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鄭婷婷, 宋凡. 癲癇發作對患者共情能力影響的研究. 癲癇雜志, 2018, 4(3): 201-206. doi: 10.7507/2096-0247.20180035 復制
癲癇患者的記憶力、關注力、執行力及言語表達力隨著長期的癇性發作而逐漸下降，出現不可逆的損害，上述在心理學稱之為非社會認知功能，已受到廣泛關注[1]。癲癇患者在社會認知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晚，共情是社會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認知損害造成癲癇患者廣泛的人際關系障礙和社會功能下降的研究近年在國外已經廣泛開展而國內相關研究很少[2]。本研究通過中文版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hina，IRI-C），探討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5 年 3 月–2016 年 1 月就診于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癲癇門診的成人癲癇患者 88 例和健康對照組 100 名。癲癇組男 47 例，女 41 例，年齡 18～65 歲。教育程度均為小學 6 年級以上。原發性癲癇 51 例，隱源性癲癇 37 例；發作類型包括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 Complex partial seizure，CPS、原發或繼發性全面強直-陣攣發作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癲癇組入組標準：① 非癥狀性癲癇；② 年齡>18 歲，發病>1 年；③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評分>24 分，均為右利手。排除標準：① 焦慮抑郁程度嚴重而影響認知能力者；② 既往有神經系統其他器質性疾病及合并內科其他嚴重疾病。
1.2 研究方法
1.2.1 以神經心理學測試篩查入組病例
以 MoCA 評分排除<24 分，以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排除重度焦慮抑郁，影響共情測試結果者。
1.2.2 共情能力評估
采用主觀自評形式 IRI-C，對癲癇組及對照組的共情能力進行評分，包括總分及各分項得分，觀點采擇和想象力屬于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CE），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屬于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EE）。
1.2.3 病例對照分析
采用病例對照分析比較癲癇組與對照組間共情能力的差異，以及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2.4 分組情況
按癲癇發作類型中是否有 GTCS 分無 GTCS 組（均為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無原發或繼發 GTCS，n=17）、單純 GTCS 組（只有原發性 GTCS 一種發作類型，n=23）、SGS 組（部分性發作繼發 GTCS，n=48），以及對照組（n=100）4 個組。為保證樣本數均衡，在 48 例 SGS 和 100 名對照組中各隨機抽取 30 例。按癲癇發作類型中是否有 CPS 分為無 CPS 組、有 CPS 組，每組各 30 例，進行統計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得數據采用 SPSS18.0 軟件進行分析。本次入組的數據（除性別外）均為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獨立樣本t檢驗來進行兩組之間數據比較，方差分析（ANOVA）比較兩組以上的樣本數據，多組間兩兩比較應用 Bonferroni 法；性別為計數資料，采用 χ2 檢驗比較兩組間數據。以 P 值<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將癲癇組與對照組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教育年限）及神經心理學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除 MoCA 評分有統計學意義外，余未見差異，見表 1。
表1
癲癇組與健康對照組基本資料及背景測試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and background test of epileps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2.2 人際反應指針量表
采用 IRI-C 對 88 例癲癇患者、100 名健康對照者的共情得分進行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2。癲癇患者出現共情能力的分離性損害，CE 受損，而 EE 保留。
表2
癲癇組與健康對照組 IRI-C 得分比較（
）
Table2.
