顱內腦電圖對癲癇發作模式的研究對癲癇灶的精確定位和指導成功切除有重要作用。它也引出了癲癇發生機制相關的重要病理生理問題。目前，植入硬膜下和深部電極等記錄方式已經描述了幾種癲癇發作模式 (主要是顳葉癲癇和伴有異質新皮層病變的癲癇)。研究分析了53例患者的連續性隊列資料，所有患者均行立體定向腦電圖 (SEEG) 監測，且病理證實為皮質發育畸形 (Malformation of cortical development, MCD)——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FCD) 和神經發育腫瘤 (Neurodevelopmental tumors, NDTs)。通過對視覺和時間-頻率的分析，證實了存在6種癲癇發作模式：低壓快波活動 (Low-voltage fast activity, LVFA)；發作前棘波繼之LVFA；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慢波/直流電漂移繼之LVFA；θ或α尖波；節律性棘波/棘波。結果表明包含LVFA的模式 (83%) 普遍性較高，但是LVFA并不是癲癇發作的一個固定特征。癲癇發作模式和組織學類型具有相關性 (P=0.01)。更加普遍的模式如下：① FCD Ⅰ型：LVFA占23.1%，慢波/基線漂移繼之LVFA占15.4%；② FCD Ⅱ型：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占31%，LVFA占27.6%；發作前棘波繼之LVFA占27.6%；③ NDTs：LVFA占54.5%。發現包含LVFA的癲癇發作模式與較好的手術預后具有相關性，但癲癇灶切除的完整性是一個獨立預測因子；FCD和NDTs有6種不同的癲癇發作模式；包含LVFA的癲癇發作模式的患者手術預后更好。
引用本文： StanislasLagarde, FrancescaBonini, AileenMcGonigal, PatrickChauvel, MartineGavaret, DidierScavarda, RomainCarron, JeanRegis, SandrineAubert, NathalieVilleneuve, BernardGiusiano, DominiqueFigarella-Branger, AgnesTrebuchon, FabriceBartolomei, 張穎穎, 慕潔. 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和神經發育腫瘤的癲癇發作模式與手術預后和神經病理亞型的聯系. 癲癇雜志, 2017, 3(2): 158-166.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24 復制
皮質發育畸形 (Malformation of cortical development, MCD) 包括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FCD) 和神經發育腫瘤 (Neurodevelopmental tumors, NDTs)。MCD是導致慢性癲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癲癇患者往往是耐藥的，之后會被建議進行手術治療。國際抗癲癇聯盟 (ILAE) 根據皮質結構異常、畸形異位神經元存在與否和相關病變 (如海馬硬化) 存在與否的特點，將FCD分為3種亞型 (Ⅰ、Ⅱ、Ⅲ型) 和9個亞組 (Ⅰa、Ⅰb、Ⅰc、Ⅱa、Ⅱb、Ⅲa、Ⅲb、Ⅲc、Ⅲd)。雖然FCD的新分類標準提高了觀察者間的一致性，但仍存在爭議 (如獨特的“雙重病理”分類或FCD Ⅰ型的亞分類)。
NDTs是一種先天性病變，是MCD中第二常見的類型，尤其是胚胎發育不良性神經上皮性腫瘤 (Dysembryoplastic neuroepithelial tumors, DNETs) 和神經節膠質瘤。研究發現NDTs約占全部耐藥性局灶性癲癇的15%~30%。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中樞神經系統分類將NDTs分為Ⅰ級神經上皮腫瘤、神經元和混合性神經元-神經膠質腫瘤。NDTs的特征為細胞結構變化，細胞結構變化可能存在于相鄰皮層中，這與具有發展性的FCD相似。目前NDTs在ILAE分類中被歸為FCD Ⅲb型。然而，NDTs仍然難以分類，特別是具有“非特異性”或“彌漫生長模式”的腫瘤。
癲癇手術對于MCD患者來說是一種實現癲癇無發作的有效治療途徑。手術之后，FCD和NDTs患者中分別有65%和80%可以達到Engel Ⅰ級預后。在MCD的術前評估中，可能需要立體定向腦電圖 (SEEG) 來準確定位癲癇灶區，以指導手術待切除區的定界。
顱內腦電圖 (EEG) 癲癇發作模式 (Seizure-onset patterns, SOPs) 研究時間較長。一些研究認為顱內EEG SOPs的相關性可以用來指導正確切除癲癇灶和評估手術預后。目前已經成功描述了FCD特征性的發作間期 (重復性和節律性棘波，多棘波) 和發作期 (節律性活動繼之低壓快波活動) 的電生理學模式。然而SEEG SOPs、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的關聯在MCD中依然未知。
本項研究通過回顧53例經病理確診的FCD或NDTs患者的SEEG連續隊列數據，以探究SOPs、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我們分析了2000年-2014年間來我院連續登記的53例行SEEG的患者的資料，所有患者均被病理證實為FCD或NDTs。1例患者在SEEG期間沒有發作被排除；21例患者核磁共振成像 (MRI) 提示為MCD，行癲癇切除手術，術后病理證實為MCD (5例FCD和16例NDTs)，但術前未行SEEG監測；另18例患者MRI提示為MCD且行SEEG監測但未進行手術治療；72例患者MRI陰性但行SEEG監測，其中有42例患者未做手術 (癲癇灶位于雙側半球或有多個部位，或患者不接受手術風險)。
1名神經病理學專家判讀數據并根據ILAE和WHO分類建立病理標準。本項研究只納入單一為FCD Ⅰ型或FCD Ⅱ型或NDTs的患者。本研究已被法國衛生研究所 (IRB15226) 的機構審查委員會批準。
