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癇患者面臨沉重的生理、心理、經濟負擔，生活質量顯著下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經濟學、癲癇自身、共病以及抗癲癇治療諸多因素。癲癇疾病管理的目的不應局限于控制發作，還需及早發現并干預患病個體存在的生活質量影響因素，提高其生活質量。文章將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進行概述。
引用本文： 陳雅瑜, 肖波, 龍莉莉.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及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癲癇雜志, 2017, 3(6): 497-501.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79 復制
癲癇作為一種常見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 其反復發作的病程特點、長期服藥及藥物不良反應、社會的認識偏見使罹患者面對生理、心理、經濟上的三重負擔, 對患者的生活造成廣泛而長遠的消極影響。一直以來臨床上的治療側重于運用抗癲癇藥物(AEDs)減少癲癇發作、控制癲癇持續狀態；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提出和發展, 癲癇治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控制發作, 而是全方位地改善患者的健康狀況, 最大限度地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因此, 探究并歸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將可從這些影響因素出發, 在藥物或手術治療同時實施個體化干預手段, 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 優化癲癇治療效果。
1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定義及評定工具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這一術語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 1994年Dodson團隊對此作出闡述: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是患者對自身病情與治療效果看法的綜合體現, 反映患者對身心健康、自理能力, 以及社會關系的期望及與實際之間的差距”[1-3]。1997年, Dodrill和Batzel[4]提出癲癇患者生活質量不應僅著眼于疾病對個人軀體的影響, 而應涵蓋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功能三個方面。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評定工具包括一般生活質量量表、癲癇特異量表和綜合量表。一般生活質量量表可用于比較癲癇患者與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和對照組之間的生活質量差異, 如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Quality Adjusted LifeYears(QALYs)、Short-Form-36(SF-36)；癲癇特異量表用于評價癲癇癥狀以及與治療相關的患者情況, 根據評定內容分為單項量表和綜合量表。單項量表旨在調查癲癇患者某一生活層面的狀況, 包括藥物不良反應、病恥感以及行為心理學改變等, 如Adverse Event Profile (AEP)、Stigma Scale of Epilepsy (SSE)；綜合性量表則從多個維度評定癲癇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 更廣為之使用, 如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QOLIE-89/QOLIE-31), Washington Psychosocial Seizure Inventory(WPSI), Liverpool HR-QOL Assessment Battery(LAB)以及Epilepsy Surgery Inventory (ESI-55)。除此之外, 另有針對兒童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量表, 如Quality of Life in Childhood Epilepsy Questionnaire(QOLCE-55),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version 4.0(PedsQL 4.0)等。
目前國際上使用頻次較多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主要為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QOLIE-89/QOLIE-31)和Short-Form-36(SF-36), 其中前者衍生出中文版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調查表-89和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31, 經過信度和效度研究, 廣泛應用于我國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調查[5, 6]。
