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袁空軍, 趙創藝, 楊媛, 顏丹虹, 周光清. 中國人群1990—2019年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歸因疾病負擔趨勢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2, 22(4): 444-449. doi: 10.7507/1672-2531.202112052 復制
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的改變，心血管疾病已成為我國城鄉居民的首要死亡原因[1]，極大地危害了國民身心健康，也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負擔。血脂異常和冠心病、動脈粥樣硬化、缺血性腦卒中、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升高密切相關[2-4]。有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升高已成為2017年我國繼高血壓和高鈉飲食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第3大危險因素[5]，與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發病風險呈顯著正相關[6]。在ASCVD高危人群中，未達到LDL-C控制水平（<2.88 mmol/L）的人數高達74.5%，而治療率僅為5.5%[7]。LDL-C升高還是缺血性心臟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和缺血性卒中（ischemic stroke，IS）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8-9]，卒中和IHD已成為我國主要死因，且死亡人數仍有上升趨勢[5]。目前我國血脂異常的人群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仍處于較低水平，然而2013—2015年高LDL-C血癥的患病率迅速增加，高達2010年的2～4倍[7,10]，亟需采取針對性措施控制其進一步增長。
研究表明，高LDL-C是全球死亡歸因的第五大危險因素且上升明顯[11]，是導致中國人群死亡的第6位危險因素[5]。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水平易受高LDL-C水平的影響，因此LDL-C可作為更好的ASCVD危險性評估指標[8,12-13]，LDL-C作為心血管病的主要干預靶點對心血管病的防治意義重大。基于此，本研究通過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GBD 2019）數據對我國1990—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進行分析，為血脂異常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數據來源于GBD 2019，其采用標準、可復制的方法估算了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所造成的疾病負擔情況，并按國家和地區、年份、性別和年齡組分別報告[14]。疾病負擔的詳細數據可從全球健康數據交換數據庫網站下載，GBD數據是一套具有內部一致性和可比性的高質量數據。其中中國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人口普查、疾病監測點系統、婦幼衛生監測系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死因報告系統、腫瘤登記數據及各種疾病發病和流行的相關文獻和研究報告[5]。GBD 2019的詳細介紹和使用方法可參見參考文獻[15-17]。
1.2 疾病負擔指標
傷殘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是目前評估疾病負擔最為先進的指標之一，能更綜合地考慮疾病造成的早死和失能負擔。本研究主要采用GBD 2019發布的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死亡數、死亡率、DALYs、過早死亡損失壽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s）和傷殘損失壽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等作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指標。其中，DALYs=YLLs+YLDs。
1.3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統計軟件描述分析1990—2019年中國不同性別、年齡組高LDL-C歸因死亡數、死亡率和相關疾病負擔的變化情況，相關指標均采用GBD 2019全球標準人口進行年齡標準化。鑒于25歲以下人群疾病負擔較低，按GBD 2019既有的年齡分組方法，選定25歲及以上人群，將年齡分為12個年齡段進行分析。利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4.9.0.0軟件中的年度變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分析率的變化趨勢，APC的檢驗采用t檢驗，以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1990和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狀況
總體上，1990和2019年我國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隨年齡增加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80年齡組為疾病負擔最為沉重的人群。與女性相比，男性各個年齡段的高LDL-C死亡率、DALYs率和YLLs率均較高，而YLDs率較女性低。與1990年相比，2019年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總體更高。其中70歲以下女性和45～69歲男性死亡率、DALYs率和YLLs率有所降低，而45歲以下男性及70歲以上男/女性人群疾病負擔較1990年更重；無論男性還是女性，2019年40歲以上各年齡段YLDs率均有增加（表1）。