Comparison of IRI-C scores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2.3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的影響
GTCS 組有 20 例（87%）為原發性癲癇，SGS 組有 8 例（17%）為原發性癲癇。不區分發作類型（部分性、全面性）的發作頻率上，GTCS 組發作頻率高者（≥3 次/月）7 例（30%），SGS 組中頻率高者（≥3 次/月）39 例（81%）。MoCA 評分均數健康對照組為（28.12±1.39）分，單純 GTCS 組為（28.16±2.32）分，SGS 組為（25.43±5.67）分，無 GTCS 組為（26.18±3.23）分。ANOVA顯示四組間觀點采擇、想象力、CE 及共情總分的均值不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同情關心、個人痛苦、EE 在四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后發現，無 GTCS 組、純 GTCS 組、SGS 組的觀點采擇、想象力、CE 及共情總分均較對照組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無 GTCS 組、單純 GTCS 組、SGS 組三組間的共情總分無差異，但 CE 間有差異。無 GTCS 組與單純 GTCS 組間 CE 及其兩個因子均無差異。單純 GTCS 組與 SGS 組之間 CE 無差異，但觀點采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SGS 組的觀點采擇較無 GTCS 組、單純 GTCS 組及對照組均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SGS 組的 CE 較無 GTCS 組、對照組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 SGS 組的觀點采擇得分低于其他三組，CE 得分低于無 GTCS 組及對照組。見表 3。
表3
有無 GTCS 癲癇患者共情成分的比較（
）
Table3.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empathy components of patients with/without GTCS and contral group
入組患者中，無 CPS 組顳葉癲癇患者 2 例（6.6%），有 CPS 組顳葉癲癇患者 24 例（80%）。統計發現 CPS 組的觀點采擇、想象力、CE、共情總分較無 CPS 發作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4。
表4
有無 CPS 癲癇患者共情成分的比較（
）
Table4.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mpathy components in patients with/without CPS
3 討論
共情（Empathy）是指個體感知他人情感的一種能力，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會他人的內心感受，屬于社會認知范疇，其 CE 成分對個體參與社會活動起重要調節作用，EE 成分在情緒控制方面起重要作用[3]。共情可以很好的促進個體與他人合作，幫助個體理解和預測他人的情緒和行為，是社會交往中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4]。共情分項包括觀點采擇、想象、同情關心、個人痛苦，其中觀點采擇與想象力為 CE，反映個體的理性情緒；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為 EE，反映個體的感性情緒[5]。隨著功能磁共振腦成像技術（fMRI）、事件相關技術（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經顱磁刺激等檢測技術的興起[6]，與共情相關的神經網絡、腦區結構及功能得到越來越多了解，發現 CE 的腦區在腹內側前額葉（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EE 的腦區包括負責其個人痛苦的前腦島（Anterior insula，AI）、前扣帶回（Anterior cingulated gyrus，ACC）區域及負責模擬過程的額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和頂下小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部位，后兩者屬于鏡像神經元系統（Mirror neuron system，MNS）區域，即為共情產生時的一種心理-神經網絡，又稱之為共情的內部模擬，為人們對他人所處情感的主觀模擬加工過程，會結合自身的經歷和所處境地進行進一步加工，有主觀成分的參與，此過程會激活自身相應特定的管理情緒的腦區[7]。
3.1 共情能力分離性損害的分析
在 CE 責任腦區的研究中，Shamay-Tsoory 等[8]對 49 例腦損傷患者進行共情的心理學測評，同時應用 fMRI 監測不同部位腦區的激活情況，發現 vmPFC 區域損傷者較健康人的 CE 能力差，而 EE 之間無差異。Shamay-Tsoory 等[9]選取 30 例額葉病變患者（vmPFC 病變 11 例、糖尿病前期額葉皮層病變 8 例、后額葉局部病變 11 例）和 34 名健康對照者，并區分認知和情感維度，每例入組者及對照者在進行共情測試時均同時利用 fMRI 掃描相關腦區代謝變化情況，結果也顯示大腦 vmPFC 損傷患者的 CE 能力下降，而 EE 保留，印證了 vmPFC 是 CE 的責任腦區。Blumcke 等[10]對 30 名健康男性，Bromley 等[11]對 7 例額葉受損患者及 13 名健康者采用經顱磁刺激方法干擾大腦皮層的不同區域，并進行共情能力測試，均發現 vmPFC 是影響 CE 的腦功能區。