2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
總體而言, 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低于正常人群, 與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哮喘)患者生活質量相比持平或者更低[7]。由此可見, 癲癇對患者生活質量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 癲癇與生活質量之間可能存在復雜聯系。目前關于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顯示其影響因素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2.1 社會經濟學因素
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個人收入、居住地等。有研究表明, 老年患者、女性患者的生活質量水平分別低于年輕患者和男性患者[8, 9]。與正常人群相比, 癲癇患者對自身受教育程度滿意度低[10], 受教育程度與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8, 11-13]。雖然癲癇患者群體普遍存在結婚率低的問題[14], 但是婚姻狀況與生活質量之間并無相關性[15]。癲癇患者失業率高于社會總體平均[16], 與有工作患者相比, 無業患者個人收入不穩定、生活質量更低[9, 12]。居住地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影響癲癇患者生活質量, 在我國, 西部農村地區患者生活質量明顯低于其他農村地區患者的生活質量[17]。
2.2 癲癇相關因素
2.2.1 總體病程
多數研究并未發現癲癇病程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但也有研究顯示病程越長, 患者生活質量呈現出升高的趨勢, 這可能是由于隨著病程增長, 患者在不斷地自我調節中心理素質得到提升[8, 9, 18]。這一結論在癲癇老年患者群體(>60歲)中得到證實, 但未見病程對中青年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 這可能是因為老年患者更容易接受患病事實, 在病程中更能應對疾病帶來的不良反應與活動限制, 而中青年患者要持續性地面對癲癇發作對社交和工作產生的阻礙與壓力, 這種壓力客觀存在, 不因患病時長而改變, 因此更難以在病程中找到平衡點[19]。值得注意的是, 在兒童癲癇患者中情況截然相反, 病程與生活質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這可用“反應轉移”現象來解釋。隨著病程和年齡增長, 兒童患者對自身病情的感知力提升, 測評標準、價值取向以及對疾病和生活質量的概念都發生了改變, 在進行生活質量評測時, 不再服從家長的觀點, 因此生活質量發生改變, 呈現下降趨勢[20]。
2.2.2 發作頻率
多篇文獻報道, 發作頻率是與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相關性最明確的因素, 在不同地區的癲癇患者中均得到驗證[13, 21-24], 并且在兒童癲癇患者中存在同樣規律[25]。降低發作頻率是癲癇治療的主要目標, 發作頻率降低到何種程度才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研究發現, 經過一段時間的藥物治療, 雖然患者發作頻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僅完全無發作患者生活質量較治療前有顯著提高, 且明顯高于仍有發作的患者[26, 27]。當發作得到完全控制時, 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可與常人無異[28]。然而中止發作并不足以構成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充分條件, 在總體發作頻率控制得較為理想的情況下, 即使偶有發作, 生活質量同樣將得到提升[29]。也有研究認為發作頻率改變與患者生活質量高低并無關系[30, 31], 但樣本量相對較小。
2.2.3 發作類型
大多數研究否定了發作類型作為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但發作類型可能間接反映和改變患者生活質量, 以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癲癇發作分類標準將癲癇發作分為簡單部分性發作、復雜部分性發作、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以及全面性發作[32]。全面性發作與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的嚴重程度與病恥感評分均高于部分性發作[33, 34], 而癲癇發作嚴重程度、病恥感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9, 35]。癲癇發作類型與患者生活質量是否存在直接關系還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一步探索。
2.2.4 癲癇綜合征
