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璇, 朱霞, 孫宏英, 王小麗, 王麗萍, 王婷, 黃維維, 梁宗安, 王剛, 姬郁林. 四川綿陽 199 182 人活動性結核病發病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1, 21(6): 642-647. doi: 10.7507/1672-2531.202101013 復制
肺結核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全球約四分之一的人群感染或曾經感染過結核分枝桿菌[1]。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估算全球范圍內有 1 000 萬結核病新發病例，有 140 萬患者因結核病死亡，2019 年我國結核病新發感染病例數居全球第3位[1]。近年來，由于現代結核病防治策略（DOTS 策略）及全球基金項目的良好實施，我國結核病水平已控制在一定水平下，但總體形勢仍不容樂觀。2019 年，全國結核病報告發病率 55.55/10 萬，居全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第二位；結核病死亡率 0.21/10 萬，居全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死亡率第二位[2]。
積極發現和治愈肺結核患者是控制結核病傳染最有效的措施[3]。目前，我國肺結核患者的發現方式主要為因癥就診、轉診和追蹤、因癥推薦等被動發現方式，根據全國第五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無肺結核癥狀感染者占 43.1%，有癥狀的患者中從未就診者占 53.2%[4]，這不僅大大影響了結核病患者的發現，而且該部分人作為傳染源，不利于結核病的控制。因此，除實施規范化治療外，還應積極探索適宜的、高效率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主動發現社區肺結核患者，有效控制疾病傳播范圍，切實降低結核病發病率。四川省綿陽市作為國家重大傳染病示范現場，2009 年起一直開展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傳染病專項，經歷 3 個“五年計劃”，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積極探索有效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本研究旨在采用主動發現模式篩查結核病的發病情況，并分析結核病發病的影響因素，為地區肺結核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在“十三五”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四川省綿陽市乙肝與結核病綜合防治示范區規模化現場隊列研究”示范點參加結核病篩查的常住居民共 199 182 人。
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來自示范區干預現場的常住居民；② 參加了“十一五”、“十二五”結核病篩查且未患結核病的人群；③ 無 X 線檢查禁忌且愿意接受 X 線檢查者。排除標準：① 目前診斷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② 孕婦；③ 有嚴重的神經、精神障礙，不能配合問診查體及檢查；④ 本人不愿意入組。
本研究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所有研究對象及家屬對研究內容知情，并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此次調查以綿陽市為總體，以區縣為次級單位，以村/社區為最小抽樣單位，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具體如下：① 從綿陽市 9 個區/縣中隨機抽取 2 個區/縣，分別為涪城區和江油市；② 將涪城區和江油市的所有鄉鎮/街道按照經濟水平劃分為高、中、低 3 層，每層隨機抽取 7 個鄉鎮/街道；③ 將所選鄉鎮/街道中的全部村/社區的常住人口作為調查對象。本次研究共抽取 21 個鄉鎮/街道，由 25 個體檢點完成現場體檢工作。
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基本人口學特征，利用基層公共衛生服務網絡，由村醫/社區醫生集中組織居民到鄉鎮衛生院進行健康體檢：① 鄉鎮衛生院醫生對≥15 歲且無 X 線檢查禁忌癥者進行胸部 X 線檢查和癥狀篩查；對胸部 X 線異常和（或）有結核病癥狀者及時填寫三聯轉診單將其轉至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進行痰涂片、痰培養，痰培養陽性菌株送綿陽市 CDC 進行菌株鑒定及藥敏試驗，并做好登記工作。② <15 歲且無 X 線檢查禁忌癥者首先進行可疑癥狀調查，對有肺結核可疑癥狀者進行 PPD 皮試，PPD 皮試強陽性者轉至定點醫療機構進行胸部 X 線檢查、痰涂片、痰培養，痰培養陽性菌株送綿陽市 CDC 進行菌株鑒定及藥敏試驗，并做好登記工作。
活動性結核病患者診斷和治療：根據其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 X 線片、PPD 皮試及痰涂片等結果，最終根據《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17）》經各級專家復核后確診[5]，確診的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按相關規定納入當地結核病防治機構進行常規治療和管理。
1.3 統計分析
將患者問卷、輔助檢查以及結核病確診結果上傳“重大傳染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四川省示范區信息平臺”后建立數據庫。數據清理后利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采用均數、構成比描述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描述研究對象結核病的檢出率，并采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作為標準人口數，對結核病檢出率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 χ2 趨勢檢驗、χ2 檢驗比較不同人口學特征的結核病檢出率之間的差異；肺結核發病相關危險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s 回歸模型。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研究對象 199 182 人，平均年齡為 53.97±16.07 歲，以 50～59 歲（22.53%）和 60～69 歲（24.15%）為主；女性（56.86%）多于男性（43.14%）；職業以農民（62.22%）為主；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占 85.66%；文化程度以小學及以下為主，占 51.63%（表 1）。
