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田雨, 陳子軒, 劉琴. 多環芳烴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關系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10): 1165-1171. doi: 10.7507/1672-2531.202305011 復制
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是環境中分布最廣泛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一[1]，兒童青少年可通過多種途徑接觸PAHs并受到影響[2]，在吸煙家庭、城市地區、交通繁忙街道附近或工業區上學有更高的PAHs暴露風險[3]。其廣泛暴露正在成為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大威脅，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
近年來國內外有關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逐漸增多。一項有關PAHs暴露與兒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ADHD）關系的Meta分析發現，PAHs暴露與ADHD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4]。另一項橫斷面研究[5]報道，長期低劑量暴露于PAHs可能與兒童易怒、情緒不穩定、短期和長期記憶喪失以及注意力缺乏有關。此外，Chen等[6]研究發現SD大鼠出生后暴露于苯并芘會導致青春期和成年后大鼠表現出一種類似焦慮的行為。
有學者對胎兒期PAHs暴露影響兒童早期發展進行了綜述[7-8]，其中納入了一項有關胎兒期PAHs暴露引起兒童行為問題的研究。目前，對于不同生長期的PAHs暴露對兒童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仍缺乏系統的總結和評價，因此有必要系統評價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兒童青少年（年齡<20歲），不限性別、種族。
1.1.3 暴露因素
兒童期或母親孕期PAHs暴露。
1.1.4 結局指標
兒童或青少年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包括采用量表或問卷評估的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臨床診斷的心理行為問題。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發表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OVFT、Proquest心理學全文數據庫和CNKI數據庫，搜集多環芳烴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關系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10月20日。此外，追溯相關綜述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3類：① 兒童、女童、男童、青少年、青春期、未成年、學生；② 多環芳烴、芘、芴、萘、菲、熒蒽、苊、苯并芘、苯并蒽；③ 情緒、心理、行為、抑郁、焦慮、多動癥、注意力。英文檢索包括：① child，children，girl，boy，puberty，adolescent，teenager，young adults，student，pupil，youth，juvenile，underage；②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pyrene，fluorene，naphthalene，phenanthrene，fluoranthene，acenaphthene，benzopyrene，polynuclear aromatic hydrocarbons，benzanthracene；③ emotion，psycho*，behavior，depression，anxiety，hyperactivity，attention，mental health。檢索式結合各數據庫的特點與情況檢索式有所變化。以Web of Science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附件框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如研究題目、研究地區、發表時間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如年齡、樣本量、樣本來源等。③ PAHs暴露指標，如PAHs及代謝物、采樣途徑、PAHs暴露對象及時間等；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和情緒行為測量工具。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納入的隊列研究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9]進行偏倚風險評價。每個條目1分，總分為9分，評分≥7分認為研究質量較好[10]。
1.5 數據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在情緒行為的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方面存在較大異質性，難以進行定量分析，故按照情緒行為測量工具分別對涉及的情緒行為問題進行歸納總結。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1 376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11篇文獻[11-21]，涉及6項隊列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中，3項來自美國[11-16, 20]，波蘭[17]、西班牙[18-19]、中國[21]各1項。涉及母親孕期PAHs暴露共5項隊列研究[11-17, 20-21]，兒童期PAHs暴露僅1項[18-19]。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2。所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NOS評分為5～7分，其中美國紐約市出生隊列[11-15]研究質量較好。
