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蕓, 方世林, 祿曉龍, 文玲. 中國結核病患者三類延遲現況及其與經濟因素關聯的Meta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2, 22(7): 791-798. doi: 10.7507/1672-2531.202112089 復制
結核病（tuberculosis，TB）是由結核桿菌侵入人體后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1]，仍然是當今全球十大死亡原因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報道，我國TB患者數量居全球第二[2]，其中80%的患者來自農村低收入家庭[3]。由于經濟壓力等原因，患者在就醫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這3種延遲不僅延誤最佳治療時機，導致治療效果不理想，進一步造成TB的傳播。因此，深入研究3種延遲在我國TB患者中的發生情況及其與經濟因素的關聯程度，將有助于理解并促進實現2035年全球消除TB策略中“因病發生災難性支出的TB患者家庭為零”的目標[4]。我國既往對此的研究均是單個獨立報道，雖涉及不同地區、樣本來源和樣本量，但缺乏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結果和Meta分析。因此，本文以2001年國家下發第一個結核病防治規劃通知為時間起點，對TB患者就診、確診和治療延遲有關研究進行系統評價，以了解我國TB患者3種延遲的發生情況，并量化分析各自與經濟因素的關聯，為今后相關研究提供借鑒，也為各級政府制定消除TB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在中國境內調查發現存在3類延遲行為且影響因素中含有經濟因素的TB患者。
1.1.3 診斷標準
本研究根據調查對象的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Ｘ線檢查、痰涂片和痰培養檢查等結果，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 288-2017）》[5]，經醫療機構確診。
1.1.4 結局指標
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根據相關研究，3類延遲類型定義如下：① 就診延遲：患者出現TB可疑癥狀后未及時就醫，延遲天數為首次就診時間與癥狀出現時間之差[6-7]；② 確診延遲：患者首次就診后未及時確診為TB，延遲天數為確診時間與就診時間之差[8-9]；③ 治療延遲：患者確診后未及時進行抗TB治療，延遲天數為開始治療時間與確診時間之差[10-11]。經濟因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收入和欠債情況）和醫療保障情況。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無法從原文中獲得所需數據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VIP、PubMed、ScienceDirect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搜集中國結核病患者就診延遲、確診延遲、治療延遲與經濟因素有關的橫斷面研究，檢索時限均從200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結核病、肺結核、延遲、中國等；英文檢索詞包括：tuberculosis、TB、delay、China等。以CNKI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圖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地區、抽樣方法、研究現場數量、樣本量、性別、年齡、結局指標及延遲時間定義、家庭經濟和醫保狀況及3類延遲發生情況。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11項條目對橫斷面研究進行偏倚風險評價。分別用“是”、“否”和“不清楚”作答，其中“是”為1分，“否或不清楚”為0分。總評分0～3分為低質量，4～7分為中等質量，8～11分為高質量[12]。
1.5 統計分析
采用R 4.1.3軟件進行Meta分析，以發生率及其95%CI為統計效應量。其中，結核病就診延遲率和確診延遲率用Logit轉換，而治療延遲率用對數轉換。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Ι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α=0.05[13-14]。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敏感性分析進行處理或只進行描述性分析。采用Egger’s檢驗進行發表偏倚檢驗，采用剪補法校正可能存在的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841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22個橫斷面研究[15-36]，包括9 498例患者。其中發生就診延遲3 141例，確診延遲1 649例，治療延遲1 203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文獻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經濟特征見表2，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3。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經濟特征
