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癇是多種原因導致的腦部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所致的臨床綜合征，其病因復雜，發病率高，對患者日常生活影響大。睡眠占人生1/3的時間，是維持機體健康必不可少的生理過程。研究發現睡眠障礙與癲癇關系密切，文章選取睡眠障礙中發病率較高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從流行病學、病理生理聯系、危險因素及治療方面綜述二者的關系。
引用本文： 劉涵, 肖爭. 癲癇與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的關系. 癲癇雜志, 2017, 3(6): 505-508.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81 復制
癲癇，尤其是耐藥性癲癇，給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了嚴重影響，也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1]。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克服其耐藥性的方法，以及新藥研發和手術治療方面，但效果不明顯[2]。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可能是耐藥性癲癇一個重要的共病[3]，針對它進行的治療可以減輕癲癇發作[4, 5]。事實上，癲癇與OSAS的癥狀有部分重疊[6]，例如睡眠剝奪、疲勞或嗜睡和認知功能障礙[1, 7-12]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二者相互影響[13]，這一認識有助于我們尋找一種新的非藥物管理癲癇的治療策略[14]。
1 流行病學
癲癇的發病率為0.7%[15]，而OSAS的發病率為3%~4%[16-18]。研究顯示，癲癇人群與普通人群OSAS的發病率分別為15.2%和4.41%[19]。在晚發癲癇患者中，88.9%的人患OSAS，其中55.6%為中度或重度OSAS[20]。在難治性癲癇兒童中，OSAS的發病率為43.8%，顯著高于普通癲癇兒童OSAS患病率(30.7%)。使用1種以上抗癲癇藥物(AEDs)的兒童，其OSAS的發病率顯著高于單藥治療或不用藥物治療的兒童(45.8%和30.6%)[21]。從流行病學來看，癲癇患者比普通人群更易患OSAS，難治性癲癇患者比一般癲癇患者更易患OSAS。多藥治療的患者比單藥治療或不治療的患者更易患OSAS，均表明癲癇與OSAS關系密切。
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及分度標準
OSAS是一種原發性睡眠障礙，臨床表現為日間嗜睡、睡眠時大聲打鼾和睡眠相關性呼吸中斷。此類患者由于口咽部塌陷引起上呼吸道阻塞，進而引起氣流完全或部分中止，常導致窒息或覺醒[22]。一般來說，這些阻塞性呼吸道事件必須至少持續10s且頻率＞5次/h才符合OSAS的診斷標準[16, 22, 23]。
多導睡眠圖(Polysomnography, PSG)是診斷呼吸暫停事件及其嚴重程度的金標準[16, 24, 25]。PSG可以測出呼吸暫停和通氣不足，合稱為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pnea hyponea index，AHI)。AHI≥5次/h認為是輕度OSAS[23]，≥15次/h為中度OSAS，重度OSAS為AHI≥30次/h[24]。
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與癲癇的病理生理
研究表明，睡眠呼吸暫停與腦存在復雜的關系，并與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相關，如癲癇、腦血管疾病、頭痛、認知功能障礙和帕金森病等。本文主要綜述睡眠呼吸暫停與癲癇的關系。