MNS 已經被證明為 EE 的神經網絡，IPL 和 IFG 區域為 MNS 的神經解剖基礎[12]。Kalbe 等[13]將 fMRI 用于直接檢查 MNS 之間的關系，選取 52 名正常兒童，讓其觀察或模仿不同面部表情，同時用 fMRI 掃描大腦及 IRI-C 測試受試者的共情能力，結果發現 MNS 的 IFG 及 IPL 為 EE 的腦功能區[14]。
人類的共情能力之所以會出現分離性損害，除上述因素外；另外一個原因為 EE 在人類心理成熟過程中發生較早，屬于原始的情感功能，在嬰兒期即已經存在，如嬰兒看到母親悲傷的表情也會產生哭鬧情緒[15]；而 CE 在人類心理成熟過程中發生相對晚，大約在青春期才發育完成，屬于高級的心理過程。一般來說，人類原始功能不易受外界疾病、環境等因素所影響，而高級功能容易被客觀因素損害[16]。
有關共情的研究，近年來在神經病學領域逐漸開展，然而對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相關研究較少。Moyers 等[17] 進行了一項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與大腦邊緣系統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研究選取了 13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9 例邊緣系統萎縮的癲癇患者和 33 名健康對照者，測試者在接受 IRI-C 量表測試，同時進行 fMRI 掃描，并用全腦分布形態測量學的方法測量受試者參與共情的相關腦區面積大小。結果表明，顳葉和邊緣系統病變的患者，其共情能力較健康對照組明顯降低；且邊緣系統萎縮的患者，其認知共情受損尤為嚴重，表明人類共情能力的損傷與邊緣系統體積的萎縮之間具有相關性。
Dziobek 等[18]的一項研究采用了 Ekman、Friesen、Faux Pas 等心理學模擬測試，通過識別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測試，評估 30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和 30 名健康對照者社會認知能力之間的差別，結果發現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社會認知能力得分明顯差于對照組，且左、右側顳葉病變的患者其測試總得分幾乎是相同的，結果表明社會認知能力與顳葉有相關性，而與顳葉的左右側別無特定關聯性。
Harari 等[19]采用標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量表對 30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與 20 名健康對照者進行共情能力測試，并采用專業的 Ekman、Friesen、Faux Pas 測試評估方法，驗證癲癇患者與健康人群在社會認知方面的差別。提示顱內該部位病變會影響測試者認知共情的得分，分析系由于該部位的病變會引起臨床難治性癲癇，長期反復的癇性發作，造成了患者非社會認知水平即智能水平的嚴重下降，因共情屬于高級認知能力，其測試結果強烈依賴于測試者的基礎智力水平，故而智能水平的下降導致其高級認知能力受到相應損害。
汪凱等[20]在國內首次報道了癲癇與共情的相關關系，通過 IRI-C 比較原發性癲癇患者與健康對照組之間共情能力的差異，顯示癲癇患者的共情總分及其 CE 的得分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CE 明顯受損而 EE 保留，兩者出現分離，并發現額葉病變是導致共情能力下降的因素之一，認為額葉為共情的功能區。
我們的研究也提示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較健康人群有所下降，同樣出現 CE 受損，EE 保留的分離現象。分析原因可能與前面所述二者具有不同的神經解剖學基礎有關，也證實了心理學上共情的兩成份學說，即兩者獨立存在、相互分離。
3.2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影響的研究報告罕見，本研究顯示有無 GTCS 或 CPS 對共情的影響不同。
該研究顯示有 SGS 發作的癲癇患者認知共情能力損害較重。SGS 系由各種類型的先兆泛化至全面性發作，全面性的異常放電可造成比無 GTCS 即僅為部分性發作更多的腦損害[21]。SGS 發作的患者顱內多有穩定的致癇灶，起源于該致癇灶的異常放電不僅造成局部神經元的損害，也造成放電泛化路徑中其它神經元功能的損害[22]。本研究中 SGS 組中隱源性癲癇占比高于 GTCS 組，其隱匿的病理改變也將參與腦損害；SGS 組 MoCA 評分低于 GTCS 組，即反應認知功能的腦功能損害也較重；另外 SGS 組各種類型的發作頻率也高于 GTCS 組。故 SGS 組的神經細胞較無 SGS 組的損害嚴重，伴隨明顯的認知能力下降，均可導致 SGS 組認知共情能力低于無 GTCS 組及 GTCS 組。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CPS 組共情能力的損害相較于無 CPS 組更為嚴重。顳葉的主要功能區為內側面，此區域屬于邊緣系統，海馬為主要結構，與記憶、精神和行為具有相關性[23]。Kalbe[13]在文獻中指出的大腦邊緣系統體積的萎縮是導致癲癇患者共情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難治性顳葉部位病變的癲癇常常表現為藥物控制欠佳的復雜部分性發作，常伴隨著各種認知成分，包括社會認知方面的缺陷。另外，該研究顯示，有 CPS 發作的癲癇患者中，76% 發作間期的視頻腦電圖（VEEG）可見癇樣波發放，而無 CPS 組癇性放電的患者僅僅占 34%。這種發作間期的臨床下放電也可能對神經元造成慢性損害，從而導致其高級皮層功能包括認知功能的下降[24]。
