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文獻提示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認知問題表現低于同齡正常兒童, 雖然有大量臨床和影像學研究探討過抗癲癇藥物、發作間期放電等因素對患兒行為認知情況的影響, 但是發作間期放電的抑制程度與患兒行為認知恢復水平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到確切的結論, 通過查閱最近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相關臨床和影像學文獻, 探討抗癲癇藥物、發作間期放電等相關因素對患兒行為認知的影響
引用本文： 肖風來, 周東.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的行為認知. 癲癇雜志, 2016, 2(3): 242-246. doi: 10.7507/2096-0247.20160045 復制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為16歲以下學齡兒童癲癇患者中非熱性驚厥癲癇中最常見類型癲癇，約占15%～25%[1]。其發病率在15歲兒童以下達到6.2～21/100 000[2]。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對BECTS典型起病表現描述為：一側面部簡單部分運動發作并伴有軀體感覺癥狀；此類癲癇可進展為嚴重的兒童癲癇綜合征；起病年齡多在3~13歲，緩解年齡多在15~17歲之間[3]。典型的腦電圖(EEG)表現為正常腦電背景下中顳區及中央區有雙相振幅較高的棘波或尖波, 或者尖慢波，在睡眠中激活或增多，可在雙側大腦之間變化位置[4]。BECTS臨床發作次數少，約1/4的患者一生僅有一次發作，50%患者發作次數不超過5次，僅8%患者發作次數會超過20次，癲癇發作頻率與預后無關，患兒多在成年期停止癲癇發作[5]。
雖然BECTS預后良好，患兒成年后的智力、社會和工作能力與正常人無區別[6]，但因其起病于腦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3～13歲)，頻繁的臨床發作和EEG亞臨床異常放電被認為會影響患兒的腦發育，這些影響包括對其語言優勢的大腦分側[7]，注意力[8]和立體視覺能力減弱[9], 學習障礙和學校紀律問題[10]，睡眠問題、行為問題[11]和可逆的語言發育滯后等[12, 13]。這些特定的認知行為改變是否和BECTS起病相關，是否和頻繁EEG發作間期異常放電和特定放電部位相關，抗癲癇藥物(AEDs)是否對患兒的認知行為有影響均為目前未明確的臨床問題。鑒于此，現就對近年來BECTS患者認知和行為研究的有關文獻進行總結，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治療提供思路。
1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是否引起患兒的認知和行為改變
1.1 語言和認知能力
BECTS患兒整體智力(IQ)和正常兒童相差無異[10, 14-16]，雖在某些報道中略低于正常兒童但仍在正常范圍內[17]。在特定精確認知測試中可發現BECTS患兒略差于正常兒童。Jurkeviciene等[18]在給61例BECTS患兒和35名正常兒童的語言測試中發現BECTS患兒語言流暢度，物體命名和指示理解等語言能力減弱。Overvliet等[19]在48例患兒的隨訪中發現23%需要語言訓練，35%在小學中有留級的情況，并表示語言能力下降可以做診斷BECTS的前驅。在非語言記憶和視覺空間能力上，BECTS患兒也存在減弱[15, 20, 21]。注意力不集中和自制力差也是BECTS的一大特點，Kim等[8]對74例BECTS患兒的隨訪中發現64.9%出現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 ADHD)。語言和認知能力下降影響BECTS患兒的聽、說、讀、寫、算的能力，直接影響患兒的學習水平[10, 16, 22]。癲癇患兒普遍容易出現認知能力下降，Hermann等[23]報道學齡期的癲癇患兒，不論其癲癇的種類，其認知測試得分都稍低于正常。Masur等[24]發現失神癲癇患兒智力正常，但36%的患兒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目前的觀點認為：特定的兒童癲癇，特別是如BECTS預后良好的兒童癲癇綜合征對患兒整體智力影響微小，但在特定的認知區域(語言、注意力)會出現異常。
1.2 行為和社會心理問題
