一些不確定性。本研究顯示表明 IAT 和 fMRI 的必要性缺乏一致意見，反映了這些方法可以提供的信息類型不同。與神經心理學評估的反應模式類似，使用不同 fMRI 模型具有異質性。然而，鑒于頻繁使用 fMRI 進行術前側化和認知功能定位的現狀，開發標準化的 fMRI 模式，在用以協助個體水平的臨床決策方面，似乎是值得的。如文獻中所報道的，IAT 的罕見使用反映了 IAT 適應證正在逐步下降。為數不多使用 IAT 案例突出了它可以提供和預測的信息類型。
4 結論
我們評估了歐洲癲癇中心神經心理學測試的一般原則，且與 ILAE 神經心理學工作組最近制定的內容一致。這是鼓舞人心的，因為這些知識提供了一個為將來癲癇患者的術前和術后護理中應使用哪些測試（最低標準）的建議提供了一定信息基礎。類似于 Marilyn Jones-Gotman 23 年前、里程碑式的工作，然而，各中心所使用的測試仍然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盡管如此，針對最重要的認知和行為領域的測試子集在結果中可突出呈現，這些領域似乎是 E-PILEPSY 相關中心核心測試組合的較好候選測試。因為只有少數使用的測試是基于已發表在癲癇患者中的證據，所以本研究的實質在于表明，最終的測試選擇需要基于最佳證據（正在進行的系統評價），目前的調查，以及許多專家共識方法（直到有進一步的證據）。最后，關于優勢半球的評估，共同使用模型的缺乏引出了這些結果何時對臨床決策能存在價值。為了闡明針對患者個體的精確決策程序、方法和模型的差異，目前仍需要進行額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