表2
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2.4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2.4.1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問題
3項隊列研究[11,12-16,21]分析了PAHs與兒童青少年焦慮/抑郁綜合征[11-12,14]，焦慮[11,15]，抑郁[21]，負面情緒（恐懼、悲傷、沮喪）[16]等情緒問題的關系。紐約出生隊列[11-12,14]對母親孕晚期空氣和分娩時PAH-DNA加合物進行了采樣，發現均與3～11歲兒童的焦慮/抑郁綜合征得分增加相關（P<0.05）。而對于焦慮問題，6～7歲兒童的高發生率與母親孕晚期空氣中PAHs的高暴露相關（OR=4.59，P<0.01），但與PAH-DNA加合物濃度沒有顯著關聯（P>0.05）[11]，此外，紐約出生隊列[15]也未發現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6～14歲兒童焦慮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β=?0.11，P>0.05）。青島出生隊列[21]研究結果顯示，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的抑郁沒有顯著關聯（rs=0.078，P>0.05）。“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對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4月齡嬰兒負面情緒的研究也未發現二者存在關聯（b=?0.14，P>0.05）（表3）。
表3
納入研究情緒行為問題結果
2.4.2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行為問題
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11-21]均報道了PAHs與兒童行為問題的關系，包括社交相關問題（包括社交問題、社交能力、社交退縮、社交行為問題）[14,16-17,20-21]、注意力問題[11-12,14,17,19]、攻擊行為[14,17,21]、ADHD問題[13,15,18]、內化問題[17,21]、外化問題[17,21]、定向/調節能力[16]、退縮行為[17]、破壞行為[21]、ASD相關行為[21]等（表3）。
5項研究[14,16-17,20-21]涉及母親孕期PAHs暴露與兒童社交相關問題的關系，其中2項研究[17,20]為母親孕中期PAHs暴露，波蘭出生隊列[17]報道了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社交問題得分呈正相關（β=0.18，P<0.01）；田納西州出生隊列[20]研究發現孕中期母親尿PAHs代謝物除1-羥基萘與2歲幼兒社交行為問題發生的風險呈負相關外，與其他PAHs代謝物均沒有顯著關聯（P>0.05）。另外2項研究[14,16]為母親孕晚期的PAHs暴露，紐約出生隊列[14]研究表明較高水平的PAH-DNA加合物與3～11歲兒童的社交能力呈正相關關系（β=9.26，P<0.05）；“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發現母親孕晚期空氣中PAHs暴露越多，嬰兒在12個月時可能出現更多的社交行為問題（b=0.54，P<0.05）。此外，青島出生隊列[21]探討了母親全孕期的PAHs暴露，發現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的社交退縮得分呈正相關（rs=0.205，P<0.05）。
3項研究[11-12,14,17,19]分析了PAHs暴露與注意力問題的關系，其中2項研究[11-12,14,17]為母親孕期PAHs暴露，波蘭出生隊列[17]發現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得分存在正相關關系（β=0.17，P<0.01）；紐約出生隊列[11-12,14]研究發現母親孕晚期較高的PAHs空氣暴露或PAH-DNA加合物與3～11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增加相關（P<0.05）。另1項研究[19]為7～11歲學齡期兒童的校內PAHs暴露，其研究結果顯示PAHs空氣暴露的增加與其校內較差的注意力表現相關［MR=4.44，95%CI（0.48，8.40）］。
3項研究[14,17,21]探討了PAHs暴露與兒童攻擊行為問題的關系。紐約出生隊列[14]研究發現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11歲兒童攻擊行為的增加有關（β=1.70，P<0.05），但青島出生隊列[21]未發現其與36月齡幼兒攻擊行為之間存在關聯（rs=0.090，P>0.05）；波蘭出生隊列[17]研究報道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攻擊行為得分呈正相關（β=0.17，P<0.01）。
2項研究[13,15,18]涉及ADHD問題，紐約出生隊列[13,15]研究發現較高的PAH-DNA加合物水平是9歲兒童ADHD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OR=3.37，95%CI（1.10，10.34）］，但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6～14歲兒童的ADHD嚴重程度沒有顯著關聯（β=0.02，P>0.05）。西班牙學校隊列[18]報道了8～12歲兒童PAHs空氣暴露與ADHD癥狀無明顯關聯（P>0.05；室內RR=1.14，P>0.05）。
