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陶紅霞, 金靜, 阮海慧, 遲俊婷, 牛曉丹, 張靜, 王艷紅. 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0, 20(8): 938-944. doi: 10.7507/1672-2531.202003104 復制
隨著全球老齡人口的增加，老年人虐待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2017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老年人虐待定義為：在任何應信任的關系中發生的，對老年人的一次或數次不恰當的、并給老人帶來傷害或造成不幸的行為[1]，其類型主要包括身體虐待（推搡、毆打等）、情感虐待（對老年人冷漠、不理睬、大聲喊叫、辱罵、威脅、限制活動等）、經濟虐待（非法或不當使用老年人的資金或財產）、性虐待（未經老年人同意的任何性接觸和性侵犯）、忽視（照顧者或老年人自己未能提供生活必需品）等[2]。有研究顯示虐待可增加老年人死亡率，導致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降低老年人生活質量，增加公共衛生資源的使用[3-5]。
因目前國際上缺乏老年人虐待的統一測量方法，而不同研究采用的方法學和所調查人群文化背景差異，導致各國報道老年人虐待發生率不盡相同，美國、加拿大為 11.4% 和 16.0%，西班牙、德國為 29.3% 和 25.6%，印度為 14%，韓國為 21.5%[6]。Dong 等[7]對全球范圍內中國老年人虐待情況進行了綜述，但沒有系統評價中國區域內老年人虐待的總體發生率。因此，本文全面搜集關于我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的研究，揭示我國老年人虐待及不同類型虐待的發生率，同時分析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對虐待發生率的影響，以期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包括港、澳、臺地區）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包含社區、醫院或養老機構）。
1.1.3 結局指標
老年人虐待和/或虐待亞型的發生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如不同研究數據來源于同一人群，選擇報告最全面、最新的一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關于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的橫斷面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9 年 7 月。英文檢索詞包括：elder abuse、violence、mistreatment、maltreatment、neglect、elderly、old、aged、China、Chinese、epidemiology、prevalence；中文檢索詞包括：虐待、暴力、老年人、老人、流行病學、患病率、發生率、中國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并進行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與第三人討論以決定是否納入。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章題目和摘要，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是否最終納入。資料提取內容包括：姓名、發表時間、地區、性別、年齡、篩查工具、調查總人數、虐待發生人數等數據。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美國醫療保健質量與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評價標準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8]。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 3.5.1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發生率為效應分析統計量，并提供其 95%CI。原始發生率按照雙重正弦轉換方式進行轉換。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應用 Egger’s 和 Begg’s 檢驗評價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664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1 個橫斷面研究[9-19]。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總發生率
共納入 11 個橫斷面研究[9-19]，包括 23 020 例研究對象，其中 3 028 例老人經歷過虐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虐待總發生率為 20.29%［95%CI（12.9%，28.9%）］。其中，9 個研究[9, 11, 13-19]報告了身體虐待的發生率，11 個研究[9-19]報告了情感虐待的發生率，6 個研究[9, 13, 16-19]報告了經濟虐待的發生率，7 個研究[9, 10, 13, 16-19]報告了忽視的發生率，僅 1 個研究[9]報告了性虐待（表 3）。
