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莎, 肖波, 馮莉, 龍莉莉, 龍泓羽, 謝媛媛, 趙海婷, 咼丹妮, 姜海燕, 彭金鑫. 187 例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臨床特征及視頻腦電圖分析. 癲癇雜志, 2019, 5(1): 16-20. doi: 10.7507/2096-0247.20190003 復制
癲癇作為一種神經系統的常見疾病，在發展中國家患病率和發病率均有所增高[1]。癲癇反復發作，不僅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也會間接增加其家庭和社會教育經濟成本[2]。近年來癲癇與睡眠之間的關系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睡眠剝奪可能引起癲癇發作，而癲癇發作也可改變睡眠模式。睡眠中的發作事件可能是癲癇發作的表現，也可能是睡眠行為紊亂，導致在臨床上尤其是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常被誤診。因此本研究旨在為臨床診斷、鑒別診斷及治療提供依據，現對我院 187 例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臨床特征和常規、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研究對象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神經內科癲癇專科門診及病房收治的，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選取的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 187 例。
1.1.2 納入標準
所有患者符合 201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關于癲癇的診斷標準[3]，且符合 2001 年由美國睡眠醫學協會（America Association of Sleep Medicine，AASM）修訂的睡眠障礙國際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leep Disorders，ICSD）修訂版對睡眠期間癲癇發作制定詳細的診斷標準[4]：① 有下列主訴之一：夜間突然覺醒，無法解釋的尿失禁，睡眠期間異常運動；② 75% 的癲癇在睡眠期間發生；③ 至少包含 2 項特征性表現；④ 沒有軀體或精神障礙可以解釋這些癥狀；⑤ 這些癥狀不能滿足任何其他睡眠障礙。
1.1.3 排除標準
① 年齡<14 歲；② 既往有精神障礙及睡眠障礙、耳鼻喉科疾病等影響睡眠的病史；③ 近 2 周有嗜酒、大量飲用咖啡等和服用對睡眠有影響的抗癲癇藥物（AEDs）除外；④ 無法配合 VEEG 監測者。
1.2 方法
1.2.1 臨床資料
收集患者的一般情況和病史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病程、病因、發病頻率、發作類型、服用 AEDs 種類和數量、既往史和出生史、頭部影像學結果等。
1.2.2 腦電圖監測
采用美國 Biologic 公司的 580-GZCG-HB 數字化 VEEG 監測系統對患者進行監測。以國際 10-20 系統放置法安放頭皮盤狀電極，并以膠布和彈力網帽固定。雙側耳垂為參考電極，采取 16 導單、雙極導聯方式進行描記。監測開始患者安靜閉目半臥位，記錄背景腦電，15 min 后分別進行睜閉眼、過度換氣實驗及閃光刺激實驗。誘發試驗結束后與記錄患者安靜清醒閉目狀態下至少 30 min 的常規 EEG，作為自身對照。常規腦電圖記錄結束后，再進行 VEEG 監測，監測時間為 24 h，且至少包括 1 次完整的睡眠周期。監測過程中需有熟悉患者病情的家屬在場陪同，如有發作性事件，患者或患者家屬進行同步標記時間點和記錄發作癥狀。監測完畢后由至少兩名以上專門從事癲癇專科臨床醫師和腦電圖醫師對常規 EEG 和 VEEG（包括發作期和發作間期）進行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8.0 統計軟件對研究中所獲得的相關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計數資料以率（%）或相對數百分比（%）表示，行 χ2 檢驗。以 P 值<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2.1.1 年齡分布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收集患者 187 例，年齡 14～76 歲。35～55 歲 76 例（40.64%），所占比例最高；35 歲以下患者 63 例，占 33.69%；55 歲以上患者 48 例，占 25.67%。
2.1.2 性別特征
187 例患者中男 103 例，占 55.08%；女 84 例，占 44.92%，男性發病率高于女性（男女性別比為 1.23∶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1.3 病因分類
除 123 例病因不明患者外，最常見病因為中樞系統感染 16 例（8.56%），其次為顱腦外傷 13 例（6.95%），腫瘤 11 例（5.88%），腦血管病 9 例（4.81%），自身免疫性腦炎 7 例（3.74%），皮質發育不良 5 例（2.67%），圍生期損傷 3 例（1.60%）。
