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范金, 鐘冬靈, 李涓, 李雨谿, 張惠玲, 劉小菠, 何霞, 謝曉龍, 金榮疆. 中國 2 型糖尿病患者認知障礙檢出率的 Meta 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1, 21(7): 787-795. doi: 10.7507/1672-2531.202102001 復制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是糖尿病中最常見的一種類型，占糖尿病患者總數的 90% 以上[1]。有調查顯示，中國成人 T2DM 患病率已高達 10.4%[2]。目前的研究表明，T2DM 會增加認知障礙的患病風險[3]，與未患糖尿病的正常人相比，糖尿病患者發生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增加了 1.5 至 2.5 倍[4-6]。T2DM 合并認知障礙者記憶、學習、定向、判斷、理解等能力不同程度下降，導致患者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和工作能力明顯減退，嚴重認知障礙者需專業護理，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7]。因此，開展 T2DM 患者合并認知障礙的早期篩查研究，進行認知障礙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對提高 T2DM 患者的日常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研究結果顯示，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變化很大[8, 9]，并且目前尚無對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檢出率的 Meta 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全面檢索國內外有關中國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的文獻，對相關的流行病學現狀進行 Meta 分析，以期對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情況進行總體評估，為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對中國 T2DM 患者合并認知障礙的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 T2DM 人群。
1.1.3 納入標準
① 符合 1999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關于糖尿病的診斷標準[2]或自我報告有 T2DM 史的中國境內或中國籍患者；② 年齡≥18 歲；③ 認知障礙診斷采用經驗證的信度和效度良好的認知障礙評估或診斷工具，包括簡易智能狀態檢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總體衰退量表（global deterioration scale，GDS）、畫鐘測驗（clock drawing test，CDT）、長谷川癡呆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HDS）、癡呆分級評定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Petersen 標準、DSM-Ⅳ標準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同一研究重復發表；② 研究設計不合理，統計方法錯誤；③ 數據不全或無法從原文中獲得研究所需數據。
1.1.5 結局指標
認知功能障礙檢出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有關報道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檢出率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英文檢索詞包括：cognitive dysfunction、cognition disorders、MCI、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s、mental deterioration、diabetes mellitus、glucose intolerance、China 和 Chinese 等。中文檢索詞包括：認知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糖尿病、消渴癥、尿崩癥、流行病學、患病率、發病率、中國、中國人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圖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收集病例所在省（市）、樣本量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年齡、性別比例等；③ 認知障礙評估或診斷工具；④ 結局指標和結果測量數據；⑤ 偏倚風險評價的關鍵要素。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本研究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質量評價標準評價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AHRQ 標準包含 11 個條目，共 11 分，評估結果為“是”得 1 分，為“否”或“不清楚”得 0 分，設定總評分 0～3 分為低質量，4～7 分為中等質量，8～11 分為高質量[10]。
1.5 統計分析
采用 Stata 12.0 軟件對認知障礙檢出率進行合并。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卡方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的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通過亞組分析，盡可能找出異質性來源，本研究擬按以下因素進行亞組分析：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婚姻狀況、是否吸煙、是否飲酒、不同的認知障礙篩查或診斷標準。Meta 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 α=0.05。通過逐一剔除文獻進行敏感性分析，采用 Begg’s 秩相關檢驗和 Egger’s 回歸分析評估是否存在發表偏倚風險。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 2 134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27 篇文獻[8, 9, 11-35]。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2.3 Meta 分析的結果