生理的睡眠結構由連續但分界清楚的睡眠階段組成。根據是否存在快速眼球運動，分為快速眼動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REM)和非快速眼動睡眠(non-REM, NREM)。根據2007年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新制定的睡眠判讀指南，NREM由N1、N2和N3階段構成(N3代表R&K睡眠分期標準中的NREM 3期和NREM 4期睡眠)，其中N2和N3以逐漸增加的慢波活動為特點。在覺醒前REM活動較多[26, 27]。NREM的微觀結構通過循環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CAP)觀察。CAP是在NREM期出現的一種呈周期性變化的腦電，以一系列明顯突出于背景活動，短暫性腦電事件爆發為特點[28]。這些腦電事件不超過60 s間隔重復出現。CAP是意味著睡眠不穩定性和/或受到干擾的一種腦電活動，它可以在NREM期自發出現，也可以與睡眠障礙伴發。與傳統的睡眠分析方法相比，CAP分析能深入了解人類睡眠的微觀結構。
在NREM期和睡眠過渡階段，常記錄到發作間期的癇樣放電，癲癇發作也常發生于此階段[29, 30]。事實上，睡眠相關性癲癇主要在N2期發作(61%~68%)[31]，N2期是以CAP為標志的一個階段。有學者提出，癲癇發作可能與CAP病理性增強有關[30, 32]。
OSAS同時干擾了宏觀和微觀的睡眠生理循環。首先，從宏觀來看，呼吸暫停事件可以導致皮質或皮質下覺醒，從而使患者睡眠的N1和N2期延長，由于夜間發生的癲癇大部分發生于這些階段，故N1和N2的延長也增加了癲癇發作的可能性[33]。其次，OSAS可以引起與CAP相關的睡眠片段化和微覺醒反應，但目前仍缺少證據表明窒息和癲癇都通過覺醒和CAP有直接聯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續正壓通氣(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可以減少NREM期的發作間期癇樣放電。最后，OSAS引起的睡眠片段化會導致睡眠剝奪，可降低癲癇發生的閾值，這是OSAS觸發癲癇的潛在機制。
另外，癲癇也可以增加OSAS的發病率。癲癇發作時的異常放電如果起源較深或近中線，如內側顳葉或額葉等，常擴散至腦干或對側。腦干是呼吸中樞所在地，受異常放電影響，呼吸節律改變，加重呼吸暫停[34]。
考慮到這些病理生理聯系，OSAS可以加重癲癇，癲癇也可以增加OSAS的發病率，二者相互影響，對癲癇患者進行OSAS的篩查，并評估其是否是癲癇的常見伴隨疾病對癲癇的治療很重要。
4 癲癇患者罹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的危險因素
OSAS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癲癇發作頻率增加、肥胖和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
Malow等[3]研究了39例既往未發現OSAS的癲癇患者，發現與無OSAS組相比，患OSAS組的受試者年齡更大，男性比例更多。Li等[19]分別對控制良好的癲癇合并OSAS的患者和難治性癲癇合并OSAS患者進行多因素對數回歸模型分析，發現對于癲癇控制良好的患者、年老者、男性、維持睡眠困難者、日間嗜睡者有更高的幾率患OSAS，癲癇發作頻率較高者患OSAS的風險也相應升高。這一研究不僅證實年齡和性別是危險因素，更進一步強調了癲癇發作頻率的增加提高了OSAS的發病率。
Foldvary-Schaefer等[35]的研究發現高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成年人的AHI更高，更易患OSAS。表明肥胖是另一個使患者易患OSAS的危險因素。一方面，隨著肥胖者咽周軟組織(以頸部脂肪沉積的形式)的增多，睡眠時氣道口徑減小，從而呼吸暫停事件更易于發生，例如與周身肥胖相比頸圍＞43cm是OSAS的危險因素。另一方面，在癲癇患者的抗癲癇治療中，體重隨AEDs及時間而波動[36, 37]。由于使用一種新的AEDs或抗抑郁藥物導致突然的體重增加可能觸發OSAS[38]。