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胡春輝, 孫丹, 胡家勝, 劉智勝. 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表面抗體綜合征10例患兒臨床特征分析. 癲癇雜志, 2017, 3(6): 479-483.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76 復制
近年來神經細胞表面抗原特異性抗體所致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表面抗體綜合征(Neuronal surface antibody syndrome，NSAS)及所表現的臨床癥狀：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癲癇發作及運動障礙等已逐步得到認識。與此同時，免疫性因素所致癲癇發作也逐漸得到重視，但部分患兒僅以驚厥發作為就診時的臨床癥狀，并未出現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等臨床特征。因此，為加強兒童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表面抗體綜合征的認知，早期診治改善預后，現將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神經內科收治的10例NSAS患兒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及詳細隨訪研究，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2015年12月-2016年12月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神經內科收治的10例NSAS患兒，所有患兒均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入院，其中男1例，女9例；就診年齡3~13歲。就診時病程3~14d。
1.2 研究方法
對10例患兒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與隨訪研究，包括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治療轉歸及隨訪情況。
1.3 診斷標準
采用Suleiman[1]提出的NSAS的診斷標準——疑似免疫性癲癇發作的診斷標準(滿足2條)：①急性或亞急性疾病(＜12周)；②排除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中毒、代謝等原因。
除上述標準外的支持性特征(滿足1條)：①出現臨床上的綜合征，如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D-aspartate recptor, NMDAR)或者邊緣葉腦炎；② CNS驗證的證據(至少1項)：腦脊液細胞增多(定義為白細胞＞5個/mm3)或寡克隆區帶陽性，IgG指數增高，或磁共振等影像學表明中樞神經系統炎癥，或組織活檢顯示炎性神經病理；③出現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1.4 隨訪方法
10例患兒通過在我院神經內科門診就診、再入院及隨訪獲得資料。均于治療后1個月開始進行隨訪，隨訪時間3~6個月。所有檢查及治療均獲得患兒監護人知情同意。
2 結果
2.1 臨床特點
10例患兒均以驚厥發作為就診時主要癥狀。僅有1例有明確的前驅感染病史。
2.1.1 驚厥
10例患兒入院時均出現驚厥發作，其中8例以驚厥發作為首發癥狀入院，2例以單側肢體無力發病后1周出現驚厥發作入院。2例強直發作，1例強直陣攣發作，7例部分性發作；其中有6例患兒出現驚厥持續狀態，叢集性發作。
2.1.2 精神行為異常
6例患兒后續在病程5~30d時出現精神行為異常。患兒可有一種或多種異常行為表現，4例有攻擊行為，2例出現胡言亂語，2例為吐詞不清。
2.1.3 錐體外系癥狀
7例患兒有手的不自主動作，1例出現肌張力不全。2例患兒出現多種錐體外系癥狀，為肢體不自主動作、肌張力不全及口面部的不自主動作等。
2.1.4 其他癥狀
4例患兒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對外界刺激反應性減弱，其中昏迷2例。1例患兒心電圖顯示房性早搏。
2.1.5 既往史
1例患兒既往有高熱驚厥病史，2例語言發育落后。余7例既往體健。
2.2 實驗室及其他檢查
血常規、C-反應蛋白、肝腎功能、心肌酶、電解質、甲功系列、補體，以及抗中性白細胞漿抗體(Anti neutrophilic aytoplasmic antiboty, ANCA)等常規化驗檢查基本正常。10例患兒均行血尿遺傳代謝病篩查，均正常。10例患兒均行腫瘤標志物篩查(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神經元烯醇化酶、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均無異常。胸、腹部CT均正常。
2.2.1 腦脊液
10例患兒均行腦脊液檢查，壓力、常規、生化均正常。10例寡克隆區帶檢查均陰性。10例腦脊液自身免疫性抗體檢測，9例抗NMDAR抗體陽性，1例抗富亮氨酸膠質瘤失活蛋白1(Leucine rich glioma inactivated protein 1，LGI1)抗體陽性。其腦脊液和血清抗體滴度分別為1 :32/1 :32，5例；1 :3.2/1 :10，2例；1 :10/1 :10, 1 :32/1 :320，1 :100/1 :100，各1例。其中2例后期再發抽搐患兒，予復查腦脊液和血清抗體滴度，由原始1 :32/1 :32，1 :32/1 :320分別變為1 :3.2/1 :10，1 :3.2/1 :10。
2.2.2 腦電圖
10例患兒均行24h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監測。5例彌漫性慢波、尖慢波。1例雙側前中顳區稍多量慢波、尖形慢波發放。1例左側額區、顳區、中央區可見慢波及尖形慢波。1例慢活動彌散性增多，右額極出現少量高幅棘波散發。1例不對稱彌漫性δ活動，右側慢波突出，夾雜少量δ刷，枕區明顯。1例廣泛性慢波明顯增多，大量多灶、廣泛性尖波、棘波、棘慢波、不規則慢波持續陣發，右側導聯突出。
2.2.3 核磁共振
2例行頭顱和脊髓核磁共振(MRI)檢查均正常。7例行頭顱MRI檢查均正常。1例頭顱MRI提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見圖 1。1個月后復查頭顱MRI提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好轉，未見進展；3個月后復查頭顱MRI正常。
圖1
患兒頭顱核磁共振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箭頭所示)
Figure1.