表1
1990和2019年不同年齡、性別組高LDL-C疾病負擔狀況比較
2.2 1990—2019年高LDL-C歸因死亡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歸因于高LDL-C的死亡數、死亡率和標化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死亡數從31.71萬人增長到91.6萬人，增長了188.87%，男性（194.41%）高于女性（182.32%）；死亡率增長了140.39%，平均每年上升3.4%（APC=3.4%，P<0.05）；標化死亡率上升了14.2%，平均每年上升0.8%（APC=0.8%，P<0.05），上升趨勢主要歸因于男性（APC=1.2%，P<0.05），而女性呈基本穩定態勢（APC=0.4%，P>0.05）。結果見表2。
表2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死亡變化情況
2.3 1990—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因高LDL-C造成的DALYs增長了122.90%，DALYs率增長了85.50%，平均每年上升2.4%（APC=2.4%，P<0.05），標化DALYs率上升0.56%，呈平穩變化態勢（APC=0.3%，P>0.05）；YLLs增長了118.65%，YLLs率增長81.96%，平均每年上升2.4%（APC=2.4%，P<0.05），標化YLLs率下降1.27%，呈基本平穩趨勢（APC=0.2%，P>0.05）；YLDs增長了170.31%，YLDs率增長124.94%，平均每年上升2.9%（APC=2.9%，P<0.05），標化YLDs率增長21.97%，平均每年上升0.7%（APC=0.7%，P<0.05）。結果見表3。
表3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2.4 1990—2019年高LDL-C年齡別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年齡別歸因死亡率在75歲以上年齡上升趨勢有統計學意義，其中APC在>80歲時達到最高（APC=1.8%，P<0.05），死亡率在35～44歲和50～54歲均有下降趨勢，其中50～54歲人群平均每年下降0.7%（APC=?0.7%，P<0.05），其他年齡段死亡率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DALYs率和YLLs率的各年段的變化趨勢與死亡率基本一致；YLDs率在45歲以下年齡段變化無統計學意義，在45歲以上年齡段均呈上升趨勢，其中APC最高的年齡段是>80歲（APC=1.3%，P<0.05）。結果見表4。
表4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年度變化百分比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死亡數為91.6萬，死亡率較1990年增長近1.5倍，死亡率、DALYs率、YLLs率和YLDs率上升趨勢明顯，表明我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日趨沉重。有研究表明[18]，2017年中國人群總死亡人數中有8.25%可歸因于高LDL-C，另有基于疾病監測點系統數據的研究也指出我國高LDL-C的歸因分值為10.09%[19]，與此接近。這意味著約每10個死亡人數中就有1個可歸因于高LDL-C，形勢相當嚴峻。據估算，我國全死因死亡中可歸因為高TC的占比約為3.3%[20]，提示高LDL-C是比高TC對我國人群全死因死亡更加敏感的因素，這可能與TC中包含了HDL-C等保護成分有關。有證據表明，通過膽固醇逆轉運的方式，HDL-C可將外周組織轉運至肝臟分解或以膽酸的形式排除體外，可能對ASCVD發病有保護作用[21-22]。1990—2019年，我國標化死亡率和標化YLDs率未出現大幅增長、標化DALYs率和標化YLLs率基本穩定，這可能與人群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改善、各類有效藥物的研發使用等有關。一個對血脂異常人群進行調脂藥物治療了至少3個月的研究結果顯示，ASCVD高危和極高危人群的LDL-C治療達標率可分別達到44.1%和26.9%[23]；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資料的一個預測研究也發現，在2016—2030年間開展調脂治療可避免782萬例的腦卒中和972萬例急性心肌梗死事件，并可避免336萬心血管病死亡事件[24]。因此，應加強對血脂異常者，尤其是對高LDL-C者進行健康教育和治療，提高血脂異常篩查參與率，將心血管病防治關口前移以降低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
截至2019年，我國人均期望壽命已達到77.3歲，其中女性80.5歲，男性74.7歲，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隨著我國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加速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本研究發現，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與年齡存在正相關關系，與既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8-19]。1990—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死亡率、DALYs率、YLLs率和YLDs率在70歲后均有上升趨勢，而增幅最大均為80歲之后，可能與老年人身體機能退化和LDL-C的心血管危害呈“累積暴露”效應有關[25]，但也與高年齡組本身死亡規律有關。近30年來，我國70歲以上老年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中DALYs率和YLLs率均呈現上升趨勢，這與死亡率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這可能與YLLs在DALYs中占比過高有關（2019年為90.01%），導致高LDL-C歸因死亡成為主要疾病負擔。這提示高齡老年人應作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的重點人群進行關注，并對其積極開展血脂異常篩查和診治工作。