有個案報道患者在服用氨己烯酸后出現突然的體重增加(3周增加11kg)并繼發OSAS，在逐漸減量至停用并給予利尿劑的過程中，其體重在4 d內下降7kg[38]。表明突然的體重增加是由于氨己烯酸引起的液體潴留而非脂肪沉積。同樣的情況也見于丙戊酸，一種與體重增加和代謝改變相關的AED[39]。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致體重增加的AEDs外，一些有鎮靜催眠作用的AEDs也是OSAS的危險因素。包括苯二氮卓類和巴比妥類藥物，它們除了有抗癲癇作用，還能增加日間過度嗜睡，引起肌肉松弛，加重睡眠相關的上氣道阻塞。因此，不論是可使體重增加的AEDs如加巴噴丁、卡馬西平和氨己烯酸，或者如苯二氮卓類及巴比妥類的鎮靜催眠類AEDs，二者都使癲癇患者易患OSAS。有研究發現在患OSAS的癲癇患者中，OSAS的嚴重程度隨AEDs數量的增加而增加[33]，所以一些研究將聯合用藥作為OSAS的危險因素。
5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的治療對癲癇控制的作用
臨床上對OSAS治療手段不多，基礎治療包括控制體重、側臥位、戒煙酒、勿服鎮靜安眠藥物，以及保持鼻腔通暢等。此外，針對呼吸暫停的特殊治療包括CPAP和手術治療。
Pornsriniyom等[40]的回顧性圖表納入了132例癲癇患者，是目前樣本量最大的探討在癲癇人群中共病OSAS情況的研究。他們將癲癇患者劃分為3個觀察組：無OSAS的癲癇患者，患OSAS且用CPAP治療的癲癇患者，患OSAS但拒絕或不能耐受CPAP的癲癇患者。統計癲癇發作頻率減小≥50%的受試者占各組總數的比值發現，接受CPAP治療組與拒絕或不耐受CPAP治療組的百分比分別為73.9%和14.3%；癲癇發作頻率減小的平均百分比在接受CPAP治療組與拒絕或不耐受CPAP治療組分別為58.5%和17.0%。如果將癲癇發作頻率減小≥50%或在基線或隨訪期未再發作癲癇定義為有效治療，接受CPAP治療組、無OSAS組、未接受CPAP治療組中獲得有效治療的百分比分別為83.7%、53.6%和39.4%，表明接受CPAP治療的有呼吸暫停的患者比未接受治療或無OSAS的患者，其癲癇發作能得到更好的控制。Vendrame等[41]研究了41例成年患OSAS的癲癇患者，其中28例接受了至少6個月的CPAP治療，13例未接受CPAP治療。接受CPAP治療組的癲癇發作頻率由1.8次/月減少至1次/月(P=0.01)，在未接受CPAP治療組，癲癇發作頻率由基線的2.1次/月變為隨訪期的1.8次/月(P=0.3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經CPAP治療的OSAS患者比未治療的OSAS患者癲癇發作減少。Li等[19]在一項研究中發現，15例同時患癲癇和OSAS的患者均接受CPAP治療，有6例為難治性癲癇患者，癲癇發作得到顯著改善，其中4例癲癇發作頻率由(1.31±0.39)次/月減少至(0.15±0.15)次/月。證實了CPAP在藥物難治性癲癇中效果明顯。上述研究結果提示，CPAP可有效減少癲癇患者或難治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它可能對此類患者提供了一種非藥物治療措施。但是，Malow等[14]將35例同時患癲癇和OSAS的患者隨機分成兩組，一組給予有效的CPAP(n=19)，一組給予安慰的CPAP(n=13)。觀察CPAP對癲癇的效果發現，在治療組中有28%的患者在8周的觀察期中癲癇發作的頻率至少減少了50%，而在安慰組中只有15%的患者在8周的觀察期中癲癇發作的頻率至少減少了50%，但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40)。
大部分研究報道了CPAP的積極影響[42]，也有個案報道CPAP誘發了夜間癲癇發作[43]，這種病情加重可以解釋為CPAP裝置增加了睡眠的不穩定性。還有研究表示CPAP并沒有使癲癇患者的癲癇發作得到改善[14]。因此，CPAP是否能減少癲癇發作頻率仍需進一步的前瞻性試驗提供可靠依據。
還有文獻評估了其他的OSAS的治療選擇。許多有打鼾或患OSAS的兒科患者有扁桃體腫大，切除這些組織能減少癲癇發作的頻率。有病例報道顯示2例經手術治療的患兒手術后PSG監測示AHI較術前明顯減小，隨訪中未再見癇性發作，而且患兒的精神和智力狀態亦有明顯好轉。
