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米鳳, 肖農. 兒童外傷后早期癲癇發作的臨床特點及預后分析. 癲癇雜志, 2015, 1(2): 112-117. doi: 10.7507/2096-0247.20150016 復制
顱腦外傷是導致健康兒童傷殘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占兒童致死性外傷的70.0%以上[1-3]。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兒童顱腦外傷的年發生率為104~345/10萬[4, 5]。隨著社會公共交通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我國小兒顱腦外傷事件逐步增多，受傷方式發生變化。車禍和高處墜落成為兒童顱腦外傷的首要病因，導致重型顱腦外傷和多發性腦損傷比例增多[6]。
外傷后癲癇可在原發損傷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重腦組織病理損傷及神經生化改變，從而影響顱腦外傷預后，臨床表現為軀體運動、認知行為、心理及社會功能的障礙，進一步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7, 8]。目前，外傷后癲癇的分類方法尚未完全統一，其中根據癲癇發作時間與受傷時間關系的分類方法受到國內外學者的認可：外傷后癲癇分為早期癲癇發作(Early post-traumatic seizures, EPTS)和晚期癲癇發作(Late post-traumatic seizures, LPTS)，其中EPTS發生于傷后7 d之內，LPTS發生于7 d之后[9, 10]，且EPTS發生率遠高于LPTS[11-13]，同時EPTS患兒較其他顱腦外傷患兒更易發生LPTS[14]，且重型顱腦外傷和低齡是發生外傷后癲癇的主要危險因素。另外，兒童腦組織處于生長發育階段，對癲癇發作引起二次損傷的敏感性增加，EPTS時更易遺留遠期損傷。因此，早期治療EPTS是成功治療顱腦外傷的重要任務。
目前涉及兒童EPTS的研究較少，尚未發現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報道。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101例EPTS患兒，報告其臨床特點、預后情況及預后的影響因素，以期對兒童EPTS的早期治療和改善預后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2008年1月-2013年6月于我院神經外科住院治療且明確診斷EPTS的患兒。納入標準：①年齡為0~18歲；②有明確顱腦外傷史；③首次癲癇發作為傷后7 d內；④癲癇發作次數≥3次。
排除標準：①既往有癲癇病史；②合并有腦發育異常、腦血管畸形、顱內感染、顱內占位性病變、出血性疾病等其他致癲癇病因；③死亡或失訪；④顱腦外傷后隨訪未滿1年。
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的EPTS患兒共108例，其中2例死亡(1例死于腦疝、1例死于肺部感染)，1例有癲癇病史，4例失訪，均除外研究，最終有101例納入統計分析。本研究征得所有患兒法定監護人同意對病例資料進行學術性研究。
2 研究方法
回顧性收集入組患兒的相關信息，建立登記卡詳細記錄病例資料，主要包括：①基本信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聯系電話；②既往史：早產、圍生期缺氧史、新生兒病理性黃疸史、熱性驚厥史、顱內感染史及癲癇家族史；③顱腦外傷情況：入院時Glasgon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評分、頭顱影像學檢查結果、手術治療情況及并發癥；④EPTS情況：首次發作時間、發作類型、腦電圖檢查結果及早期AEDs治療情況。
通過電話隨訪所有入組患兒至顱腦外傷后至少1年，記錄癲癇發作情況、頭顱影像學及腦電圖復查結果和AEDs使用情況。根據是否發生LPTS，將研究對象分為LPTS組和對照組。
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AS 9.2軟件對101例EPTS患兒的基本信息和臨床特點進行描述性分析。計數資料進行χ2檢驗，對等級資料進行秩和檢驗，分析各個因素在兩組間的差異。以P值＜0.05代表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 人口學資料
101例EPTS患兒中，男性61例，女性40例；男女比例為1.5∶1。最小年齡1月，最大年齡153月。其中嬰兒24例，幼兒32例，學齡前兒童19例，學齡期及青春期兒童共26例；P50為2.3歲，P75為6歲。LPTS組和對照組中患兒年齡分布無統計學差異(P=0.082 1)。
2 臨床特點