我們對所納入患者的病史、神經病學檢查和MRI等資料進行詳細評價。研究中所有患者在接受無創檢查后再接受有創記錄監測，且在接受SEEG監測的同時行長程視頻腦電圖 (VEEG)。上述都作為患者的日常護理。SEEG的指征包括：癲癇灶懷疑比病變范圍大時；顳葉癲癇懷疑涉及到顳外區域時；懷疑病變在雙側時。電極植入位置是根據所提供的非侵襲性檢查資料所提示的癲癇灶的可能位置進行選擇的。
1.2 立體定向腦電圖記錄
使用顱內多觸點電極 (約10~15觸點，觸點長2 mm，直徑為0.8 mm或1.5 mm) 記錄SEEG，256-通道Natus系統記錄SEEG信號。根據記錄的日期分別在256、512和1024 Hz時進行采樣，采樣信息通過無數字濾波器刻錄在硬盤上 (16位/樣本)。在采集過程中存在兩個硬件濾波器：高通濾波器 (在-3 dB時，截止頻率等于0.16 Hz) 和抗混疊低通濾波器 (頻率為256、512和1024 Hz時，截止頻率分別為97、170、340 Hz)。在采集信號過程中存在兩個硬件過濾器：一個高通濾波器 (截止頻率在3 dB時約為0.16 Hz) 和一個抗混疊低通濾波器 (在頻率為256、512和1024 Hz時，截止頻率分別為97、170和340 Hz)。術后隨訪期間定期評估手術結果，并根據Engel預后分級進行編碼。我們使用最后一次隨訪得到的預后分數進行分析。
1.3 信號分析
根據患者的臨床數據采用盲法進行癲癇發作SEEG模式的評估。一方面由兩名癲癇病學專家獨立判讀未經軟件濾過的SEEG數據確定SOPs。另一方面使用視覺和光譜分析法來描述SOPs (Amadeus軟件；LTSI Rennes)。最終由一名年資更高的癲癇學家來解決這兩種分析結果所存在的差異。綜合持續節律性放電的背景及隨后出現的臨床癥狀的情況，顱內EEG信號首先出現的變化即為癲癇發作。其中臨床發作先于電記錄開始變化的患者被剔除。最先產生變化的電極用來評估癲癇發作SEEG模式。使用MRI和CT影像融合和顱內電極三維重建技術，來評估顱內、鄰近或遠離病變的電極觸點。我們在發作前5 s (被用來評估SOPs的觸點) 評估中值放電頻率。根據高標準化的致癲指數 (EI) 結構的總數，癲癇灶 (EZ) 組織分為局部性或網絡性，這與我們以前的研究結果相似。局部組織只有一個結構EI值>0.4。網絡組織則至少有兩處確切的結構EI值>0.4。EZ的定位用腦葉這個術語來表示。
1.4 數據分析
研究納入了每例患者的一種癲癇發作模式。對于有不同SOPs的患者 (本研究中僅有2例患者) 則使用普遍性高的模式作為其SOPs。
根據所納入患者的SOPs和手術結果，我們對患者基本特征先進行單變量統計分析。單變量分析目的是為了選擇相關變量來進行多變量分析，而不是為了得出它們之間存在某些潛在聯系的結論。由于某些特征的觀察值有限 ( < 5)，我們使用非參數檢驗方法。計量資料通過Kruskal-Wallis秩數檢驗來分析，名義變量通過Fisher雙側精確檢驗來分析。為了縮小混雜因素的影響和防止存在較大的錯誤風險，我們使用了多元邏輯回歸分析。先納入單變量分析中P值≤0.1的變量，將這些變量進行多因素變量分析。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分析來檢驗SOPs的預測因子，另一個邏輯回歸分析來檢驗手術預后的預測因子。在這些統計學分析中，校正后的P值≤0.025被認為具有統計學意義。以上所有統計學分析均通過SPSS 22軟件來進行。
2 結果
2.1 納入病例基本特征
本項研究共納入53例患者，其中女26例，男27例。組織病理學診斷結果如下：FCD Ⅰ型共13例，其中FCD Ⅰa型7例，FCD Ⅰ b和FCD Ⅰc型各1例；FCD Ⅱ型29例，其中FCD Ⅱa 6例，FCD Ⅱb 23例；NDTs 11例，其中DNET 9例，神經節膠質瘤和血管中心性膠質瘤各1例。患者癲癇起病的平均年齡為7歲 (0~19歲)；行SEEG的平均年齡為24.7歲 (2.75~56.0歲)，行SEEG之前患者癲癇病程平均為17.8年 (2~45年)。41例患者MRI上可見病灶，12例MRI為陰性。14例患者額葉上有可見病灶，其中4例病灶累及或靠近初級運動皮層，1例病灶累及到主要語言區域。
癲癇灶定位在額葉的患者有23例，顳葉16例，頂葉11例，枕葉3例，4例累及到島葉 (1例額島皮層，2例頂島皮層，1例額-頂-島皮層)。癲癇灶組織為“局灶性”有20例，“網絡性”有33例。術后結果如下：Engel Ⅰ級29例 (54%)，Engel Ⅱ級8例 (15%)，Engel Ⅲ級6例 (5%)，Engel Ⅳ級10例 (18%)。術后平均隨訪時間為4.9年 (0.25~15年)。行SEEG前NDTs患者癲癇病程平均為12.7 (2~38年)，FCD Ⅰ型平均為17.6年 (2.75~36.0年)，FCD Ⅱ型平均為22.5年 (3~45年)，NDTs患者病程比FCD Ⅰ型、Ⅱ型病程短 (圖 1a)。病變在腦葉的位置根據組織學類型分類也有所不同：FCD Ⅱ型患者病變位置更多定位在額葉 (18/29)，NDTs患者更多定位在顳葉 (8/11) 見圖 1b。根據組織學類型所納入的病例基本特征總結，見表 1。
圖1
病變腦葉組織學類型分類
a.行SEEG之前患癲癇病程 (年)，空循環代表機制，水平填充條狀體代表中位數；b.癲癇灶在大腦腦葉的定位：直方圖代表所對應組織學類型患者人數
表1
患者基本特征：依據組織學類型
2.2 植入立體定向腦電圖
每例患者平均植入10個電極 (5~13)，其中有26例患者植入雙側電極。電極植入的總數在組織學類型不同的患者之間不存在差異，其中FCD Ⅰ型中每例患者平均植入9個電極，FCD Ⅱ型平均10個，NDTs患者平均10個。額葉總共植入218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3個，0~11)；顳葉總共植入166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3個，0~8)；頂葉總共植入85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1個，0~5)；島葉植入8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0個，0~2)。在MRI上有可見病變的41例患者中，至少有1個電極植入在病變的中心或在最接近周圍皮層處。
2.3 癲癇發作模式
我們共捕捉到227次癲癇發作，排除5次臨床發作先于電生理改變的癲癇發作，共分析了222次癲癇發作 (平均每例患者3次，1~22)。