綜上，我們的研究顯示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較健康對照組受損，其中 CE、EE 出現分離性損害，即 CE 受損而 EE 保留。不同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損害程度也不同，有 CPS 和 GTCS 將加重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
癲癇患者的記憶力、關注力、執行力及言語表達力隨著長期的癇性發作而逐漸下降，出現不可逆的損害，上述在心理學稱之為非社會認知功能，已受到廣泛關注[1]。癲癇患者在社會認知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晚，共情是社會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認知損害造成癲癇患者廣泛的人際關系障礙和社會功能下降的研究近年在國外已經廣泛開展而國內相關研究很少[2]。本研究通過中文版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hina，IRI-C），探討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5 年 3 月–2016 年 1 月就診于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癲癇門診的成人癲癇患者 88 例和健康對照組 100 名。癲癇組男 47 例，女 41 例，年齡 18～65 歲。教育程度均為小學 6 年級以上。原發性癲癇 51 例，隱源性癲癇 37 例；發作類型包括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 Complex partial seizure，CPS、原發或繼發性全面強直-陣攣發作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癲癇組入組標準：① 非癥狀性癲癇；② 年齡>18 歲，發病>1 年；③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評分>24 分，均為右利手。排除標準：① 焦慮抑郁程度嚴重而影響認知能力者；② 既往有神經系統其他器質性疾病及合并內科其他嚴重疾病。
1.2 研究方法
1.2.1 以神經心理學測試篩查入組病例
以 MoCA 評分排除<24 分，以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排除重度焦慮抑郁，影響共情測試結果者。
1.2.2 共情能力評估
采用主觀自評形式 IRI-C，對癲癇組及對照組的共情能力進行評分，包括總分及各分項得分，觀點采擇和想象力屬于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CE），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屬于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EE）。
1.2.3 病例對照分析
采用病例對照分析比較癲癇組與對照組間共情能力的差異，以及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2.4 分組情況
按癲癇發作類型中是否有 GTCS 分無 GTCS 組（均為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無原發或繼發 GTCS，n=17）、單純 GTCS 組（只有原發性 GTCS 一種發作類型，n=23）、SGS 組（部分性發作繼發 GTCS，n=48），以及對照組（n=100）4 個組。為保證樣本數均衡，在 48 例 SGS 和 100 名對照組中各隨機抽取 30 例。按癲癇發作類型中是否有 CPS 分為無 CPS 組、有 CPS 組，每組各 30 例，進行統計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得數據采用 SPSS18.0 軟件進行分析。本次入組的數據（除性別外）均為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獨立樣本t檢驗來進行兩組之間數據比較，方差分析（ANOVA）比較兩組以上的樣本數據，多組間兩兩比較應用 Bonferroni 法；性別為計數資料，采用 χ2 檢驗比較兩組間數據。以 P 值<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將癲癇組與對照組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教育年限）及神經心理學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除 MoCA 評分有統計學意義外，余未見差異，見表 1。
表1
癲癇組與健康對照組基本資料及背景測試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and background test of epileps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2.2 人際反應指針量表
采用 IRI-C 對 88 例癲癇患者、100 名健康對照者的共情得分進行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2。癲癇患者出現共情能力的分離性損害，CE 受損，而 EE 保留。
表2
癲癇組與健康對照組 IRI-C 得分比較（
）
Table2.