EPTS患兒癲癇首次發作時間集中在傷后3 d，共81例(80.2%)，其中44例(43.6%)為傷后10 h內，20例(19.8%)為10 h~1 d，17例(16.8%)為2~3 d，其余20例(19.8%)為3 d以后，見表 1。癲癇發作以全身性發作最常見(56例，55.4%)，其次為單純局灶性發作(35例，34.7%)，少數為局灶性發作繼發全身性發作(10例，9.9%)，未見發作先兆，見表 2。
表1
EPTS患兒基本信息和病史資料
表2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分析表
3 預后
對101例EPTS患兒隨訪至傷后至少1年，有27例發生LPTS，占26.7%，其中3例為腦電圖記錄到癲癇樣放電但無臨床發作，其余74例均無LPTS發生。
4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
4.1 既往史
本研究中既往史指發生癲癇的早期高危因素，包括早產兒、圍生期缺氧史、非癲癇性驚厥史及顱內感染史，規定無任何既往史時為陰性，否則為陽性。LPTS組中，既往史陽性者6例(22.2%)，對照組中既往史陽性者20例(27.0%)，二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25 0)，見表 2。
4.2 EPTS發作類型
根據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提出的《癲癇發作的國際分類》標準對EPTS患兒的癲癇發作類型進行分類，各類型在LPTS組和對照組中所占比例如下：全身性發作為48.1%和58.1%，單純局灶性發作占44.4%和31.1%，局灶繼發全身性發作占7.4%和9.5%，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48 3)，見表 2。
4.3 GCS評分
在101例EPTS患兒中，GCS評分集中在低分段和高分段。GCS評分在兩組中的分布具有明顯差異，LPTS組中GCS評分≤8的患兒所占百分比(74.1%)明顯高于對照組(43.2%)，13~15的患兒百分比(18.5%)明顯低于對照組(48.7%)。在52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20例(38.5%)發生LPTS，而49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僅7例(14.3%)發生LPTS，其差異具有顯著意義(P=0.006 4)，見表 2。
4.4 影像學檢查
頭顱CT和(或)MRI檢查結果顯示，101例EPTS患兒中，62例(61.4%)有腦挫裂傷，27例(26.7%)有硬膜下出血，57例(56.4%)有顱骨骨折，41例(40.6%)為多發性腦損傷，29例(28.7%)并發有腦軟化腦萎縮。對各因素在LPTS組和對照組中的差異分析顯示，并發腦軟化萎縮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0 1)，硬膜下出血和多發性腦損傷具有差異(P=0.015 1和P=0.021 0)，而腦挫裂傷和顱骨骨折無差異(P=0.113 6和P=0.210 4)，見表 2。
4.5 治療方法
101例EPTS患兒中有50例(49.5%)行顱內手術治療顱腦外傷，其中40.0%(20例)發生LPTS，非手術治療者中13.7%發生LPTS，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2 9)。在早期使用AEDs治療患兒中有45.8%發生LPTS，高于未使用AEDs者(20.8%)，但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269 4)，見表 2。
討??論
1 兒童EPTS的臨床特征
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EPTS多發生于6歲以下患兒，年齡越小所占比例越大，男孩較女孩多見。Ates等[12]對1 785例16歲以下的顱腦外傷患兒研究顯示，年齡越小EPTS發病率越高，其中3歲以下嬰幼兒EPTS的發生率最高。Asikainen等[15]研究顯示，7歲及以下兒童發生EPTS的概率明顯高于青少年及成人，均與本研究結果相符。這由于嬰幼兒初步建立行走能力，常出現意外跌傷；學齡前兒童活動范圍擴大，好奇心強，但自我保護能力差，使其成為顱腦外傷的高發人群。同時，6歲以下兒童中樞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癲癇閾值低，受到顱腦外傷時更易發生癲癇[16]。
癲癇首次發作的時間大多集中在傷后3 d內，共81例(80.2%)，傷后1 d為高峰期占63.4%。癲癇發作類型以全身性發作(55.4%)為主，其次為局灶性發作(34.7%)，少數為局灶繼發全身性發作(9.9%)。結果可以用EPTS發病機制解釋：顱腦外傷后腦血流量下降，有氧代謝發生變化，鉀離子、乳酸等神經生化物質改變, 使神經元興奮性提高；顱腦損傷后紅細胞外滲，溶解出含鐵血黃素沉積于神經纖維網絡內，與EPTS發生有著直接關系。同時，骨折、顱內出血等對腦組織的壓迫和直接刺激，也是引起EPTS的原因[17, 18]。上述病理損傷及神經生化改變在顱腦外傷后即刻開始，迅速影響整個腦組織的微環境；兒童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電活動易擴散，使癲癇呈全身性發作。