2.2 臨床資料
2.2.1 病程
187 例患者病程 7 d～35 年，其中 1～10 年共 101 例（54.01%），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 1 年以下患者 67 例，占 35.83%；10 年以上患者 19 例，占 10.16%。
2.2.2 發病頻率
187 例患者發作頻率從每日數次到數年幾次不等。所占比例最高的是 1 年發作幾次至幾十次，為 99 例（52.94%）；其次為數年發作幾次患者 51 例，占 27.27%；每月十幾次至幾十次患者 37 例，占 19.79%。
2.2.3 發作類型
187 例患者表現為一種發作類型 68 例（36.36%）；兩種或兩種以上發作類型 119 例（63.64%）。發作表現為局灶性起源 121 例（39.29%），局灶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 152 例（49.35%），全面性起源 24 例（7.79%），起源不明 11 例（3.57%）。
2.2.4 服用抗癲癇藥物的種類和數量
187 例患者中單藥治療 77 例，占 41.18%；兩種 AEDs 及以上治療 110 例，占 58.82%；多種 AEDs 治療患者比例高于單藥治療患者。
2.3 視頻腦電圖表現
2.3.1 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比較
187 例患者常規 EEG 監測到異常腦電 79 例，其中僅表現為背景異常 61 例，監測到癲癇樣放電 18 例，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為 22.78%；VEEG 監測到異常腦電 138 例，其中僅表現為背景異常 27 例，監測到癲癇樣放電 111 例，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為 80.43%。兩種檢查方法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 1）。
表1
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的比較（n，%）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epileptiform discharges between routine EEG and VEEG
2.3.2 發作間期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發作間期常規 EEG 監測到 18 例癲癇樣放電，其中全導放電 2 例（11.11%），局灶性額區為主放電 5 例（27.78%），局灶性顳區為主放電 7 例（38.89%），局灶性額中央頂區放電 1 例（5.56%），局灶性頂枕后顳區放電 3 例（16.67%）；發作間期 VEEG 監測到 111 例癲癇樣放電，其中全導放電 16 例（14.41%），局灶性額區為主放電 35 例（31.53%），局灶性顳區為主放電 42 例（37.84%），局灶性額中央頂區放電 7 例（6.31%），局灶性頂枕后顳區放電 11 例（9.91%）。
2.3.3 發作期同步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常規 EEG 均未監測到發作；發作期事件均發生在 VEEG 監測過程中。共監測到 56 次發作性事件，其中 50 次（89.29%）發生在睡眠期，6 次發生在清醒期（10.71%）。45 次（80.36%）可見發作期同步有癲癇樣放電或有動態改變，結合臨床確診為癲癇發作。9 次（16.07%）發作期無同步癲癇樣放電，結合臨床確診為非癲癇發作，其中不寧腿綜合征 3 例（5.36%），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 2 例（3.57%），異態睡眠 1 例（1.79%），睡眠相關磨牙 1 例（1.79%），低鈣抽搐 1 例（1.79%），驚恐發作 1 例（1.79%）。而從臨床和 VEEG 均不能確定其發作性質是癲癇還是非癲癇事件者 2 例（3.57%）。
2.3.4 睡眠期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 VEEG 監測中睡眠期有癲癇樣放電 111 例，無癲癇樣放電 76 例；清醒期有癲癇樣放電 72 例，無癲癇樣放電 115 例。睡眠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高于清醒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 2）。111 例睡眠期放電患者中 41 例（36.94%）睡眠各期均出現癲癇樣放電，68 例（61.26%）僅出現在非快速眼動（Non-rapid eye movements，NREM）Ⅰ-Ⅱ期，2 例（1.80%）出現在快速眼動（Rapid eye movements，REM）期。由此可知，在睡眠分期中 NREMⅠ–Ⅱ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所占比例最高。
表2
長程視頻腦電圖睡眠期和清醒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的比較（n，%）
Table2.