The brain MRI of children showed small maculas shadows on the left parietal-temporal lobe and the right thalamus, and high signal on FLAIR and DWI (arrow)
2.3 治療及轉歸
所有患兒平均住院34d，住院期間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其中丙種球蛋白1 g/(kg·d)，連續2d，甲基強的松龍移行減量[20 mg/ (kg·d)，連續3d；10 mg/ (kg·d)，連續5d；5 mg/ (kg·d)，連續5d]，之后予口服潑尼松1.5~2 mg/ (kg·d)，4周后逐漸減量，總療程3~6個月。其中3例患兒于免疫治療的同時予抗癲癇治療口服奧卡西平，1例口服左乙拉西坦，1例口服丙戊酸聯合奧卡西平。10例患兒中2例治療效果欠佳，后期均予環磷酰胺750 mg/m2靜脈沖擊治療，每月沖擊1次，連續沖擊4次。
10例患兒中僅1例LGI1抗體陽性的NSAS患兒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效果好。
2.4 預后及隨訪
所有患兒治療后隨訪3~6個月，1例于住院22d時試圖放棄治療。10例患兒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治療。有8例臨床癥狀在免疫治療后7~21d好轉；隨訪3~6個月，恢復正常；患兒EEG于病程3~6個月時復查：4例EEG正常，3例背景慢波、尖慢波好轉，1例仍有癇樣放電。另2例分別在免疫治療15、18d時再發抽搐，均為部分性發作(后期仍有間斷發作)，后期均聯合環磷酰胺沖擊治療，每月1次，連續4次，未再抽搐。此2例患兒1例予奧卡西平、1例予奧卡西平聯合丙戊酸口服維持抗癲癇治療；患兒EEG在病程1~3個月時復查均提示有癇樣放電，以環磷酰胺沖擊治療，病程6個月后復查，1例EEG癇樣放電消失，恢復正常，1例EEG為背景慢波。
3 討論
神經元表面抗體是一組作用于神經元的抗體，包擴NMDAR、LGI1等[2]。這些抗體通常被發現于某些特殊類型的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邊緣葉腦炎、抗NMDAR腦炎患者的血清和腦脊液中。近年來國外學者提出將神經細胞表面抗體與其相關的神經系統綜合征統稱為NSAS，包括邊緣葉腦炎(LGI1抗體、CASPAR2抗體、AMPAR抗體、GABABR抗體、Contactin-2抗體、mGluR5抗體)、抗NMDAR腦炎(NMDAR抗體)、自身免疫性癲癇(LGI1抗體、CASPAR2抗體、NMDAR抗體、mGluR3抗體、GAD抗體)、Morvan綜合征(LGI1抗體、CASPAR2抗體)、僵人綜合征(GAD抗體、GABARAP抗體)、PERM(GAD抗體、GlyR抗體、DPPX抗體)、小腦性共濟失調(VGCC抗體、CASPAR2抗體、mGluR1抗體)[3]。目前兒童NSAS已被大量報道，尤以抗NMDAR腦炎、自身免疫性癲癇居多，多數臨床表現多樣，然而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NSAS被關注較少。本研究特搜集10例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NSAS，以提高臨床關注度。
NSAS臨床特點為精神癥狀、運動障礙、驚厥發作、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等，女性發病率較高，大致分為前驅感染期、精神癥狀期、無反應期、運動障礙期、逐漸恢復期。本研究10例，女性患兒占9例(90%)，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起病急，既往僅1例患兒有高熱驚厥病史，2例(20%)強直發作，1例(10%)強直陣攣發作，7例(70%)部分性發作。其中有6例(60%)患兒出現驚厥持續狀態，叢集性發作。可見NSAS驚厥發作起病急驟，驚厥發作亦可為患兒首次發病形式，多以部分性發作為主，易出現驚厥持續狀態。本組10例患兒驚厥發作前期，4例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后期有6例出現精神行為異常，可見精神癥狀的出現與驚厥發作沒有必然的時間順序關系。因此驚厥發作前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以及驚厥發作前后出現精神行為異常等腦病表現時更應注意篩查免疫病因。
