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白楊, 宋凡. 癲癇患者共情能力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研究. 癲癇雜志, 2017, 3(3): 204-212.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31 復制
癲癇由于病程長，治愈率低，需要長期服藥等特點，其發作往往給患者帶來明顯的心理學方面損害。長期以來，癲癇患者所伴發的各種認知功能損害及焦慮抑郁情緒在國內外備受關注，但非社會認知成分如記憶、語言、執行力等方面受到較多關注，社會認知如對他人的同情關心、觀點采擇等受到的關注較少，而這部分社會功能的降低也將成為影響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我們應用中文版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hina, IRI-C)等心理學評估手段，探討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以及焦慮抑郁情緒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5年3月-2016年1月于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就診的成年癲癇患者93例，正常對照組(自愿者)100名，對照組均無精神心理疾病史，無物質濫用及癲癇家族史。
1.1.2 納入標準
① 原發性癲癇患者；② 入組年齡18~65歲，發病年限1年以上，右利手；③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26分。
1.1.3 排除標準
① 既往有神經系統疾病及存在陽性體征者；② 合并嚴重的其它系統疾病、物質濫用以及長期服用除抗癲癇藥物(AEDs)以外的其它藥物者；③ 有精神或情感障礙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基本資料
收集癲癇患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發作類型、發病年限、發作頻率、AEDs使用情況、腦電圖(EEG)，以及頭部影像學等資料。
1.2.2 神經心理學測試
由從事醫學心理學測驗的醫生對193例入組患者分別進行以下心理學評估：① 認知功能測定：采用MoCA進行認知功能測試；② 焦慮程度測定：采取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HAMA總分≥ 21分為重度焦慮，≥ 14分為中度焦慮，≥ 7分為輕度焦慮，＜7分為無焦慮癥狀；③ 抑郁程度測定：采用17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HAMD總分≥ 24分為重度抑郁，≥ 17分為中度抑郁，≥ 8分為輕度抑郁，＜8分為無抑郁癥狀；④ 共情能力評估：采用IRI-C對癲癇組及對照組的共情能力進行評分，包括總分及各分項得分，觀點采擇和想象力屬于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CE)，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屬于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EE)。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9.0軟件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的兩組間采用獨立t檢驗，三組間使用方差分析，方差分析后查看其中任意兩組是否存在差異應用Bonferroni法。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及單向有序的計數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對于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兩組變量間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以P值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分析
癲癇組93例，男49例，女44例；年齡18~65歲，平均(33.90±11.56) 歲。教育程度為小學6年級以上，病程>1年。發作類型包括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原發或繼發性全面強直-陣攣發作。其中80例接受正規AEDs治療，13例尚未開始服藥。根據發作表現及EEG結果判定額葉起源的癲癇7例，余為額葉以外部位起源的病例。正常對照組為100名，男53例，女47例；年齡18~65歲，平均(33.57±10.09) 歲。對兩組一般資料及神經心理學背景測試(MoCA)等進行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基本資料及認知功能比較(x±s)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2 兩組共情與焦慮抑郁情況比較
2.2.1 兩組共情能力、焦慮、抑郁得分
癲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情感共情兩組無統計學意義(P＞0.05)。癲癇組焦慮、抑郁重于對照組(P＜0.05)，見表 2。癲癇患者出現分離性共情能力受損，即認知共情受損而情感共情保留，且癲癇患者焦慮抑郁較正常對照組嚴重。
表2
兩組共情及焦慮抑郁比較(x±s)
Table2.