BECTS患兒出現攻擊性行為、焦慮抑郁、違紀、社交問題的概率高于正常兒童[11, 25]。Samaitiene等[11]發現病程超過6個月的患兒出現上述行為問題明顯多于正常兒童且同時伴有睡眠問題。Eom等[26]發現BECTS患兒有內向性行為障礙。但正如之前認知和語言異常，行為問題在其他類型兒童癲癇中也非常普遍[27]。BECTS患兒出現的行為問題較其他類型兒童癲癇所表現的行為問題持續時間更長且與發病時間和病程相關[28]。這些特定的認知行為學問題提示了BECTS特定的病理生理基礎。最近主要通過功能影像學(functional MRI，fMRI)來探索BECTS特定認知行為學改變病理生理基礎。
1.3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的神經結構與功能的改變和重組
目前大量關于BECTS的功能影像學研究發現BECTS大腦細微神經結構和功能結構會出現與上述認知和行為上異常的相關改變。這其中功能結構主要改變是語言網絡的重組。Lillywihte等[29]在視覺刺激產詞等語言任務fMRI試驗中發現，BECTS患兒的語言左側優勢半球(均為右利手)與正常兒童相比更向非優勢半球分散。Datta等則發現BECTS患兒在fMRI造句任務中發現前語言網絡的異常分布[7]。Vannest等[30]發現fMRI語言聽力任務中，BECTS患兒的語言激活點較正常兒童偏向腦后部。Monjauze等[13]在癲癇已控制多年的BECTS患兒fMRI聽力成句任務中發現額區語言網絡重組。Besseling等[31]則發現BECTS癲癇相關的感覺運動網絡(sensorimotor network)和語言網絡之間存在異常功能連接并發生重新瓦解和整合形成新的語言功能網絡。功能結構改變同時也發生于BECTS其他網絡。Oser等[32]發現BECTS的默認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在靜息態的時候激活減弱，在做語言任務時失激活也減弱，提示認知結構改變。我們團隊的最新fMRI研究發現，新診斷的BECTS伴ADHD的患兒其靜息態后注意力網絡(Dorsal attention network，DAN)功能連接下降[33]。在神經結構改變中目前主要發現在患兒癲癇灶的細微腦白質和腦灰質改變[34-36]，其中在放電同側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周圍的腦白質損傷與發病病程和發病頻率呈正相關，提示癲癇發作和發作間期放電對腦白質的損傷[34, 35]。Pardoe等[36]則發現雙側額區、島葉、雙側緣上回灰質皮層厚度增加，提示該腦區發作間期癲癇活動的活躍。
綜上所述，在活動期BECTS患兒大腦存在細微神經功能結構改變和重組，這些相應的改變與其臨床語言認知和精神行為問題相對應的，進一步的研究需要關注這些活動期存在的異常改變在BECTS解除以后是否仍存在。
1.4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緩解后的認知和行為預后結果
BECTS語言問題之前有報道在緩解后1～8年仍存在[13, 37]。V?lkl-Kernstock等[38]發現BECTS患兒在兒童行為量表(CBCL)中出現的攻擊性行為，注意力問題，焦慮抑郁在癲癇控制后1年內可消失。Callenbach等[39]在對29例BECTS患兒緩解后12～17年的隨訪中發現無認知異常。在一個近30年的回訪中，Camfield等[6]發現BECTS患兒的社會能力明顯優于其他兒童癲癇綜合征，與正常人無異。這些研究提示BECTS患兒良好的認知和行為預后結果，同時也鼓勵更進一步BECTS的認知和行為學預后研究，探索是否頻繁發作間期中央顳區放電與這些認知和行為學改變的聯系。
2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和行為改變與發作間期異常放電的關系
2.1 異常放電位置與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行為改變的關系
約70% BECTS患兒發作間期EEG異常局限在一側大腦半球，不同的放電分側對患兒特定的認知能力會有不同的影響。Bedoin等[40, 41]發現發作間期放電位于優勢半球的患兒在語言音韻能力和生詞生句能力上有影響。Riva等[14]發現放電位于非優勢半球的患兒在視覺空間和語言理解能力上稍有改變。但是這些研究樣本量較小，且在其他BECTS神經精神認知研究中未發現發作間期放電分側對患兒的認知、學習、社交能力有影響[10, 18, 22, 42]。在我們的觀察中發現，隨訪EEG癲癇放電病灶在雙側大腦游走的BECTS患兒容易對首選AEDs耐藥，但未發現其對認知行為水平影響[43]。
其他的非典型EEG改變也與相應的認知行為問題相關。Samaitenie等[11]發現Rolandic腦區外的其他腦區異常放電與患兒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社交能力減弱和違紀問題。Tedrus等[16]提示BECTS患兒δ和θ帶寬于正常兒童且與BECTS稍降低的動手智力(Performance IQ)相關。這些發現提示BECTS患兒異常電生理發育可能與一常認知行為異常有關。