NSAS腦脊液檢查，在疾病早期可出現腦脊液壓力、淋巴細胞數、蛋白的輕度增高，60%的患者出現寡克隆帶陽性，神經元表面抗體檢查陽性。本組10例患兒腦脊液檢查，壓力、常規、生化均正常，寡克隆區帶檢查均陰性。10例患兒腦脊液自身免疫性抗體檢測，9例(90%)抗NMDAR抗體陽性，1例(10%)抗LGI1抗體陽性。國外報道稱，LGI1抗體和GAD抗體是NSAS亞類自身免疫性癲癇的常見神經元表面抗體[4]，NMDAR抗體、CASPR2抗體、mGluR3抗體是NSAS亞類自身免疫性癲癇的少見抗體。本研究10例患兒共9例(90%)神經元表面抗體為NMDAR抗體，僅1例為LGI1抗體。可見兒童NSAS，常見的神經元表面抗體以NMDAR抗體為主。即兒童以驚厥發作起病的NSAS，后續驚厥發作持續存在，演變為癲癇，多數為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與國外文獻報道有所不同。本組2例患兒后期演變為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
本組10例NSAS驚厥發作時，7例(70%)EEG表現為慢波、尖慢波，2例(20%)棘波，可見NSAS驚厥發作時EEG表現以慢波、尖慢波為主。國內曾對神經元表面抗體相關腦炎EEG特點進行分析，認為疾病早期EEG背景活動可能與疾病復發或波動有關[5]。然而，本研究樣本例數較少，EEG尖慢波、棘波表現與疾病復發或波動，以及預后之間的關系，仍需大樣本量驗證。
NSAS頭顱MRI多無特異性，很少一部分患者會出現頭顱MRI異常，異常頭顱MRI主要為長T1、長T2、高FLAIR信號，受累部位包括顳葉、前額葉、小腦、基底節等[6]，少數患者有脊髓受累[7]。本組僅1例患兒頭顱MRI異常，表現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與文獻報道常見頭顱MRI受累部位一致，該患兒病情相對較重，頻繁驚厥發作伴有癲癇持續狀態，但免疫治療效果好，3個月后復查正常。可見及早行免疫沖擊治療，對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NSAS免疫治療是關鍵，一線治療為糖皮質激素、丙種球蛋白或血漿置換；二線治療包括利妥昔單抗、環磷酰胺、硫唑嘌呤等[8, 9]。本組10例患兒急性期均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8例臨床癥狀在免疫治療后7~21d好轉，隨訪3~6個月，未再發作。2例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患兒急性期單用AEDs效果差，聯合一線免疫療法，發作控制可，但后期復發；一線治療失敗，予二線免疫療法環磷酰胺定期沖擊治療有效。目前認為抗體介導的中樞神經系統損害機制多樣，但靶向神經元的CD8+ T細胞可能直接導致神經元興奮性異常，從而導致癲癇發作[10]。
綜上，驚厥發作亦可為NSAS患兒首次發病形式，對于臨床上起病急驟的驚厥發作，合并有驚厥持續狀態，應注意早期篩查驚厥發作的免疫因素。兒童NSAS，常見的神經元表面抗體以NMDAR抗體為主，驚厥發作時EEG表現以慢波、尖慢波為主，頭顱MRI多無特異性。AEDs聯合免疫治療有效，在發病初期及時給予免疫治療，往往對癲癇發作控制效果較好。一線治療失敗，可行二線免疫療法環磷酰胺定期沖擊治療。
近年來神經細胞表面抗原特異性抗體所致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表面抗體綜合征(Neuronal surface antibody syndrome，NSAS)及所表現的臨床癥狀：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癲癇發作及運動障礙等已逐步得到認識。與此同時，免疫性因素所致癲癇發作也逐漸得到重視，但部分患兒僅以驚厥發作為就診時的臨床癥狀，并未出現精神行為異常、認知功能障礙等臨床特征。因此，為加強兒童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元表面抗體綜合征的認知，早期診治改善預后，現將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神經內科收治的10例NSAS患兒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及詳細隨訪研究，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2015年12月-2016年12月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神經內科收治的10例NSAS患兒，所有患兒均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入院，其中男1例，女9例；就診年齡3~13歲。就診時病程3~14d。
1.2 研究方法