Comparison of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2.2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嚴重程度的關系
將癲癇組93例患者按照焦慮抑郁嚴重程度分組，結果為伴有焦慮狀態41例(44.09%)，其中輕度33例(35.48%)，中重度8例(8.61%)；伴有抑郁34例(36.56%)，其中輕度27例(29.03%)，中重度7例(7.53%)。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患者其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采用Bonferroni法兩兩比較顯示焦慮或抑郁不同程度的3組間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均不同(P＜0.05)，而認知共情3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分數越低，而與認知共情無關(表 3、4)。
表3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的關系(x±s)
Table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in epilepsy group
表4
癲癇組共情與抑郁的關系(x±s)
Table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3 不同癲癇發作類型中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2.3.1 有無全面強直-陣攣發作患者的比較
將癲癇組按是否有全面強直-陣攣發作(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 GTCS)分為無GTCS組(n=17)、僅有GTCS組(n=23)、部分性發作繼發GTCS(Single partial secondarily GTCS, SGS)組(n=30)，剔除了同時含有上述兩種及以上發作類型的病例23例，各組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認知共情、HAMA、HAMD有統計學意義(P＜0.05)。采用Bonferroni法兩兩比較顯示：無GTCS組和僅有GTCS組認知共情無差異，僅有GTCS組和SGS組認知共情無差異，但SGS組認知共情低于無GTCS組(P＜0.05)。
在焦慮抑郁得分方面，無GTCS組和僅有GTCS組HAMA、HAMD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SGS組焦慮抑郁比無GTCS組及僅有GTCS組均嚴重(P＜0.05)，見表 5。
表5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5.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in epilepsy group
3組內的共情能力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無GTCS組及僅有GTCS組內共情各項得分與焦慮抑郁均無相關性(P＞0.05)，但SGS組內情感共情和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關(P＞0.05)，見表 6。
表6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6.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3.2 有無復雜部分性發作患者的比較
將癲癇組按照發作類型中是否有復雜部分性發作(Complex partial seizure，CPS)分為CPS組(包括CPS和/或CPS繼發的SGS)(n=37)、無CPS組(包括SPS和/或GTCS和/或SGS)(n=42)，剔除了同時含有CPS和SPS繼發的SGS病例14例，發現CPS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HAMA、HAMD總分與無CPS組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CPS組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低于無CPS組，CPS組HAMA、HAMD總分高于無CPS組。兩組間情感共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7。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在CPS組內，共情總分、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具有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越差，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在無CPS組內，共情總分、認知共情、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見表 8。
表7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7.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in epilepsy group
表8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8.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4 不同癲癇發作頻率中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將癲癇組按發作頻率(不限定發作類型)高低分為低頻率組(≤1次/個月，n=46) 和高頻率組(＞1次/個月，n=47)，高頻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均差于低頻率低(P＜0.05)，高頻率組焦慮抑郁較低頻率組嚴重(P＜0.05)。兩組間情感共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9。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高頻率組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具有顯著負相關(P＜0.01)，即焦慮抑郁越重的患者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低頻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10。