2 兒童ETPS的預后
EPTS患兒中LPTS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顱腦外傷患兒。本研究中，隨訪EPTS患兒至傷后1年，LPTS發生率為26.7%，其中3例為腦電圖記錄到癇性放電而無臨床發作，明顯高于既往的其他研究(2.4%~19.0%)[14, 19, 20]。由于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為EPTS患兒，使得本研究中LPTS發病率升高。同時，使用腦電圖檢測臨床下放電提高LPTS檢出率。
3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
GCS評分是判斷顱腦外傷傷情的主要依據，GCS評分≤8提示重型顱腦外傷。國內外研究顯示，重型顱腦外傷患者較輕中度顱腦損傷者更易發生外傷后癲癇[11, 13, 21]。本研究通過GCS評分判斷兒童顱腦外傷嚴重程度，結果顯示，在52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20例發生LPTS(38.5%)，明顯高于GCS評分＞8分的患兒(14.3%)，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6 4)，提示GCS評分≤8顯著影響EPTS的預后。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進一步證實GCS評分≤8分是兒童EPTS預后的危險因素。
臨床上常借助頭顱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臨床決策，明確影像學檢查結果與EPTS預后的關系十分重要。本研究顯示，硬膜下出血、多發性腦損傷和并發腦軟化萎縮均可影響EPTS的預后，其中并發腦軟化萎縮影響最大(P=0.015 1，P=0.021 0和P=0.000 1)。國外研究同樣提示，外傷后癲癇的發生除與顱腦外傷嚴重程度有關外，與硬膜下血腫、局灶性腦組織缺損同樣有著密切關系[11, 15]。多發性腦損傷導致的瘢痕形成增多及大量神經膠質細胞增生，以及腦軟化萎縮后神經元缺失和突觸重建，是LPTS發生的重要原因，從而影響EPTS預后[22]。
早期預防性使用AEDs不能減低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但有可能改善患兒認知及腦功能發育等遠期預后。Young等對顱腦外傷患兒先后進行的兩項研究結果顯示，預防性使用苯妥英鈉并不能減少LPTS的發生率[23, 24]。另外對苯巴比妥、卡馬西平及丙戊酸等其他AEDs的研究結果顯示，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上述藥物可以有效防止或抑制LPTS的發生[25]。江基堯等使用AEDs預防LPTS的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同樣顯示，預防性使用AEDs不能減少腦挫裂傷患者外傷后癲癇的發生率[26]。與上述研究一致，本研究中早期使用AEDs治療的患兒中有45.8%發生LPTS，未使用AEDs治療者有20.8%發生LPTS，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269 4)，提示早期使用AEDs不能減少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AEDs的使用有益于顱腦外傷患兒的認知和腦功能發育[27]。由于缺少AEDs具體用藥方案、用藥時間長短和患兒認知及腦功能的準確評估等資料，本研究未能進行AEDs對EPTS患兒認知及腦功能預后影響的相關研究。
已有研究提示，顱內手術及時清除顱內血腫和壞死腦組織可減少顱內感染機會，及時整復凹陷性骨折可解除腦組織壓迫，從而減少外傷后癲癇的發生[28]。本研究顯示，顱內手術治療顱腦外傷的患兒中40.0%發生LPTS，而非手術治療者中僅13.7%發生LPTS，二者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2 9)，提示顱內手術有可能增加LPTS發生的風險，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不符。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本研究中進行手術治療者多為重型顱腦外傷，同時伴有多發性腦損傷和硬膜下出血等危險因素，可影響手術治療對EPTS預后的改善作用。另外，顱內手術形成新的創傷，引起腦組織神經生化改變和瘢痕形成，可增加LPTS發生風險。
綜上，兒童EPTS多發生于6歲以下患兒，年齡越小比例越大，男孩多于女孩，首次癲癇發作大多集中在傷后3 d內，傷后1 d為高峰期，占63.4%，癲癇發作類型以全身性發作為主。EPTS患兒傷后1年內LPTS的發生率為26.7%，定期隨訪腦電圖可減少LPTS的漏診。GCS評分≤8和并發腦軟化萎縮可顯著增加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影像學提示多發性腦損傷和硬膜下出血同樣是兒童EPTS預后的危險因素。早期使用AEDs不能降低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但有可能改善患兒的認知和腦功能發育。顱內手術對EPTS預后的影響尚存在爭議，有待進一步研究。