對10例患兒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與隨訪研究，包括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治療轉歸及隨訪情況。
1.3 診斷標準
采用Suleiman[1]提出的NSAS的診斷標準——疑似免疫性癲癇發作的診斷標準(滿足2條)：①急性或亞急性疾病(＜12周)；②排除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中毒、代謝等原因。
除上述標準外的支持性特征(滿足1條)：①出現臨床上的綜合征，如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ethy-D-aspartate recptor, NMDAR)或者邊緣葉腦炎；② CNS驗證的證據(至少1項)：腦脊液細胞增多(定義為白細胞＞5個/mm3)或寡克隆區帶陽性，IgG指數增高，或磁共振等影像學表明中樞神經系統炎癥，或組織活檢顯示炎性神經病理；③出現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1.4 隨訪方法
10例患兒通過在我院神經內科門診就診、再入院及隨訪獲得資料。均于治療后1個月開始進行隨訪，隨訪時間3~6個月。所有檢查及治療均獲得患兒監護人知情同意。
2 結果
2.1 臨床特點
10例患兒均以驚厥發作為就診時主要癥狀。僅有1例有明確的前驅感染病史。
2.1.1 驚厥
10例患兒入院時均出現驚厥發作，其中8例以驚厥發作為首發癥狀入院，2例以單側肢體無力發病后1周出現驚厥發作入院。2例強直發作，1例強直陣攣發作，7例部分性發作；其中有6例患兒出現驚厥持續狀態，叢集性發作。
2.1.2 精神行為異常
6例患兒后續在病程5~30d時出現精神行為異常。患兒可有一種或多種異常行為表現，4例有攻擊行為，2例出現胡言亂語，2例為吐詞不清。
2.1.3 錐體外系癥狀
7例患兒有手的不自主動作，1例出現肌張力不全。2例患兒出現多種錐體外系癥狀，為肢體不自主動作、肌張力不全及口面部的不自主動作等。
2.1.4 其他癥狀
4例患兒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對外界刺激反應性減弱，其中昏迷2例。1例患兒心電圖顯示房性早搏。
2.1.5 既往史
1例患兒既往有高熱驚厥病史，2例語言發育落后。余7例既往體健。
2.2 實驗室及其他檢查
血常規、C-反應蛋白、肝腎功能、心肌酶、電解質、甲功系列、補體，以及抗中性白細胞漿抗體(Anti neutrophilic aytoplasmic antiboty, ANCA)等常規化驗檢查基本正常。10例患兒均行血尿遺傳代謝病篩查，均正常。10例患兒均行腫瘤標志物篩查(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神經元烯醇化酶、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均無異常。胸、腹部CT均正常。
2.2.1 腦脊液
10例患兒均行腦脊液檢查，壓力、常規、生化均正常。10例寡克隆區帶檢查均陰性。10例腦脊液自身免疫性抗體檢測，9例抗NMDAR抗體陽性，1例抗富亮氨酸膠質瘤失活蛋白1(Leucine rich glioma inactivated protein 1，LGI1)抗體陽性。其腦脊液和血清抗體滴度分別為1 :32/1 :32，5例；1 :3.2/1 :10，2例；1 :10/1 :10, 1 :32/1 :320，1 :100/1 :100，各1例。其中2例后期再發抽搐患兒，予復查腦脊液和血清抗體滴度，由原始1 :32/1 :32，1 :32/1 :320分別變為1 :3.2/1 :10，1 :3.2/1 :10。
2.2.2 腦電圖
10例患兒均行24h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監測。5例彌漫性慢波、尖慢波。1例雙側前中顳區稍多量慢波、尖形慢波發放。1例左側額區、顳區、中央區可見慢波及尖形慢波。1例慢活動彌散性增多，右額極出現少量高幅棘波散發。1例不對稱彌漫性δ活動，右側慢波突出，夾雜少量δ刷，枕區明顯。1例廣泛性慢波明顯增多，大量多灶、廣泛性尖波、棘波、棘慢波、不規則慢波持續陣發，右側導聯突出。
2.2.3 核磁共振
2例行頭顱和脊髓核磁共振(MRI)檢查均正常。7例行頭顱MRI檢查均正常。1例頭顱MRI提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見圖 1。1個月后復查頭顱MRI提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好轉，未見進展；3個月后復查頭顱MRI正常。
圖1
患兒頭顱核磁共振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箭頭所示)
Figure1.