癲癇綜合征患者普遍存在行為心理學問題, 面臨生活質量下降的處境[36]。現有研究發現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構成大致與其他癲癇患者無異, 在青少年肌陣攣、顳葉內側癲癇與Lennox-Gastaut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調查中, 神經心理共病均為影響生活質量的消極因素[37-39]；而良性Rolandic癲癇綜合征患兒生活質量還與家長的心理因素有關[40]。有研究顯示特發性全面性癲癇(兒童失神癲癇、良性Rolandic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高于特發性局灶性癲癇(顳/額/頂/枕葉癲癇)患者, 這可能是由于前者癲癇綜合征類型對藥物治療敏感, 發作癥狀較輕, 而進一步兩兩比較上述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未能發現統計學差異[36], 加之鮮有其他文獻對比癲癇與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情況, 因此尚不能明確不同癲癇綜合征是否構成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2.3 癲癇共病
2.3.1 抑郁與焦慮
抑郁與焦慮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心理共病, 尤其在顳葉癲癇和難治性癲癇患者更為普遍, 研究發現難治性癲癇患者中有半數合并抑郁, 將近40%合并焦慮[41-43]。抑郁或焦慮狀態增加成年患者失業風險, 拉低生活質量[44-46], 也是造成兒童、青少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原因之一[47]。抑郁、焦慮不僅是造成癲癇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獨立因素, 而且與發作頻率之間存在交互作用, 弱化發作頻率下降對生活質量積極影響[48]。抑郁與焦慮在大多數癲癇患者中不同時存在, 可以認為是兩種不同的風險因素[43]。有研究認為嚴重抑郁將導致癲癇患者產生自殺傾向, 是其生活質量下降的最大影響因素[19, 42]；也有數據顯示焦慮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強于抑郁, 但差距是否有臨床意義不能確定[48], 因此兩者作用孰輕孰重尚無定論。總體而言, 心理障礙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可達發作頻率的兩倍[49], 因此臨床工作者不可忽視患者的心理癥狀。
2.3.2 認知功能障礙
認知功能障礙也是癲癇常見的伴隨癥狀, 發生率超過30%[50]。認知功能包括一般認知功能與社會認知功能, 現在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評定體系中的認知功能通常指一般認知動能, 少見社會認知功能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影響的文獻報道。一般認知功能受損主要表現為注意力、執行力、記憶力、精神運動速度損害, 包括感知事物、抽象概括、計劃判斷、閱讀理解等方面, 涉及學習、工作、交流等生活中的諸多層面。認知功能受損不僅加重患者的心理負擔, 而且降低患者生活質量。多項研究證實注意力和執行力、以及記憶力受損是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顯著因素[46, 51, 52]。對于兒童癲癇患者, IQ與生活質量之間也存在負相關關系[53]。
2.4 抗癲癇治療
2.4.1 抗癲癇藥物
目前臨床治療癲癇以AEDs為主, 對于難治性與癥狀性癲癇考慮手術治療。抗癲癇治療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具有兩面性, 一方面減低發作頻率, 對改善病情、提高生活質量有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治療不良反應又成為患者新的困擾, 阻礙生活質量的提升。總體而言AEDs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主要取決于發作控制的效果。對于難治性癲癇患者來說, 發作難以控制, 此時藥物副作用成為影響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而不是發作本身[54]。如托吡酯可能造成注意力和語言能力下降, 影響患者認知功能, 與噻加賓、氨己烯酸、苯二氮卓同為GABA調節劑, 抑制中樞神經系統, 增加患者抑郁共病風險, 造成生活質量下降；而鈉通道調節劑卡馬西平、拉莫三嗪可通過調節顳葉-邊緣系統通路, 減輕患者負面情緒, 同時改善認知功能, 有利于生活質量提高[55]。雖然多數研究未發現AEDs數量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但也有學者認為服用的藥物數量構成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只是所占比重不大, 多藥聯合治療意味著癲癇發作較難控制, 并且增加了藥物不良反應風險, 使患者面臨更沉重的經濟負擔, 其生活質量低于單藥治療患者[45, 54]。因而臨床醫生在選擇AEDs時, 需全面衡量患者病情、潛在共病風險與可能的藥物不良反應。
2.4.2 癲癇手術
手術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也與術后發作控制效果有關, 癲癇病灶切除術與迷走神經刺激術均能減低患者發作頻率, 明顯改善其生活質量[56, 57]。也有文獻報道僅當術后發作得到完全控制時, 患者的生活質量才能顯著提高[58]。而涉及海馬區的顳葉癲癇病灶切除術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僅取決于術后發作頻率的改變, 還需考慮手術對患者記憶力的影響, 術后發作頻率降低且記憶力未受損的患者生活質量有明顯提升, 而術后發作控制不佳、記憶力受損的患者生活質量反而下降[52], 因此術前風險評估非常重要。
3 結語