不同的癲癇發作模式見圖 2，基于視覺和時頻分析，證實了總共存在6種主要的SOPs：①低電壓快活動 (LVFA)，開始顯著的快節律振蕩波>14 Hz (平均36 Hz，14~97)，初始無變化，初始振幅 < 30 Ⅳ, 見圖 2a；②發作前棘波，低頻率節律性棘波 (平均1.5 Hz，1~3)，高振幅 (平均660 Ⅳ，450~1 400)，時限延長 (平均20 s，4~130) 繼之低頻率LVFA多于孤立性LVFA (平均23 Hz，19.5~32.0), 見圖 2b；③高頻率、高振幅爆發性多棘波 (平均19.3 Hz，12.5~24.5；平均420 Ⅳ，260~800)，時限較短 (平均3.3 s，0.5~6.0)，繼之LVFA (平均28 Hz，15.5~37.0), 見圖 2c；④慢波或基線漂移 (平均400 Ⅳ，250~500)，繼之LVFA (平均31 Hz 20~108)，見圖 2d；⑤節律棘波或棘波，低頻率 (平均3.5 Hz，4~18)，高振幅 (平均1 200 Ⅳ，900~1 500)，見圖 2e；⑥ θ或α尖波，頻率最低 (平均9.5 Hz，6~11)，波幅遞增 (平均400 Ⅳ，80~750)，見圖 2f。
圖2
根據SEEG追蹤的時間-頻率表現，癲癇發作的6種模式
a.低電壓快活動 (LVFA)；b.發作前棘波伴低頻節律性棘波繼之LVFA；c.高頻率、高振幅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d.慢波或基線漂移繼之LVFA；e.低頻率、高振幅，節律棘波或棘波；f. θ或α尖波伴波幅遞增
圖3
癲癇發作模式的頻率 (依據組織學類型)
通過百分比表示, 在FCDⅡ型患者中，SOPs幾乎都是包含快活動的模式
圖4
手術預后 (依據癲癇發作模式)
手術預后是基于每一患者在最后一次隨訪時的Eagel分級
最常見的模式依次遞減為：LVFA (模式1，32.1%)、爆發性多棘波 (模式2，18.9 %)、發作前棘波 (模式3，17 %) 繼之LVFA (模式3，17 %)、SW/DC漂移繼之LVFA (模式4，15.1 %)、θ或α尖波 (模式6，11.3 %)、節律性棘波/棘波 (模式5，5.7%)。值得注意的是，雖然LVFA不是癲癇發作的固定特征，但我們發現包含LVFA的模式非常普遍，這些模式占納入的所有患者比例為83%(44/53)。通過比較，非手術患者 (MRI提示MCD或陰性60例)，其中8例由于缺乏癲癇發作或臨床發作先于電生理改變而被排除被觀察到的癲癇發作模式的研究需要進一步資料。盡管在非手術患者中模式2和3較少見 (分別為9/52、5/52)，而模式1和4則較為普遍 (分別為22/52, 12/52)，但總體上非手術患者的癲癇發作模式分布與手術患者所觀察到的癲癇發作模式分布較相似。有25例患者由于多發性癲癇灶沒有行手術切除治療，我們觀察到這25例患者和非手術患者模式趨勢非常相似 (模式1和4：10/25、7/25；模式2和3：均為3/25)
2.4 癲癇發作模式和組織學類型
除了模式5在FCD Ⅱ型沒有被發現和模式2、3沒有在NDTs患者中被發現之外，大多數SOPs是所有組織學類型所共有的。
然而，SOPs的普遍率在不同的組織學類型中也有所不同，總結如下：① FCD Ⅰ型患者中最常見的SOPs為模式4(4/13) 和模式1(3/13)；② FCD Ⅱ型患者中最常見的模式為模式3(9/29)、模式1(8/29) 和模式2(8/29)；③ NDTs患者中最常見的SOPs為模式1(6/11)。
總體來說，不包含LVFA模式即模式5和模式6(14/53，25%) 主要見于FCD Ⅰ型和NDTs患者，且主要見于肉眼可見或組織學證明的病變里，提示它們代表了這些患者癲癇發作的一種模式。根據SOPs我們先做了單變量分析以找出以下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組織學類型 (P=0.01)、癲癇病程 (模式6較短；P=0.02)，其它變量均無統計學意義。
之后我們對組織學類型、癲癇持續時間和性別等變量進行多元邏輯回歸分析。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以檢驗可以作為SOPs的預測因子的變量[Cox & Snell R2=0.674; Nagelkerke R2=0.699; McFadden R2=0.335; Modelχ2(20)=59.476; P < 0.01]。結果發現SOPs與組織學類型、癲癇持續時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χ2(5)=10.297; P=0.07]，與性別則無統計學相關性[χ2(5)=10.297;P=0.07]。
2.5 手術結果
癲癇發作模式與術后預后之間整體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Engel分級，單變量分析，P=0.04)，相關性最顯著的為模式3。我們發現所有包含LVFA的癲癇發作模式組與較好的手術預后存在相關性Engel Ⅰ級61.4 %(P=0.007)。
絕大所數患者 (40/53) 均根據SEEG所定位的癲癇灶進行了癲癇灶完整的切除。值得注意的是，術后結果評估為Engel 1級的患者均得到了癲癇灶的完全切除。得到癲癇灶完全切除的患者中被觀察到具有最好的手術預后的患者的SOPs依次為：模式3(8/9 Engel Ⅰ級)、模式2(5/6 Engel Ⅰ級)、模式4(5/6 Engel Ⅰ級)。而最差的手術預后的患者的SOPs為模式5，沒有患者術后結果達到Engel Ⅰ級。
我們首先根據手術結果進行單變量分析，從而選擇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然后對以下這些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進行多元邏輯回歸：EZ完全切除和SOPs。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來檢驗可以作為實現Engel Ⅰ級結果的可能性的變量[Cox & Snell R2=0.658; Nagelkerke R2=0.727; McFadden R2=0.456; modelχ2(18)=56.873; P < 0.01]。其中Engel分級和EZ完全切除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χ2(3)=29.525; P < 0.01]。Engel分級和SOPs之間則無統計學相關性[χ2(15)=25.685; P=0.04]。