2項研究[17,21]報道了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波蘭出生隊列[17]發現母親孕中期暴露于空氣中的PAHs與6～9歲兒童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得分呈正相關（P<0.05），而青島出生隊列[21]未發現其對36月齡幼兒有相關影響（P>0.05）。
此外，關于PAHs暴露與定向/調節能力[16]、退縮行為[17]、破壞行為[21]、ASD相關行為[21]的關系，分別都僅有一項研究報道。“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研究結果表明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對4月齡嬰兒的定向/調節能力有負向預測作用（b=?0.28，P<0.05）。波蘭出生隊列[17]研究發現母親孕中期暴露于空氣中的PAHs與6～9歲兒童退縮行為得分呈正相關關系（β=0.34，P<0.01）。青島出生隊列[21]探討發現PAH-DNA加合物較高水平可能增加36月齡幼兒發生ASD相關行為的風險（P<0.05），但與其破壞行為無關（P>0.05）。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對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關系的相關研究進行了全面檢索，共納入6項隊列研究，主要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僅1項研究來自中國青島，主要涉及母親不同孕期及兒童學齡期的PAHs暴露。本研究發現PAHs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有一定影響。5項母親孕期PAHs暴露的研究[11-17,20-21]發現孕期PAHs暴露與兒童焦慮/抑郁綜合征、注意力問題、社交退縮、社交能力、社交問題、定向/調節能力、退縮行為以及ASD相關行為的增加有關。另一項學齡期兒童PAHs暴露的研究[19]發現學齡期PAHs暴露與其校內注意力表現較差相關。其余情緒行為研究結果不一致或未發現關聯。納入研究文獻均為近十年內發表，反映了近年來學者對環境因素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健康的關注。
目前，關于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問題影響的隊列研究較少，主要發現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3～11歲兒童的焦慮/抑郁綜合征和6～7歲兒童焦慮問題的增加有關，而與6～14歲兒童的焦慮嚴重程度沒有關聯。盡管一些實驗研究之前已經觀察到，動物妊娠期暴露在低于能引起明顯毒性效應的PAHs劑量下，有類似抑郁的癥狀和記憶受損出現[22-23]，但本研究未發現PAHs孕期暴露與36月齡幼兒抑郁和4月齡嬰兒的恐懼、悲傷、沮喪之間的顯著關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報道相關情緒問題的研究較少，且不同的PAHs采樣途徑和情緒問題評價工具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兩者是否相關仍需要進一步隊列研究來證實。
有關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行為的影響，目前研究大多為母源性的PAHs暴露途徑，縱向觀察其對學齡前期和學齡期兒童行為的影響，而對嬰幼兒和12歲以上青少年行為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中，報告相對較多的行為問題是社交相關問題，其次是注意力問題和攻擊行為。本文發現無論是母親孕期空氣中PAHs暴露還是PAH-DNA加合物水平，暴露越多，3～11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可能越多；此外，學齡期兒童的PAHs空氣暴露增加也與其在校內注意力表現較差相關。這可能與產前PAHs暴露可破壞大腦左半球白質的發育，而產后PAHs暴露可額外干擾大腦背側前額葉白質發育，從而導致兒童的處理速度變慢、注意力問題增多有關[24]。社交相關問題中，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社交退縮、3～11歲兒童社交能力之間呈正相關關系；母親孕期PAHs空氣暴露的增加與6～9歲兒童社交問題的增加有關，而關于社交行為問題、攻擊行為、ADHD問題、內外化問題的研究結果尚存在爭議，其他行為問題如定向/調節能力、退縮行為、破壞行為、ASD相關行為等僅一項研究報道。雖然本次納入的隊列研究涉及PAHs對多種行為問題的影響，但針對每一種行為問題的研究不夠系統，研究數較少，且一些結果還相互矛盾。
盡管PAHs影響情緒行為的作用機制尚未明確，但有動物研究采用腦內直接注射B［a］P的方法，證明雄性Wistar大鼠新生期的B［a］P暴露可誘發氧化應激，導致青春期海馬細胞形態和行為發生改變[25]。其他已報道可能的機制包括影響大腦白質的變化[26]、DNA甲基化的改變[27]、多巴胺信號和海馬形態的改變、神經炎癥[28]等。
本系統評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相關高質量的隊列研究較為缺乏，現有研究多關注母親孕期PAHs暴露對學齡前或學齡期兒童情緒行為的影響，對于其他年齡段，尤其是青少年的關注不足，且兒童期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也極為缺乏。此外，在檢索過程中未發現符合主題的病例對照研究，也說明該領域的研究數比較有限。② 納入研究采用多種情緒行為評價工具，缺乏統一界定和規范評價，給不同研究證據的整合帶來很大困難和挑戰；③ 由于情緒行為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④ 盡管我們盡力全面檢索相關數據庫，但由于某些數據庫的訪問受限，如心理學的專業數據庫PsycINFO，仍然有可能存在文獻漏檢的情況，從而影響研究的全面性。