2.3.1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
納入 27 個研究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3.2%［95%CI（36.9%，49.6%）］。
2.3.2 亞組分析
根據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婚姻狀況、是否吸煙及是否飲酒等因素進行亞組分析（表 3）。Meta 分析結果顯示：① 按性別分組：女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8.2%，男性為42.4%；② 按年齡分組：60 歲以下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25.4%， 60 歲以上人群為47.0%；③ 按文化程度分組：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初中及以上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67.1%、37.1%；④ 按病程分組：病程<10 年、≥10 年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28.4% 和 50.6%；⑤ 按婚姻狀況分組：已婚、獨身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45.6%、68.1%；⑥ 按是否吸煙分組：吸煙、非吸煙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38.9%、40.9%；⑦ 按是否飲酒分組：飲酒、非飲酒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35.6%、41.8%；⑧ 按認知障礙篩查或診斷標準分組：以 MMSE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4.7%；以 MoCA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4.0%；以 CDR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56.7%；以 GDS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60.3%；以 Petersen 為診斷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2.1%；以 TICS、CDT 為篩查標準各自僅有 1 項研究，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25.2%、24.2%。
表3
亞組分析結果匯總表
2.4 敏感性分析
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對總檢出率進行敏感性分析，得到的結果均與總檢出率變化不大，提示本研究結果穩定性較好（敏感性分析結果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
2.5 發表偏倚分析
總檢出率的漏斗圖（漏斗圖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并未發現明顯不對稱，結合 Begg’s 檢驗（Z=0.71，P=0.478）和 Egger’s 檢驗（t=0.85，P=0.403）結果，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認知障礙已被列為繼心血管疾病、腫瘤疾病、腦卒中之后引起老年人死亡的第四大死因[36]。目前，已有研究顯示糖尿病是認知功能障礙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37, 38]，糖尿病所致的腦組織功能損害會引起認知功能障礙。因此，對我國當前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發病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具有重要意義。
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3.2%。而 Luchsinger 等[39]對美國人口開展的一個調查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中輕度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約為 28%，Bellochavolla 等[40]發現在墨西哥社區居住的老年人群中其檢出率為 14.1%。本研究檢出率較高的可能原因有：① 國內經濟發展和公共衛生條件與國外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老年 T2DM 患者的管理尚不健全，許多認知障礙前期的 T2DM 患者未能得到積極有效的早期干預，導致了認知障礙的高檢出率；② 本研究是對 T2DM 中認知障礙的檢出率進行 Meta 分析，納入了輕度認知障礙前期、輕度認知障礙期及癡呆期的所有患者，因此最終檢出率較大；③ 我國人口總體受教育時間在一定程度上略低于國外人口的受教育時間[41]，而受教育時間所決定的文化程度是影響認知障礙檢出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關于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與性別的關系尚不清楚。本研究發現女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8.2%，男性為 42.4%。但也有部分研究顯示男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高于女性[11, 13, 16, 17, 32-34]，其原因可能與調查對象的年齡、文化程度、病程、所使用的認知障礙評定或診斷量表、婚姻狀況的不同有關。因此，探討性別與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相關研究結果驗證。本研究發現，年齡<60 歲的患者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25.4%，年齡≥60 歲者的檢出率為 47.0%，這表明高齡 T2DM 患者是認知障礙發病的高危人群，其原因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神經細胞隨之逐漸出現功能減退，進而造成神經細胞的萎縮，導致人體神經系統功能下降，同時在腦組織正常老化的過程中大腦功能也在逐步退化，從而導致老年人認知功能的下降。此外，本研究發現，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 T2DM 檢出率為 67.1%，是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上水平的 1.82 倍。有研究顯示文化程度高的 T2DM 患者大腦間的突觸數量增多而且多突觸間聯系也會更加緊密，使大腦的代償功能提高，從而明顯降低認知功能的損害程度[42]。也有學者認為文化程度高的 T2DM 患者因其存在更頻繁的腦力活動從而使得大腦保持活躍狀態，可通過調動尚存的神經網絡延緩認知功能下降，有利于維持認知功能的良好狀態[43]。