3 討論
這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描述FCD和NDTs患者的SEEG SOPs，目前尚沒有研究具體描述過這種關系。我們證實了6種不同的SOPs且發現了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存在相關性。
3.1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主要基于兩種活動
我們描述了6種顱內EEG SOPs：模式1(LVFA)、模式2(發作前棘波繼之LVFA)、模式3(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模式4(慢波/直流電漂移繼之LVFA)、模式5(節律性棘波/棘波) 和模式6(θ或α尖波)。我們報道的模式確認并擴展了以前曾描述過的模式。本次研究沒有發現最近報道過的爆發-抑制和δ刷兩種模式，但是這兩種模式在以前的研究也非常少見。我們也沒有看到彌散性電波減少模式，這個模式并不直接反映癲癇發作來自癲癇灶，而是可能會出現在淺表皮質探索區。值得注意的是，發現慢波或基線漂移在我們的隊列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普遍性。這種模式在動物實驗和人體硬膜下電極中是眾所周知的。有研究報道過使用深部電極和硬膜下電極時，在顳葉癲癇中一個相似的模式 (發作性慢波)。我們的數據證實這種模式在人類MCD相關性局部癲癇癲癇發作時并不少見。
有趣的是，SOPs并不限于快活動；就病因來說更慢的活動在發作開始甚至是少見的 (我們的研究有9例患者，17%)。這樣的模式被報道與癲癇發作是有關系的，也有提出將包含LVFA的模式 (之前有發作或沒有發作) 與那些以慢節律活動為特征的模式區分開。一個比較經典的解釋是，這些具有節奏活動的模式可能比真正的SOPs更能夠表示癲癇發作的傳播活動。EZ中可以觀察到LVFA，較慢的節律活動出現在傳播區域，這兩種情況在SEEG中是比較普遍的。然而，我們已經論述了慢的SOPs也可以在致癇灶觀察到，尤其是在FCD Ⅰ型和NDTs患者中，因此慢的SOPs可能代表這些病變中癲癇發作的一個特定模式。這突出了顱內SOPs主要基于兩個主要特點 (可能的聯系)：低電壓快震蕩和高振幅慢節律發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類型的振蕩在動物實驗模型中也已經被頻繁的發現和被證明是癲癇發作動力學充分的基礎。
3.2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和皮質發育畸形組織學類型之間的聯系
研究證明了一種類型的組織學病變可以產生不同形式的SOPs，相反，不同類型的組織學病變也可以產生非常相似的SOPs。SEEG記錄和試驗研究已經強調了這一點，這表明粗電極EEG水平的記錄可以表現出癲癇發作的表現形式。我們主要的結果為SEEG SOPs和病變的組織學類型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且據我們所知，在新皮質癲癇中這種相關性是首次被報道。
之前相當少的研究關注FCD，報道了SOPs中LVFA高的普遍率。專門來研究植入深度電極的FCD的報道更少。在SEEG方法中使用深度電極尤其適合研究FCD，當懷疑有更大的EZ或研究與運動語言中樞相關時，因為它們可以捕獲來自大腦溝旁和中央區域的信號變化，并沿著相同的軌跡探索不同的解剖學上的分離點。我們的數據非常明確的證實了LVFA (中值頻率36 Hz) 在深度電極記錄中為MCD最常見的SOPs。此外，我們報道了FCD Ⅱ型患者在低電壓快放電之前，爆發性多棘波和發作前棘波具有很高的普遍率，這與之前關于FCD的有關SEEG的研究一致。有趣的是，在FCD Ⅱ型患者中記錄到的癲癇發作大多包含快速活動，而FCD Ⅰ型和NDTs則可以由慢發作模式 (5和6) 開始。
過去，很多關注SOPs的研究均聚焦在顳葉癲癇。他們發現兩種主要的模式：LVFA和發作前棘波/同步波，后者與顳葉癲癇最有相關性。盡管在我們的隊列研究中發現這種模式具有較低的普遍率，但這種模式在新皮質癲癇和MCD中也可能被觀察到。
3.3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與病例特征之間的聯系
我們也探究SOPs與病例特征之間的聯系，報道了SOPs和癲癇持續時間之間顯著相關性。這也提示了在一些患者中LVFA可能是這種模式的一個發展。之前研究已經提出了SOPs和癲癇灶延伸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這也提示了LVFA與局部發作和局部發作中低頻節律性棘波具有相關性，并且，一項實驗研究報告了LVFA模式的癲癇發作傳播延遲縮短。
3.4 發作時低壓快波活動在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中與手術預后具有相關性
之前有研究探究了SOPs和手術預后之間的關系，認為包含LVFA模式的內側顳葉癲癇和新皮質癲癇有較好的手術預后結果。然而這些之前的研究有關新皮質病變報道的患者群構成參差不齊，而且使用的多為硬膜下電極。我們報道SOPs和手術預后之間完整的關聯，然后發現那些包含LVFA的模式的患者有最好的手術預后結果 (Engel Ⅰ級)。但是這種關聯在多變量分析中不具有統計學意義。EZ的完全切除是手術預后結果最可靠的預測因子。
目前涉及到SOPs的數據僅限于少數患者。最重要的一點是比較差結果與低頻率活動有關。類似我們的研究表明具有節律棘波/棘波的SOPs也往往與較差的預后有關 (此模式的患者無一達到Engel Ⅰ的結果)。
另外，最近有兩個研究報道了手術預后 (癲癇發作控制效果) 與彌散性腦波減少模式 (差的預后) 之間的關系。延遲了第二發作模式。所述的腦波減少模式幾乎全在植入硬膜下電極的情況下發現。有研究者認為這種彌散性腦波減少模式更能夠反映發作開始的延長或相關的皮質變化。然而我們的觀點是，第二發作模式的延遲主要與癲癇放電時的擴散相關。
3.5 研究的局限性
我們的研究有以下不足之處：一方面一些SOPs中所納入的的患者數量較少，這限制了一種特定的模式與其他病例特征 (如組織學類型) 之間相關性的統計學分析，并且有限的空間采樣是SEEG方法所固有的。因此，進一步行大樣本量的研究和更好的統計學檢驗將會有助于驗證這些發現；另一方面，本研究是第一個通過處理SEEG SOPs特別專注于在組織學結構上去驗證致癲癇的新皮質病變 (FCD和NDTs)。我們也聽從一些方法學上的建議：兩名EEG判讀者分別獨立的給出臨床數據、納入標準、連續性病例的分析解釋。此外，我們通過時間-頻率分析進一步來分析SOPs。在MCD中，SOPs與組織學類型具有相關性。