6 結語
癲癇和OSAS的共病是普遍的，OSAS和癲癇的病理生理聯系也逐漸被人們了解。然而，OSAS與癲癇共病常常被忽略，醫生常將日間嗜睡和反應遲鈍歸因于AEDs的副作用而忽視了OSAS的存在。因此，當癲癇患者有年齡、性別、肥胖等危險因素且對傳統AEDs不敏感時，應注意OSAS的篩查，并及早治療，改善患者的預后和生活質量。
癲癇，尤其是耐藥性癲癇，給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了嚴重影響，也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1]。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克服其耐藥性的方法，以及新藥研發和手術治療方面，但效果不明顯[2]。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可能是耐藥性癲癇一個重要的共病[3]，針對它進行的治療可以減輕癲癇發作[4, 5]。事實上，癲癇與OSAS的癥狀有部分重疊[6]，例如睡眠剝奪、疲勞或嗜睡和認知功能障礙[1, 7-12]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二者相互影響[13]，這一認識有助于我們尋找一種新的非藥物管理癲癇的治療策略[14]。
1 流行病學
癲癇的發病率為0.7%[15]，而OSAS的發病率為3%~4%[16-18]。研究顯示，癲癇人群與普通人群OSAS的發病率分別為15.2%和4.41%[19]。在晚發癲癇患者中，88.9%的人患OSAS，其中55.6%為中度或重度OSAS[20]。在難治性癲癇兒童中，OSAS的發病率為43.8%，顯著高于普通癲癇兒童OSAS患病率(30.7%)。使用1種以上抗癲癇藥物(AEDs)的兒童，其OSAS的發病率顯著高于單藥治療或不用藥物治療的兒童(45.8%和30.6%)[21]。從流行病學來看，癲癇患者比普通人群更易患OSAS，難治性癲癇患者比一般癲癇患者更易患OSAS。多藥治療的患者比單藥治療或不治療的患者更易患OSAS，均表明癲癇與OSAS關系密切。
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及分度標準
OSAS是一種原發性睡眠障礙，臨床表現為日間嗜睡、睡眠時大聲打鼾和睡眠相關性呼吸中斷。此類患者由于口咽部塌陷引起上呼吸道阻塞，進而引起氣流完全或部分中止，常導致窒息或覺醒[22]。一般來說，這些阻塞性呼吸道事件必須至少持續10s且頻率＞5次/h才符合OSAS的診斷標準[16, 22, 23]。
多導睡眠圖(Polysomnography, PSG)是診斷呼吸暫停事件及其嚴重程度的金標準[16, 24, 25]。PSG可以測出呼吸暫停和通氣不足，合稱為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pnea hyponea index，AHI)。AHI≥5次/h認為是輕度OSAS[23]，≥15次/h為中度OSAS，重度OSAS為AHI≥30次/h[24]。
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與癲癇的病理生理
研究表明，睡眠呼吸暫停與腦存在復雜的關系，并與多種神經系統疾病相關，如癲癇、腦血管疾病、頭痛、認知功能障礙和帕金森病等。本文主要綜述睡眠呼吸暫停與癲癇的關系。
生理的睡眠結構由連續但分界清楚的睡眠階段組成。根據是否存在快速眼球運動，分為快速眼動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REM)和非快速眼動睡眠(non-REM, NREM)。根據2007年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新制定的睡眠判讀指南，NREM由N1、N2和N3階段構成(N3代表R&K睡眠分期標準中的NREM 3期和NREM 4期睡眠)，其中N2和N3以逐漸增加的慢波活動為特點。在覺醒前REM活動較多[26, 27]。NREM的微觀結構通過循環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CAP)觀察。CAP是在NREM期出現的一種呈周期性變化的腦電，以一系列明顯突出于背景活動，短暫性腦電事件爆發為特點[28]。這些腦電事件不超過60 s間隔重復出現。CAP是意味著睡眠不穩定性和/或受到干擾的一種腦電活動，它可以在NREM期自發出現，也可以與睡眠障礙伴發。與傳統的睡眠分析方法相比，CAP分析能深入了解人類睡眠的微觀結構。