顱腦外傷是導致健康兒童傷殘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占兒童致死性外傷的70.0%以上[1-3]。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兒童顱腦外傷的年發生率為104~345/10萬[4, 5]。隨著社會公共交通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我國小兒顱腦外傷事件逐步增多，受傷方式發生變化。車禍和高處墜落成為兒童顱腦外傷的首要病因，導致重型顱腦外傷和多發性腦損傷比例增多[6]。
外傷后癲癇可在原發損傷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重腦組織病理損傷及神經生化改變，從而影響顱腦外傷預后，臨床表現為軀體運動、認知行為、心理及社會功能的障礙，進一步影響患兒的生活質量[7, 8]。目前，外傷后癲癇的分類方法尚未完全統一，其中根據癲癇發作時間與受傷時間關系的分類方法受到國內外學者的認可：外傷后癲癇分為早期癲癇發作(Early post-traumatic seizures, EPTS)和晚期癲癇發作(Late post-traumatic seizures, LPTS)，其中EPTS發生于傷后7 d之內，LPTS發生于7 d之后[9, 10]，且EPTS發生率遠高于LPTS[11-13]，同時EPTS患兒較其他顱腦外傷患兒更易發生LPTS[14]，且重型顱腦外傷和低齡是發生外傷后癲癇的主要危險因素。另外，兒童腦組織處于生長發育階段，對癲癇發作引起二次損傷的敏感性增加，EPTS時更易遺留遠期損傷。因此，早期治療EPTS是成功治療顱腦外傷的重要任務。
目前涉及兒童EPTS的研究較少，尚未發現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報道。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101例EPTS患兒，報告其臨床特點、預后情況及預后的影響因素，以期對兒童EPTS的早期治療和改善預后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2008年1月-2013年6月于我院神經外科住院治療且明確診斷EPTS的患兒。納入標準：①年齡為0~18歲；②有明確顱腦外傷史；③首次癲癇發作為傷后7 d內；④癲癇發作次數≥3次。
排除標準：①既往有癲癇病史；②合并有腦發育異常、腦血管畸形、顱內感染、顱內占位性病變、出血性疾病等其他致癲癇病因；③死亡或失訪；④顱腦外傷后隨訪未滿1年。
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的EPTS患兒共108例，其中2例死亡(1例死于腦疝、1例死于肺部感染)，1例有癲癇病史，4例失訪，均除外研究，最終有101例納入統計分析。本研究征得所有患兒法定監護人同意對病例資料進行學術性研究。
2 研究方法
回顧性收集入組患兒的相關信息，建立登記卡詳細記錄病例資料，主要包括：①基本信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聯系電話；②既往史：早產、圍生期缺氧史、新生兒病理性黃疸史、熱性驚厥史、顱內感染史及癲癇家族史；③顱腦外傷情況：入院時Glasgon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評分、頭顱影像學檢查結果、手術治療情況及并發癥；④EPTS情況：首次發作時間、發作類型、腦電圖檢查結果及早期AEDs治療情況。
通過電話隨訪所有入組患兒至顱腦外傷后至少1年，記錄癲癇發作情況、頭顱影像學及腦電圖復查結果和AEDs使用情況。根據是否發生LPTS，將研究對象分為LPTS組和對照組。
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AS 9.2軟件對101例EPTS患兒的基本信息和臨床特點進行描述性分析。計數資料進行χ2檢驗，對等級資料進行秩和檢驗，分析各個因素在兩組間的差異。以P值＜0.05代表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 人口學資料
101例EPTS患兒中，男性61例，女性40例；男女比例為1.5∶1。最小年齡1月，最大年齡153月。其中嬰兒24例，幼兒32例，學齡前兒童19例，學齡期及青春期兒童共26例；P50為2.3歲，P75為6歲。LPTS組和對照組中患兒年齡分布無統計學差異(P=0.082 1)。
2 臨床特點
EPTS患兒癲癇首次發作時間集中在傷后3 d，共81例(80.2%)，其中44例(43.6%)為傷后10 h內，20例(19.8%)為10 h~1 d，17例(16.8%)為2~3 d，其余20例(19.8%)為3 d以后，見表 1。癲癇發作以全身性發作最常見(56例，55.4%)，其次為單純局灶性發作(35例，34.7%)，少數為局灶性發作繼發全身性發作(10例，9.9%)，未見發作先兆，見表 2。