4 結論
通過SEEG記錄的數據來描述FCD和NDTs患者不同的SOPs。包含LVFA的模式具有較高的普遍性，但是慢/節律性活動也可以在NDTs和FCD Ⅰ型患者的癲癇發作中觀察到。在FCD Ⅱ型患者中，發作前棘波或爆發性棘慢波繼之LVFA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模式。
譯自: Stanislas Lagarde, Francesca Bonini, Aileen Mc Gonigal, et al. Seizure-onset patterns in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and neurodevelopmental tumors: Relationship with surgical prognosis and neuropathologic subtypes. Epilepsia, 2016, 57(9): 1426-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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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質發育畸形 (Malformation of cortical development, MCD) 包括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FCD) 和神經發育腫瘤 (Neurodevelopmental tumors, NDTs)。MCD是導致慢性癲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癲癇患者往往是耐藥的，之后會被建議進行手術治療。國際抗癲癇聯盟 (ILAE) 根據皮質結構異常、畸形異位神經元存在與否和相關病變 (如海馬硬化) 存在與否的特點，將FCD分為3種亞型 (Ⅰ、Ⅱ、Ⅲ型) 和9個亞組 (Ⅰa、Ⅰb、Ⅰc、Ⅱa、Ⅱb、Ⅲa、Ⅲb、Ⅲc、Ⅲd)。雖然FCD的新分類標準提高了觀察者間的一致性，但仍存在爭議 (如獨特的“雙重病理”分類或FCD Ⅰ型的亞分類)。
NDTs是一種先天性病變，是MCD中第二常見的類型，尤其是胚胎發育不良性神經上皮性腫瘤 (Dysembryoplastic neuroepithelial tumors, DNETs) 和神經節膠質瘤。研究發現NDTs約占全部耐藥性局灶性癲癇的15%~30%。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中樞神經系統分類將NDTs分為Ⅰ級神經上皮腫瘤、神經元和混合性神經元-神經膠質腫瘤。NDTs的特征為細胞結構變化，細胞結構變化可能存在于相鄰皮層中，這與具有發展性的FCD相似。目前NDTs在ILAE分類中被歸為FCD Ⅲb型。然而，NDTs仍然難以分類，特別是具有“非特異性”或“彌漫生長模式”的腫瘤。
癲癇手術對于MCD患者來說是一種實現癲癇無發作的有效治療途徑。手術之后，FCD和NDTs患者中分別有65%和80%可以達到Engel Ⅰ級預后。在MCD的術前評估中，可能需要立體定向腦電圖 (SEEG) 來準確定位癲癇灶區，以指導手術待切除區的定界。
顱內腦電圖 (EEG) 癲癇發作模式 (Seizure-onset patterns, SOPs) 研究時間較長。一些研究認為顱內EEG SOPs的相關性可以用來指導正確切除癲癇灶和評估手術預后。目前已經成功描述了FCD特征性的發作間期 (重復性和節律性棘波，多棘波) 和發作期 (節律性活動繼之低壓快波活動) 的電生理學模式。然而SEEG SOPs、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的關聯在MCD中依然未知。
本項研究通過回顧53例經病理確診的FCD或NDTs患者的SEEG連續隊列數據，以探究SOPs、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我們分析了2000年-2014年間來我院連續登記的53例行SEEG的患者的資料，所有患者均被病理證實為FCD或NDTs。1例患者在SEEG期間沒有發作被排除；21例患者核磁共振成像 (MRI) 提示為MCD，行癲癇切除手術，術后病理證實為MCD (5例FCD和16例NDTs)，但術前未行SEEG監測；另18例患者MRI提示為MCD且行SEEG監測但未進行手術治療；72例患者MRI陰性但行SEEG監測，其中有42例患者未做手術 (癲癇灶位于雙側半球或有多個部位，或患者不接受手術風險)。
1名神經病理學專家判讀數據并根據ILAE和WHO分類建立病理標準。本項研究只納入單一為FCD Ⅰ型或FCD Ⅱ型或NDTs的患者。本研究已被法國衛生研究所 (IRB15226) 的機構審查委員會批準。
我們對所納入患者的病史、神經病學檢查和MRI等資料進行詳細評價。研究中所有患者在接受無創檢查后再接受有創記錄監測，且在接受SEEG監測的同時行長程視頻腦電圖 (VEEG)。上述都作為患者的日常護理。SEEG的指征包括：癲癇灶懷疑比病變范圍大時；顳葉癲癇懷疑涉及到顳外區域時；懷疑病變在雙側時。電極植入位置是根據所提供的非侵襲性檢查資料所提示的癲癇灶的可能位置進行選擇的。
1.2 立體定向腦電圖記錄
使用顱內多觸點電極 (約10~15觸點，觸點長2 mm，直徑為0.8 mm或1.5 mm) 記錄SEEG，256-通道Natus系統記錄SEEG信號。根據記錄的日期分別在256、512和1024 Hz時進行采樣，采樣信息通過無數字濾波器刻錄在硬盤上 (16位/樣本)。在采集過程中存在兩個硬件濾波器：高通濾波器 (在-3 dB時，截止頻率等于0.16 Hz) 和抗混疊低通濾波器 (頻率為256、512和1024 Hz時，截止頻率分別為97、170、340 Hz)。在采集信號過程中存在兩個硬件過濾器：一個高通濾波器 (截止頻率在3 dB時約為0.16 Hz) 和一個抗混疊低通濾波器 (在頻率為256、512和1024 Hz時，截止頻率分別為97、170和340 Hz)。術后隨訪期間定期評估手術結果，并根據Engel預后分級進行編碼。我們使用最后一次隨訪得到的預后分數進行分析。