本研究顯示 T2DM 病程 ≥10 年的檢出率為 50.6%。T2DM 患者的病程可能是影響認知障礙發病的相關因素[44]。有研究發現 T2DM 患者病程越長，其發生認知障礙的風險也越大[45, 46]。但是隨著 T2DM 患者病程的明顯延長，年齡因素也會對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產生影響，因此，對于病程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探討。對于 T2DM 患者來說，婚姻狀況會影響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獨身是認知障礙的危險因素之一。其原因可能為這些患者平時獨自生活，與兒女、親屬缺乏溝通，產生的沮喪、抑郁的情緒難以排解，引起大腦功能紊亂，進而影響認知功能。這提示臨床工作者應該更加關注 T2DM 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態，給與他們更多的交流與支持，鼓勵老年 T2DM 患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進而降低認知障礙的發生。本研究發現吸煙的 T2DM 患者與非吸煙患者其檢出率幾乎相等，但是飲酒患者的檢出率 35.6% 反而低于非飲酒患者的檢出率 41.8%。吸煙是否會影響認知障礙的檢出率及飲酒是否為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保護因素還需更大樣本、設計合理的研究進一步說明。
目前，MMSE 是最廣泛應用的簡便認知功能評估量表[47]，該量表是由李格等[48]于 1988 年引入中國并進行修訂，主要從定向力、記憶力、注意力與計算力、回憶能力、語言能力 5 個部分對受試者進行評估，具有簡單便捷、高靈敏度、高特異性等優點。MoCA 是由加拿大學者 Nasreddine 參考 MMSE 的認知項目和評分標準而制定的[49]，有研究顯示，在篩查輕度認知障礙時，MoCA 的敏感性高于 MMSE，而 MMSE 的特異性高于 MoCA[50]。本研究亞組分析結果也顯示利用 MMSE 或 MoCA 作為認知障礙的篩查量表所得出的檢出率與總檢出率較為接近，因此，建議研究者在臨床進行測評時可將 MMSE 與 MoCA 結合起來進行篩查，以提高診斷的準確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對認知障礙的評估與診斷沒有采用統一的標準，且研究人群、樣本量等差異較大，同時易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可能會造成選擇性偏倚和信息偏倚；② 目前國內針對 T2DM 合并認知障礙開展的觀察性研究數量有限，因此 Meta 分析所納入的樣本例數相對較少，部分亞組分析的結果可靠性較低，需高質量大樣本的研究進一步予以驗證。
綜上所述，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較高，是不容忽視的群體。我國應重視 T2DM 人群認知障礙篩查工作并積極采取針對性措施，對識別高危人群和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受納入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需要更多高質量、大樣本研究予以驗證。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是糖尿病中最常見的一種類型，占糖尿病患者總數的 90% 以上[1]。有調查顯示，中國成人 T2DM 患病率已高達 10.4%[2]。目前的研究表明，T2DM 會增加認知障礙的患病風險[3]，與未患糖尿病的正常人相比，糖尿病患者發生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增加了 1.5 至 2.5 倍[4-6]。T2DM 合并認知障礙者記憶、學習、定向、判斷、理解等能力不同程度下降，導致患者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和工作能力明顯減退，嚴重認知障礙者需專業護理，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7]。因此，開展 T2DM 患者合并認知障礙的早期篩查研究，進行認知障礙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對提高 T2DM 患者的日常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研究結果顯示，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變化很大[8, 9]，并且目前尚無對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檢出率的 Meta 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全面檢索國內外有關中國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的文獻，對相關的流行病學現狀進行 Meta 分析，以期對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情況進行總體評估，為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對中國 T2DM 患者合并認知障礙的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 T2DM 人群。
1.1.3 納入標準
① 符合 1999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關于糖尿病的診斷標準[2]或自我報告有 T2DM 史的中國境內或中國籍患者；② 年齡≥18 歲；③ 認知障礙診斷采用經驗證的信度和效度良好的認知障礙評估或診斷工具，包括簡易智能狀態檢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總體衰退量表（global deterioration scale，GDS）、畫鐘測驗（clock drawing test，CDT）、長谷川癡呆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HDS）、癡呆分級評定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Petersen 標準、DSM-Ⅳ標準等。