本研究還發現，除YLDs之外，男性高LDL-C各項疾病負擔指標均高于女性，可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存在明顯性別差異。這可能與不同性別的激素水平差異、健康素養具備率、社會文化導致的行為認知差異、生活方式等有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因高LDL-C造成的YLDs率高于男性，這可能與女性人均期望壽命較長有關。較長的人均期望壽命使得YLLs相應減少，但慢性病致傷、致殘的風險隨之增加，進而導致YLDs居高不下。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1990—2019年，YLLs占DALYs的比例呈下降趨勢，YLDs占DALYs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且YLDs率在45歲后的各個年齡段均顯著上升，這說明由高LDL-C造成的中老年人健康生命年的損失不容忽視。應提高中老年人血脂健康意識，加強中老年人血脂檢測和監控力度，對高危人群如合并糖尿病、中心性肥胖、高尿酸和超重/肥胖者進行重點關注，實施有效的預防和干預措施，以降低血脂異常的患病率，將心血管病防治關口前移，提高血脂異常人群的生存率和生存質量，從而實現健康老齡化目標。
我國人群LDL-C水平近年來有所上升，加權均值已從2002年的2.12 mmol/L上升到2015年的2.87 mmol/L，高LDL-C血癥患病率從1.3%上升到7.2%[10]，這與血脂異常較低的人群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既往研究表明，油脂攝入過多、身體活動不足、年齡增長、BMI過高、中心性肥胖、飲酒和紅肉攝入過多是血脂異常的危險因素[12-13]。部分國家已從國家策略上針對膽固醇的管理做出了有益嘗試，如美國的“ABCS”策略將膽固醇管理與血壓管理、阿司匹林和戒煙共同作為預防心血管病的重要策略[26]，我國的部分研究也提出，應將血脂異常與高血壓、高血糖管理一并納入健康管理，實現“三高共管”[27]。因此，應針對性地加強健康教育、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著重關注高齡人群和高危群體，必要時可采取藥物治療控制血脂水平，以減小我國血脂異常患病率和減輕其疾病負擔。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GBD數據結果主要是由統計學模型和系統動力學模型相結合計算獲得的估計數據，難免與真實情況存在偏差；② 本研究未進行各個省市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的比較分析。
綜上所述，1990—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日趨沉重，且存在性別和年齡差異。
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的改變，心血管疾病已成為我國城鄉居民的首要死亡原因[1]，極大地危害了國民身心健康，也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負擔。血脂異常和冠心病、動脈粥樣硬化、缺血性腦卒中、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升高密切相關[2-4]。有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升高已成為2017年我國繼高血壓和高鈉飲食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第3大危險因素[5]，與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發病風險呈顯著正相關[6]。在ASCVD高危人群中，未達到LDL-C控制水平（<2.88 mmol/L）的人數高達74.5%，而治療率僅為5.5%[7]。LDL-C升高還是缺血性心臟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和缺血性卒中（ischemic stroke，IS）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8-9]，卒中和IHD已成為我國主要死因，且死亡人數仍有上升趨勢[5]。目前我國血脂異常的人群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仍處于較低水平，然而2013—2015年高LDL-C血癥的患病率迅速增加，高達2010年的2～4倍[7,10]，亟需采取針對性措施控制其進一步增長。
研究表明，高LDL-C是全球死亡歸因的第五大危險因素且上升明顯[11]，是導致中國人群死亡的第6位危險因素[5]。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水平易受高LDL-C水平的影響，因此LDL-C可作為更好的ASCVD危險性評估指標[8,12-13]，LDL-C作為心血管病的主要干預靶點對心血管病的防治意義重大。基于此，本研究通過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GBD 2019）數據對我國1990—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進行分析，為血脂異常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數據來源于GBD 2019，其采用標準、可復制的方法估算了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所造成的疾病負擔情況，并按國家和地區、年份、性別和年齡組分別報告[14]。疾病負擔的詳細數據可從全球健康數據交換數據庫網站下載，GBD數據是一套具有內部一致性和可比性的高質量數據。其中中國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人口普查、疾病監測點系統、婦幼衛生監測系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死因報告系統、腫瘤登記數據及各種疾病發病和流行的相關文獻和研究報告[5]。GBD 2019的詳細介紹和使用方法可參見參考文獻[15-17]。