1.3 信號分析
根據患者的臨床數據采用盲法進行癲癇發作SEEG模式的評估。一方面由兩名癲癇病學專家獨立判讀未經軟件濾過的SEEG數據確定SOPs。另一方面使用視覺和光譜分析法來描述SOPs (Amadeus軟件；LTSI Rennes)。最終由一名年資更高的癲癇學家來解決這兩種分析結果所存在的差異。綜合持續節律性放電的背景及隨后出現的臨床癥狀的情況，顱內EEG信號首先出現的變化即為癲癇發作。其中臨床發作先于電記錄開始變化的患者被剔除。最先產生變化的電極用來評估癲癇發作SEEG模式。使用MRI和CT影像融合和顱內電極三維重建技術，來評估顱內、鄰近或遠離病變的電極觸點。我們在發作前5 s (被用來評估SOPs的觸點) 評估中值放電頻率。根據高標準化的致癲指數 (EI) 結構的總數，癲癇灶 (EZ) 組織分為局部性或網絡性，這與我們以前的研究結果相似。局部組織只有一個結構EI值>0.4。網絡組織則至少有兩處確切的結構EI值>0.4。EZ的定位用腦葉這個術語來表示。
1.4 數據分析
研究納入了每例患者的一種癲癇發作模式。對于有不同SOPs的患者 (本研究中僅有2例患者) 則使用普遍性高的模式作為其SOPs。
根據所納入患者的SOPs和手術結果，我們對患者基本特征先進行單變量統計分析。單變量分析目的是為了選擇相關變量來進行多變量分析，而不是為了得出它們之間存在某些潛在聯系的結論。由于某些特征的觀察值有限 ( < 5)，我們使用非參數檢驗方法。計量資料通過Kruskal-Wallis秩數檢驗來分析，名義變量通過Fisher雙側精確檢驗來分析。為了縮小混雜因素的影響和防止存在較大的錯誤風險，我們使用了多元邏輯回歸分析。先納入單變量分析中P值≤0.1的變量，將這些變量進行多因素變量分析。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分析來檢驗SOPs的預測因子，另一個邏輯回歸分析來檢驗手術預后的預測因子。在這些統計學分析中，校正后的P值≤0.025被認為具有統計學意義。以上所有統計學分析均通過SPSS 22軟件來進行。
2 結果
2.1 納入病例基本特征
本項研究共納入53例患者，其中女26例，男27例。組織病理學診斷結果如下：FCD Ⅰ型共13例，其中FCD Ⅰa型7例，FCD Ⅰ b和FCD Ⅰc型各1例；FCD Ⅱ型29例，其中FCD Ⅱa 6例，FCD Ⅱb 23例；NDTs 11例，其中DNET 9例，神經節膠質瘤和血管中心性膠質瘤各1例。患者癲癇起病的平均年齡為7歲 (0~19歲)；行SEEG的平均年齡為24.7歲 (2.75~56.0歲)，行SEEG之前患者癲癇病程平均為17.8年 (2~45年)。41例患者MRI上可見病灶，12例MRI為陰性。14例患者額葉上有可見病灶，其中4例病灶累及或靠近初級運動皮層，1例病灶累及到主要語言區域。
癲癇灶定位在額葉的患者有23例，顳葉16例，頂葉11例，枕葉3例，4例累及到島葉 (1例額島皮層，2例頂島皮層，1例額-頂-島皮層)。癲癇灶組織為“局灶性”有20例，“網絡性”有33例。術后結果如下：Engel Ⅰ級29例 (54%)，Engel Ⅱ級8例 (15%)，Engel Ⅲ級6例 (5%)，Engel Ⅳ級10例 (18%)。術后平均隨訪時間為4.9年 (0.25~15年)。行SEEG前NDTs患者癲癇病程平均為12.7 (2~38年)，FCD Ⅰ型平均為17.6年 (2.75~36.0年)，FCD Ⅱ型平均為22.5年 (3~45年)，NDTs患者病程比FCD Ⅰ型、Ⅱ型病程短 (圖 1a)。病變在腦葉的位置根據組織學類型分類也有所不同：FCD Ⅱ型患者病變位置更多定位在額葉 (18/29)，NDTs患者更多定位在顳葉 (8/11) 見圖 1b。根據組織學類型所納入的病例基本特征總結，見表 1。
圖1
病變腦葉組織學類型分類
a.行SEEG之前患癲癇病程 (年)，空循環代表機制，水平填充條狀體代表中位數；b.癲癇灶在大腦腦葉的定位：直方圖代表所對應組織學類型患者人數
表1
患者基本特征：依據組織學類型
2.2 植入立體定向腦電圖
每例患者平均植入10個電極 (5~13)，其中有26例患者植入雙側電極。電極植入的總數在組織學類型不同的患者之間不存在差異，其中FCD Ⅰ型中每例患者平均植入9個電極，FCD Ⅱ型平均10個，NDTs患者平均10個。額葉總共植入218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3個，0~11)；顳葉總共植入166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3個，0~8)；頂葉總共植入85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1個，0~5)；島葉植入8個電極 (平均每例患者0個，0~2)。在MRI上有可見病變的41例患者中，至少有1個電極植入在病變的中心或在最接近周圍皮層處。
2.3 癲癇發作模式
我們共捕捉到227次癲癇發作，排除5次臨床發作先于電生理改變的癲癇發作，共分析了222次癲癇發作 (平均每例患者3次，1~22)。
不同的癲癇發作模式見圖 2，基于視覺和時頻分析，證實了總共存在6種主要的SOPs：①低電壓快活動 (LVFA)，開始顯著的快節律振蕩波>14 Hz (平均36 Hz，14~97)，初始無變化，初始振幅 < 30 Ⅳ, 見圖 2a；②發作前棘波，低頻率節律性棘波 (平均1.5 Hz，1~3)，高振幅 (平均660 Ⅳ，450~1 400)，時限延長 (平均20 s，4~130) 繼之低頻率LVFA多于孤立性LVFA (平均23 Hz，19.5~32.0), 見圖 2b；③高頻率、高振幅爆發性多棘波 (平均19.3 Hz，12.5~24.5；平均420 Ⅳ，260~800)，時限較短 (平均3.3 s，0.5~6.0)，繼之LVFA (平均28 Hz，15.5~37.0), 見圖 2c；④慢波或基線漂移 (平均400 Ⅳ，250~500)，繼之LVFA (平均31 Hz 20~108)，見圖 2d；⑤節律棘波或棘波，低頻率 (平均3.5 Hz，4~18)，高振幅 (平均1 200 Ⅳ，900~1 500)，見圖 2e；⑥ θ或α尖波，頻率最低 (平均9.5 Hz，6~11)，波幅遞增 (平均400 Ⅳ，80~750)，見圖 2f。
圖2
根據SEEG追蹤的時間-頻率表現，癲癇發作的6種模式