表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TB患者3類延遲的發生率
共納入22個研究[15-36]。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合并后TB患者總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分別為41%［95%CI（34%，48%）］，36%［95%CI（28%，45%）］和18%［95%CI（10%，32%）］（表4）。
表4
中國結核病患者3類延遲的Meta分析結果
2.3.2 TB患者3類延遲與經濟因素的關聯
就診延遲［OR=1.32，95%CI（1.06，1.64），P=0.01］、確診延遲［OR=1.55，95%CI（1.21，1.97），P<0.01］和治療延遲［OR=1.60，95%CI（0.98，2.60），P=0.05］均與家庭經濟狀況差相關；而就診延遲［OR=1.27，95%CI（0.86，1.86），P=0.22］、確診延遲［OR=0.93，95%CI（0.73，1.78），P=0.54］，治療延遲［OR=0.95，95%CI（0.72，1.24），P=0.69］與醫保無明顯相關性（表5）。
表5
中國結核病患者3類延遲與經濟因素關聯的Meta分析
2.4 敏感性分析
對納入研究的總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分別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均未發生方向性改變，提示本研究結果較穩定。
2.5 發表偏倚檢驗
對納入的18個就診延遲研究[15-19,21,23-24,26-34,36]，11個確診延遲研究[15-18,21,25-26,28,30-32]和8個治療延遲研究[17-18,20-21,26,31-32,35]分別進行發表偏倚檢測。就診延遲和確診延遲的漏斗圖均未見明顯不對稱分布（篇幅所限，漏斗圖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Egger’s檢驗結果顯示就診延遲（t=0.91，P=0.38）、確診延遲（t=0.37，P=0.72）兩個指標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而治療延遲漏斗圖不對稱，Egger’s檢驗（t=?2.97，P=0.03）結果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用剪補法進行校正后治療延遲合并效應量估計值為41%［95%CI（18%，91%）］，說明發表偏倚對治療延遲結果合并量有一定影響。
3 討論
Meta分析結果顯示，我國TB患者總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分別是41%、36%和18%。可見總就診延遲率和確診延遲率相對較高，而總治療延遲率較低。首先，就診延遲率相對較高的原因可能是結核病的常見癥狀（如咳嗽、發燒等）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是常見上呼吸道疾病如感冒而被忽略，進而導致就診延遲。其次，確診延遲率相對較高可能是結核病多發生在低收入家庭，大部分人出現癥狀后會首選初級衛生機構就診，而此類機構由于醫療設備和專業醫務人員缺乏，會導致患者確診延遲[32]。
本研究獲得的TB患者3類延遲率相較同類研究結果均較低。第一，總就診延遲率低于沈鴻程等[37]和傅麗娟等[38]的研究，可能是不同研究對就診延遲定義的時間不同所致。這2個研究定義就診延遲時間起點為２周，但本研究中有2個研究[15-16]定義起點為3周，且就診延遲率均低于29%，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研究的總就診延遲率。第二，總確診延遲率較吳騰燕等[39]和羅興能等[40]的研究結果低。這可能與其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關，吳騰燕等[39]的研究以新發TB涂陽患者為主，而羅興能等[40]研究的TB患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有研究表明，新發和文化程度低的患者缺乏對結核病知識的認識，更易發生確診延遲[25,35]。第三，總治療延遲率遠低于來自埃塞俄比亞（62%）[41]和巴基斯坦（60%）[42]的2個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國外較差的衛生服務可及性和社會經濟狀況所致。此外，我國對結核病患者進行免費治療的政策可能是患者治療延遲率較低的原因之一[32]。