1.1.4 排除標準
① 同一研究重復發表；② 研究設計不合理，統計方法錯誤；③ 數據不全或無法從原文中獲得研究所需數據。
1.1.5 結局指標
認知功能障礙檢出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有關報道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檢出率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英文檢索詞包括：cognitive dysfunction、cognition disorders、MCI、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s、mental deterioration、diabetes mellitus、glucose intolerance、China 和 Chinese 等。中文檢索詞包括：認知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糖尿病、消渴癥、尿崩癥、流行病學、患病率、發病率、中國、中國人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圖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收集病例所在省（市）、樣本量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年齡、性別比例等；③ 認知障礙評估或診斷工具；④ 結局指標和結果測量數據；⑤ 偏倚風險評價的關鍵要素。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本研究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質量評價標準評價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AHRQ 標準包含 11 個條目，共 11 分，評估結果為“是”得 1 分，為“否”或“不清楚”得 0 分，設定總評分 0～3 分為低質量，4～7 分為中等質量，8～11 分為高質量[10]。
1.5 統計分析
采用 Stata 12.0 軟件對認知障礙檢出率進行合并。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卡方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的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通過亞組分析，盡可能找出異質性來源，本研究擬按以下因素進行亞組分析：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婚姻狀況、是否吸煙、是否飲酒、不同的認知障礙篩查或診斷標準。Meta 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 α=0.05。通過逐一剔除文獻進行敏感性分析，采用 Begg’s 秩相關檢驗和 Egger’s 回歸分析評估是否存在發表偏倚風險。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 2 134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27 篇文獻[8, 9, 11-35]。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2.3 Meta 分析的結果
2.3.1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
納入 27 個研究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3.2%［95%CI（36.9%，49.6%）］。
2.3.2 亞組分析
根據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婚姻狀況、是否吸煙及是否飲酒等因素進行亞組分析（表 3）。Meta 分析結果顯示：① 按性別分組：女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8.2%，男性為42.4%；② 按年齡分組：60 歲以下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25.4%， 60 歲以上人群為47.0%；③ 按文化程度分組：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初中及以上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67.1%、37.1%；④ 按病程分組：病程<10 年、≥10 年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28.4% 和 50.6%；⑤ 按婚姻狀況分組：已婚、獨身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45.6%、68.1%；⑥ 按是否吸煙分組：吸煙、非吸煙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38.9%、40.9%；⑦ 按是否飲酒分組：飲酒、非飲酒人群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35.6%、41.8%；⑧ 按認知障礙篩查或診斷標準分組：以 MMSE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4.7%；以 MoCA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4.0%；以 CDR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56.7%；以 GDS 為篩查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60.3%；以 Petersen 為診斷標準，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為 42.1%；以 TICS、CDT 為篩查標準各自僅有 1 項研究，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分別為 25.2%、24.2%。
表3
亞組分析結果匯總表
2.4 敏感性分析
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對總檢出率進行敏感性分析，得到的結果均與總檢出率變化不大，提示本研究結果穩定性較好（敏感性分析結果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
2.5 發表偏倚分析