2.2 頻繁的睡眠和清醒中發作間期放電：影響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行為的元兇
目前認為BECTS睡眠期間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是重要的潛在影響認知行為的危險因素[8, 10, 44]。Ebus等[44]在其報道的26例BECTS患兒中發現睡眠中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與BECTS降低的閱讀水平相關。Piccinelli等[10]也發現睡眠中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的患兒學習能力下降。最近的研究發現睡眠期EEG發作間期放電＞40次/min的BECTS患兒選擇性視覺注意力顯著性下降[8]。BECTS發作間期放電不僅僅在睡眠中影響患兒的認知能力，Sarco等[45]在其所觀察的21例患兒中發現雖然患兒的行為學評分均正常，但睡眠和清醒發作間期異常放電與抑郁、焦慮和攻擊性呈正相關。目前發作間期放電與BECTS中出現的語言和行為改變直接關系研究較少。將來的研究可設定特定的認知和語言任務，在fMRI下探索放電對語言和行為的影響。
3 抗癲癇藥物對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認知行為的影響
如果BECTS患兒存在認知行為改變且臨床發作和發作間期放電對其認知行為有影響，AEDs治療的介入則值得考慮[46, 47]，但AEDs對認知行為的影響不可忽略。目前已有研究報道AEDs對BECTS的不同影響[13, 17, 41, 48-52]。這些研究不同的服藥狀態(服藥、未服藥、停藥、自行減藥)情況使得AEDs對BECTS認知行為影響結論不明確[53-62]。Kang等[63, 64]在28周單藥治療BECTS患兒后發現托吡酯(TPM)和卡馬西平(CBZ)對BECTS的認知沒有影響。相反，Baglietto等[65]發現丙戊酸單藥20周治療后BECTS患兒語言能力有所提升。但是，BECTS隨著年齡自愈性使得此類結論值得商榷，目前仍然缺乏研究直接系統探索AEDs對BECTS腦電和認知行為的影響，因此在診斷BECTS后是否需要AEDs治療存在爭議[53]。持續12個月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AED單藥實驗能提供有用信息解決上述問題[25]。但該類研究執行困難大，難以實行。另外一種方法是通過動物模型來模仿BECTS的臨床發作和發作間期特征性EEG改變以研究AEDs對BECTS的影響。最近已有小鼠癲癇模型能模仿出中央顳區棘波。將來于遺傳學發現制作更準確的癲癇模型也許能解釋BECTS以AEDs治療中的各種疑問。
4 結語
BECTS對患兒的總體智力影響小，但對特定的語言和注意力有影響[1, 16, 49, 54, 55]。雖然功能影像學發現BECTS患兒的神經結構和功能發育存在異常[7, 13, 33-35]，但是這些認知改變和影像學發現與BECTS病情進展，發作間期異常癲癇放電關系尚不明確。
雖然一部分BECTS神經認知研究提示放電部位和腦區的不同對患兒認知影響不同[10, 11, 40, 41, 49, 56]，但這些發現在其他研究中未得到證實[15, 57]。此外，BECTS多在夜晚發作，患兒首次發作容易被忽略不能被確診拖延了病情[43]，使得許多研究中對BECTS的病情病程判斷出現困難，不能確定BECTS神經認知發育和癲癇病程的關系。因此，一個長程(＞12個月)準確的包括認知測試，影像學和EEG檢測到的縱向研究對于了解BECTS病程和精神認知發育、影像學改變這幾種因素之間的互相關系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比如是否發作間期放電的減少能提高患兒認知水平，發作間期放電控制之后相應的功能影像學改變是否能恢復，為患者的臨床治療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據。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BECTS患兒出現的認知行為異常為BECTS另一種表型，其與BECTS臨床發作和EEG表現無關，可能一種為更嚴重的BECTS表型[19, 20, 44, 58, 59]。