The brain MRI of children showed small maculas shadows on the left parietal-temporal lobe and the right thalamus, and high signal on FLAIR and DWI (arrow)
2.3 治療及轉歸
所有患兒平均住院34d，住院期間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其中丙種球蛋白1 g/(kg·d)，連續2d，甲基強的松龍移行減量[20 mg/ (kg·d)，連續3d；10 mg/ (kg·d)，連續5d；5 mg/ (kg·d)，連續5d]，之后予口服潑尼松1.5~2 mg/ (kg·d)，4周后逐漸減量，總療程3~6個月。其中3例患兒于免疫治療的同時予抗癲癇治療口服奧卡西平，1例口服左乙拉西坦，1例口服丙戊酸聯合奧卡西平。10例患兒中2例治療效果欠佳，后期均予環磷酰胺750 mg/m2靜脈沖擊治療，每月沖擊1次，連續沖擊4次。
10例患兒中僅1例LGI1抗體陽性的NSAS患兒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效果好。
2.4 預后及隨訪
所有患兒治療后隨訪3~6個月，1例于住院22d時試圖放棄治療。10例患兒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治療。有8例臨床癥狀在免疫治療后7~21d好轉；隨訪3~6個月，恢復正常；患兒EEG于病程3~6個月時復查：4例EEG正常，3例背景慢波、尖慢波好轉，1例仍有癇樣放電。另2例分別在免疫治療15、18d時再發抽搐，均為部分性發作(后期仍有間斷發作)，后期均聯合環磷酰胺沖擊治療，每月1次，連續4次，未再抽搐。此2例患兒1例予奧卡西平、1例予奧卡西平聯合丙戊酸口服維持抗癲癇治療；患兒EEG在病程1~3個月時復查均提示有癇樣放電，以環磷酰胺沖擊治療，病程6個月后復查，1例EEG癇樣放電消失，恢復正常，1例EEG為背景慢波。
3 討論
神經元表面抗體是一組作用于神經元的抗體，包擴NMDAR、LGI1等[2]。這些抗體通常被發現于某些特殊類型的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邊緣葉腦炎、抗NMDAR腦炎患者的血清和腦脊液中。近年來國外學者提出將神經細胞表面抗體與其相關的神經系統綜合征統稱為NSAS，包括邊緣葉腦炎(LGI1抗體、CASPAR2抗體、AMPAR抗體、GABABR抗體、Contactin-2抗體、mGluR5抗體)、抗NMDAR腦炎(NMDAR抗體)、自身免疫性癲癇(LGI1抗體、CASPAR2抗體、NMDAR抗體、mGluR3抗體、GAD抗體)、Morvan綜合征(LGI1抗體、CASPAR2抗體)、僵人綜合征(GAD抗體、GABARAP抗體)、PERM(GAD抗體、GlyR抗體、DPPX抗體)、小腦性共濟失調(VGCC抗體、CASPAR2抗體、mGluR1抗體)[3]。目前兒童NSAS已被大量報道，尤以抗NMDAR腦炎、自身免疫性癲癇居多，多數臨床表現多樣，然而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NSAS被關注較少。本研究特搜集10例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的NSAS，以提高臨床關注度。