The detection rate of epileptic discharges between sleep and awake period in long-term VEEG monitoring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比較統一的觀點是癲癇與睡眠之間關系密切，且相互作用復雜。兩者既可獨立存在，也可成為共患病。大多數癲癇患者常伴有睡眠行為障礙，而睡眠時期的轉化及睡眠障礙會誘發大腦的異常放電從而導致癲癇發作。因此，睡眠相關性癲癇的診斷和鑒別診斷及治療也越來越受到關注[5]。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可以明確的發病原因最常見的是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其次是顱腦外傷和腫瘤，而值得注意的是自身免疫性腦炎所占比例也不低，這就提示我們在以上疾病的臨床診療中需特別注意繼發睡眠相關性癲癇的可能。而關于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的病程、發作頻率、發作類型以及服用藥物種類及數量，因不同地區、不同設定標準等存在較大差異，至今尚無一致報道。該研究發現本地區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病程集中在 1～10 年、發作頻率主要為每年發作幾次至幾十次，多數具有兩種以上發作類型，包括局灶性起源和局灶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較多使用兩種以上 AEDs 治療。有學者指出癲癇患者的病程與睡眠障礙顯著相關，病程較長的癲癇患者對 AEDs 的治療反應較差，發作更難以控制，反復的癇性發作也會導致患者出現睡眠障礙[6]。而無論發生在夜間還是白天的癇性發作均會擾亂其睡眠-覺醒周期，使其夜間覺醒次數和睡眠時相轉換次數增加、睡眠片段化、睡眠效率下降，導致發作未控制的癲癇患者睡眠質量較差或容易出現失眠癥狀[7]。與全面性發作患者相比，部分性發作的患者睡眠質量較差、失眠程度亦較嚴重，這是因為部分性發作均可導致患者 REM 時相減少，夜間的癇性發作還可導致患者 NREMⅠ期時相增加、NREM Ⅱ期和Ⅳ期減少，睡眠效率下降，進而導致患者睡眠質量較差并合并睡眠障礙[8, 9]。我們的下一步研究將對這些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睡眠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索睡眠相關性癲癇和睡眠障礙之間的關系。
由于睡眠相關性癲癇發作癥狀常不典型，且常在夜間發生，患者及患者家屬很難及時發現和仔細觀察，臨床上難以與睡眠行為障礙等非癲癇發作性疾病相鑒別。VEEG 在癲癇診斷、分型及其與非癲癇發作性疾病的鑒別診斷中具有重要臨床價值[10]。而相較于常規 EEG，VEEG 監測能顯著提高睡眠相關性癲癇的癇樣放電檢出率，更好的監測睡眠中的癲癇樣放電、發作期腦電及臨床表現[11]，這與我們的結果一致。有研究指出，癲癇發作時的異常放電如果起源較深或近中線，如內側顳葉或額葉等，常擴散至腦干或對側。腦干受異常放電影響，呼吸節律改變，加重呼吸暫停，影響夜間睡眠行為[12]。本研究結果顯示，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間期 EEG 癲癇樣放電主要位于額、顳區。這可能與額葉和顳葉位置臨近且有廣泛聯系，額葉起源的癲癇樣放電易擴散到顳葉有關。此外，本研究提示癲癇發作多發生在睡眠期，且 NREMⅠ–Ⅱ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所占比例最高，這是由于睡眠對癲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特定的睡眠周期，因此發作期和發作間期的癲癇放電均出現在 NREM，特別是Ⅱ期，而在 REM 這些變化均被抑制[13]。這種影響在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更為突出，比如額葉癲癇和伴有中央顳區棘波的兒童良性癲癇。不過，也有學者指出，REM 期出現的癲癇樣放電對于癲癇灶的定位有更為重要的臨床意義[14, 15]。我們還發現，監測到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非癲癇發作性事件中有一部分是和睡眠行為障礙相關的，比如不寧腿綜合征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等。Geyer 等報道，癲癇患者不寧腿綜合征的患病率遠遠高于同齡對照組，認為其發生可以作為癲癇側別判斷的一個信號，若及早進行干預能使癲癇有所改善[16]。而 OSAS 與癲癇的關系近來也越發受到重視。有研究表明，徹夜的睡眠剝奪會誘發癲癇，入睡困難、睡眠維持困難和 OSAS 影響癇性發作的控制[17]。而 OSAS 得到有效治療后，患者 EEG 的癇性放電可減少，發作亦可減輕[18]。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觀點，癲癇是導致 OSAS 的危險因素，OSAS 可能會導致或者加劇難治性癲癇[19, 20]。還有研究認為，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癲癇發作情況與睡眠關系密切[21]，那么對于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除控制癲癇發作外，更應積極評估其是否合并睡眠障礙，并進行有效治療。