表3
老年人群虐待發生率的 Meta 分析結果
2.3.2 亞組分析
按研究對象不同虐待類型、性別、年齡、居住方式等因素進行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虐待類型中，情感虐待發生率最高，為 15.06%；身體虐待發生率為 4.77%；經濟虐待為 5.25%；忽視發生率為 5.15%；性虐待發生率為 1.21%。不同性別中，男性發生率（20.1%）低于女性發生率（23.64%）。不同年齡中，60 歲以上者為 19.76%；70 歲以上者為 22.24%；80 歲以上者為 29.19%；虐待發生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不同文化程度中，在文盲中發生率（29.39%）明顯高于非文盲（小學及以上）（22.52%）。不同婚姻狀況中，離異/單身/喪偶等老年人發生率為 31.38%；已婚者為 28.24%。不同居住方式中，獨居老人發生率最高（50.67%）；與家人居住者和養老機構老年人發生率分別為 39.42% 和 29.94%。不同健康狀況中，未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16.05%）低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25.49）。不同日常生活能力中，生活能力正常者虐待發生率（26.89%）低于功能減退者（48.78%）。不同居住地中，城市老年人群（18.46%）低于農村老年人群（19.69%）（表 3）。
2.3.3 發表偏倚
Egger’s 檢驗（t=1.780，P=0.109）和 Begg’s 檢驗（Z=0.856，P=0.391）結果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虐待的總發生率為 20.29%，低于國外相關研究發生率（29.3%）[20]。我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低于國外的原因，可能受中國傳統“孝道”文化影響，虐待老人易受到社會關注和輿論譴責，同時我國老人更多采取居家養老的模式，增加了與子女接觸的時間，降低了以情感虐待為主的虐待發生。而另一方面，受“家和萬事興”、“家丑不可外揚”傳統文化的影響，老年人可能不愿意公開報告其受到了照顧者的虐待[12]；而且，雖然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日益完善，但老年人及公眾法律意識不強，對老年人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的認識不足，缺少類似于發達國家關于老年人虐待的強制報告制度及處理虐待事件的專門機構，導致我國報道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可能低于實際發生率，從而顯得低于其他國家[21]。國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相較于移民海外的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15.0%）較高[2]，可能的原因是移民的老年人由于傳統文化和語言障礙的雙重原因，不愿意或無法報告虐待情況，導致移民的老年人虐待可能被低估；移民老年人文化程度、生活環境、家庭結構不同，也可能是其虐待發生率偏低的原因。另外，研究方法、對老年人虐待理解存在差異、評估工具的不同也是虐待發生率存在差異的可能原因。
本研究還發現，不同虐待類型發生率存在較大差異，情感虐待最為嚴重（15.52%），其次為經濟虐待、忽視、身體虐待和性虐待，與美國學者 Rosay 等[22]的研究結果類似。情感虐待通常包括老年人被孤立、不理睬、喊叫、辱罵、恐嚇、威脅和限制活動等[23]，可能與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認知功能受損有關。有研究認為日常生活能力和認知功能下降可導致老年人必須從家庭獲得更多的幫助，而與朋友和鄰居等其他人接觸減少，社會參與度下降，自衛或逃避虐待的能力下降更易出現情感虐待[24]；另一方面，老年人子女大多外出工作，探望和情感交流減少，忽視了老年人情感和心理的需求，增加了老年人情緒問題的風險性[25]。有研究也發現子女給與老年人充分的情感支持和幫助，能夠降低情感虐待風險[16]。相比較于情感虐待，身體虐待的發生情況較少（4.77%），身體虐待可留下淤青、擦傷、骨折等痕跡，受我國老年人權益相關法律日益完善和尊老、愛老的傳統孝道文化影響，照顧者對老年人身體的直接傷害會引起周圍人的議論、譴責和法律制裁，因此老年人身體虐待的情況較少[12]。僅有 1 個研究[9]報告了老年人性虐待的情況（1.21%），相較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率較低，可能受我國傳統觀念和風俗習慣的影響，老年人性虐待的發生較少，但也不排除老年人認為該事件是一種恥辱而不愿意報告，以及由于自身疾病（癡呆）原因不能報告被虐待或所處環境無法報告。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對虐待的分類有所差別，美國學者認為性虐待屬于虐待的一種單獨情況，但部分中國學者認為性虐待屬于身體虐待，統計口徑不同也可能是發生率存在差異的原因。