因此，仍需開展高質量的隊列研究來進一步證實上述研究結果，同時關注不同關鍵年齡兒童PAHs不同途徑的暴露，如飲食、空氣、皮膚等途徑暴露與其情緒行為關系的探究，尤其是與各類情緒問題關系的研究。
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是環境中分布最廣泛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一[1]，兒童青少年可通過多種途徑接觸PAHs并受到影響[2]，在吸煙家庭、城市地區、交通繁忙街道附近或工業區上學有更高的PAHs暴露風險[3]。其廣泛暴露正在成為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大威脅，是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
近年來國內外有關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逐漸增多。一項有關PAHs暴露與兒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ADHD）關系的Meta分析發現，PAHs暴露與ADHD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4]。另一項橫斷面研究[5]報道，長期低劑量暴露于PAHs可能與兒童易怒、情緒不穩定、短期和長期記憶喪失以及注意力缺乏有關。此外，Chen等[6]研究發現SD大鼠出生后暴露于苯并芘會導致青春期和成年后大鼠表現出一種類似焦慮的行為。
有學者對胎兒期PAHs暴露影響兒童早期發展進行了綜述[7-8]，其中納入了一項有關胎兒期PAHs暴露引起兒童行為問題的研究。目前，對于不同生長期的PAHs暴露對兒童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仍缺乏系統的總結和評價，因此有必要系統評價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兒童青少年（年齡<20歲），不限性別、種族。
1.1.3 暴露因素
兒童期或母親孕期PAHs暴露。
1.1.4 結局指標
兒童或青少年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包括采用量表或問卷評估的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臨床診斷的心理行為問題。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發表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EBSCO、Web of Science、CBM、VIP、WanFang Data、OVFT、Proquest心理學全文數據庫和CNKI數據庫，搜集多環芳烴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關系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10月20日。此外，追溯相關綜述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3類：① 兒童、女童、男童、青少年、青春期、未成年、學生；② 多環芳烴、芘、芴、萘、菲、熒蒽、苊、苯并芘、苯并蒽；③ 情緒、心理、行為、抑郁、焦慮、多動癥、注意力。英文檢索包括：① child，children，girl，boy，puberty，adolescent，teenager，young adults，student，pupil，youth，juvenile，underage；②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pyrene，fluorene，naphthalene，phenanthrene，fluoranthene，acenaphthene，benzopyrene，polynuclear aromatic hydrocarbons，benzanthracene；③ emotion，psycho*，behavior，depression，anxiety，hyperactivity，attention，mental health。檢索式結合各數據庫的特點與情況檢索式有所變化。以Web of Science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附件框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如研究題目、研究地區、發表時間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如年齡、樣本量、樣本來源等。③ PAHs暴露指標，如PAHs及代謝物、采樣途徑、PAHs暴露對象及時間等；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和情緒行為測量工具。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納入的隊列研究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9]進行偏倚風險評價。每個條目1分，總分為9分，評分≥7分認為研究質量較好[10]。
1.5 數據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在情緒行為的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方面存在較大異質性，難以進行定量分析，故按照情緒行為測量工具分別對涉及的情緒行為問題進行歸納總結。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1 376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11篇文獻[11-21]，涉及6項隊列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附件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中，3項來自美國[11-16, 20]，波蘭[17]、西班牙[18-19]、中國[21]各1項。涉及母親孕期PAHs暴露共5項隊列研究[11-17, 20-21]，兒童期PAHs暴露僅1項[18-19]。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2。所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NOS評分為5～7分，其中美國紐約市出生隊列[11-15]研究質量較好。