表9
不同發作頻率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9.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izure frequency
表10
不同發作頻率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10.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izure frequency
2.5 不同發病年限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癲癇組按病程長短分為＞5年組(n=44) 和≤5年組(n=49)，結果顯示＞5年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較≤5年組差，且焦慮抑郁重(P＜0.05)；但情感共情兩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1。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5年組內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P＜0.01)，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5年組內情感共情與焦慮具有相關性，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與抑郁具有相關性，均呈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見表 12。無論發病年限長短，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均呈顯著負相關，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
表11
不同病程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11.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with different course
表12
不同病程癲癇組患者共情和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12.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urse
3 討論
共情是指個體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并部分體驗到他人感受的心理過程，是人類社會中互相交往時較高級的成分。認知共情是對他人的接納與理解能力，情感共情是對他人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狀態的體驗并給予相應的情感反饋。Decety等[1]推斷情感共情與生俱來，而認知共情是后天緩慢形成的。
共情分離現象提示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可能分別依賴不同的神經網絡機制，近年來研究發現，認知共情相關腦區是腹內側前額葉[2]，而情感共情相關的神經網絡是情緒加工的腦區如島葉、杏仁核和邊緣系統等[3, 4, 5]。對癲癇患者共情的相關研究較少，胡穎等[6]采用IRI-C量表對62例癲癇患者及150名正常對照組進行評估，結果亦顯示認知共情下降、情感共情保留，我們的研究證實了上述結果。胡穎等還發現額葉癲癇患者的共情總分低于非額葉癲癇，尤其是認知共情中的觀點采擇明顯低于非額葉癲癇組，從側面證實了認知共情的解剖學基礎在額葉。
有研究表明額、顳葉及邊緣系統是癲癇伴抑郁發生及起源的共同腦區[7]，杏仁核、海馬是與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相關腦區[8, 9]。梁艷玲等[10]發現存在焦慮抑郁的癲癇患者大部分均有額、顳葉損害，表明焦慮抑郁可能與額、顳葉有關。因此在解剖功能區上推斷癲癇患者的焦慮抑郁和共情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癲癇患者中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相關，且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越差，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不相關。上述結果可能與我們收集到的病例中根據發作表現及EEG結果判定額葉起源的癲癇僅7例、大部分為額葉以外部位起源的病例有關，今后尚需增加對額葉起源癲癇患者的共情與焦慮抑郁關系研究，以證實認知或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是否與不同腦葉癲癇有關。同時從心理學角度考慮，情感共情研究是共情性關心和個人痛苦，當癲癇患者自身存在焦慮抑郁情緒時，個人痛苦增加，自顧不暇，對他人的情感體驗能力會下降，即情感共情能力下降，因此表現為焦慮抑郁重的患者其情感共情能力下降。
在不同發作類型中，Grabowska-Gravb等[11]研究發現部分性發作尤其是CPS的抑郁發生率高達81.6%。趙康仁等[12]發現GTCS、CPS負性情緒明顯增高，CPS組重于GTCS組、重于SPS組。我們的研究顯示無GTCS組即僅有部分性發作組與僅有GTCS組焦慮抑郁無明顯差別，而SGS組焦慮抑郁比僅有GTCS組嚴重，CPS組焦慮抑郁也重于無CPS組，并同時發現部分性發作患者不僅焦慮抑郁更重，情感共情和焦慮抑郁的相關性也更大。分析原因，除了與上述腦解剖學功能分區有關，在社會心理學方面，雖然GTCS是件令人恐懼的事，但部分性發作尤其是SGS其先兆所帶來的恐懼性預感不僅加重焦慮抑郁情緒，也嚴重影響社會性情感共情能力。僅有GTCS患者中可能因無先兆發作，其焦慮抑郁較部分性發作輕。無GTCS組因發作程度較輕，雖然可感知的發作會帶來焦慮抑郁情緒，但因異常放電沒有泛化至全腦，不會造成腦損傷區域的擴大。