NSAS臨床特點為精神癥狀、運動障礙、驚厥發作、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等，女性發病率較高，大致分為前驅感染期、精神癥狀期、無反應期、運動障礙期、逐漸恢復期。本研究10例，女性患兒占9例(90%)，以驚厥發作為核心癥狀，起病急，既往僅1例患兒有高熱驚厥病史，2例(20%)強直發作，1例(10%)強直陣攣發作，7例(70%)部分性發作。其中有6例(60%)患兒出現驚厥持續狀態，叢集性發作。可見NSAS驚厥發作起病急驟，驚厥發作亦可為患兒首次發病形式，多以部分性發作為主，易出現驚厥持續狀態。本組10例患兒驚厥發作前期，4例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后期有6例出現精神行為異常，可見精神癥狀的出現與驚厥發作沒有必然的時間順序關系。因此驚厥發作前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以及驚厥發作前后出現精神行為異常等腦病表現時更應注意篩查免疫病因。
NSAS腦脊液檢查，在疾病早期可出現腦脊液壓力、淋巴細胞數、蛋白的輕度增高，60%的患者出現寡克隆帶陽性，神經元表面抗體檢查陽性。本組10例患兒腦脊液檢查，壓力、常規、生化均正常，寡克隆區帶檢查均陰性。10例患兒腦脊液自身免疫性抗體檢測，9例(90%)抗NMDAR抗體陽性，1例(10%)抗LGI1抗體陽性。國外報道稱，LGI1抗體和GAD抗體是NSAS亞類自身免疫性癲癇的常見神經元表面抗體[4]，NMDAR抗體、CASPR2抗體、mGluR3抗體是NSAS亞類自身免疫性癲癇的少見抗體。本研究10例患兒共9例(90%)神經元表面抗體為NMDAR抗體，僅1例為LGI1抗體。可見兒童NSAS，常見的神經元表面抗體以NMDAR抗體為主。即兒童以驚厥發作起病的NSAS，后續驚厥發作持續存在，演變為癲癇，多數為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與國外文獻報道有所不同。本組2例患兒后期演變為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
本組10例NSAS驚厥發作時，7例(70%)EEG表現為慢波、尖慢波，2例(20%)棘波，可見NSAS驚厥發作時EEG表現以慢波、尖慢波為主。國內曾對神經元表面抗體相關腦炎EEG特點進行分析，認為疾病早期EEG背景活動可能與疾病復發或波動有關[5]。然而，本研究樣本例數較少，EEG尖慢波、棘波表現與疾病復發或波動，以及預后之間的關系，仍需大樣本量驗證。
NSAS頭顱MRI多無特異性，很少一部分患者會出現頭顱MRI異常，異常頭顱MRI主要為長T1、長T2、高FLAIR信號，受累部位包括顳葉、前額葉、小腦、基底節等[6]，少數患者有脊髓受累[7]。本組僅1例患兒頭顱MRI異常，表現為左側頂顳葉及右側丘腦小斑片狀影，FLAIR及DWI序列高信號，與文獻報道常見頭顱MRI受累部位一致，該患兒病情相對較重，頻繁驚厥發作伴有癲癇持續狀態，但免疫治療效果好，3個月后復查正常。可見及早行免疫沖擊治療，對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NSAS免疫治療是關鍵，一線治療為糖皮質激素、丙種球蛋白或血漿置換；二線治療包括利妥昔單抗、環磷酰胺、硫唑嘌呤等[8, 9]。本組10例患兒急性期均行丙種球蛋白聯合激素沖擊治療，8例臨床癥狀在免疫治療后7~21d好轉，隨訪3~6個月，未再發作。2例抗NMDAR抗體相關性癲癇患兒急性期單用AEDs效果差，聯合一線免疫療法，發作控制可，但后期復發；一線治療失敗，予二線免疫療法環磷酰胺定期沖擊治療有效。目前認為抗體介導的中樞神經系統損害機制多樣，但靶向神經元的CD8+ T細胞可能直接導致神經元興奮性異常，從而導致癲癇發作[10]。
綜上，驚厥發作亦可為NSAS患兒首次發病形式，對于臨床上起病急驟的驚厥發作，合并有驚厥持續狀態，應注意早期篩查驚厥發作的免疫因素。兒童NSAS，常見的神經元表面抗體以NMDAR抗體為主，驚厥發作時EEG表現以慢波、尖慢波為主，頭顱MRI多無特異性。AEDs聯合免疫治療有效，在發病初期及時給予免疫治療，往往對癲癇發作控制效果較好。一線治療失敗，可行二線免疫療法環磷酰胺定期沖擊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