表2
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2.4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的關系
2.4.1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問題
3項隊列研究[11,12-16,21]分析了PAHs與兒童青少年焦慮/抑郁綜合征[11-12,14]，焦慮[11,15]，抑郁[21]，負面情緒（恐懼、悲傷、沮喪）[16]等情緒問題的關系。紐約出生隊列[11-12,14]對母親孕晚期空氣和分娩時PAH-DNA加合物進行了采樣，發現均與3～11歲兒童的焦慮/抑郁綜合征得分增加相關（P<0.05）。而對于焦慮問題，6～7歲兒童的高發生率與母親孕晚期空氣中PAHs的高暴露相關（OR=4.59，P<0.01），但與PAH-DNA加合物濃度沒有顯著關聯（P>0.05）[11]，此外，紐約出生隊列[15]也未發現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6～14歲兒童焦慮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β=?0.11，P>0.05）。青島出生隊列[21]研究結果顯示，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的抑郁沒有顯著關聯（rs=0.078，P>0.05）。“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對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4月齡嬰兒負面情緒的研究也未發現二者存在關聯（b=?0.14，P>0.05）（表3）。
表3
納入研究情緒行為問題結果
2.4.2 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行為問題
納入的6項隊列研究[11-21]均報道了PAHs與兒童行為問題的關系，包括社交相關問題（包括社交問題、社交能力、社交退縮、社交行為問題）[14,16-17,20-21]、注意力問題[11-12,14,17,19]、攻擊行為[14,17,21]、ADHD問題[13,15,18]、內化問題[17,21]、外化問題[17,21]、定向/調節能力[16]、退縮行為[17]、破壞行為[21]、ASD相關行為[21]等（表3）。
5項研究[14,16-17,20-21]涉及母親孕期PAHs暴露與兒童社交相關問題的關系，其中2項研究[17,20]為母親孕中期PAHs暴露，波蘭出生隊列[17]報道了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社交問題得分呈正相關（β=0.18，P<0.01）；田納西州出生隊列[20]研究發現孕中期母親尿PAHs代謝物除1-羥基萘與2歲幼兒社交行為問題發生的風險呈負相關外，與其他PAHs代謝物均沒有顯著關聯（P>0.05）。另外2項研究[14,16]為母親孕晚期的PAHs暴露，紐約出生隊列[14]研究表明較高水平的PAH-DNA加合物與3～11歲兒童的社交能力呈正相關關系（β=9.26，P<0.05）；“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發現母親孕晚期空氣中PAHs暴露越多，嬰兒在12個月時可能出現更多的社交行為問題（b=0.54，P<0.05）。此外，青島出生隊列[21]探討了母親全孕期的PAHs暴露，發現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的社交退縮得分呈正相關（rs=0.205，P<0.05）。
3項研究[11-12,14,17,19]分析了PAHs暴露與注意力問題的關系，其中2項研究[11-12,14,17]為母親孕期PAHs暴露，波蘭出生隊列[17]發現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得分存在正相關關系（β=0.17，P<0.01）；紐約出生隊列[11-12,14]研究發現母親孕晚期較高的PAHs空氣暴露或PAH-DNA加合物與3～11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增加相關（P<0.05）。另1項研究[19]為7～11歲學齡期兒童的校內PAHs暴露，其研究結果顯示PAHs空氣暴露的增加與其校內較差的注意力表現相關［MR=4.44，95%CI（0.48，8.40）］。
3項研究[14,17,21]探討了PAHs暴露與兒童攻擊行為問題的關系。紐約出生隊列[14]研究發現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11歲兒童攻擊行為的增加有關（β=1.70，P<0.05），但青島出生隊列[21]未發現其與36月齡幼兒攻擊行為之間存在關聯（rs=0.090，P>0.05）；波蘭出生隊列[17]研究報道母親孕中期PAHs空氣暴露與6～9歲兒童攻擊行為得分呈正相關（β=0.17，P<0.01）。
2項研究[13,15,18]涉及ADHD問題，紐約出生隊列[13,15]研究發現較高的PAH-DNA加合物水平是9歲兒童ADHD行為問題的危險因素［OR=3.37，95%CI（1.10，10.34）］，但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6～14歲兒童的ADHD嚴重程度沒有顯著關聯（β=0.02，P>0.05）。西班牙學校隊列[18]報道了8～12歲兒童PAHs空氣暴露與ADHD癥狀無明顯關聯（P>0.05；室內RR=1.14，P>0.05）。