Amlerova等[13]對30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及20名健康對照者進行共情能力評估，發現顳葉病變癲癇患者的共情能力、綜合社會認知能力、情感識別能力均較健康對照組明顯受損，與左右顳葉受損無明顯關聯。Toller等[14]認為大腦右側前額葉-邊緣系統的萎縮是導致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共情能力下降的原因。本研究中CPS多為顳葉癲癇，同時造成情緒與情感共情腦區損害和心理性反應，因此導致焦慮抑郁與情感共情相關損害。
在不同發作頻率及病程的研究中，以往研究結果顯示癲癇患者發作越頻繁、病程越長，越易產生焦慮抑郁情緒、越易激惹，存在沖動性格和行為[15, 16]。由于本研究顯示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相關，因此可以解釋發作頻率高及病程長的患者情感共情損害嚴重，二者存在相關性。
本研究中癲癇患者較正常對照組受損的是共情總分和認知共情，情感共情不受損，但在共情與情緒關系研究顯示與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的成分是情感共情。分析原因，首先考慮情感共情為較原始的共情能力，認知共情為高級的認知能力，而腦損害時高級功能易受損，因此認知共情受到損傷；其次由于焦慮抑郁的生物學中樞在顳葉，情感共情也在顳葉內側，兩者由于中樞部位靠近使之具有相關性；另外，癲癇患者高級的認知功能受損時，社會適應能力下降、對他人的依賴增加，可能導致患者更加敏感地體會家人和周圍人的觀點及情緒，因此反饋性提高了情感共情能力。
癲癇由于病程長，治愈率低，需要長期服藥等特點，其發作往往給患者帶來明顯的心理學方面損害。長期以來，癲癇患者所伴發的各種認知功能損害及焦慮抑郁情緒在國內外備受關注，但非社會認知成分如記憶、語言、執行力等方面受到較多關注，社會認知如對他人的同情關心、觀點采擇等受到的關注較少，而這部分社會功能的降低也將成為影響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我們應用中文版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hina, IRI-C)等心理學評估手段，探討癲癇患者共情能力的損害，以及焦慮抑郁情緒對共情能力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5年3月-2016年1月于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就診的成年癲癇患者93例，正常對照組(自愿者)100名，對照組均無精神心理疾病史，無物質濫用及癲癇家族史。
1.1.2 納入標準
① 原發性癲癇患者；② 入組年齡18~65歲，發病年限1年以上，右利手；③ 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26分。
1.1.3 排除標準
① 既往有神經系統疾病及存在陽性體征者；② 合并嚴重的其它系統疾病、物質濫用以及長期服用除抗癲癇藥物(AEDs)以外的其它藥物者；③ 有精神或情感障礙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基本資料
收集癲癇患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發作類型、發病年限、發作頻率、AEDs使用情況、腦電圖(EEG)，以及頭部影像學等資料。
1.2.2 神經心理學測試
由從事醫學心理學測驗的醫生對193例入組患者分別進行以下心理學評估：① 認知功能測定：采用MoCA進行認知功能測試；② 焦慮程度測定：采取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HAMA總分≥ 21分為重度焦慮，≥ 14分為中度焦慮，≥ 7分為輕度焦慮，＜7分為無焦慮癥狀；③ 抑郁程度測定：采用17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HAMD總分≥ 24分為重度抑郁，≥ 17分為中度抑郁，≥ 8分為輕度抑郁，＜8分為無抑郁癥狀；④ 共情能力評估：采用IRI-C對癲癇組及對照組的共情能力進行評分，包括總分及各分項得分，觀點采擇和想象力屬于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CE)，同情關心和個人痛苦屬于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EE)。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9.0軟件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的兩組間采用獨立t檢驗，三組間使用方差分析，方差分析后查看其中任意兩組是否存在差異應用Bonferroni法。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及單向有序的計數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對于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兩組變量間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以P值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分析
癲癇組93例，男49例，女44例；年齡18~65歲，平均(33.90±11.56) 歲。教育程度為小學6年級以上，病程>1年。發作類型包括單純或復雜部分性發作、原發或繼發性全面強直-陣攣發作。其中80例接受正規AEDs治療，13例尚未開始服藥。根據發作表現及EEG結果判定額葉起源的癲癇7例，余為額葉以外部位起源的病例。正常對照組為100名，男53例，女47例；年齡18~65歲，平均(33.57±10.09) 歲。對兩組一般資料及神經心理學背景測試(MoCA)等進行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基本資料及認知功能比較(x±s)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2 兩組共情與焦慮抑郁情況比較
2.2.1 兩組共情能力、焦慮、抑郁得分
癲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情感共情兩組無統計學意義(P＞0.05)。癲癇組焦慮、抑郁重于對照組(P＜0.05)，見表 2。癲癇患者出現分離性共情能力受損，即認知共情受損而情感共情保留，且癲癇患者焦慮抑郁較正常對照組嚴重。
表2
兩組共情及焦慮抑郁比較(x±s)
Table2.