總檢出率的漏斗圖（漏斗圖可聯系通訊作者獲取）并未發現明顯不對稱，結合 Begg’s 檢驗（Z=0.71，P=0.478）和 Egger’s 檢驗（t=0.85，P=0.403）結果，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認知障礙已被列為繼心血管疾病、腫瘤疾病、腦卒中之后引起老年人死亡的第四大死因[36]。目前，已有研究顯示糖尿病是認知功能障礙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37, 38]，糖尿病所致的腦組織功能損害會引起認知功能障礙。因此，對我國當前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發病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具有重要意義。
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3.2%。而 Luchsinger 等[39]對美國人口開展的一個調查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中輕度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約為 28%，Bellochavolla 等[40]發現在墨西哥社區居住的老年人群中其檢出率為 14.1%。本研究檢出率較高的可能原因有：① 國內經濟發展和公共衛生條件與國外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老年 T2DM 患者的管理尚不健全，許多認知障礙前期的 T2DM 患者未能得到積極有效的早期干預，導致了認知障礙的高檢出率；② 本研究是對 T2DM 中認知障礙的檢出率進行 Meta 分析，納入了輕度認知障礙前期、輕度認知障礙期及癡呆期的所有患者，因此最終檢出率較大；③ 我國人口總體受教育時間在一定程度上略低于國外人口的受教育時間[41]，而受教育時間所決定的文化程度是影響認知障礙檢出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關于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與性別的關系尚不清楚。本研究發現女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48.2%，男性為 42.4%。但也有部分研究顯示男性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高于女性[11, 13, 16, 17, 32-34]，其原因可能與調查對象的年齡、文化程度、病程、所使用的認知障礙評定或診斷量表、婚姻狀況的不同有關。因此，探討性別與 T2DM 合并認知障礙檢出率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相關研究結果驗證。本研究發現，年齡<60 歲的患者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為 25.4%，年齡≥60 歲者的檢出率為 47.0%，這表明高齡 T2DM 患者是認知障礙發病的高危人群，其原因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神經細胞隨之逐漸出現功能減退，進而造成神經細胞的萎縮，導致人體神經系統功能下降，同時在腦組織正常老化的過程中大腦功能也在逐步退化，從而導致老年人認知功能的下降。此外，本研究發現，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 T2DM 檢出率為 67.1%，是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上水平的 1.82 倍。有研究顯示文化程度高的 T2DM 患者大腦間的突觸數量增多而且多突觸間聯系也會更加緊密，使大腦的代償功能提高，從而明顯降低認知功能的損害程度[42]。也有學者認為文化程度高的 T2DM 患者因其存在更頻繁的腦力活動從而使得大腦保持活躍狀態，可通過調動尚存的神經網絡延緩認知功能下降，有利于維持認知功能的良好狀態[43]。
本研究顯示 T2DM 病程 ≥10 年的檢出率為 50.6%。T2DM 患者的病程可能是影響認知障礙發病的相關因素[44]。有研究發現 T2DM 患者病程越長，其發生認知障礙的風險也越大[45, 46]。但是隨著 T2DM 患者病程的明顯延長，年齡因素也會對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產生影響，因此，對于病程與認知功能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探討。對于 T2DM 患者來說，婚姻狀況會影響認知障礙的檢出率，獨身是認知障礙的危險因素之一。其原因可能為這些患者平時獨自生活，與兒女、親屬缺乏溝通，產生的沮喪、抑郁的情緒難以排解，引起大腦功能紊亂，進而影響認知功能。這提示臨床工作者應該更加關注 T2DM 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態，給與他們更多的交流與支持，鼓勵老年 T2DM 患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進而降低認知障礙的發生。本研究發現吸煙的 T2DM 患者與非吸煙患者其檢出率幾乎相等，但是飲酒患者的檢出率 35.6% 反而低于非飲酒患者的檢出率 41.8%。吸煙是否會影響認知障礙的檢出率及飲酒是否為 T2DM 合并認知障礙的保護因素還需更大樣本、設計合理的研究進一步說明。
目前，MMSE 是最廣泛應用的簡便認知功能評估量表[47]，該量表是由李格等[48]于 1988 年引入中國并進行修訂，主要從定向力、記憶力、注意力與計算力、回憶能力、語言能力 5 個部分對受試者進行評估，具有簡單便捷、高靈敏度、高特異性等優點。MoCA 是由加拿大學者 Nasreddine 參考 MMSE 的認知項目和評分標準而制定的[49]，有研究顯示，在篩查輕度認知障礙時，MoCA 的敏感性高于 MMSE，而 MMSE 的特異性高于 MoCA[50]。本研究亞組分析結果也顯示利用 MMSE 或 MoCA 作為認知障礙的篩查量表所得出的檢出率與總檢出率較為接近，因此，建議研究者在臨床進行測評時可將 MMSE 與 MoCA 結合起來進行篩查，以提高診斷的準確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對認知障礙的評估與診斷沒有采用統一的標準，且研究人群、樣本量等差異較大，同時易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可能會造成選擇性偏倚和信息偏倚；② 目前國內針對 T2DM 合并認知障礙開展的觀察性研究數量有限，因此 Meta 分析所納入的樣本例數相對較少，部分亞組分析的結果可靠性較低，需高質量大樣本的研究進一步予以驗證。
綜上所述，我國 T2DM 患者認知障礙的檢出率較高，是不容忽視的群體。我國應重視 T2DM 人群認知障礙篩查工作并積極采取針對性措施，對識別高危人群和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受納入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需要更多高質量、大樣本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