表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及結核病檢出情況
2.2 活動性肺結核檢出情況
在 199 182 名受檢人群中，根據其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 X 線片、PPD 皮試及痰涂片等結果，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17）》[5]，經各級復核后確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 103 例。通過主動篩查方式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為 51.71/10 萬，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進行標化后，標化檢出率為 52.82/10 萬。其中，涪城區共發現活動性肺結核 51 人，檢出率為 51.58/10 萬；江油市活動性肺結核 52 人，檢出率為 51.84/10 萬。男性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90.78/10 萬）遠高于女性（22.07/10 萬）（χ2=44.620，P<0.01）。70～79 歲年齡組檢出率最高，為 109.52/10 萬，30～79 歲檢出率有隨年齡增加而逐漸增加的趨勢（χ2趨勢=20.937，P<0.01）。不同職業中，醫務人員檢出率最高，為 165.47/10 萬，不同職業間結核病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139，P<0.05）。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有隨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趨勢（χ2趨勢=11.702，P<0.05）。新發現的 103 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 98（95.15%）例患者自述未出現任何結核病相關癥狀（表 1）。
2.3 肺結核發病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文化程度、結核病史、結核病家族史、糖尿病史、慢阻肺病史、吸煙史等 10 個可能與結核病發病相關的因素納入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 歲（OR=2.58，P<0.001）、男性（OR=4.16，P<0.001）、醫務人員（OR=4.35，P<0.05）、文化程度高低（初中：OR=0.50，P<0.05；高中/技校/中專：OR=0.42，P<0.05）、結核病史（OR=20.45，P<0.001）、慢阻肺病史（OR=5.24，P<0.05）等因素均與結核病發病相關（表 2）。
表2
肺結核發病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P<0.20 的變量以及從專業角度考慮與結核病發病密切相關的因素，包括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結核病史、結核病家族史、吸煙史、糖尿病史以及慢阻肺病史納入多因素條件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 歲（OR=1.74，P<0.001）、男性（OR=4.39，P<0.001）、醫務人員（OR=11.18，P<0.05），有結核病史（OR=16.43，P<0.001）的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增加。隨著文化程度增高（初中：OR=0.53，P<0.05；高中/技校/中專：OR=0.36，P<0.05；大學專科及以上：OR=0.23，P<0.05），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降低（表 3）。
表3
肺結核發病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主動篩查模式篩查的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為 51.71/10 萬，遠高于綿陽市 2019 年傳染病專報系統的結核病報告發病率（43.12/10 萬）。同時本研究發現，在新發現的 103 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僅 5例（4.85%）患者自述近一個月有發熱、咳嗽、咳痰等結核相關癥狀。本研究結果與 2017 年瞿媛等[7]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在普通人群中隱藏著較多無咳嗽咳痰癥狀的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靠癥狀篩查不能發現此類患者。隱性感染者仍然具有傳染性，其潛在的疾病傳播危害將更大。目前我國肺結核發現方式仍以被動發現為主，有必要在結核病高負擔地區且 DOTS 策略體系健全規范的條件下開展結核病主動篩查（問卷篩查聯合 DR 檢查），提高活動性肺結核患者發現率[8-11]。綿陽市在國家重大傳染病專項實施過程中，成立了結核病主動發現組織網絡體系，為結核病主動發現模式的實踐提供了基礎和保障。我們探索性建立了針對普通人群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結果發現在發現策略上采用癥狀篩查與胸部 X 線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結核病篩查，能夠提高肺結核的檢出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 60 歲以下人群相比，≥60 歲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增加。70～79 歲年齡組檢出率最高，為 109.52/10 萬，其次為 80 歲及以上年齡組（72.36/10 萬）和 60～69 歲年齡組（66.52/10 萬）。同時 60 歲以上人群發生結核病的風險是 60 歲以下人群的 1.74 倍。與黃維維等[12]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隨著年齡增大，免疫力降低，導致結核感染風險增加。