本研究結果顯示，3類延遲的發生均與患者家庭經濟狀況有相關性，即家庭經濟狀況差的患者在就診、診斷和治療過程中更易發生延遲。這一結論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Tedla等[43]的研究表明欠債和經濟偏低與患者診治延遲顯著相關；Wondawek等[44]的研究也顯示較低的月收入是患者延遲尋求治療的重要因素。可能是低收入患者需要工作的時間更長，使他們沒有及時關注個人的健康需求；也可能是檢查和交通等費用對該類患者造成的經濟負擔使其在病情加重的時候才去醫療機構就診。盡管本研究結果顯示，醫療保障情況與3類延遲的合并效應量均不具有相關性，但趙穎等[25]、Tong等[29]和Yang等[32]的研究中顯示無醫保患者相較有醫保患者更易發生3類延遲的傾向。既往相關定性研究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和醫保與3類延遲的發生息息相關，貧窮和無醫保是TB患者發生各類延遲的原因[45-46]。因此，醫療保障與3類延遲發生的關系仍應引起重視。2012年中國一個調查顯示：患者家庭因病發生災難性支出比例在普通TB患者中達51%，在耐多藥TB患者中達80%[4]。此外，2017年結核病患者費用調查發現，結核病治療帶來的災難性費用在農村患者和城市患者之間，以及在新醫療保險受益人和非新醫療保險受益人之間的扶貧分配存在不公平現象[47]。2021年世界衛生組織報道[2]，受2019年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2020年和2021年全球高負擔國家用于結核病診斷和治療的資金有所降低，許多國家醫保全民覆蓋方面的進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這將不利于“消除結核病患者家庭災難性支出”目標。
本研究采用Egger’s檢驗對治療延遲進行發表偏倚檢驗，檢驗結果和漏斗圖均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采用剪補法進行校正后對治療延遲合并效應量結果有一定影響，可能與納入研究樣本量較少有關。相關研究指出，當納入研究樣本量較少、異質性較大時，發表偏倚的檢驗及相應的校正結果均不理想，且對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值不穩定[48]。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本文納入的橫斷面研究樣本量差異較大，尤其是治療延遲文獻樣本量少于10例，存在發表偏倚且經校正不理想，可能對分析結果產生一定影響；② 受限于單個率Meta分析異質性大的特點，本研究3類延遲率的異質性均較高；③ 所納研究中3類延遲缺乏統一時間定義，難以直接比較研究結果，可能造成一定偏差；④ 本研究納入的22個研究涵蓋13個省市自治區，且研究現場多以縣為單位，尚不足以代表我國所有地區TB患者總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情況。
綜上所述，我國TB患者中總就診和確診延遲率較高，且3類延遲均與患者家庭經濟狀況差有關。無醫療保障與患者延遲的關聯性有待進一步論證。本研究結果表明要降低TB患者中3類延遲的發生，應采取相關措施緩解患者家庭因病導致的經濟負擔。在當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解決TB患者家庭貧困和因病致貧這一制約TB控制的瓶頸，才能實現全球消除TB的宏偉目標。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結核病（tuberculosis，TB）是由結核桿菌侵入人體后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1]，仍然是當今全球十大死亡原因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報道，我國TB患者數量居全球第二[2]，其中80%的患者來自農村低收入家庭[3]。由于經濟壓力等原因，患者在就醫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發生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這3種延遲不僅延誤最佳治療時機，導致治療效果不理想，進一步造成TB的傳播。因此，深入研究3種延遲在我國TB患者中的發生情況及其與經濟因素的關聯程度，將有助于理解并促進實現2035年全球消除TB策略中“因病發生災難性支出的TB患者家庭為零”的目標[4]。我國既往對此的研究均是單個獨立報道，雖涉及不同地區、樣本來源和樣本量，但缺乏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結果和Meta分析。因此，本文以2001年國家下發第一個結核病防治規劃通知為時間起點，對TB患者就診、確診和治療延遲有關研究進行系統評價，以了解我國TB患者3種延遲的發生情況，并量化分析各自與經濟因素的關聯，為今后相關研究提供借鑒，也為各級政府制定消除TB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在中國境內調查發現存在3類延遲行為且影響因素中含有經濟因素的TB患者。
1.1.3 診斷標準
本研究根據調查對象的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Ｘ線檢查、痰涂片和痰培養檢查等結果，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 288-2017）》[5]，經醫療機構確診。
1.1.4 結局指標