在NREM期和睡眠過渡階段，常記錄到發作間期的癇樣放電，癲癇發作也常發生于此階段[29, 30]。事實上，睡眠相關性癲癇主要在N2期發作(61%~68%)[31]，N2期是以CAP為標志的一個階段。有學者提出，癲癇發作可能與CAP病理性增強有關[30, 32]。
OSAS同時干擾了宏觀和微觀的睡眠生理循環。首先，從宏觀來看，呼吸暫停事件可以導致皮質或皮質下覺醒，從而使患者睡眠的N1和N2期延長，由于夜間發生的癲癇大部分發生于這些階段，故N1和N2的延長也增加了癲癇發作的可能性[33]。其次，OSAS可以引起與CAP相關的睡眠片段化和微覺醒反應，但目前仍缺少證據表明窒息和癲癇都通過覺醒和CAP有直接聯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續正壓通氣(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可以減少NREM期的發作間期癇樣放電。最后，OSAS引起的睡眠片段化會導致睡眠剝奪，可降低癲癇發生的閾值，這是OSAS觸發癲癇的潛在機制。
另外，癲癇也可以增加OSAS的發病率。癲癇發作時的異常放電如果起源較深或近中線，如內側顳葉或額葉等，常擴散至腦干或對側。腦干是呼吸中樞所在地，受異常放電影響，呼吸節律改變，加重呼吸暫停[34]。
考慮到這些病理生理聯系，OSAS可以加重癲癇，癲癇也可以增加OSAS的發病率，二者相互影響，對癲癇患者進行OSAS的篩查，并評估其是否是癲癇的常見伴隨疾病對癲癇的治療很重要。
4 癲癇患者罹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的危險因素
OSAS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癲癇發作頻率增加、肥胖和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
Malow等[3]研究了39例既往未發現OSAS的癲癇患者，發現與無OSAS組相比，患OSAS組的受試者年齡更大，男性比例更多。Li等[19]分別對控制良好的癲癇合并OSAS的患者和難治性癲癇合并OSAS患者進行多因素對數回歸模型分析，發現對于癲癇控制良好的患者、年老者、男性、維持睡眠困難者、日間嗜睡者有更高的幾率患OSAS，癲癇發作頻率較高者患OSAS的風險也相應升高。這一研究不僅證實年齡和性別是危險因素，更進一步強調了癲癇發作頻率的增加提高了OSAS的發病率。
Foldvary-Schaefer等[35]的研究發現高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成年人的AHI更高，更易患OSAS。表明肥胖是另一個使患者易患OSAS的危險因素。一方面，隨著肥胖者咽周軟組織(以頸部脂肪沉積的形式)的增多，睡眠時氣道口徑減小，從而呼吸暫停事件更易于發生，例如與周身肥胖相比頸圍＞43cm是OSAS的危險因素。另一方面，在癲癇患者的抗癲癇治療中，體重隨AEDs及時間而波動[36, 37]。由于使用一種新的AEDs或抗抑郁藥物導致突然的體重增加可能觸發OSAS[38]。有個案報道患者在服用氨己烯酸后出現突然的體重增加(3周增加11kg)并繼發OSAS，在逐漸減量至停用并給予利尿劑的過程中，其體重在4 d內下降7kg[38]。表明突然的體重增加是由于氨己烯酸引起的液體潴留而非脂肪沉積。同樣的情況也見于丙戊酸，一種與體重增加和代謝改變相關的AED[39]。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致體重增加的AEDs外，一些有鎮靜催眠作用的AEDs也是OSAS的危險因素。包括苯二氮卓類和巴比妥類藥物，它們除了有抗癲癇作用，還能增加日間過度嗜睡，引起肌肉松弛，加重睡眠相關的上氣道阻塞。因此，不論是可使體重增加的AEDs如加巴噴丁、卡馬西平和氨己烯酸，或者如苯二氮卓類及巴比妥類的鎮靜催眠類AEDs，二者都使癲癇患者易患OSAS。有研究發現在患OSAS的癲癇患者中，OSAS的嚴重程度隨AEDs數量的增加而增加[33]，所以一些研究將聯合用藥作為OSAS的危險因素。