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患結核病的風險是女性的 4.39 倍。2019 年，全球范圍內 56% 的結核病發病人群為男性（年齡≥15 歲）；女性占 32%，我國每年診斷的肺結核涂片陽性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70%，性別差異可能與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有關[13,14]，一方面男性承載的社會壓力和經濟壓力大，長時間造成心理和生理出現問題[15,16]，同時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不良生活習慣[17]，外出工作流動性大，導致感染發病機會增加[18-21]。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結核病史患者復發結核病的風險是未患結核病人群的 16.43 倍。此結果與非洲一個病例-對照研究[22]結果一致，我國一個 Meta 分析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23]。Karolemeas 等[24]報道在英國，既往結核病病史者1年內結核病復發率為 23%，兩年復發率達 38%。隨著 DOTS 策略的廣泛實施，肺結核治愈率已大幅提高，但耐多藥結核菌、流動人口、艾滋病雙重感染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結核病治愈后的復發仍是防治工作的難點[25]。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務人員患結核病的風險是其他職業的 11.18 倍。與 Joshi 等[26]研究結果一致，醫務人員是結核分枝桿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與普通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感染率和發病率。有文獻報道，醫務人員結核病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1.5～3 倍[27,28]。因此，在結核病防控工作中應提高醫務人員的主動防護意識，樹立標準預防觀念，并對醫務人員職業防護情況進行督促和指導，確保結核感染預防控制工作到位。
本研究結果顯示，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有隨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趨勢。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患結核病風險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23 倍，高中/技校/中專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36 倍，初中學歷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53 倍。這與鄧敏等[17]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居民文化程度較低，經濟收入以務農為主，受居住環境、所接受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生活習慣等影響，導致肺結核患病風險增加。
綜上所述，通過主動篩查的結核病發現模式有利于結核病患者的發現與結核病疫情防控。老年人、男性、醫務人員、結核病史以及文化程度與結核病發病密切相關，本研究提示通過以上特征篩選出高危人群，加強對高危人群的干預有助于進一步防控結核病。
肺結核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全球性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全球約四分之一的人群感染或曾經感染過結核分枝桿菌[1]。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估算全球范圍內有 1 000 萬結核病新發病例，有 140 萬患者因結核病死亡，2019 年我國結核病新發感染病例數居全球第3位[1]。近年來，由于現代結核病防治策略（DOTS 策略）及全球基金項目的良好實施，我國結核病水平已控制在一定水平下，但總體形勢仍不容樂觀。2019 年，全國結核病報告發病率 55.55/10 萬，居全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第二位；結核病死亡率 0.21/10 萬，居全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死亡率第二位[2]。
積極發現和治愈肺結核患者是控制結核病傳染最有效的措施[3]。目前，我國肺結核患者的發現方式主要為因癥就診、轉診和追蹤、因癥推薦等被動發現方式，根據全國第五次結核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無肺結核癥狀感染者占 43.1%，有癥狀的患者中從未就診者占 53.2%[4]，這不僅大大影響了結核病患者的發現，而且該部分人作為傳染源，不利于結核病的控制。因此，除實施規范化治療外，還應積極探索適宜的、高效率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主動發現社區肺結核患者，有效控制疾病傳播范圍，切實降低結核病發病率。四川省綿陽市作為國家重大傳染病示范現場，2009 年起一直開展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傳染病專項，經歷 3 個“五年計劃”，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積極探索有效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本研究旨在采用主動發現模式篩查結核病的發病情況，并分析結核病發病的影響因素，為地區肺結核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在“十三五”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四川省綿陽市乙肝與結核病綜合防治示范區規模化現場隊列研究”示范點參加結核病篩查的常住居民共 199 182 人。
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來自示范區干預現場的常住居民；② 參加了“十一五”、“十二五”結核病篩查且未患結核病的人群；③ 無 X 線檢查禁忌且愿意接受 X 線檢查者。排除標準：① 目前診斷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② 孕婦；③ 有嚴重的神經、精神障礙，不能配合問診查體及檢查；④ 本人不愿意入組。