綜上，該研究發現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具有一定的臨床特征和 EEG 表現，VEEG 相較常規 EEG 更能提高癲癇樣放電的檢出率，且對睡眠期發作事件的定性提供診斷依據，并能反映癲癇樣放電與睡眠之間的關系，為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的臨床診治提供依據。但由于受諸多因素限制，我們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如在收集臨床資料時，因回顧性研究性質會造成不可避免的偏倚，此外，我們僅應用 VEEG，數據欠缺多樣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將擴大樣本量，聯合 VEEG 和多導睡眠監測，對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癲癇作為一種神經系統的常見疾病，在發展中國家患病率和發病率均有所增高[1]。癲癇反復發作，不僅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也會間接增加其家庭和社會教育經濟成本[2]。近年來癲癇與睡眠之間的關系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睡眠剝奪可能引起癲癇發作，而癲癇發作也可改變睡眠模式。睡眠中的發作事件可能是癲癇發作的表現，也可能是睡眠行為紊亂，導致在臨床上尤其是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常被誤診。因此本研究旨在為臨床診斷、鑒別診斷及治療提供依據，現對我院 187 例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臨床特征和常規、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研究對象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神經內科癲癇專科門診及病房收治的，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選取的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 187 例。
1.1.2 納入標準
所有患者符合 201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關于癲癇的診斷標準[3]，且符合 2001 年由美國睡眠醫學協會（America Association of Sleep Medicine，AASM）修訂的睡眠障礙國際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leep Disorders，ICSD）修訂版對睡眠期間癲癇發作制定詳細的診斷標準[4]：① 有下列主訴之一：夜間突然覺醒，無法解釋的尿失禁，睡眠期間異常運動；② 75% 的癲癇在睡眠期間發生；③ 至少包含 2 項特征性表現；④ 沒有軀體或精神障礙可以解釋這些癥狀；⑤ 這些癥狀不能滿足任何其他睡眠障礙。
1.1.3 排除標準
① 年齡<14 歲；② 既往有精神障礙及睡眠障礙、耳鼻喉科疾病等影響睡眠的病史；③ 近 2 周有嗜酒、大量飲用咖啡等和服用對睡眠有影響的抗癲癇藥物（AEDs）除外；④ 無法配合 VEEG 監測者。
1.2 方法
1.2.1 臨床資料
收集患者的一般情況和病史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病程、病因、發病頻率、發作類型、服用 AEDs 種類和數量、既往史和出生史、頭部影像學結果等。
1.2.2 腦電圖監測
采用美國 Biologic 公司的 580-GZCG-HB 數字化 VEEG 監測系統對患者進行監測。以國際 10-20 系統放置法安放頭皮盤狀電極，并以膠布和彈力網帽固定。雙側耳垂為參考電極，采取 16 導單、雙極導聯方式進行描記。監測開始患者安靜閉目半臥位，記錄背景腦電，15 min 后分別進行睜閉眼、過度換氣實驗及閃光刺激實驗。誘發試驗結束后與記錄患者安靜清醒閉目狀態下至少 30 min 的常規 EEG，作為自身對照。常規腦電圖記錄結束后，再進行 VEEG 監測，監測時間為 24 h，且至少包括 1 次完整的睡眠周期。監測過程中需有熟悉患者病情的家屬在場陪同，如有發作性事件，患者或患者家屬進行同步標記時間點和記錄發作癥狀。監測完畢后由至少兩名以上專門從事癲癇專科臨床醫師和腦電圖醫師對常規 EEG 和 VEEG（包括發作期和發作間期）進行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8.0 統計軟件對研究中所獲得的相關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計數資料以率（%）或相對數百分比（%）表示，行 χ2 檢驗。以 P 值<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2.1.1 年齡分布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收集患者 187 例，年齡 14～76 歲。35～55 歲 76 例（40.64%），所占比例最高；35 歲以下患者 63 例，占 33.69%；55 歲以上患者 48 例，占 25.67%。
2.1.2 性別特征
187 例患者中男 103 例，占 55.08%；女 84 例，占 44.92%，男性發病率高于女性（男女性別比為 1.23∶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1.3 病因分類