5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的治療對癲癇控制的作用
臨床上對OSAS治療手段不多，基礎治療包括控制體重、側臥位、戒煙酒、勿服鎮靜安眠藥物，以及保持鼻腔通暢等。此外，針對呼吸暫停的特殊治療包括CPAP和手術治療。
Pornsriniyom等[40]的回顧性圖表納入了132例癲癇患者，是目前樣本量最大的探討在癲癇人群中共病OSAS情況的研究。他們將癲癇患者劃分為3個觀察組：無OSAS的癲癇患者，患OSAS且用CPAP治療的癲癇患者，患OSAS但拒絕或不能耐受CPAP的癲癇患者。統計癲癇發作頻率減小≥50%的受試者占各組總數的比值發現，接受CPAP治療組與拒絕或不耐受CPAP治療組的百分比分別為73.9%和14.3%；癲癇發作頻率減小的平均百分比在接受CPAP治療組與拒絕或不耐受CPAP治療組分別為58.5%和17.0%。如果將癲癇發作頻率減小≥50%或在基線或隨訪期未再發作癲癇定義為有效治療，接受CPAP治療組、無OSAS組、未接受CPAP治療組中獲得有效治療的百分比分別為83.7%、53.6%和39.4%，表明接受CPAP治療的有呼吸暫停的患者比未接受治療或無OSAS的患者，其癲癇發作能得到更好的控制。Vendrame等[41]研究了41例成年患OSAS的癲癇患者，其中28例接受了至少6個月的CPAP治療，13例未接受CPAP治療。接受CPAP治療組的癲癇發作頻率由1.8次/月減少至1次/月(P=0.01)，在未接受CPAP治療組，癲癇發作頻率由基線的2.1次/月變為隨訪期的1.8次/月(P=0.3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經CPAP治療的OSAS患者比未治療的OSAS患者癲癇發作減少。Li等[19]在一項研究中發現，15例同時患癲癇和OSAS的患者均接受CPAP治療，有6例為難治性癲癇患者，癲癇發作得到顯著改善，其中4例癲癇發作頻率由(1.31±0.39)次/月減少至(0.15±0.15)次/月。證實了CPAP在藥物難治性癲癇中效果明顯。上述研究結果提示，CPAP可有效減少癲癇患者或難治性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它可能對此類患者提供了一種非藥物治療措施。但是，Malow等[14]將35例同時患癲癇和OSAS的患者隨機分成兩組，一組給予有效的CPAP(n=19)，一組給予安慰的CPAP(n=13)。觀察CPAP對癲癇的效果發現，在治療組中有28%的患者在8周的觀察期中癲癇發作的頻率至少減少了50%，而在安慰組中只有15%的患者在8周的觀察期中癲癇發作的頻率至少減少了50%，但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40)。
大部分研究報道了CPAP的積極影響[42]，也有個案報道CPAP誘發了夜間癲癇發作[43]，這種病情加重可以解釋為CPAP裝置增加了睡眠的不穩定性。還有研究表示CPAP并沒有使癲癇患者的癲癇發作得到改善[14]。因此，CPAP是否能減少癲癇發作頻率仍需進一步的前瞻性試驗提供可靠依據。
還有文獻評估了其他的OSAS的治療選擇。許多有打鼾或患OSAS的兒科患者有扁桃體腫大，切除這些組織能減少癲癇發作的頻率。有病例報道顯示2例經手術治療的患兒手術后PSG監測示AHI較術前明顯減小，隨訪中未再見癇性發作，而且患兒的精神和智力狀態亦有明顯好轉。
6 結語
癲癇和OSAS的共病是普遍的，OSAS和癲癇的病理生理聯系也逐漸被人們了解。然而，OSAS與癲癇共病常常被忽略，醫生常將日間嗜睡和反應遲鈍歸因于AEDs的副作用而忽視了OSAS的存在。因此，當癲癇患者有年齡、性別、肥胖等危險因素且對傳統AEDs不敏感時，應注意OSAS的篩查，并及早治療，改善患者的預后和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