本研究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所有研究對象及家屬對研究內容知情，并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此次調查以綿陽市為總體，以區縣為次級單位，以村/社區為最小抽樣單位，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具體如下：① 從綿陽市 9 個區/縣中隨機抽取 2 個區/縣，分別為涪城區和江油市；② 將涪城區和江油市的所有鄉鎮/街道按照經濟水平劃分為高、中、低 3 層，每層隨機抽取 7 個鄉鎮/街道；③ 將所選鄉鎮/街道中的全部村/社區的常住人口作為調查對象。本次研究共抽取 21 個鄉鎮/街道，由 25 個體檢點完成現場體檢工作。
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基本人口學特征，利用基層公共衛生服務網絡，由村醫/社區醫生集中組織居民到鄉鎮衛生院進行健康體檢：① 鄉鎮衛生院醫生對≥15 歲且無 X 線檢查禁忌癥者進行胸部 X 線檢查和癥狀篩查；對胸部 X 線異常和（或）有結核病癥狀者及時填寫三聯轉診單將其轉至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進行痰涂片、痰培養，痰培養陽性菌株送綿陽市 CDC 進行菌株鑒定及藥敏試驗，并做好登記工作。② <15 歲且無 X 線檢查禁忌癥者首先進行可疑癥狀調查，對有肺結核可疑癥狀者進行 PPD 皮試，PPD 皮試強陽性者轉至定點醫療機構進行胸部 X 線檢查、痰涂片、痰培養，痰培養陽性菌株送綿陽市 CDC 進行菌株鑒定及藥敏試驗，并做好登記工作。
活動性結核病患者診斷和治療：根據其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 X 線片、PPD 皮試及痰涂片等結果，最終根據《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17）》經各級專家復核后確診[5]，確診的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按相關規定納入當地結核病防治機構進行常規治療和管理。
1.3 統計分析
將患者問卷、輔助檢查以及結核病確診結果上傳“重大傳染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四川省示范區信息平臺”后建立數據庫。數據清理后利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采用均數、構成比描述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描述研究對象結核病的檢出率，并采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作為標準人口數，對結核病檢出率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 χ2 趨勢檢驗、χ2 檢驗比較不同人口學特征的結核病檢出率之間的差異；肺結核發病相關危險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s 回歸模型。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研究對象 199 182 人，平均年齡為 53.97±16.07 歲，以 50～59 歲（22.53%）和 60～69 歲（24.15%）為主；女性（56.86%）多于男性（43.14%）；職業以農民（62.22%）為主；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占 85.66%；文化程度以小學及以下為主，占 51.63%（表 1）。
表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及結核病檢出情況
2.2 活動性肺結核檢出情況
在 199 182 名受檢人群中，根據其既往史、臨床癥狀、胸部 X 線片、PPD 皮試及痰涂片等結果，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17）》[5]，經各級復核后確診活動性肺結核患者 103 例。通過主動篩查方式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為 51.71/10 萬，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進行標化后，標化檢出率為 52.82/10 萬。其中，涪城區共發現活動性肺結核 51 人，檢出率為 51.58/10 萬；江油市活動性肺結核 52 人，檢出率為 51.84/10 萬。男性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90.78/10 萬）遠高于女性（22.07/10 萬）（χ2=44.620，P<0.01）。70～79 歲年齡組檢出率最高，為 109.52/10 萬，30～79 歲檢出率有隨年齡增加而逐漸增加的趨勢（χ2趨勢=20.937，P<0.01）。不同職業中，醫務人員檢出率最高，為 165.47/10 萬，不同職業間結核病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139，P<0.05）。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有隨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趨勢（χ2趨勢=11.702，P<0.05）。新發現的 103 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 98（95.15%）例患者自述未出現任何結核病相關癥狀（表 1）。
2.3 肺結核發病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文化程度、結核病史、結核病家族史、糖尿病史、慢阻肺病史、吸煙史等 10 個可能與結核病發病相關的因素納入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 歲（OR=2.58，P<0.001）、男性（OR=4.16，P<0.001）、醫務人員（OR=4.35，P<0.05）、文化程度高低（初中：OR=0.50，P<0.05；高中/技校/中專：OR=0.42，P<0.05）、結核病史（OR=20.45，P<0.001）、慢阻肺病史（OR=5.24，P<0.05）等因素均與結核病發病相關（表 2）。
表2