在亞組分析時發現，老年人虐待受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居住方式等影響。本研究發現隨著年齡增加，老年人虐待發生率增加，這可能因為年齡增加后，老年人的身體功能逐漸下降、罹患各種疾病的概率增加，導致其自我照護能力降低[19, 26]，更加需要照顧者的照料，依賴性逐漸增加，而照顧者負擔不斷加重，面臨心理、生理和經濟的多重考驗[13, 27, 28]，導致他們相較于有自理能力、身體較為健康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虐待。關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和疾病的亞組分析也發現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和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虐待的發生率遠高于正常老年人。另外，認知功能隨年齡增長呈下降趨勢[29]，虐待的發生和認知功能密切相關，認知功能障礙的老年人比認知功能未受損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虐待[30]。
本研究中，男性的虐待發生率低于女性發生率，這與其他國家的研究結果一致[31]，且在低教育水平群體中，女性遭受虐待的風險更高[15]。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男尊女卑的思想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處于弱勢，使她們更容易遭受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也有研究顯示女性更愿意談論自身的痛苦并承認遭受了虐待。但也有研究顯示，男性的虐待發生率高于女性[13]，因此上述結論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已婚老年人相比，離異、單身、喪偶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高。有研究顯示，婚姻狀態對老年人孤獨感有顯著影響[32]，有配偶的老年人比其他婚姻狀態的老年人孤獨感更低，可能與配偶之間相互心理和生活上的支持有關。Dong 等[33]研究發現，孤獨感尤其是缺少陪伴，與遭受虐待的風險呈正相關。另一方面，可能因為離異、單身、喪偶老年人情感更加脆弱，情緒易于波動，易出現抑郁等問題[34]，而大多數調查發現情緒異常特別是抑郁是虐待發生的危險因素[35, 36]。另外，離異、單身、喪偶等婚姻狀態也是危害健康的風險因素[37]，相較于已婚老年人，離異、單身、喪偶老人健康狀況更差，更增加了虐待的風險。
就文化程度而言，文化程度較高的老年人遭受虐待的可能性越小，可能因其教育子女的方式使子女具有良好的道德行為，能接受新事物。他們可更好處理家庭糾紛，尤其是涉及經濟利益的問題，從而避免虐待，特別是經濟虐待的發生[17, 25]；另一方面，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擁有更多社會、經濟資源支持，避免了虐待發生。這一結果和國外研究[38]結果相反，國外研究認為文化水平較高的老年人對相關法律條文更為知曉，能夠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及時報告遭受的虐待問題，從而導致其報道的虐待發生率更高。
按老年人居住方式分組發現，養老機構居住的老年人有 29.94% 發生虐待，而和家人居住則上升為 39.42%，獨居老年人最容易發生虐待問題（50.67%）。該結果和國外研究存在一定差異，國外研究認為獨居老年人可避免和其他人員接觸產生矛盾，發生虐待的危險性最低[20]。而國內學者認為目前我國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仍以與家人同住為主[39]，獨居老年人容易出現孤獨和被家人忽視的心理，而且老年人獨居有可能是虐待的結果[13]。國內養老機構虐待發生率和國外研究相似[40]，可能和近幾年老年人采取養老機構居住的意愿增加[39]，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子女的照護負擔，也使得老年人生活質量得到了保障。有研究顯示照護者照護知識缺乏是導致照護者負擔過重、發生虐待的危險因素[26]，而當前國家加大對養老機構人員（護理人員和養老護理員）的培訓和繼續教育的力度，可緩解養老機構人員短缺問題，并提高了其護理服務能力[41]，從而減少了養老機構虐待發生的可能性。
本研究還發現城市老年人虐待發生率高于農村，可能因為城市有較為健全的社區服務、醫療服務、法律服務機構，老年人虐待能及時被發現；另一方面，農村老年人對相關法律的知曉率和應用情況較差，且占有的經濟資源較少，更需依靠其照顧者，以及受“家丑不可外揚”、維護家庭榮譽等傳統文化的影響不愿意報告遭受虐待。Brozowski 等[42]在加拿大的研究同樣發現生活在城市區域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① 納入研究均為橫斷面研究，而老年人群對受虐待的經歷可能存在一定的回憶偏倚；② 納入的原始研究數量較少，尤其進行亞組分析納入研究數量更少，影響結論的準確性；③ 納入文獻對老年人虐待沒有統一的篩查工具，盡管對性別、年齡及調查區域等進行亞組分析，仍未能發現異質性來源，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異常復雜，包括老年人生活習慣、社會支持、心理等多方面因素，需要更多研究予以驗證。