Comparison of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tween epileps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2.2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嚴重程度的關系
將癲癇組93例患者按照焦慮抑郁嚴重程度分組，結果為伴有焦慮狀態41例(44.09%)，其中輕度33例(35.48%)，中重度8例(8.61%)；伴有抑郁34例(36.56%)，其中輕度27例(29.03%)，中重度7例(7.53%)。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患者其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采用Bonferroni法兩兩比較顯示焦慮或抑郁不同程度的3組間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均不同(P＜0.05)，而認知共情3組間無統計學意義(P＞0.05)。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分數越低，而與認知共情無關(表 3、4)。
表3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的關系(x±s)
Table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in epilepsy group
表4
癲癇組共情與抑郁的關系(x±s)
Table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3 不同癲癇發作類型中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2.3.1 有無全面強直-陣攣發作患者的比較
將癲癇組按是否有全面強直-陣攣發作(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 GTCS)分為無GTCS組(n=17)、僅有GTCS組(n=23)、部分性發作繼發GTCS(Single partial secondarily GTCS, SGS)組(n=30)，剔除了同時含有上述兩種及以上發作類型的病例23例，各組共情總分、情感共情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認知共情、HAMA、HAMD有統計學意義(P＜0.05)。采用Bonferroni法兩兩比較顯示：無GTCS組和僅有GTCS組認知共情無差異，僅有GTCS組和SGS組認知共情無差異，但SGS組認知共情低于無GTCS組(P＜0.05)。
在焦慮抑郁得分方面，無GTCS組和僅有GTCS組HAMA、HAMD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SGS組焦慮抑郁比無GTCS組及僅有GTCS組均嚴重(P＜0.05)，見表 5。
表5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5.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in epilepsy group
3組內的共情能力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無GTCS組及僅有GTCS組內共情各項得分與焦慮抑郁均無相關性(P＞0.05)，但SGS組內情感共情和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關(P＞0.05)，見表 6。
表6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6.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3.2 有無復雜部分性發作患者的比較
將癲癇組按照發作類型中是否有復雜部分性發作(Complex partial seizure，CPS)分為CPS組(包括CPS和/或CPS繼發的SGS)(n=37)、無CPS組(包括SPS和/或GTCS和/或SGS)(n=42)，剔除了同時含有CPS和SPS繼發的SGS病例14例，發現CPS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HAMA、HAMD總分與無CPS組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CPS組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低于無CPS組，CPS組HAMA、HAMD總分高于無CPS組。兩組間情感共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7。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在CPS組內，共情總分、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具有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越差，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在無CPS組內，共情總分、認知共情、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見表 8。
表7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7.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 in epilepsy group
表8
癲癇組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8.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epilepsy group
2.4 不同癲癇發作頻率中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將癲癇組按發作頻率(不限定發作類型)高低分為低頻率組(≤1次/個月，n=46) 和高頻率組(＞1次/個月，n=47)，高頻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均差于低頻率低(P＜0.05)，高頻率組焦慮抑郁較低頻率組嚴重(P＜0.05)。兩組間情感共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9。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高頻率組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具有顯著負相關(P＜0.01)，即焦慮抑郁越重的患者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低頻率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10。
表9