綜上所述,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與患者個人社會經濟學因素、癲癇病情、癲癇共病和抗癲癇治療存在密切聯系, 這些影響因素各自比重、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從臨床角度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優化癲癇疾病管理不僅需要盡可能降低癲癇的發作頻率、規避或減輕治療不良反應, 早期發現并及時干預癲癇患者的心理障礙、阻止心理共病的發生發展、改善患者認知功能受損同樣十分必要。
未來的臨床研究可通過開展多學科合作, 針對各個影響因素尋求實用高效的干預手段, 協同AEDs或手術治療, 以期最大化提高癲癇患者生活質量。
癲癇作為一種常見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 其反復發作的病程特點、長期服藥及藥物不良反應、社會的認識偏見使罹患者面對生理、心理、經濟上的三重負擔, 對患者的生活造成廣泛而長遠的消極影響。一直以來臨床上的治療側重于運用抗癲癇藥物(AEDs)減少癲癇發作、控制癲癇持續狀態；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提出和發展, 癲癇治療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控制發作, 而是全方位地改善患者的健康狀況, 最大限度地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因此, 探究并歸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將可從這些影響因素出發, 在藥物或手術治療同時實施個體化干預手段, 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 優化癲癇治療效果。
1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定義及評定工具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這一術語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 1994年Dodson團隊對此作出闡述: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是患者對自身病情與治療效果看法的綜合體現, 反映患者對身心健康、自理能力, 以及社會關系的期望及與實際之間的差距”[1-3]。1997年, Dodrill和Batzel[4]提出癲癇患者生活質量不應僅著眼于疾病對個人軀體的影響, 而應涵蓋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功能三個方面。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評定工具包括一般生活質量量表、癲癇特異量表和綜合量表。一般生活質量量表可用于比較癲癇患者與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和對照組之間的生活質量差異, 如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Quality Adjusted LifeYears(QALYs)、Short-Form-36(SF-36)；癲癇特異量表用于評價癲癇癥狀以及與治療相關的患者情況, 根據評定內容分為單項量表和綜合量表。單項量表旨在調查癲癇患者某一生活層面的狀況, 包括藥物不良反應、病恥感以及行為心理學改變等, 如Adverse Event Profile (AEP)、Stigma Scale of Epilepsy (SSE)；綜合性量表則從多個維度評定癲癇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 更廣為之使用, 如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QOLIE-89/QOLIE-31), Washington Psychosocial Seizure Inventory(WPSI), Liverpool HR-QOL Assessment Battery(LAB)以及Epilepsy Surgery Inventory (ESI-55)。除此之外, 另有針對兒童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量表, 如Quality of Life in Childhood Epilepsy Questionnaire(QOLCE-55), 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version 4.0(PedsQL 4.0)等。
目前國際上使用頻次較多的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主要為Quality of Life in Epilepsy (QOLIE-89/QOLIE-31)和Short-Form-36(SF-36), 其中前者衍生出中文版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調查表-89和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量表-31, 經過信度和效度研究, 廣泛應用于我國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調查[5, 6]。
2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