綜上所述，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較高，且隨著年齡增加有增高趨勢，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形式和空間、健康狀態的老年人群虐待的發生率存在一定的差異。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隨著全球老齡人口的增加，老年人虐待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2017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老年人虐待定義為：在任何應信任的關系中發生的，對老年人的一次或數次不恰當的、并給老人帶來傷害或造成不幸的行為[1]，其類型主要包括身體虐待（推搡、毆打等）、情感虐待（對老年人冷漠、不理睬、大聲喊叫、辱罵、威脅、限制活動等）、經濟虐待（非法或不當使用老年人的資金或財產）、性虐待（未經老年人同意的任何性接觸和性侵犯）、忽視（照顧者或老年人自己未能提供生活必需品）等[2]。有研究顯示虐待可增加老年人死亡率，導致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降低老年人生活質量，增加公共衛生資源的使用[3-5]。
因目前國際上缺乏老年人虐待的統一測量方法，而不同研究采用的方法學和所調查人群文化背景差異，導致各國報道老年人虐待發生率不盡相同，美國、加拿大為 11.4% 和 16.0%，西班牙、德國為 29.3% 和 25.6%，印度為 14%，韓國為 21.5%[6]。Dong 等[7]對全球范圍內中國老年人虐待情況進行了綜述，但沒有系統評價中國區域內老年人虐待的總體發生率。因此，本文全面搜集關于我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的研究，揭示我國老年人虐待及不同類型虐待的發生率，同時分析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對虐待發生率的影響，以期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包括港、澳、臺地區）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包含社區、醫院或養老機構）。
1.1.3 結局指標
老年人虐待和/或虐待亞型的發生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如不同研究數據來源于同一人群，選擇報告最全面、最新的一篇。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關于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的橫斷面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9 年 7 月。英文檢索詞包括：elder abuse、violence、mistreatment、maltreatment、neglect、elderly、old、aged、China、Chinese、epidemiology、prevalence；中文檢索詞包括：虐待、暴力、老年人、老人、流行病學、患病率、發生率、中國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并進行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與第三人討論以決定是否納入。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章題目和摘要，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是否最終納入。資料提取內容包括：姓名、發表時間、地區、性別、年齡、篩查工具、調查總人數、虐待發生人數等數據。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美國醫療保健質量與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評價標準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8]。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 3.5.1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發生率為效應分析統計量，并提供其 95%CI。原始發生率按照雙重正弦轉換方式進行轉換。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應用 Egger’s 和 Begg’s 檢驗評價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664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1 個橫斷面研究[9-19]。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總發生率
共納入 11 個橫斷面研究[9-19]，包括 23 020 例研究對象，其中 3 028 例老人經歷過虐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虐待總發生率為 20.29%［95%CI（12.9%，28.9%）］。其中，9 個研究[9, 11, 13-19]報告了身體虐待的發生率，11 個研究[9-19]報告了情感虐待的發生率，6 個研究[9, 13, 16-19]報告了經濟虐待的發生率，7 個研究[9, 10, 13, 16-19]報告了忽視的發生率，僅 1 個研究[9]報告了性虐待（表 3）。