2項研究[17,21]報道了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波蘭出生隊列[17]發現母親孕中期暴露于空氣中的PAHs與6～9歲兒童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得分呈正相關（P<0.05），而青島出生隊列[21]未發現其對36月齡幼兒有相關影響（P>0.05）。
此外，關于PAHs暴露與定向/調節能力[16]、退縮行為[17]、破壞行為[21]、ASD相關行為[21]的關系，分別都僅有一項研究報道。“公平起點”出生隊列[16]研究結果表明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對4月齡嬰兒的定向/調節能力有負向預測作用（b=?0.28，P<0.05）。波蘭出生隊列[17]研究發現母親孕中期暴露于空氣中的PAHs與6～9歲兒童退縮行為得分呈正相關關系（β=0.34，P<0.01）。青島出生隊列[21]探討發現PAH-DNA加合物較高水平可能增加36月齡幼兒發生ASD相關行為的風險（P<0.05），但與其破壞行為無關（P>0.05）。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對PAHs暴露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關系的相關研究進行了全面檢索，共納入6項隊列研究，主要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僅1項研究來自中國青島，主要涉及母親不同孕期及兒童學齡期的PAHs暴露。本研究發現PAHs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有一定影響。5項母親孕期PAHs暴露的研究[11-17,20-21]發現孕期PAHs暴露與兒童焦慮/抑郁綜合征、注意力問題、社交退縮、社交能力、社交問題、定向/調節能力、退縮行為以及ASD相關行為的增加有關。另一項學齡期兒童PAHs暴露的研究[19]發現學齡期PAHs暴露與其校內注意力表現較差相關。其余情緒行為研究結果不一致或未發現關聯。納入研究文獻均為近十年內發表，反映了近年來學者對環境因素與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健康的關注。
目前，關于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問題影響的隊列研究較少，主要發現母親孕晚期PAHs空氣暴露與3～11歲兒童的焦慮/抑郁綜合征和6～7歲兒童焦慮問題的增加有關，而與6～14歲兒童的焦慮嚴重程度沒有關聯。盡管一些實驗研究之前已經觀察到，動物妊娠期暴露在低于能引起明顯毒性效應的PAHs劑量下，有類似抑郁的癥狀和記憶受損出現[22-23]，但本研究未發現PAHs孕期暴露與36月齡幼兒抑郁和4月齡嬰兒的恐懼、悲傷、沮喪之間的顯著關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報道相關情緒問題的研究較少，且不同的PAHs采樣途徑和情緒問題評價工具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兩者是否相關仍需要進一步隊列研究來證實。
有關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行為的影響，目前研究大多為母源性的PAHs暴露途徑，縱向觀察其對學齡前期和學齡期兒童行為的影響，而對嬰幼兒和12歲以上青少年行為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中，報告相對較多的行為問題是社交相關問題，其次是注意力問題和攻擊行為。本文發現無論是母親孕期空氣中PAHs暴露還是PAH-DNA加合物水平，暴露越多，3～11歲兒童的注意力問題可能越多；此外，學齡期兒童的PAHs空氣暴露增加也與其在校內注意力表現較差相關。這可能與產前PAHs暴露可破壞大腦左半球白質的發育，而產后PAHs暴露可額外干擾大腦背側前額葉白質發育，從而導致兒童的處理速度變慢、注意力問題增多有關[24]。社交相關問題中，PAH-DNA加合物濃度與36月齡幼兒社交退縮、3～11歲兒童社交能力之間呈正相關關系；母親孕期PAHs空氣暴露的增加與6～9歲兒童社交問題的增加有關，而關于社交行為問題、攻擊行為、ADHD問題、內外化問題的研究結果尚存在爭議，其他行為問題如定向/調節能力、退縮行為、破壞行為、ASD相關行為等僅一項研究報道。雖然本次納入的隊列研究涉及PAHs對多種行為問題的影響，但針對每一種行為問題的研究不夠系統，研究數較少，且一些結果還相互矛盾。
盡管PAHs影響情緒行為的作用機制尚未明確，但有動物研究采用腦內直接注射B［a］P的方法，證明雄性Wistar大鼠新生期的B［a］P暴露可誘發氧化應激，導致青春期海馬細胞形態和行為發生改變[25]。其他已報道可能的機制包括影響大腦白質的變化[26]、DNA甲基化的改變[27]、多巴胺信號和海馬形態的改變、神經炎癥[28]等。
本系統評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相關高質量的隊列研究較為缺乏，現有研究多關注母親孕期PAHs暴露對學齡前或學齡期兒童情緒行為的影響，對于其他年齡段，尤其是青少年的關注不足，且兒童期PAHs暴露對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影響的研究也極為缺乏。此外，在檢索過程中未發現符合主題的病例對照研究，也說明該領域的研究數比較有限。② 納入研究采用多種情緒行為評價工具，缺乏統一界定和規范評價，給不同研究證據的整合帶來很大困難和挑戰；③ 由于情緒行為評價工具、調查時間、結局指標等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④ 盡管我們盡力全面檢索相關數據庫，但由于某些數據庫的訪問受限，如心理學的專業數據庫PsycINFO，仍然有可能存在文獻漏檢的情況，從而影響研究的全面性。
因此，仍需開展高質量的隊列研究來進一步證實上述研究結果，同時關注不同關鍵年齡兒童PAHs不同途徑的暴露，如飲食、空氣、皮膚等途徑暴露與其情緒行為關系的探究，尤其是與各類情緒問題關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