不同發作頻率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9.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izure frequency
表10
不同發作頻率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10.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izure frequency
2.5 不同發病年限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癲癇組按病程長短分為＞5年組(n=44) 和≤5年組(n=49)，結果顯示＞5年組共情總分、認知共情較≤5年組差，且焦慮抑郁重(P＜0.05)；但情感共情兩者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1。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5年組內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P＜0.01)，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而共情總分及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5年組內情感共情與焦慮具有相關性，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與抑郁具有相關性，均呈顯著負相關(P＜0.05)，即焦慮抑郁越重情感共情越差；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P＞0.05)，見表 12。無論發病年限長短，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均呈顯著負相關，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無相關性。
表11
不同病程癲癇組患者共情與焦慮抑郁得分(x±s)
Table11.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with different course
表12
不同病程癲癇組患者共情和焦慮抑郁的相關性(R值)
Table12.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urse
3 討論
共情是指個體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并部分體驗到他人感受的心理過程，是人類社會中互相交往時較高級的成分。認知共情是對他人的接納與理解能力，情感共情是對他人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狀態的體驗并給予相應的情感反饋。Decety等[1]推斷情感共情與生俱來，而認知共情是后天緩慢形成的。
共情分離現象提示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可能分別依賴不同的神經網絡機制，近年來研究發現，認知共情相關腦區是腹內側前額葉[2]，而情感共情相關的神經網絡是情緒加工的腦區如島葉、杏仁核和邊緣系統等[3, 4, 5]。對癲癇患者共情的相關研究較少，胡穎等[6]采用IRI-C量表對62例癲癇患者及150名正常對照組進行評估，結果亦顯示認知共情下降、情感共情保留，我們的研究證實了上述結果。胡穎等還發現額葉癲癇患者的共情總分低于非額葉癲癇，尤其是認知共情中的觀點采擇明顯低于非額葉癲癇組，從側面證實了認知共情的解剖學基礎在額葉。
有研究表明額、顳葉及邊緣系統是癲癇伴抑郁發生及起源的共同腦區[7]，杏仁核、海馬是與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相關腦區[8, 9]。梁艷玲等[10]發現存在焦慮抑郁的癲癇患者大部分均有額、顳葉損害，表明焦慮抑郁可能與額、顳葉有關。因此在解剖功能區上推斷癲癇患者的焦慮抑郁和共情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癲癇患者中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相關，且焦慮抑郁越重，共情總分及情感共情越差，而認知共情與焦慮抑郁不相關。上述結果可能與我們收集到的病例中根據發作表現及EEG結果判定額葉起源的癲癇僅7例、大部分為額葉以外部位起源的病例有關，今后尚需增加對額葉起源癲癇患者的共情與焦慮抑郁關系研究，以證實認知或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的關系是否與不同腦葉癲癇有關。同時從心理學角度考慮，情感共情研究是共情性關心和個人痛苦，當癲癇患者自身存在焦慮抑郁情緒時，個人痛苦增加，自顧不暇，對他人的情感體驗能力會下降，即情感共情能力下降，因此表現為焦慮抑郁重的患者其情感共情能力下降。
在不同發作類型中，Grabowska-Gravb等[11]研究發現部分性發作尤其是CPS的抑郁發生率高達81.6%。趙康仁等[12]發現GTCS、CPS負性情緒明顯增高，CPS組重于GTCS組、重于SPS組。我們的研究顯示無GTCS組即僅有部分性發作組與僅有GTCS組焦慮抑郁無明顯差別，而SGS組焦慮抑郁比僅有GTCS組嚴重，CPS組焦慮抑郁也重于無CPS組，并同時發現部分性發作患者不僅焦慮抑郁更重，情感共情和焦慮抑郁的相關性也更大。分析原因，除了與上述腦解剖學功能分區有關，在社會心理學方面，雖然GTCS是件令人恐懼的事，但部分性發作尤其是SGS其先兆所帶來的恐懼性預感不僅加重焦慮抑郁情緒，也嚴重影響社會性情感共情能力。僅有GTCS患者中可能因無先兆發作，其焦慮抑郁較部分性發作輕。無GTCS組因發作程度較輕，雖然可感知的發作會帶來焦慮抑郁情緒，但因異常放電沒有泛化至全腦，不會造成腦損傷區域的擴大。
Amlerova等[13]對30例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及20名健康對照者進行共情能力評估，發現顳葉病變癲癇患者的共情能力、綜合社會認知能力、情感識別能力均較健康對照組明顯受損，與左右顳葉受損無明顯關聯。Toller等[14]認為大腦右側前額葉-邊緣系統的萎縮是導致顳葉病變的癲癇患者共情能力下降的原因。本研究中CPS多為顳葉癲癇，同時造成情緒與情感共情腦區損害和心理性反應，因此導致焦慮抑郁與情感共情相關損害。
在不同發作頻率及病程的研究中，以往研究結果顯示癲癇患者發作越頻繁、病程越長，越易產生焦慮抑郁情緒、越易激惹，存在沖動性格和行為[15, 16]。由于本研究顯示情感共情與焦慮抑郁相關，因此可以解釋發作頻率高及病程長的患者情感共情損害嚴重，二者存在相關性。
本研究中癲癇患者較正常對照組受損的是共情總分和認知共情，情感共情不受損，但在共情與情緒關系研究顯示與焦慮抑郁呈顯著負相關的成分是情感共情。分析原因，首先考慮情感共情為較原始的共情能力，認知共情為高級的認知能力，而腦損害時高級功能易受損，因此認知共情受到損傷；其次由于焦慮抑郁的生物學中樞在顳葉，情感共情也在顳葉內側，兩者由于中樞部位靠近使之具有相關性；另外，癲癇患者高級的認知功能受損時，社會適應能力下降、對他人的依賴增加，可能導致患者更加敏感地體會家人和周圍人的觀點及情緒，因此反饋性提高了情感共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