BECTS被視為兒童部分性發作癲癇綜合征，此類綜合征包括認知幾乎無影響預后較好的典型BECTS和輕微認知影響的非典型BECTS(atypical BECTS)，還包括認知存在嚴重缺陷預后較差的Lanau-Kleffner綜合征和兒童睡眠中癲癇性持續狀態(Epilepsy with continuous spike and wave during sleep, CSWS)[5, 60, 61]。BECTS可向預后嚴重的Lanau-Kleffner綜合征和CSWS發展[62-65]，藥物治療能改善這類兒童癲癇綜合征病情并提高認知水平。但是藥物治療與BECTS患兒的認知改善關系目前沒有相關的研究。考慮到BECTS存在認知行為障礙的風險，BECTS不能像之前那樣被認為普遍良性，其早期認知行為改變值得關注。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探索，多中心聯合研究在將來會解決這些臨床上的疑惑。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Benign childhood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為16歲以下學齡兒童癲癇患者中非熱性驚厥癲癇中最常見類型癲癇，約占15%～25%[1]。其發病率在15歲兒童以下達到6.2～21/100 000[2]。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對BECTS典型起病表現描述為：一側面部簡單部分運動發作并伴有軀體感覺癥狀；此類癲癇可進展為嚴重的兒童癲癇綜合征；起病年齡多在3~13歲，緩解年齡多在15~17歲之間[3]。典型的腦電圖(EEG)表現為正常腦電背景下中顳區及中央區有雙相振幅較高的棘波或尖波, 或者尖慢波，在睡眠中激活或增多，可在雙側大腦之間變化位置[4]。BECTS臨床發作次數少，約1/4的患者一生僅有一次發作，50%患者發作次數不超過5次，僅8%患者發作次數會超過20次，癲癇發作頻率與預后無關，患兒多在成年期停止癲癇發作[5]。
雖然BECTS預后良好，患兒成年后的智力、社會和工作能力與正常人無區別[6]，但因其起病于腦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3～13歲)，頻繁的臨床發作和EEG亞臨床異常放電被認為會影響患兒的腦發育，這些影響包括對其語言優勢的大腦分側[7]，注意力[8]和立體視覺能力減弱[9], 學習障礙和學校紀律問題[10]，睡眠問題、行為問題[11]和可逆的語言發育滯后等[12, 13]。這些特定的認知行為改變是否和BECTS起病相關，是否和頻繁EEG發作間期異常放電和特定放電部位相關，抗癲癇藥物(AEDs)是否對患兒的認知行為有影響均為目前未明確的臨床問題。鑒于此，現就對近年來BECTS患者認知和行為研究的有關文獻進行總結，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治療提供思路。
1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是否引起患兒的認知和行為改變
1.1 語言和認知能力
BECTS患兒整體智力(IQ)和正常兒童相差無異[10, 14-16]，雖在某些報道中略低于正常兒童但仍在正常范圍內[17]。在特定精確認知測試中可發現BECTS患兒略差于正常兒童。Jurkeviciene等[18]在給61例BECTS患兒和35名正常兒童的語言測試中發現BECTS患兒語言流暢度，物體命名和指示理解等語言能力減弱。Overvliet等[19]在48例患兒的隨訪中發現23%需要語言訓練，35%在小學中有留級的情況，并表示語言能力下降可以做診斷BECTS的前驅。在非語言記憶和視覺空間能力上，BECTS患兒也存在減弱[15, 20, 21]。注意力不集中和自制力差也是BECTS的一大特點，Kim等[8]對74例BECTS患兒的隨訪中發現64.9%出現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 ADHD)。語言和認知能力下降影響BECTS患兒的聽、說、讀、寫、算的能力，直接影響患兒的學習水平[10, 16, 22]。癲癇患兒普遍容易出現認知能力下降，Hermann等[23]報道學齡期的癲癇患兒，不論其癲癇的種類，其認知測試得分都稍低于正常。Masur等[24]發現失神癲癇患兒智力正常，但36%的患兒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目前的觀點認為：特定的兒童癲癇，特別是如BECTS預后良好的兒童癲癇綜合征對患兒整體智力影響微小，但在特定的認知區域(語言、注意力)會出現異常。
1.2 行為和社會心理問題
BECTS患兒出現攻擊性行為、焦慮抑郁、違紀、社交問題的概率高于正常兒童[11, 25]。Samaitiene等[11]發現病程超過6個月的患兒出現上述行為問題明顯多于正常兒童且同時伴有睡眠問題。Eom等[26]發現BECTS患兒有內向性行為障礙。但正如之前認知和語言異常，行為問題在其他類型兒童癲癇中也非常普遍[27]。BECTS患兒出現的行為問題較其他類型兒童癲癇所表現的行為問題持續時間更長且與發病時間和病程相關[28]。這些特定的認知行為學問題提示了BECTS特定的病理生理基礎。最近主要通過功能影像學(functional MRI，fMRI)來探索BECTS特定認知行為學改變病理生理基礎。