表1
EPTS患兒基本信息和病史資料
表2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分析表
3 預后
對101例EPTS患兒隨訪至傷后至少1年，有27例發生LPTS，占26.7%，其中3例為腦電圖記錄到癲癇樣放電但無臨床發作，其余74例均無LPTS發生。
4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
4.1 既往史
本研究中既往史指發生癲癇的早期高危因素，包括早產兒、圍生期缺氧史、非癲癇性驚厥史及顱內感染史，規定無任何既往史時為陰性，否則為陽性。LPTS組中，既往史陽性者6例(22.2%)，對照組中既往史陽性者20例(27.0%)，二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25 0)，見表 2。
4.2 EPTS發作類型
根據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提出的《癲癇發作的國際分類》標準對EPTS患兒的癲癇發作類型進行分類，各類型在LPTS組和對照組中所占比例如下：全身性發作為48.1%和58.1%，單純局灶性發作占44.4%和31.1%，局灶繼發全身性發作占7.4%和9.5%，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48 3)，見表 2。
4.3 GCS評分
在101例EPTS患兒中，GCS評分集中在低分段和高分段。GCS評分在兩組中的分布具有明顯差異，LPTS組中GCS評分≤8的患兒所占百分比(74.1%)明顯高于對照組(43.2%)，13~15的患兒百分比(18.5%)明顯低于對照組(48.7%)。在52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20例(38.5%)發生LPTS，而49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僅7例(14.3%)發生LPTS，其差異具有顯著意義(P=0.006 4)，見表 2。
4.4 影像學檢查
頭顱CT和(或)MRI檢查結果顯示，101例EPTS患兒中，62例(61.4%)有腦挫裂傷，27例(26.7%)有硬膜下出血，57例(56.4%)有顱骨骨折，41例(40.6%)為多發性腦損傷，29例(28.7%)并發有腦軟化腦萎縮。對各因素在LPTS組和對照組中的差異分析顯示，并發腦軟化萎縮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0 1)，硬膜下出血和多發性腦損傷具有差異(P=0.015 1和P=0.021 0)，而腦挫裂傷和顱骨骨折無差異(P=0.113 6和P=0.210 4)，見表 2。
4.5 治療方法
101例EPTS患兒中有50例(49.5%)行顱內手術治療顱腦外傷，其中40.0%(20例)發生LPTS，非手術治療者中13.7%發生LPTS，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2 9)。在早期使用AEDs治療患兒中有45.8%發生LPTS，高于未使用AEDs者(20.8%)，但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269 4)，見表 2。
討??論
1 兒童EPTS的臨床特征
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EPTS多發生于6歲以下患兒，年齡越小所占比例越大，男孩較女孩多見。Ates等[12]對1 785例16歲以下的顱腦外傷患兒研究顯示，年齡越小EPTS發病率越高，其中3歲以下嬰幼兒EPTS的發生率最高。Asikainen等[15]研究顯示，7歲及以下兒童發生EPTS的概率明顯高于青少年及成人，均與本研究結果相符。這由于嬰幼兒初步建立行走能力，常出現意外跌傷；學齡前兒童活動范圍擴大，好奇心強，但自我保護能力差，使其成為顱腦外傷的高發人群。同時，6歲以下兒童中樞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癲癇閾值低，受到顱腦外傷時更易發生癲癇[16]。
癲癇首次發作的時間大多集中在傷后3 d內，共81例(80.2%)，傷后1 d為高峰期占63.4%。癲癇發作類型以全身性發作(55.4%)為主，其次為局灶性發作(34.7%)，少數為局灶繼發全身性發作(9.9%)。結果可以用EPTS發病機制解釋：顱腦外傷后腦血流量下降，有氧代謝發生變化，鉀離子、乳酸等神經生化物質改變, 使神經元興奮性提高；顱腦損傷后紅細胞外滲，溶解出含鐵血黃素沉積于神經纖維網絡內，與EPTS發生有著直接關系。同時，骨折、顱內出血等對腦組織的壓迫和直接刺激，也是引起EPTS的原因[17, 18]。上述病理損傷及神經生化改變在顱腦外傷后即刻開始，迅速影響整個腦組織的微環境；兒童神經系統發育不完善，電活動易擴散，使癲癇呈全身性發作。
2 兒童ETPS的預后