除 123 例病因不明患者外，最常見病因為中樞系統感染 16 例（8.56%），其次為顱腦外傷 13 例（6.95%），腫瘤 11 例（5.88%），腦血管病 9 例（4.81%），自身免疫性腦炎 7 例（3.74%），皮質發育不良 5 例（2.67%），圍生期損傷 3 例（1.60%）。
2.2 臨床資料
2.2.1 病程
187 例患者病程 7 d～35 年，其中 1～10 年共 101 例（54.01%），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 1 年以下患者 67 例，占 35.83%；10 年以上患者 19 例，占 10.16%。
2.2.2 發病頻率
187 例患者發作頻率從每日數次到數年幾次不等。所占比例最高的是 1 年發作幾次至幾十次，為 99 例（52.94%）；其次為數年發作幾次患者 51 例，占 27.27%；每月十幾次至幾十次患者 37 例，占 19.79%。
2.2.3 發作類型
187 例患者表現為一種發作類型 68 例（36.36%）；兩種或兩種以上發作類型 119 例（63.64%）。發作表現為局灶性起源 121 例（39.29%），局灶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 152 例（49.35%），全面性起源 24 例（7.79%），起源不明 11 例（3.57%）。
2.2.4 服用抗癲癇藥物的種類和數量
187 例患者中單藥治療 77 例，占 41.18%；兩種 AEDs 及以上治療 110 例，占 58.82%；多種 AEDs 治療患者比例高于單藥治療患者。
2.3 視頻腦電圖表現
2.3.1 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比較
187 例患者常規 EEG 監測到異常腦電 79 例，其中僅表現為背景異常 61 例，監測到癲癇樣放電 18 例，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為 22.78%；VEEG 監測到異常腦電 138 例，其中僅表現為背景異常 27 例，監測到癲癇樣放電 111 例，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為 80.43%。兩種檢查方法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 1）。
表1
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的比較（n，%）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epileptiform discharges between routine EEG and VEEG
2.3.2 發作間期常規腦電圖和長程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發作間期常規 EEG 監測到 18 例癲癇樣放電，其中全導放電 2 例（11.11%），局灶性額區為主放電 5 例（27.78%），局灶性顳區為主放電 7 例（38.89%），局灶性額中央頂區放電 1 例（5.56%），局灶性頂枕后顳區放電 3 例（16.67%）；發作間期 VEEG 監測到 111 例癲癇樣放電，其中全導放電 16 例（14.41%），局灶性額區為主放電 35 例（31.53%），局灶性顳區為主放電 42 例（37.84%），局灶性額中央頂區放電 7 例（6.31%），局灶性頂枕后顳區放電 11 例（9.91%）。
2.3.3 發作期同步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常規 EEG 均未監測到發作；發作期事件均發生在 VEEG 監測過程中。共監測到 56 次發作性事件，其中 50 次（89.29%）發生在睡眠期，6 次發生在清醒期（10.71%）。45 次（80.36%）可見發作期同步有癲癇樣放電或有動態改變，結合臨床確診為癲癇發作。9 次（16.07%）發作期無同步癲癇樣放電，結合臨床確診為非癲癇發作，其中不寧腿綜合征 3 例（5.36%），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 2 例（3.57%），異態睡眠 1 例（1.79%），睡眠相關磨牙 1 例（1.79%），低鈣抽搐 1 例（1.79%），驚恐發作 1 例（1.79%）。而從臨床和 VEEG 均不能確定其發作性質是癲癇還是非癲癇事件者 2 例（3.57%）。
2.3.4 睡眠期視頻腦電圖結果
187 例患者 VEEG 監測中睡眠期有癲癇樣放電 111 例，無癲癇樣放電 76 例；清醒期有癲癇樣放電 72 例，無癲癇樣放電 115 例。睡眠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高于清醒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 2）。111 例睡眠期放電患者中 41 例（36.94%）睡眠各期均出現癲癇樣放電，68 例（61.26%）僅出現在非快速眼動（Non-rapid eye movements，NREM）Ⅰ-Ⅱ期，2 例（1.80%）出現在快速眼動（Rapid eye movements，REM）期。由此可知，在睡眠分期中 NREMⅠ–Ⅱ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所占比例最高。
表2
長程視頻腦電圖睡眠期和清醒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的比較（n，%）
Table2.