1.3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的神經結構與功能的改變和重組
目前大量關于BECTS的功能影像學研究發現BECTS大腦細微神經結構和功能結構會出現與上述認知和行為上異常的相關改變。這其中功能結構主要改變是語言網絡的重組。Lillywihte等[29]在視覺刺激產詞等語言任務fMRI試驗中發現，BECTS患兒的語言左側優勢半球(均為右利手)與正常兒童相比更向非優勢半球分散。Datta等則發現BECTS患兒在fMRI造句任務中發現前語言網絡的異常分布[7]。Vannest等[30]發現fMRI語言聽力任務中，BECTS患兒的語言激活點較正常兒童偏向腦后部。Monjauze等[13]在癲癇已控制多年的BECTS患兒fMRI聽力成句任務中發現額區語言網絡重組。Besseling等[31]則發現BECTS癲癇相關的感覺運動網絡(sensorimotor network)和語言網絡之間存在異常功能連接并發生重新瓦解和整合形成新的語言功能網絡。功能結構改變同時也發生于BECTS其他網絡。Oser等[32]發現BECTS的默認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在靜息態的時候激活減弱，在做語言任務時失激活也減弱，提示認知結構改變。我們團隊的最新fMRI研究發現，新診斷的BECTS伴ADHD的患兒其靜息態后注意力網絡(Dorsal attention network，DAN)功能連接下降[33]。在神經結構改變中目前主要發現在患兒癲癇灶的細微腦白質和腦灰質改變[34-36]，其中在放電同側中央前回和中央后回周圍的腦白質損傷與發病病程和發病頻率呈正相關，提示癲癇發作和發作間期放電對腦白質的損傷[34, 35]。Pardoe等[36]則發現雙側額區、島葉、雙側緣上回灰質皮層厚度增加，提示該腦區發作間期癲癇活動的活躍。
綜上所述，在活動期BECTS患兒大腦存在細微神經功能結構改變和重組，這些相應的改變與其臨床語言認知和精神行為問題相對應的，進一步的研究需要關注這些活動期存在的異常改變在BECTS解除以后是否仍存在。
1.4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緩解后的認知和行為預后結果
BECTS語言問題之前有報道在緩解后1～8年仍存在[13, 37]。V?lkl-Kernstock等[38]發現BECTS患兒在兒童行為量表(CBCL)中出現的攻擊性行為，注意力問題，焦慮抑郁在癲癇控制后1年內可消失。Callenbach等[39]在對29例BECTS患兒緩解后12～17年的隨訪中發現無認知異常。在一個近30年的回訪中，Camfield等[6]發現BECTS患兒的社會能力明顯優于其他兒童癲癇綜合征，與正常人無異。這些研究提示BECTS患兒良好的認知和行為預后結果，同時也鼓勵更進一步BECTS的認知和行為學預后研究，探索是否頻繁發作間期中央顳區放電與這些認知和行為學改變的聯系。
2 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和行為改變與發作間期異常放電的關系
2.1 異常放電位置與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行為改變的關系
約70% BECTS患兒發作間期EEG異常局限在一側大腦半球，不同的放電分側對患兒特定的認知能力會有不同的影響。Bedoin等[40, 41]發現發作間期放電位于優勢半球的患兒在語言音韻能力和生詞生句能力上有影響。Riva等[14]發現放電位于非優勢半球的患兒在視覺空間和語言理解能力上稍有改變。但是這些研究樣本量較小，且在其他BECTS神經精神認知研究中未發現發作間期放電分側對患兒的認知、學習、社交能力有影響[10, 18, 22, 42]。在我們的觀察中發現，隨訪EEG癲癇放電病灶在雙側大腦游走的BECTS患兒容易對首選AEDs耐藥，但未發現其對認知行為水平影響[43]。
其他的非典型EEG改變也與相應的認知行為問題相關。Samaitenie等[11]發現Rolandic腦區外的其他腦區異常放電與患兒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社交能力減弱和違紀問題。Tedrus等[16]提示BECTS患兒δ和θ帶寬于正常兒童且與BECTS稍降低的動手智力(Performance IQ)相關。這些發現提示BECTS患兒異常電生理發育可能與一常認知行為異常有關。
2.2 頻繁的睡眠和清醒中發作間期放電：影響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認知行為的元兇