a.低電壓快活動 (LVFA)；b.發作前棘波伴低頻節律性棘波繼之LVFA；c.高頻率、高振幅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d.慢波或基線漂移繼之LVFA；e.低頻率、高振幅，節律棘波或棘波；f. θ或α尖波伴波幅遞增
圖3
癲癇發作模式的頻率 (依據組織學類型)
通過百分比表示, 在FCDⅡ型患者中，SOPs幾乎都是包含快活動的模式
圖4
手術預后 (依據癲癇發作模式)
手術預后是基于每一患者在最后一次隨訪時的Eagel分級
最常見的模式依次遞減為：LVFA (模式1，32.1%)、爆發性多棘波 (模式2，18.9 %)、發作前棘波 (模式3，17 %) 繼之LVFA (模式3，17 %)、SW/DC漂移繼之LVFA (模式4，15.1 %)、θ或α尖波 (模式6，11.3 %)、節律性棘波/棘波 (模式5，5.7%)。值得注意的是，雖然LVFA不是癲癇發作的固定特征，但我們發現包含LVFA的模式非常普遍，這些模式占納入的所有患者比例為83%(44/53)。通過比較，非手術患者 (MRI提示MCD或陰性60例)，其中8例由于缺乏癲癇發作或臨床發作先于電生理改變而被排除被觀察到的癲癇發作模式的研究需要進一步資料。盡管在非手術患者中模式2和3較少見 (分別為9/52、5/52)，而模式1和4則較為普遍 (分別為22/52, 12/52)，但總體上非手術患者的癲癇發作模式分布與手術患者所觀察到的癲癇發作模式分布較相似。有25例患者由于多發性癲癇灶沒有行手術切除治療，我們觀察到這25例患者和非手術患者模式趨勢非常相似 (模式1和4：10/25、7/25；模式2和3：均為3/25)
2.4 癲癇發作模式和組織學類型
除了模式5在FCD Ⅱ型沒有被發現和模式2、3沒有在NDTs患者中被發現之外，大多數SOPs是所有組織學類型所共有的。
然而，SOPs的普遍率在不同的組織學類型中也有所不同，總結如下：① FCD Ⅰ型患者中最常見的SOPs為模式4(4/13) 和模式1(3/13)；② FCD Ⅱ型患者中最常見的模式為模式3(9/29)、模式1(8/29) 和模式2(8/29)；③ NDTs患者中最常見的SOPs為模式1(6/11)。
總體來說，不包含LVFA模式即模式5和模式6(14/53，25%) 主要見于FCD Ⅰ型和NDTs患者，且主要見于肉眼可見或組織學證明的病變里，提示它們代表了這些患者癲癇發作的一種模式。根據SOPs我們先做了單變量分析以找出以下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組織學類型 (P=0.01)、癲癇病程 (模式6較短；P=0.02)，其它變量均無統計學意義。
之后我們對組織學類型、癲癇持續時間和性別等變量進行多元邏輯回歸分析。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以檢驗可以作為SOPs的預測因子的變量[Cox & Snell R2=0.674; Nagelkerke R2=0.699; McFadden R2=0.335; Modelχ2(20)=59.476; P < 0.01]。結果發現SOPs與組織學類型、癲癇持續時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χ2(5)=10.297; P=0.07]，與性別則無統計學相關性[χ2(5)=10.297;P=0.07]。
2.5 手術結果
癲癇發作模式與術后預后之間整體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Engel分級，單變量分析，P=0.04)，相關性最顯著的為模式3。我們發現所有包含LVFA的癲癇發作模式組與較好的手術預后存在相關性Engel Ⅰ級61.4 %(P=0.007)。
絕大所數患者 (40/53) 均根據SEEG所定位的癲癇灶進行了癲癇灶完整的切除。值得注意的是，術后結果評估為Engel 1級的患者均得到了癲癇灶的完全切除。得到癲癇灶完全切除的患者中被觀察到具有最好的手術預后的患者的SOPs依次為：模式3(8/9 Engel Ⅰ級)、模式2(5/6 Engel Ⅰ級)、模式4(5/6 Engel Ⅰ級)。而最差的手術預后的患者的SOPs為模式5，沒有患者術后結果達到Engel Ⅰ級。
我們首先根據手術結果進行單變量分析，從而選擇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然后對以下這些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進行多元邏輯回歸：EZ完全切除和SOPs。我們擬合了一個邏輯回歸來檢驗可以作為實現Engel Ⅰ級結果的可能性的變量[Cox & Snell R2=0.658; Nagelkerke R2=0.727; McFadden R2=0.456; modelχ2(18)=56.873; P < 0.01]。其中Engel分級和EZ完全切除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χ2(3)=29.525; P < 0.01]。Engel分級和SOPs之間則無統計學相關性[χ2(15)=25.685; P=0.04]。
3 討論
這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描述FCD和NDTs患者的SEEG SOPs，目前尚沒有研究具體描述過這種關系。我們證實了6種不同的SOPs且發現了組織學類型和手術預后之間存在相關性。
3.1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主要基于兩種活動
我們描述了6種顱內EEG SOPs：模式1(LVFA)、模式2(發作前棘波繼之LVFA)、模式3(爆發性多棘波繼之LVFA)、模式4(慢波/直流電漂移繼之LVFA)、模式5(節律性棘波/棘波) 和模式6(θ或α尖波)。我們報道的模式確認并擴展了以前曾描述過的模式。本次研究沒有發現最近報道過的爆發-抑制和δ刷兩種模式，但是這兩種模式在以前的研究也非常少見。我們也沒有看到彌散性電波減少模式，這個模式并不直接反映癲癇發作來自癲癇灶，而是可能會出現在淺表皮質探索區。值得注意的是，發現慢波或基線漂移在我們的隊列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普遍性。這種模式在動物實驗和人體硬膜下電極中是眾所周知的。有研究報道過使用深部電極和硬膜下電極時，在顳葉癲癇中一個相似的模式 (發作性慢波)。我們的數據證實這種模式在人類MCD相關性局部癲癇癲癇發作時并不少見。