肺結核發病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P<0.20 的變量以及從專業角度考慮與結核病發病密切相關的因素，包括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結核病史、結核病家族史、吸煙史、糖尿病史以及慢阻肺病史納入多因素條件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 歲（OR=1.74，P<0.001）、男性（OR=4.39，P<0.001）、醫務人員（OR=11.18，P<0.05），有結核病史（OR=16.43，P<0.001）的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增加。隨著文化程度增高（初中：OR=0.53，P<0.05；高中/技校/中專：OR=0.36，P<0.05；大學專科及以上：OR=0.23，P<0.05），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降低（表 3）。
表3
肺結核發病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主動篩查模式篩查的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為 51.71/10 萬，遠高于綿陽市 2019 年傳染病專報系統的結核病報告發病率（43.12/10 萬）。同時本研究發現，在新發現的 103 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僅 5例（4.85%）患者自述近一個月有發熱、咳嗽、咳痰等結核相關癥狀。本研究結果與 2017 年瞿媛等[7]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在普通人群中隱藏著較多無咳嗽咳痰癥狀的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靠癥狀篩查不能發現此類患者。隱性感染者仍然具有傳染性，其潛在的疾病傳播危害將更大。目前我國肺結核發現方式仍以被動發現為主，有必要在結核病高負擔地區且 DOTS 策略體系健全規范的條件下開展結核病主動篩查（問卷篩查聯合 DR 檢查），提高活動性肺結核患者發現率[8-11]。綿陽市在國家重大傳染病專項實施過程中，成立了結核病主動發現組織網絡體系，為結核病主動發現模式的實踐提供了基礎和保障。我們探索性建立了針對普通人群的肺結核主動發現模式，結果發現在發現策略上采用癥狀篩查與胸部 X 線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結核病篩查，能夠提高肺結核的檢出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 60 歲以下人群相比，≥60 歲人群結核病發病風險增加。70～79 歲年齡組檢出率最高，為 109.52/10 萬，其次為 80 歲及以上年齡組（72.36/10 萬）和 60～69 歲年齡組（66.52/10 萬）。同時 60 歲以上人群發生結核病的風險是 60 歲以下人群的 1.74 倍。與黃維維等[12]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隨著年齡增大，免疫力降低，導致結核感染風險增加。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患結核病的風險是女性的 4.39 倍。2019 年，全球范圍內 56% 的結核病發病人群為男性（年齡≥15 歲）；女性占 32%，我國每年診斷的肺結核涂片陽性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70%，性別差異可能與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有關[13,14]，一方面男性承載的社會壓力和經濟壓力大，長時間造成心理和生理出現問題[15,16]，同時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不良生活習慣[17]，外出工作流動性大，導致感染發病機會增加[18-21]。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結核病史患者復發結核病的風險是未患結核病人群的 16.43 倍。此結果與非洲一個病例-對照研究[22]結果一致，我國一個 Meta 分析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23]。Karolemeas 等[24]報道在英國，既往結核病病史者1年內結核病復發率為 23%，兩年復發率達 38%。隨著 DOTS 策略的廣泛實施，肺結核治愈率已大幅提高，但耐多藥結核菌、流動人口、艾滋病雙重感染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結核病治愈后的復發仍是防治工作的難點[25]。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務人員患結核病的風險是其他職業的 11.18 倍。與 Joshi 等[26]研究結果一致，醫務人員是結核分枝桿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與普通人相比具有更高的感染率和發病率。有文獻報道，醫務人員結核病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1.5～3 倍[27,28]。因此，在結核病防控工作中應提高醫務人員的主動防護意識，樹立標準預防觀念，并對醫務人員職業防護情況進行督促和指導，確保結核感染預防控制工作到位。
本研究結果顯示，活動性肺結核檢出率有隨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的趨勢。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患結核病風險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23 倍，高中/技校/中專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36 倍，初中學歷是小學及以下學歷人群的 0.53 倍。這與鄧敏等[17]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居民文化程度較低，經濟收入以務農為主，受居住環境、所接受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生活習慣等影響，導致肺結核患病風險增加。
綜上所述，通過主動篩查的結核病發現模式有利于結核病患者的發現與結核病疫情防控。老年人、男性、醫務人員、結核病史以及文化程度與結核病發病密切相關，本研究提示通過以上特征篩選出高危人群，加強對高危人群的干預有助于進一步防控結核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