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根據相關研究，3類延遲類型定義如下：① 就診延遲：患者出現TB可疑癥狀后未及時就醫，延遲天數為首次就診時間與癥狀出現時間之差[6-7]；② 確診延遲：患者首次就診后未及時確診為TB，延遲天數為確診時間與就診時間之差[8-9]；③ 治療延遲：患者確診后未及時進行抗TB治療，延遲天數為開始治療時間與確診時間之差[10-11]。經濟因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收入和欠債情況）和醫療保障情況。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無法從原文中獲得所需數據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VIP、PubMed、ScienceDirect和Web of Science數據庫，搜集中國結核病患者就診延遲、確診延遲、治療延遲與經濟因素有關的橫斷面研究，檢索時限均從200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結核病、肺結核、延遲、中國等；英文檢索詞包括：tuberculosis、TB、delay、China等。以CNKI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圖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地區、抽樣方法、研究現場數量、樣本量、性別、年齡、結局指標及延遲時間定義、家庭經濟和醫保狀況及3類延遲發生情況。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11項條目對橫斷面研究進行偏倚風險評價。分別用“是”、“否”和“不清楚”作答，其中“是”為1分，“否或不清楚”為0分。總評分0～3分為低質量，4～7分為中等質量，8～11分為高質量[12]。
1.5 統計分析
采用R 4.1.3軟件進行Meta分析，以發生率及其95%CI為統計效應量。其中，結核病就診延遲率和確診延遲率用Logit轉換，而治療延遲率用對數轉換。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Ι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α=0.05[13-14]。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敏感性分析進行處理或只進行描述性分析。采用Egger’s檢驗進行發表偏倚檢驗，采用剪補法校正可能存在的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841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22個橫斷面研究[15-36]，包括9 498例患者。其中發生就診延遲3 141例，確診延遲1 649例，治療延遲1 203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文獻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CNKI（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經濟特征見表2，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3。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經濟特征
表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TB患者3類延遲的發生率
共納入22個研究[15-36]。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合并后TB患者總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分別為41%［95%CI（34%，48%）］，36%［95%CI（28%，45%）］和18%［95%CI（10%，32%）］（表4）。
表4
中國結核病患者3類延遲的Meta分析結果
2.3.2 TB患者3類延遲與經濟因素的關聯
就診延遲［OR=1.32，95%CI（1.06，1.64），P=0.01］、確診延遲［OR=1.55，95%CI（1.21，1.97），P<0.01］和治療延遲［OR=1.60，95%CI（0.98，2.60），P=0.05］均與家庭經濟狀況差相關；而就診延遲［OR=1.27，95%CI（0.86，1.86），P=0.22］、確診延遲［OR=0.93，95%CI（0.73，1.78），P=0.54］，治療延遲［OR=0.95，95%CI（0.72，1.24），P=0.69］與醫保無明顯相關性（表5）。
表5
中國結核病患者3類延遲與經濟因素關聯的Meta分析
2.4 敏感性分析
對納入研究的總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分別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均未發生方向性改變，提示本研究結果較穩定。
2.5 發表偏倚檢驗
對納入的18個就診延遲研究[15-19,21,23-24,26-34,36]，11個確診延遲研究[15-18,21,25-26,28,30-32]和8個治療延遲研究[17-18,20-21,26,31-32,35]分別進行發表偏倚檢測。就診延遲和確診延遲的漏斗圖均未見明顯不對稱分布（篇幅所限，漏斗圖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Egger’s檢驗結果顯示就診延遲（t=0.91，P=0.38）、確診延遲（t=0.37，P=0.72）兩個指標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而治療延遲漏斗圖不對稱，Egger’s檢驗（t=?2.97，P=0.03）結果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用剪補法進行校正后治療延遲合并效應量估計值為41%［95%CI（18%，91%）］，說明發表偏倚對治療延遲結果合并量有一定影響。