目前認為BECTS睡眠期間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是重要的潛在影響認知行為的危險因素[8, 10, 44]。Ebus等[44]在其報道的26例BECTS患兒中發現睡眠中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與BECTS降低的閱讀水平相關。Piccinelli等[10]也發現睡眠中頻繁的發作間期放電的患兒學習能力下降。最近的研究發現睡眠期EEG發作間期放電＞40次/min的BECTS患兒選擇性視覺注意力顯著性下降[8]。BECTS發作間期放電不僅僅在睡眠中影響患兒的認知能力，Sarco等[45]在其所觀察的21例患兒中發現雖然患兒的行為學評分均正常，但睡眠和清醒發作間期異常放電與抑郁、焦慮和攻擊性呈正相關。目前發作間期放電與BECTS中出現的語言和行為改變直接關系研究較少。將來的研究可設定特定的認知和語言任務，在fMRI下探索放電對語言和行為的影響。
3 抗癲癇藥物對伴中央顳區棘波兒童良性癲癇患兒認知行為的影響
如果BECTS患兒存在認知行為改變且臨床發作和發作間期放電對其認知行為有影響，AEDs治療的介入則值得考慮[46, 47]，但AEDs對認知行為的影響不可忽略。目前已有研究報道AEDs對BECTS的不同影響[13, 17, 41, 48-52]。這些研究不同的服藥狀態(服藥、未服藥、停藥、自行減藥)情況使得AEDs對BECTS認知行為影響結論不明確[53-62]。Kang等[63, 64]在28周單藥治療BECTS患兒后發現托吡酯(TPM)和卡馬西平(CBZ)對BECTS的認知沒有影響。相反，Baglietto等[65]發現丙戊酸單藥20周治療后BECTS患兒語言能力有所提升。但是，BECTS隨著年齡自愈性使得此類結論值得商榷，目前仍然缺乏研究直接系統探索AEDs對BECTS腦電和認知行為的影響，因此在診斷BECTS后是否需要AEDs治療存在爭議[53]。持續12個月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AED單藥實驗能提供有用信息解決上述問題[25]。但該類研究執行困難大，難以實行。另外一種方法是通過動物模型來模仿BECTS的臨床發作和發作間期特征性EEG改變以研究AEDs對BECTS的影響。最近已有小鼠癲癇模型能模仿出中央顳區棘波。將來于遺傳學發現制作更準確的癲癇模型也許能解釋BECTS以AEDs治療中的各種疑問。
4 結語
BECTS對患兒的總體智力影響小，但對特定的語言和注意力有影響[1, 16, 49, 54, 55]。雖然功能影像學發現BECTS患兒的神經結構和功能發育存在異常[7, 13, 33-35]，但是這些認知改變和影像學發現與BECTS病情進展，發作間期異常癲癇放電關系尚不明確。
雖然一部分BECTS神經認知研究提示放電部位和腦區的不同對患兒認知影響不同[10, 11, 40, 41, 49, 56]，但這些發現在其他研究中未得到證實[15, 57]。此外，BECTS多在夜晚發作，患兒首次發作容易被忽略不能被確診拖延了病情[43]，使得許多研究中對BECTS的病情病程判斷出現困難，不能確定BECTS神經認知發育和癲癇病程的關系。因此，一個長程(＞12個月)準確的包括認知測試，影像學和EEG檢測到的縱向研究對于了解BECTS病程和精神認知發育、影像學改變這幾種因素之間的互相關系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比如是否發作間期放電的減少能提高患兒認知水平，發作間期放電控制之后相應的功能影像學改變是否能恢復，為患者的臨床治療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據。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BECTS患兒出現的認知行為異常為BECTS另一種表型，其與BECTS臨床發作和EEG表現無關，可能一種為更嚴重的BECTS表型[19, 20, 44, 58, 59]。
BECTS被視為兒童部分性發作癲癇綜合征，此類綜合征包括認知幾乎無影響預后較好的典型BECTS和輕微認知影響的非典型BECTS(atypical BECTS)，還包括認知存在嚴重缺陷預后較差的Lanau-Kleffner綜合征和兒童睡眠中癲癇性持續狀態(Epilepsy with continuous spike and wave during sleep, CSWS)[5, 60, 61]。BECTS可向預后嚴重的Lanau-Kleffner綜合征和CSWS發展[62-65]，藥物治療能改善這類兒童癲癇綜合征病情并提高認知水平。但是藥物治療與BECTS患兒的認知改善關系目前沒有相關的研究。考慮到BECTS存在認知行為障礙的風險，BECTS不能像之前那樣被認為普遍良性，其早期認知行為改變值得關注。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探索，多中心聯合研究在將來會解決這些臨床上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