有趣的是，SOPs并不限于快活動；就病因來說更慢的活動在發作開始甚至是少見的 (我們的研究有9例患者，17%)。這樣的模式被報道與癲癇發作是有關系的，也有提出將包含LVFA的模式 (之前有發作或沒有發作) 與那些以慢節律活動為特征的模式區分開。一個比較經典的解釋是，這些具有節奏活動的模式可能比真正的SOPs更能夠表示癲癇發作的傳播活動。EZ中可以觀察到LVFA，較慢的節律活動出現在傳播區域，這兩種情況在SEEG中是比較普遍的。然而，我們已經論述了慢的SOPs也可以在致癇灶觀察到，尤其是在FCD Ⅰ型和NDTs患者中，因此慢的SOPs可能代表這些病變中癲癇發作的一個特定模式。這突出了顱內SOPs主要基于兩個主要特點 (可能的聯系)：低電壓快震蕩和高振幅慢節律發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類型的振蕩在動物實驗模型中也已經被頻繁的發現和被證明是癲癇發作動力學充分的基礎。
3.2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和皮質發育畸形組織學類型之間的聯系
研究證明了一種類型的組織學病變可以產生不同形式的SOPs，相反，不同類型的組織學病變也可以產生非常相似的SOPs。SEEG記錄和試驗研究已經強調了這一點，這表明粗電極EEG水平的記錄可以表現出癲癇發作的表現形式。我們主要的結果為SEEG SOPs和病變的組織學類型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且據我們所知，在新皮質癲癇中這種相關性是首次被報道。
之前相當少的研究關注FCD，報道了SOPs中LVFA高的普遍率。專門來研究植入深度電極的FCD的報道更少。在SEEG方法中使用深度電極尤其適合研究FCD，當懷疑有更大的EZ或研究與運動語言中樞相關時，因為它們可以捕獲來自大腦溝旁和中央區域的信號變化，并沿著相同的軌跡探索不同的解剖學上的分離點。我們的數據非常明確的證實了LVFA (中值頻率36 Hz) 在深度電極記錄中為MCD最常見的SOPs。此外，我們報道了FCD Ⅱ型患者在低電壓快放電之前，爆發性多棘波和發作前棘波具有很高的普遍率，這與之前關于FCD的有關SEEG的研究一致。有趣的是，在FCD Ⅱ型患者中記錄到的癲癇發作大多包含快速活動，而FCD Ⅰ型和NDTs則可以由慢發作模式 (5和6) 開始。
過去，很多關注SOPs的研究均聚焦在顳葉癲癇。他們發現兩種主要的模式：LVFA和發作前棘波/同步波，后者與顳葉癲癇最有相關性。盡管在我們的隊列研究中發現這種模式具有較低的普遍率，但這種模式在新皮質癲癇和MCD中也可能被觀察到。
3.3 立體定向腦電圖癲癇發作模式與病例特征之間的聯系
我們也探究SOPs與病例特征之間的聯系，報道了SOPs和癲癇持續時間之間顯著相關性。這也提示了在一些患者中LVFA可能是這種模式的一個發展。之前研究已經提出了SOPs和癲癇灶延伸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這也提示了LVFA與局部發作和局部發作中低頻節律性棘波具有相關性，并且，一項實驗研究報告了LVFA模式的癲癇發作傳播延遲縮短。
3.4 發作時低壓快波活動在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中與手術預后具有相關性
之前有研究探究了SOPs和手術預后之間的關系，認為包含LVFA模式的內側顳葉癲癇和新皮質癲癇有較好的手術預后結果。然而這些之前的研究有關新皮質病變報道的患者群構成參差不齊，而且使用的多為硬膜下電極。我們報道SOPs和手術預后之間完整的關聯，然后發現那些包含LVFA的模式的患者有最好的手術預后結果 (Engel Ⅰ級)。但是這種關聯在多變量分析中不具有統計學意義。EZ的完全切除是手術預后結果最可靠的預測因子。
目前涉及到SOPs的數據僅限于少數患者。最重要的一點是比較差結果與低頻率活動有關。類似我們的研究表明具有節律棘波/棘波的SOPs也往往與較差的預后有關 (此模式的患者無一達到Engel Ⅰ的結果)。
另外，最近有兩個研究報道了手術預后 (癲癇發作控制效果) 與彌散性腦波減少模式 (差的預后) 之間的關系。延遲了第二發作模式。所述的腦波減少模式幾乎全在植入硬膜下電極的情況下發現。有研究者認為這種彌散性腦波減少模式更能夠反映發作開始的延長或相關的皮質變化。然而我們的觀點是，第二發作模式的延遲主要與癲癇放電時的擴散相關。
3.5 研究的局限性
我們的研究有以下不足之處：一方面一些SOPs中所納入的的患者數量較少，這限制了一種特定的模式與其他病例特征 (如組織學類型) 之間相關性的統計學分析，并且有限的空間采樣是SEEG方法所固有的。因此，進一步行大樣本量的研究和更好的統計學檢驗將會有助于驗證這些發現；另一方面，本研究是第一個通過處理SEEG SOPs特別專注于在組織學結構上去驗證致癲癇的新皮質病變 (FCD和NDTs)。我們也聽從一些方法學上的建議：兩名EEG判讀者分別獨立的給出臨床數據、納入標準、連續性病例的分析解釋。此外，我們通過時間-頻率分析進一步來分析SOPs。在MCD中，SOPs與組織學類型具有相關性。
4 結論
通過SEEG記錄的數據來描述FCD和NDTs患者不同的SOPs。包含LVFA的模式具有較高的普遍性，但是慢/節律性活動也可以在NDTs和FCD Ⅰ型患者的癲癇發作中觀察到。在FCD Ⅱ型患者中，發作前棘波或爆發性棘慢波繼之LVFA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模式。
譯自: Stanislas Lagarde, Francesca Bonini, Aileen Mc Gonigal, et al. Seizure-onset patterns in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and neurodevelopmental tumors: Relationship with surgical prognosis and neuropathologic subtypes. Epilepsia, 2016, 57(9): 1426-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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