表3
老年人群虐待發生率的 Meta 分析結果
2.3.2 亞組分析
按研究對象不同虐待類型、性別、年齡、居住方式等因素進行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虐待類型中，情感虐待發生率最高，為 15.06%；身體虐待發生率為 4.77%；經濟虐待為 5.25%；忽視發生率為 5.15%；性虐待發生率為 1.21%。不同性別中，男性發生率（20.1%）低于女性發生率（23.64%）。不同年齡中，60 歲以上者為 19.76%；70 歲以上者為 22.24%；80 歲以上者為 29.19%；虐待發生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不同文化程度中，在文盲中發生率（29.39%）明顯高于非文盲（小學及以上）（22.52%）。不同婚姻狀況中，離異/單身/喪偶等老年人發生率為 31.38%；已婚者為 28.24%。不同居住方式中，獨居老人發生率最高（50.67%）；與家人居住者和養老機構老年人發生率分別為 39.42% 和 29.94%。不同健康狀況中，未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16.05%）低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25.49）。不同日常生活能力中，生活能力正常者虐待發生率（26.89%）低于功能減退者（48.78%）。不同居住地中，城市老年人群（18.46%）低于農村老年人群（19.69%）（表 3）。
2.3.3 發表偏倚
Egger’s 檢驗（t=1.780，P=0.109）和 Begg’s 檢驗（Z=0.856，P=0.391）結果提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虐待的總發生率為 20.29%，低于國外相關研究發生率（29.3%）[20]。我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低于國外的原因，可能受中國傳統“孝道”文化影響，虐待老人易受到社會關注和輿論譴責，同時我國老人更多采取居家養老的模式，增加了與子女接觸的時間，降低了以情感虐待為主的虐待發生。而另一方面，受“家和萬事興”、“家丑不可外揚”傳統文化的影響，老年人可能不愿意公開報告其受到了照顧者的虐待[12]；而且，雖然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日益完善，但老年人及公眾法律意識不強，對老年人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的認識不足，缺少類似于發達國家關于老年人虐待的強制報告制度及處理虐待事件的專門機構，導致我國報道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可能低于實際發生率，從而顯得低于其他國家[21]。國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相較于移民海外的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15.0%）較高[2]，可能的原因是移民的老年人由于傳統文化和語言障礙的雙重原因，不愿意或無法報告虐待情況，導致移民的老年人虐待可能被低估；移民老年人文化程度、生活環境、家庭結構不同，也可能是其虐待發生率偏低的原因。另外，研究方法、對老年人虐待理解存在差異、評估工具的不同也是虐待發生率存在差異的可能原因。
本研究還發現，不同虐待類型發生率存在較大差異，情感虐待最為嚴重（15.52%），其次為經濟虐待、忽視、身體虐待和性虐待，與美國學者 Rosay 等[22]的研究結果類似。情感虐待通常包括老年人被孤立、不理睬、喊叫、辱罵、恐嚇、威脅和限制活動等[23]，可能與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認知功能受損有關。有研究認為日常生活能力和認知功能下降可導致老年人必須從家庭獲得更多的幫助，而與朋友和鄰居等其他人接觸減少，社會參與度下降，自衛或逃避虐待的能力下降更易出現情感虐待[24]；另一方面，老年人子女大多外出工作，探望和情感交流減少，忽視了老年人情感和心理的需求，增加了老年人情緒問題的風險性[25]。有研究也發現子女給與老年人充分的情感支持和幫助，能夠降低情感虐待風險[16]。相比較于情感虐待，身體虐待的發生情況較少（4.77%），身體虐待可留下淤青、擦傷、骨折等痕跡，受我國老年人權益相關法律日益完善和尊老、愛老的傳統孝道文化影響，照顧者對老年人身體的直接傷害會引起周圍人的議論、譴責和法律制裁，因此老年人身體虐待的情況較少[12]。僅有 1 個研究[9]報告了老年人性虐待的情況（1.21%），相較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率較低，可能受我國傳統觀念和風俗習慣的影響，老年人性虐待的發生較少，但也不排除老年人認為該事件是一種恥辱而不愿意報告，以及由于自身疾病（癡呆）原因不能報告被虐待或所處環境無法報告。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對虐待的分類有所差別，美國學者認為性虐待屬于虐待的一種單獨情況，但部分中國學者認為性虐待屬于身體虐待，統計口徑不同也可能是發生率存在差異的原因。