Comparison of IRI-C scores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2.3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的影響
GTCS 組有 20 例（87%）為原發性癲癇，SGS 組有 8 例（17%）為原發性癲癇。不區分發作類型（部分性、全面性）的發作頻率上，GTCS 組發作頻率高者（≥3 次/月）7 例（30%），SGS 組中頻率高者（≥3 次/月）39 例（81%）。MoCA 評分均數健康對照組為（28.12±1.39）分，單純 GTCS 組為（28.16±2.32）分，SGS 組為（25.43±5.67）分，無 GTCS 組為（26.18±3.23）分。ANOVA顯示四組間觀點采擇、想象力、CE 及共情總分的均值不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同情關心、個人痛苦、EE 在四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后發現，無 GTCS 組、純 GTCS 組、SGS 組的觀點采擇、想象力、CE 及共情總分均較對照組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無 GTCS 組、單純 GTCS 組、SGS 組三組間的共情總分無差異，但 CE 間有差異。無 GTCS 組與單純 GTCS 組間 CE 及其兩個因子均無差異。單純 GTCS 組與 SGS 組之間 CE 無差異，但觀點采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SGS 組的觀點采擇較無 GTCS 組、單純 GTCS 組及對照組均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SGS 組的 CE 較無 GTCS 組、對照組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 SGS 組的觀點采擇得分低于其他三組，CE 得分低于無 GTCS 組及對照組。見表 3。
表3
有無 GTCS 癲癇患者共情成分的比較（
）
Table3.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empathy components of patients with/without GTCS and contral group
入組患者中，無 CPS 組顳葉癲癇患者 2 例（6.6%），有 CPS 組顳葉癲癇患者 24 例（80%）。統計發現 CPS 組的觀點采擇、想象力、CE、共情總分較無 CPS 發作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4。
表4
有無 CPS 癲癇患者共情成分的比較（
）
Table4.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mpathy components in patients with/without CPS
3 討論
共情（Empathy）是指個體感知他人情感的一種能力，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會他人的內心感受，屬于社會認知范疇，其 CE 成分對個體參與社會活動起重要調節作用，EE 成分在情緒控制方面起重要作用[3]。共情可以很好的促進個體與他人合作，幫助個體理解和預測他人的情緒和行為，是社會交往中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4]。共情分項包括觀點采擇、想象、同情關心、個人痛苦，其中觀點采擇與想象力為 CE，反映個體的理性情緒；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為 EE，反映個體的感性情緒[5]。隨著功能磁共振腦成像技術（fMRI）、事件相關技術（Event related potential，ERP）、經顱磁刺激等檢測技術的興起[6]，與共情相關的神經網絡、腦區結構及功能得到越來越多了解，發現 CE 的腦區在腹內側前額葉（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EE 的腦區包括負責其個人痛苦的前腦島（Anterior insula，AI）、前扣帶回（Anterior cingulated gyrus，ACC）區域及負責模擬過程的額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和頂下小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部位，后兩者屬于鏡像神經元系統（Mirror neuron system，MNS）區域，即為共情產生時的一種心理-神經網絡，又稱之為共情的內部模擬，為人們對他人所處情感的主觀模擬加工過程，會結合自身的經歷和所處境地進行進一步加工，有主觀成分的參與，此過程會激活自身相應特定的管理情緒的腦區[7]。
3.1 共情能力分離性損害的分析
在 CE 責任腦區的研究中，Shamay-Tsoory 等[8]對 49 例腦損傷患者進行共情的心理學測評，同時應用 fMRI 監測不同部位腦區的激活情況，發現 vmPFC 區域損傷者較健康人的 CE 能力差，而 EE 之間無差異。Shamay-Tsoory 等[9]選取 30 例額葉病變患者（vmPFC 病變 11 例、糖尿病前期額葉皮層病變 8 例、后額葉局部病變 11 例）和 34 名健康對照者，并區分認知和情感維度，每例入組者及對照者在進行共情測試時均同時利用 fMRI 掃描相關腦區代謝變化情況，結果也顯示大腦 vmPFC 損傷患者的 CE 能力下降，而 EE 保留，印證了 vmPFC 是 CE 的責任腦區。Blumcke 等[10]對 30 名健康男性，Bromley 等[11]對 7 例額葉受損患者及 13 名健康者采用經顱磁刺激方法干擾大腦皮層的不同區域，并進行共情能力測試，均發現 vmPFC 是影響 CE 的腦功能區。