The detection rate of epileptic discharges between sleep and awake period in long-term VEEG monitoring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比較統一的觀點是癲癇與睡眠之間關系密切，且相互作用復雜。兩者既可獨立存在，也可成為共患病。大多數癲癇患者常伴有睡眠行為障礙，而睡眠時期的轉化及睡眠障礙會誘發大腦的異常放電從而導致癲癇發作。因此，睡眠相關性癲癇的診斷和鑒別診斷及治療也越來越受到關注[5]。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可以明確的發病原因最常見的是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其次是顱腦外傷和腫瘤，而值得注意的是自身免疫性腦炎所占比例也不低，這就提示我們在以上疾病的臨床診療中需特別注意繼發睡眠相關性癲癇的可能。而關于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的病程、發作頻率、發作類型以及服用藥物種類及數量，因不同地區、不同設定標準等存在較大差異，至今尚無一致報道。該研究發現本地區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病程集中在 1～10 年、發作頻率主要為每年發作幾次至幾十次，多數具有兩種以上發作類型，包括局灶性起源和局灶進展為雙側強直陣攣，較多使用兩種以上 AEDs 治療。有學者指出癲癇患者的病程與睡眠障礙顯著相關，病程較長的癲癇患者對 AEDs 的治療反應較差，發作更難以控制，反復的癇性發作也會導致患者出現睡眠障礙[6]。而無論發生在夜間還是白天的癇性發作均會擾亂其睡眠-覺醒周期，使其夜間覺醒次數和睡眠時相轉換次數增加、睡眠片段化、睡眠效率下降，導致發作未控制的癲癇患者睡眠質量較差或容易出現失眠癥狀[7]。與全面性發作患者相比，部分性發作的患者睡眠質量較差、失眠程度亦較嚴重，這是因為部分性發作均可導致患者 REM 時相減少，夜間的癇性發作還可導致患者 NREMⅠ期時相增加、NREM Ⅱ期和Ⅳ期減少，睡眠效率下降，進而導致患者睡眠質量較差并合并睡眠障礙[8, 9]。我們的下一步研究將對這些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睡眠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索睡眠相關性癲癇和睡眠障礙之間的關系。
由于睡眠相關性癲癇發作癥狀常不典型，且常在夜間發生，患者及患者家屬很難及時發現和仔細觀察，臨床上難以與睡眠行為障礙等非癲癇發作性疾病相鑒別。VEEG 在癲癇診斷、分型及其與非癲癇發作性疾病的鑒別診斷中具有重要臨床價值[10]。而相較于常規 EEG，VEEG 監測能顯著提高睡眠相關性癲癇的癇樣放電檢出率，更好的監測睡眠中的癲癇樣放電、發作期腦電及臨床表現[11]，這與我們的結果一致。有研究指出，癲癇發作時的異常放電如果起源較深或近中線，如內側顳葉或額葉等，常擴散至腦干或對側。腦干受異常放電影響，呼吸節律改變，加重呼吸暫停，影響夜間睡眠行為[12]。本研究結果顯示，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間期 EEG 癲癇樣放電主要位于額、顳區。這可能與額葉和顳葉位置臨近且有廣泛聯系，額葉起源的癲癇樣放電易擴散到顳葉有關。此外，本研究提示癲癇發作多發生在睡眠期，且 NREMⅠ–Ⅱ期癲癇樣放電檢出率所占比例最高，這是由于睡眠對癲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特定的睡眠周期，因此發作期和發作間期的癲癇放電均出現在 NREM，特別是Ⅱ期，而在 REM 這些變化均被抑制[13]。這種影響在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更為突出，比如額葉癲癇和伴有中央顳區棘波的兒童良性癲癇。不過，也有學者指出，REM 期出現的癲癇樣放電對于癲癇灶的定位有更為重要的臨床意義[14, 15]。我們還發現，監測到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中非癲癇發作性事件中有一部分是和睡眠行為障礙相關的，比如不寧腿綜合征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等。Geyer 等報道，癲癇患者不寧腿綜合征的患病率遠遠高于同齡對照組，認為其發生可以作為癲癇側別判斷的一個信號，若及早進行干預能使癲癇有所改善[16]。而 OSAS 與癲癇的關系近來也越發受到重視。有研究表明，徹夜的睡眠剝奪會誘發癲癇，入睡困難、睡眠維持困難和 OSAS 影響癇性發作的控制[17]。而 OSAS 得到有效治療后，患者 EEG 的癇性放電可減少，發作亦可減輕[18]。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觀點，癲癇是導致 OSAS 的危險因素，OSAS 可能會導致或者加劇難治性癲癇[19, 20]。還有研究認為，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癲癇發作情況與睡眠關系密切[21]，那么對于睡眠相關性癲癇患者除控制癲癇發作外，更應積極評估其是否合并睡眠障礙，并進行有效治療。
綜上，該研究發現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具有一定的臨床特征和 EEG 表現，VEEG 相較常規 EEG 更能提高癲癇樣放電的檢出率，且對睡眠期發作事件的定性提供診斷依據，并能反映癲癇樣放電與睡眠之間的關系，為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的臨床診治提供依據。但由于受諸多因素限制，我們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如在收集臨床資料時，因回顧性研究性質會造成不可避免的偏倚，此外，我們僅應用 VEEG，數據欠缺多樣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將擴大樣本量，聯合 VEEG 和多導睡眠監測，對成人睡眠相關性癲癇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