總體而言, 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低于正常人群, 與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哮喘)患者生活質量相比持平或者更低[7]。由此可見, 癲癇對患者生活質量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 癲癇與生活質量之間可能存在復雜聯系。目前關于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顯示其影響因素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2.1 社會經濟學因素
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個人收入、居住地等。有研究表明, 老年患者、女性患者的生活質量水平分別低于年輕患者和男性患者[8, 9]。與正常人群相比, 癲癇患者對自身受教育程度滿意度低[10], 受教育程度與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8, 11-13]。雖然癲癇患者群體普遍存在結婚率低的問題[14], 但是婚姻狀況與生活質量之間并無相關性[15]。癲癇患者失業率高于社會總體平均[16], 與有工作患者相比, 無業患者個人收入不穩定、生活質量更低[9, 12]。居住地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同樣影響癲癇患者生活質量, 在我國, 西部農村地區患者生活質量明顯低于其他農村地區患者的生活質量[17]。
2.2 癲癇相關因素
2.2.1 總體病程
多數研究并未發現癲癇病程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但也有研究顯示病程越長, 患者生活質量呈現出升高的趨勢, 這可能是由于隨著病程增長, 患者在不斷地自我調節中心理素質得到提升[8, 9, 18]。這一結論在癲癇老年患者群體(>60歲)中得到證實, 但未見病程對中青年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 這可能是因為老年患者更容易接受患病事實, 在病程中更能應對疾病帶來的不良反應與活動限制, 而中青年患者要持續性地面對癲癇發作對社交和工作產生的阻礙與壓力, 這種壓力客觀存在, 不因患病時長而改變, 因此更難以在病程中找到平衡點[19]。值得注意的是, 在兒童癲癇患者中情況截然相反, 病程與生活質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這可用“反應轉移”現象來解釋。隨著病程和年齡增長, 兒童患者對自身病情的感知力提升, 測評標準、價值取向以及對疾病和生活質量的概念都發生了改變, 在進行生活質量評測時, 不再服從家長的觀點, 因此生活質量發生改變, 呈現下降趨勢[20]。
2.2.2 發作頻率
多篇文獻報道, 發作頻率是與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相關性最明確的因素, 在不同地區的癲癇患者中均得到驗證[13, 21-24], 并且在兒童癲癇患者中存在同樣規律[25]。降低發作頻率是癲癇治療的主要目標, 發作頻率降低到何種程度才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研究發現, 經過一段時間的藥物治療, 雖然患者發作頻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僅完全無發作患者生活質量較治療前有顯著提高, 且明顯高于仍有發作的患者[26, 27]。當發作得到完全控制時, 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可與常人無異[28]。然而中止發作并不足以構成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充分條件, 在總體發作頻率控制得較為理想的情況下, 即使偶有發作, 生活質量同樣將得到提升[29]。也有研究認為發作頻率改變與患者生活質量高低并無關系[30, 31], 但樣本量相對較小。
2.2.3 發作類型
大多數研究否定了發作類型作為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但發作類型可能間接反映和改變患者生活質量, 以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癲癇發作分類標準將癲癇發作分為簡單部分性發作、復雜部分性發作、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以及全面性發作[32]。全面性發作與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的嚴重程度與病恥感評分均高于部分性發作[33, 34], 而癲癇發作嚴重程度、病恥感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9, 35]。癲癇發作類型與患者生活質量是否存在直接關系還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一步探索。
2.2.4 癲癇綜合征
癲癇綜合征患者普遍存在行為心理學問題, 面臨生活質量下降的處境[36]。現有研究發現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構成大致與其他癲癇患者無異, 在青少年肌陣攣、顳葉內側癲癇與Lennox-Gastaut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調查中, 神經心理共病均為影響生活質量的消極因素[37-39]；而良性Rolandic癲癇綜合征患兒生活質量還與家長的心理因素有關[40]。有研究顯示特發性全面性癲癇(兒童失神癲癇、良性Rolandic癲癇)患者生活質量高于特發性局灶性癲癇(顳/額/頂/枕葉癲癇)患者, 這可能是由于前者癲癇綜合征類型對藥物治療敏感, 發作癥狀較輕, 而進一步兩兩比較上述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未能發現統計學差異[36], 加之鮮有其他文獻對比癲癇與癲癇綜合征患者生活質量情況, 因此尚不能明確不同癲癇綜合征是否構成癲癇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2.3 癲癇共病