1.2 疾病負擔指標
傷殘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是目前評估疾病負擔最為先進的指標之一，能更綜合地考慮疾病造成的早死和失能負擔。本研究主要采用GBD 2019發布的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死亡數、死亡率、DALYs、過早死亡損失壽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s）和傷殘損失壽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等作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指標。其中，DALYs=YLLs+YLDs。
1.3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統計軟件描述分析1990—2019年中國不同性別、年齡組高LDL-C歸因死亡數、死亡率和相關疾病負擔的變化情況，相關指標均采用GBD 2019全球標準人口進行年齡標準化。鑒于25歲以下人群疾病負擔較低，按GBD 2019既有的年齡分組方法，選定25歲及以上人群，將年齡分為12個年齡段進行分析。利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4.9.0.0軟件中的年度變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分析率的變化趨勢，APC的檢驗采用t檢驗，以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1990和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狀況
總體上，1990和2019年我國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隨年齡增加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80年齡組為疾病負擔最為沉重的人群。與女性相比，男性各個年齡段的高LDL-C死亡率、DALYs率和YLLs率均較高，而YLDs率較女性低。與1990年相比，2019年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總體更高。其中70歲以下女性和45～69歲男性死亡率、DALYs率和YLLs率有所降低，而45歲以下男性及70歲以上男/女性人群疾病負擔較1990年更重；無論男性還是女性，2019年40歲以上各年齡段YLDs率均有增加（表1）。
表1
1990和2019年不同年齡、性別組高LDL-C疾病負擔狀況比較
2.2 1990—2019年高LDL-C歸因死亡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歸因于高LDL-C的死亡數、死亡率和標化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死亡數從31.71萬人增長到91.6萬人，增長了188.87%，男性（194.41%）高于女性（182.32%）；死亡率增長了140.39%，平均每年上升3.4%（APC=3.4%，P<0.05）；標化死亡率上升了14.2%，平均每年上升0.8%（APC=0.8%，P<0.05），上升趨勢主要歸因于男性（APC=1.2%，P<0.05），而女性呈基本穩定態勢（APC=0.4%，P>0.05）。結果見表2。
表2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死亡變化情況
2.3 1990—2019年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因高LDL-C造成的DALYs增長了122.90%，DALYs率增長了85.50%，平均每年上升2.4%（APC=2.4%，P<0.05），標化DALYs率上升0.56%，呈平穩變化態勢（APC=0.3%，P>0.05）；YLLs增長了118.65%，YLLs率增長81.96%，平均每年上升2.4%（APC=2.4%，P<0.05），標化YLLs率下降1.27%，呈基本平穩趨勢（APC=0.2%，P>0.05）；YLDs增長了170.31%，YLDs率增長124.94%，平均每年上升2.9%（APC=2.9%，P<0.05），標化YLDs率增長21.97%，平均每年上升0.7%（APC=0.7%，P<0.05）。結果見表3。
表3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2.4 1990—2019年高LDL-C年齡別歸因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年齡別歸因死亡率在75歲以上年齡上升趨勢有統計學意義，其中APC在>80歲時達到最高（APC=1.8%，P<0.05），死亡率在35～44歲和50～54歲均有下降趨勢，其中50～54歲人群平均每年下降0.7%（APC=?0.7%，P<0.05），其他年齡段死亡率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DALYs率和YLLs率的各年段的變化趨勢與死亡率基本一致；YLDs率在45歲以下年齡段變化無統計學意義，在45歲以上年齡段均呈上升趨勢，其中APC最高的年齡段是>80歲（APC=1.3%，P<0.05）。結果見表4。
表4