3 討論
Meta分析結果顯示，我國TB患者總就診延遲率、確診延遲率和治療延遲率分別是41%、36%和18%。可見總就診延遲率和確診延遲率相對較高，而總治療延遲率較低。首先，就診延遲率相對較高的原因可能是結核病的常見癥狀（如咳嗽、發燒等）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是常見上呼吸道疾病如感冒而被忽略，進而導致就診延遲。其次，確診延遲率相對較高可能是結核病多發生在低收入家庭，大部分人出現癥狀后會首選初級衛生機構就診，而此類機構由于醫療設備和專業醫務人員缺乏，會導致患者確診延遲[32]。
本研究獲得的TB患者3類延遲率相較同類研究結果均較低。第一，總就診延遲率低于沈鴻程等[37]和傅麗娟等[38]的研究，可能是不同研究對就診延遲定義的時間不同所致。這2個研究定義就診延遲時間起點為２周，但本研究中有2個研究[15-16]定義起點為3周，且就診延遲率均低于29%，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研究的總就診延遲率。第二，總確診延遲率較吳騰燕等[39]和羅興能等[40]的研究結果低。這可能與其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關，吳騰燕等[39]的研究以新發TB涂陽患者為主，而羅興能等[40]研究的TB患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有研究表明，新發和文化程度低的患者缺乏對結核病知識的認識，更易發生確診延遲[25,35]。第三，總治療延遲率遠低于來自埃塞俄比亞（62%）[41]和巴基斯坦（60%）[42]的2個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國外較差的衛生服務可及性和社會經濟狀況所致。此外，我國對結核病患者進行免費治療的政策可能是患者治療延遲率較低的原因之一[32]。
本研究結果顯示，3類延遲的發生均與患者家庭經濟狀況有相關性，即家庭經濟狀況差的患者在就診、診斷和治療過程中更易發生延遲。這一結論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Tedla等[43]的研究表明欠債和經濟偏低與患者診治延遲顯著相關；Wondawek等[44]的研究也顯示較低的月收入是患者延遲尋求治療的重要因素。可能是低收入患者需要工作的時間更長，使他們沒有及時關注個人的健康需求；也可能是檢查和交通等費用對該類患者造成的經濟負擔使其在病情加重的時候才去醫療機構就診。盡管本研究結果顯示，醫療保障情況與3類延遲的合并效應量均不具有相關性，但趙穎等[25]、Tong等[29]和Yang等[32]的研究中顯示無醫保患者相較有醫保患者更易發生3類延遲的傾向。既往相關定性研究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和醫保與3類延遲的發生息息相關，貧窮和無醫保是TB患者發生各類延遲的原因[45-46]。因此，醫療保障與3類延遲發生的關系仍應引起重視。2012年中國一個調查顯示：患者家庭因病發生災難性支出比例在普通TB患者中達51%，在耐多藥TB患者中達80%[4]。此外，2017年結核病患者費用調查發現，結核病治療帶來的災難性費用在農村患者和城市患者之間，以及在新醫療保險受益人和非新醫療保險受益人之間的扶貧分配存在不公平現象[47]。2021年世界衛生組織報道[2]，受2019年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2020年和2021年全球高負擔國家用于結核病診斷和治療的資金有所降低，許多國家醫保全民覆蓋方面的進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這將不利于“消除結核病患者家庭災難性支出”目標。
本研究采用Egger’s檢驗對治療延遲進行發表偏倚檢驗，檢驗結果和漏斗圖均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采用剪補法進行校正后對治療延遲合并效應量結果有一定影響，可能與納入研究樣本量較少有關。相關研究指出，當納入研究樣本量較少、異質性較大時，發表偏倚的檢驗及相應的校正結果均不理想，且對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值不穩定[48]。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本文納入的橫斷面研究樣本量差異較大，尤其是治療延遲文獻樣本量少于10例，存在發表偏倚且經校正不理想，可能對分析結果產生一定影響；② 受限于單個率Meta分析異質性大的特點，本研究3類延遲率的異質性均較高；③ 所納研究中3類延遲缺乏統一時間定義，難以直接比較研究結果，可能造成一定偏差；④ 本研究納入的22個研究涵蓋13個省市自治區，且研究現場多以縣為單位，尚不足以代表我國所有地區TB患者總就診延遲、確診延遲和治療延遲情況。
綜上所述，我國TB患者中總就診和確診延遲率較高，且3類延遲均與患者家庭經濟狀況差有關。無醫療保障與患者延遲的關聯性有待進一步論證。本研究結果表明要降低TB患者中3類延遲的發生，應采取相關措施緩解患者家庭因病導致的經濟負擔。在當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解決TB患者家庭貧困和因病致貧這一制約TB控制的瓶頸，才能實現全球消除TB的宏偉目標。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