在亞組分析時發現，老年人虐待受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居住方式等影響。本研究發現隨著年齡增加，老年人虐待發生率增加，這可能因為年齡增加后，老年人的身體功能逐漸下降、罹患各種疾病的概率增加，導致其自我照護能力降低[19, 26]，更加需要照顧者的照料，依賴性逐漸增加，而照顧者負擔不斷加重，面臨心理、生理和經濟的多重考驗[13, 27, 28]，導致他們相較于有自理能力、身體較為健康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虐待。關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和疾病的亞組分析也發現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和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虐待的發生率遠高于正常老年人。另外，認知功能隨年齡增長呈下降趨勢[29]，虐待的發生和認知功能密切相關，認知功能障礙的老年人比認知功能未受損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虐待[30]。
本研究中，男性的虐待發生率低于女性發生率，這與其他國家的研究結果一致[31]，且在低教育水平群體中，女性遭受虐待的風險更高[15]。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男尊女卑的思想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處于弱勢，使她們更容易遭受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也有研究顯示女性更愿意談論自身的痛苦并承認遭受了虐待。但也有研究顯示，男性的虐待發生率高于女性[13]，因此上述結論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已婚老年人相比，離異、單身、喪偶的老年人虐待發生率高。有研究顯示，婚姻狀態對老年人孤獨感有顯著影響[32]，有配偶的老年人比其他婚姻狀態的老年人孤獨感更低，可能與配偶之間相互心理和生活上的支持有關。Dong 等[33]研究發現，孤獨感尤其是缺少陪伴，與遭受虐待的風險呈正相關。另一方面，可能因為離異、單身、喪偶老年人情感更加脆弱，情緒易于波動，易出現抑郁等問題[34]，而大多數調查發現情緒異常特別是抑郁是虐待發生的危險因素[35, 36]。另外，離異、單身、喪偶等婚姻狀態也是危害健康的風險因素[37]，相較于已婚老年人，離異、單身、喪偶老人健康狀況更差，更增加了虐待的風險。
就文化程度而言，文化程度較高的老年人遭受虐待的可能性越小，可能因其教育子女的方式使子女具有良好的道德行為，能接受新事物。他們可更好處理家庭糾紛，尤其是涉及經濟利益的問題，從而避免虐待，特別是經濟虐待的發生[17, 25]；另一方面，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擁有更多社會、經濟資源支持，避免了虐待發生。這一結果和國外研究[38]結果相反，國外研究認為文化水平較高的老年人對相關法律條文更為知曉，能夠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及時報告遭受的虐待問題，從而導致其報道的虐待發生率更高。
按老年人居住方式分組發現，養老機構居住的老年人有 29.94% 發生虐待，而和家人居住則上升為 39.42%，獨居老年人最容易發生虐待問題（50.67%）。該結果和國外研究存在一定差異，國外研究認為獨居老年人可避免和其他人員接觸產生矛盾，發生虐待的危險性最低[20]。而國內學者認為目前我國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仍以與家人同住為主[39]，獨居老年人容易出現孤獨和被家人忽視的心理，而且老年人獨居有可能是虐待的結果[13]。國內養老機構虐待發生率和國外研究相似[40]，可能和近幾年老年人采取養老機構居住的意愿增加[39]，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子女的照護負擔，也使得老年人生活質量得到了保障。有研究顯示照護者照護知識缺乏是導致照護者負擔過重、發生虐待的危險因素[26]，而當前國家加大對養老機構人員（護理人員和養老護理員）的培訓和繼續教育的力度，可緩解養老機構人員短缺問題，并提高了其護理服務能力[41]，從而減少了養老機構虐待發生的可能性。
本研究還發現城市老年人虐待發生率高于農村，可能因為城市有較為健全的社區服務、醫療服務、法律服務機構，老年人虐待能及時被發現；另一方面，農村老年人對相關法律的知曉率和應用情況較差，且占有的經濟資源較少，更需依靠其照顧者，以及受“家丑不可外揚”、維護家庭榮譽等傳統文化的影響不愿意報告遭受虐待。Brozowski 等[42]在加拿大的研究同樣發現生活在城市區域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① 納入研究均為橫斷面研究，而老年人群對受虐待的經歷可能存在一定的回憶偏倚；② 納入的原始研究數量較少，尤其進行亞組分析納入研究數量更少，影響結論的準確性；③ 納入文獻對老年人虐待沒有統一的篩查工具，盡管對性別、年齡及調查區域等進行亞組分析，仍未能發現異質性來源，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異常復雜，包括老年人生活習慣、社會支持、心理等多方面因素，需要更多研究予以驗證。
綜上所述，中國老年人虐待發生率較高，且隨著年齡增加有增高趨勢，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形式和空間、健康狀態的老年人群虐待的發生率存在一定的差異。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