1990—2019年中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年度變化百分比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死亡數為91.6萬，死亡率較1990年增長近1.5倍，死亡率、DALYs率、YLLs率和YLDs率上升趨勢明顯，表明我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日趨沉重。有研究表明[18]，2017年中國人群總死亡人數中有8.25%可歸因于高LDL-C，另有基于疾病監測點系統數據的研究也指出我國高LDL-C的歸因分值為10.09%[19]，與此接近。這意味著約每10個死亡人數中就有1個可歸因于高LDL-C，形勢相當嚴峻。據估算，我國全死因死亡中可歸因為高TC的占比約為3.3%[20]，提示高LDL-C是比高TC對我國人群全死因死亡更加敏感的因素，這可能與TC中包含了HDL-C等保護成分有關。有證據表明，通過膽固醇逆轉運的方式，HDL-C可將外周組織轉運至肝臟分解或以膽酸的形式排除體外，可能對ASCVD發病有保護作用[21-22]。1990—2019年，我國標化死亡率和標化YLDs率未出現大幅增長、標化DALYs率和標化YLLs率基本穩定，這可能與人群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改善、各類有效藥物的研發使用等有關。一個對血脂異常人群進行調脂藥物治療了至少3個月的研究結果顯示，ASCVD高危和極高危人群的LDL-C治療達標率可分別達到44.1%和26.9%[23]；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資料的一個預測研究也發現，在2016—2030年間開展調脂治療可避免782萬例的腦卒中和972萬例急性心肌梗死事件，并可避免336萬心血管病死亡事件[24]。因此，應加強對血脂異常者，尤其是對高LDL-C者進行健康教育和治療，提高血脂異常篩查參與率，將心血管病防治關口前移以降低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
截至2019年，我國人均期望壽命已達到77.3歲，其中女性80.5歲，男性74.7歲，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隨著我國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加速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本研究發現，因高LDL-C造成的疾病負擔與年齡存在正相關關系，與既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8-19]。1990—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死亡率、DALYs率、YLLs率和YLDs率在70歲后均有上升趨勢，而增幅最大均為80歲之后，可能與老年人身體機能退化和LDL-C的心血管危害呈“累積暴露”效應有關[25]，但也與高年齡組本身死亡規律有關。近30年來，我國70歲以上老年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中DALYs率和YLLs率均呈現上升趨勢，這與死亡率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這可能與YLLs在DALYs中占比過高有關（2019年為90.01%），導致高LDL-C歸因死亡成為主要疾病負擔。這提示高齡老年人應作為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的重點人群進行關注，并對其積極開展血脂異常篩查和診治工作。
本研究還發現，除YLDs之外，男性高LDL-C各項疾病負擔指標均高于女性，可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存在明顯性別差異。這可能與不同性別的激素水平差異、健康素養具備率、社會文化導致的行為認知差異、生活方式等有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因高LDL-C造成的YLDs率高于男性，這可能與女性人均期望壽命較長有關。較長的人均期望壽命使得YLLs相應減少，但慢性病致傷、致殘的風險隨之增加，進而導致YLDs居高不下。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1990—2019年，YLLs占DALYs的比例呈下降趨勢，YLDs占DALYs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且YLDs率在45歲后的各個年齡段均顯著上升，這說明由高LDL-C造成的中老年人健康生命年的損失不容忽視。應提高中老年人血脂健康意識，加強中老年人血脂檢測和監控力度，對高危人群如合并糖尿病、中心性肥胖、高尿酸和超重/肥胖者進行重點關注，實施有效的預防和干預措施，以降低血脂異常的患病率，將心血管病防治關口前移，提高血脂異常人群的生存率和生存質量，從而實現健康老齡化目標。
我國人群LDL-C水平近年來有所上升，加權均值已從2002年的2.12 mmol/L上升到2015年的2.87 mmol/L，高LDL-C血癥患病率從1.3%上升到7.2%[10]，這與血脂異常較低的人群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既往研究表明，油脂攝入過多、身體活動不足、年齡增長、BMI過高、中心性肥胖、飲酒和紅肉攝入過多是血脂異常的危險因素[12-13]。部分國家已從國家策略上針對膽固醇的管理做出了有益嘗試，如美國的“ABCS”策略將膽固醇管理與血壓管理、阿司匹林和戒煙共同作為預防心血管病的重要策略[26]，我國的部分研究也提出，應將血脂異常與高血壓、高血糖管理一并納入健康管理，實現“三高共管”[27]。因此，應針對性地加強健康教育、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著重關注高齡人群和高危群體，必要時可采取藥物治療控制血脂水平，以減小我國血脂異常患病率和減輕其疾病負擔。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GBD數據結果主要是由統計學模型和系統動力學模型相結合計算獲得的估計數據，難免與真實情況存在偏差；② 本研究未進行各個省市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的比較分析。
綜上所述，1990—2019年我國高LDL-C歸因疾病負擔日趨沉重，且存在性別和年齡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