MNS 已經被證明為 EE 的神經網絡，IPL 和 IFG 區域為 MNS 的神經解剖基礎[12]。Kalbe 等[13]將 fMRI 用于直接檢查 MNS 之間的關系，選取 52 名正常兒童，讓其觀察或模仿不同面部表情，同時用 fMRI 掃描大腦及 IRI-C 測試受試者的共情能力，結果發現 MNS 的 IFG 及 IPL 為 EE 的腦功能區[14]。
人類的共情能力之所以會出現分離性損害，除上述因素外；另外一個原因為 EE 在人類心理成熟過程中發生較早，屬于原始的情感功能，在嬰兒期即已經存在，如嬰兒看到母親悲傷的表情也會產生哭鬧情緒[15]；而 CE 在人類心理成熟過程中發生相對晚，大約在青春期才發育完成，屬于高級的心理過程。一般來說，人類原始功能不易受外界疾病、環境等因素所影響，而高級功能容易被客觀因素損害[16]。
有關共情的研究，近年來在神經病學領域逐漸開展，然而對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相關研究較少。Moyers 等[17] 進行了一項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與大腦邊緣系統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研究選取了 13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9 例邊緣系統萎縮的癲癇患者和 33 名健康對照者，測試者在接受 IRI-C 量表測試，同時進行 fMRI 掃描，并用全腦分布形態測量學的方法測量受試者參與共情的相關腦區面積大小。結果表明，顳葉和邊緣系統病變的患者，其共情能力較健康對照組明顯降低；且邊緣系統萎縮的患者，其認知共情受損尤為嚴重，表明人類共情能力的損傷與邊緣系統體積的萎縮之間具有相關性。
Dziobek 等[18]的一項研究采用了 Ekman、Friesen、Faux Pas 等心理學模擬測試，通過識別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測試，評估 30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和 30 名健康對照者社會認知能力之間的差別，結果發現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社會認知能力得分明顯差于對照組，且左、右側顳葉病變的患者其測試總得分幾乎是相同的，結果表明社會認知能力與顳葉有相關性，而與顳葉的左右側別無特定關聯性。
Harari 等[19]采用標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量表對 30 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與 20 名健康對照者進行共情能力測試，并采用專業的 Ekman、Friesen、Faux Pas 測試評估方法，驗證癲癇患者與健康人群在社會認知方面的差別。提示顱內該部位病變會影響測試者認知共情的得分，分析系由于該部位的病變會引起臨床難治性癲癇，長期反復的癇性發作，造成了患者非社會認知水平即智能水平的嚴重下降，因共情屬于高級認知能力，其測試結果強烈依賴于測試者的基礎智力水平，故而智能水平的下降導致其高級認知能力受到相應損害。
汪凱等[20]在國內首次報道了癲癇與共情的相關關系，通過 IRI-C 比較原發性癲癇患者與健康對照組之間共情能力的差異，顯示癲癇患者的共情總分及其 CE 的得分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CE 明顯受損而 EE 保留，兩者出現分離，并發現額葉病變是導致共情能力下降的因素之一，認為額葉為共情的功能區。
我們的研究也提示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較健康人群有所下降，同樣出現 CE 受損，EE 保留的分離現象。分析原因可能與前面所述二者具有不同的神經解剖學基礎有關，也證實了心理學上共情的兩成份學說，即兩者獨立存在、相互分離。
3.2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癲癇發作類型對共情影響的研究報告罕見，本研究顯示有無 GTCS 或 CPS 對共情的影響不同。
該研究顯示有 SGS 發作的癲癇患者認知共情能力損害較重。SGS 系由各種類型的先兆泛化至全面性發作，全面性的異常放電可造成比無 GTCS 即僅為部分性發作更多的腦損害[21]。SGS 發作的患者顱內多有穩定的致癇灶，起源于該致癇灶的異常放電不僅造成局部神經元的損害，也造成放電泛化路徑中其它神經元功能的損害[22]。本研究中 SGS 組中隱源性癲癇占比高于 GTCS 組，其隱匿的病理改變也將參與腦損害；SGS 組 MoCA 評分低于 GTCS 組，即反應認知功能的腦功能損害也較重；另外 SGS 組各種類型的發作頻率也高于 GTCS 組。故 SGS 組的神經細胞較無 SGS 組的損害嚴重，伴隨明顯的認知能力下降，均可導致 SGS 組認知共情能力低于無 GTCS 組及 GTCS 組。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CPS 組共情能力的損害相較于無 CPS 組更為嚴重。顳葉的主要功能區為內側面，此區域屬于邊緣系統，海馬為主要結構，與記憶、精神和行為具有相關性[23]。Kalbe[13]在文獻中指出的大腦邊緣系統體積的萎縮是導致癲癇患者共情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難治性顳葉部位病變的癲癇常常表現為藥物控制欠佳的復雜部分性發作，常伴隨著各種認知成分，包括社會認知方面的缺陷。另外，該研究顯示，有 CPS 發作的癲癇患者中，76% 發作間期的視頻腦電圖（VEEG）可見癇樣波發放，而無 CPS 組癇性放電的患者僅僅占 34%。這種發作間期的臨床下放電也可能對神經元造成慢性損害，從而導致其高級皮層功能包括認知功能的下降[24]。
綜上，我們的研究顯示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較健康對照組受損，其中 CE、EE 出現分離性損害，即 CE 受損而 EE 保留。不同發作類型對共情能力損害程度也不同，有 CPS 和 GTCS 將加重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