EPTS患兒中LPTS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顱腦外傷患兒。本研究中，隨訪EPTS患兒至傷后1年，LPTS發生率為26.7%，其中3例為腦電圖記錄到癇性放電而無臨床發作，明顯高于既往的其他研究(2.4%~19.0%)[14, 19, 20]。由于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為EPTS患兒，使得本研究中LPTS發病率升高。同時，使用腦電圖檢測臨床下放電提高LPTS檢出率。
3 影響兒童EPTS預后的相關因素
GCS評分是判斷顱腦外傷傷情的主要依據，GCS評分≤8提示重型顱腦外傷。國內外研究顯示，重型顱腦外傷患者較輕中度顱腦損傷者更易發生外傷后癲癇[11, 13, 21]。本研究通過GCS評分判斷兒童顱腦外傷嚴重程度，結果顯示，在52例GCS評分≤8的患兒中，20例發生LPTS(38.5%)，明顯高于GCS評分＞8分的患兒(14.3%)，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6 4)，提示GCS評分≤8顯著影響EPTS的預后。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進一步證實GCS評分≤8分是兒童EPTS預后的危險因素。
臨床上常借助頭顱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臨床決策，明確影像學檢查結果與EPTS預后的關系十分重要。本研究顯示，硬膜下出血、多發性腦損傷和并發腦軟化萎縮均可影響EPTS的預后，其中并發腦軟化萎縮影響最大(P=0.015 1，P=0.021 0和P=0.000 1)。國外研究同樣提示，外傷后癲癇的發生除與顱腦外傷嚴重程度有關外，與硬膜下血腫、局灶性腦組織缺損同樣有著密切關系[11, 15]。多發性腦損傷導致的瘢痕形成增多及大量神經膠質細胞增生，以及腦軟化萎縮后神經元缺失和突觸重建，是LPTS發生的重要原因，從而影響EPTS預后[22]。
早期預防性使用AEDs不能減低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但有可能改善患兒認知及腦功能發育等遠期預后。Young等對顱腦外傷患兒先后進行的兩項研究結果顯示，預防性使用苯妥英鈉并不能減少LPTS的發生率[23, 24]。另外對苯巴比妥、卡馬西平及丙戊酸等其他AEDs的研究結果顯示，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上述藥物可以有效防止或抑制LPTS的發生[25]。江基堯等使用AEDs預防LPTS的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果同樣顯示，預防性使用AEDs不能減少腦挫裂傷患者外傷后癲癇的發生率[26]。與上述研究一致，本研究中早期使用AEDs治療的患兒中有45.8%發生LPTS，未使用AEDs治療者有20.8%發生LPTS，二者無統計學差異(P=0.269 4)，提示早期使用AEDs不能減少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AEDs的使用有益于顱腦外傷患兒的認知和腦功能發育[27]。由于缺少AEDs具體用藥方案、用藥時間長短和患兒認知及腦功能的準確評估等資料，本研究未能進行AEDs對EPTS患兒認知及腦功能預后影響的相關研究。
已有研究提示，顱內手術及時清除顱內血腫和壞死腦組織可減少顱內感染機會，及時整復凹陷性骨折可解除腦組織壓迫，從而減少外傷后癲癇的發生[28]。本研究顯示，顱內手術治療顱腦外傷的患兒中40.0%發生LPTS，而非手術治療者中僅13.7%發生LPTS，二者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2 9)，提示顱內手術有可能增加LPTS發生的風險，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不符。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本研究中進行手術治療者多為重型顱腦外傷，同時伴有多發性腦損傷和硬膜下出血等危險因素，可影響手術治療對EPTS預后的改善作用。另外，顱內手術形成新的創傷，引起腦組織神經生化改變和瘢痕形成，可增加LPTS發生風險。
綜上，兒童EPTS多發生于6歲以下患兒，年齡越小比例越大，男孩多于女孩，首次癲癇發作大多集中在傷后3 d內，傷后1 d為高峰期，占63.4%，癲癇發作類型以全身性發作為主。EPTS患兒傷后1年內LPTS的發生率為26.7%，定期隨訪腦電圖可減少LPTS的漏診。GCS評分≤8和并發腦軟化萎縮可顯著增加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影像學提示多發性腦損傷和硬膜下出血同樣是兒童EPTS預后的危險因素。早期使用AEDs不能降低EPTS患兒發生LPTS的風險，但有可能改善患兒的認知和腦功能發育。顱內手術對EPTS預后的影響尚存在爭議，有待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