2.3.1 抑郁與焦慮
抑郁與焦慮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心理共病, 尤其在顳葉癲癇和難治性癲癇患者更為普遍, 研究發現難治性癲癇患者中有半數合并抑郁, 將近40%合并焦慮[41-43]。抑郁或焦慮狀態增加成年患者失業風險, 拉低生活質量[44-46], 也是造成兒童、青少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原因之一[47]。抑郁、焦慮不僅是造成癲癇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獨立因素, 而且與發作頻率之間存在交互作用, 弱化發作頻率下降對生活質量積極影響[48]。抑郁與焦慮在大多數癲癇患者中不同時存在, 可以認為是兩種不同的風險因素[43]。有研究認為嚴重抑郁將導致癲癇患者產生自殺傾向, 是其生活質量下降的最大影響因素[19, 42]；也有數據顯示焦慮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強于抑郁, 但差距是否有臨床意義不能確定[48], 因此兩者作用孰輕孰重尚無定論。總體而言, 心理障礙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可達發作頻率的兩倍[49], 因此臨床工作者不可忽視患者的心理癥狀。
2.3.2 認知功能障礙
認知功能障礙也是癲癇常見的伴隨癥狀, 發生率超過30%[50]。認知功能包括一般認知功能與社會認知功能, 現在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評定體系中的認知功能通常指一般認知動能, 少見社會認知功能對癲癇患者生活質量影響的文獻報道。一般認知功能受損主要表現為注意力、執行力、記憶力、精神運動速度損害, 包括感知事物、抽象概括、計劃判斷、閱讀理解等方面, 涉及學習、工作、交流等生活中的諸多層面。認知功能受損不僅加重患者的心理負擔, 而且降低患者生活質量。多項研究證實注意力和執行力、以及記憶力受損是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的顯著因素[46, 51, 52]。對于兒童癲癇患者, IQ與生活質量之間也存在負相關關系[53]。
2.4 抗癲癇治療
2.4.1 抗癲癇藥物
目前臨床治療癲癇以AEDs為主, 對于難治性與癥狀性癲癇考慮手術治療。抗癲癇治療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具有兩面性, 一方面減低發作頻率, 對改善病情、提高生活質量有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治療不良反應又成為患者新的困擾, 阻礙生活質量的提升。總體而言AEDs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主要取決于發作控制的效果。對于難治性癲癇患者來說, 發作難以控制, 此時藥物副作用成為影響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而不是發作本身[54]。如托吡酯可能造成注意力和語言能力下降, 影響患者認知功能, 與噻加賓、氨己烯酸、苯二氮卓同為GABA調節劑, 抑制中樞神經系統, 增加患者抑郁共病風險, 造成生活質量下降；而鈉通道調節劑卡馬西平、拉莫三嗪可通過調節顳葉-邊緣系統通路, 減輕患者負面情緒, 同時改善認知功能, 有利于生活質量提高[55]。雖然多數研究未發現AEDs數量與患者生活質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但也有學者認為服用的藥物數量構成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只是所占比重不大, 多藥聯合治療意味著癲癇發作較難控制, 并且增加了藥物不良反應風險, 使患者面臨更沉重的經濟負擔, 其生活質量低于單藥治療患者[45, 54]。因而臨床醫生在選擇AEDs時, 需全面衡量患者病情、潛在共病風險與可能的藥物不良反應。
2.4.2 癲癇手術
手術對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也與術后發作控制效果有關, 癲癇病灶切除術與迷走神經刺激術均能減低患者發作頻率, 明顯改善其生活質量[56, 57]。也有文獻報道僅當術后發作得到完全控制時, 患者的生活質量才能顯著提高[58]。而涉及海馬區的顳葉癲癇病灶切除術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僅取決于術后發作頻率的改變, 還需考慮手術對患者記憶力的影響, 術后發作頻率降低且記憶力未受損的患者生活質量有明顯提升, 而術后發作控制不佳、記憶力受損的患者生活質量反而下降[52], 因此術前風險評估非常重要。
3 結語
綜上所述, 癲癇患者生活質量與患者個人社會經濟學因素、癲癇病情、癲癇共病和抗癲癇治療存在密切聯系, 這些影響因素各自比重、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從臨床角度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優化癲癇疾病管理不僅需要盡可能降低癲癇的發作頻率、規避或減輕治療不良反應, 早期發現并及時干預癲癇患者的心理障礙、阻止心理共病的發生發展、改善患者認知功能受損同樣十分必要。
未來的臨床研究可通過開展多學科合作, 針對各個影響因素尋求實用高效的干預手段, 協同AEDs或手術治療, 以期最大化提高癲癇患者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