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建成, 李柯汛, 曾俊, 陳康, 黃雷, 敬勇, 樂磊, 曾霞, 馬黎, 江華. 四川省緊急醫學救援人員現場信息聯絡能力的橫斷面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8): 899-903. doi: 10.7507/1672-2531.201902116 復制
災難救援現場危險性高，資源緊缺，需協調溝通的事務眾多，供救援評估決策的信息有限，故信息收集和聯絡資源成為開展救援的前提條件[1, 2]。目前國內外文獻均指出需重視救援演練在平時災難準備中發現隱患、提高救援能力的重要作用[3-6]，但關于救援現場如何執行信息聯絡的文獻報道較少[7]，還未見模擬災難救援演練對救援人員表現進行定量測評的文獻報道。本研究通過模擬災害和事故造成的 4 種常見現場（倒塌建筑、危化品泄漏、燃燒爆炸、大型交通事故），開展批量傷員的緊急醫學救援演練，設置現場信息聯絡能力測評量表，對救援人員表現進行定量測評和統計分析，為應急培訓演練提供證據。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參加 2018 年 10 月在四川（德昌）進行突發公共性事件危重傷員救治應急聯合演練的 30 支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的 300 名救援人員信息。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參加應急聯合演練的 30 支四川省各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的救援人員。排除標準：① 未完成演練的救援人員；② 基本信息不完整的救援人員；③ 測評資料不完整的救援人員。
1.3 研究內容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別、年齡、職業、職稱、單位等。信息聯絡能力內容由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突發事件衛生應急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成員制定[5, 8, 9]，主要包括：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 7 個維度 44 項指標（表 1）。
表1
信息聯絡評分量表指標（44 項）
1.4 研究方法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采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信息聯絡能力內容和背景設置為“西部 X 省 X 市 X 縣 X 鄉發生 7.0 級烈度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米，震中 X 縣 X 鄉，50% 以上房屋垮塌，震中停水停電，當地縣級醫療機構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國家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預案，命令 X 省國家級及臨近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趕赴災區”。本調查模擬還原地震災難導致的 4 種復雜實景現場[9]，分別為：倒塌建筑、危化品泄漏、燃燒爆炸、大型交通事故。各場景模擬批量傷員 15 人，傷員類型：死亡 1 人、顱腦重型損傷昏迷 1 人、頸椎骨折 1 人、上肢骨折 1 人、張力性氣胸 1 人、開放性氣胸 1 人、連枷胸 1 人、下肢動脈大出血 1 人、骨盆骨折 1 人、肋骨骨折伴脛骨骨折 1 人、大面積燒傷 2 人、腹部損傷 1 人、頭面部擦挫傷 2 人。根據傷員傷情程度劃分為：死亡 1 人、瀕死 1 人、重傷 5 人、中傷 4 人、輕傷 4 人。救援人員到達現場后，隨機抽取 4 種演練場景的 1 種，進入演練現場開展救援演練。調查人員在演練中根據現場信息聯絡能力評分量表對救援人員各項指標的表現進行測評。
1.5 質量控制
研究者統一培訓調查人員，通過預演使其理解并熟悉評分量表內容以及評分要求，對指標涉及內容救援人員有信息聯絡表現者評“1”分，錯誤或缺失評“0”分，計算救援人員完成各項指標得分。數據的收集、整理，由 2 名研究者（陳康和張建成）獨立完成并互相核查，以確保數據可靠性，嚴格控制調查質量。
1.6 統計分析
對于采集的數據首先進行數據清洗，具體見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急診醫學與災難醫學研究所建立的相應規范[10]。清洗后的數據，計量資料首先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正態性檢驗了解計量資料是否符合正態分布，呈正態分布者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非正態分布者采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 M（P25，P75）描述。對多個計量資料間比較，正態分布者采用方差分析（ANOVA），非正態分布者采用秩和檢驗（Kruskal-Wallis Test）。檢驗水準 α=0.05。所有數據使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
調查對象 300 名，資料回收率 100%。因不符合納入標準排除 13 份調查表，最終納入 287 份調查（95.67%）。納入調查的 287 名救援人員，男性 164 人，女性 123 人，平均年齡 36 歲。按職業分層，臨床醫生 78 人，護士 21 人，醫技 38 人，公衛醫生 69 人，衛生管理 81 人；按職稱分層，高級 70 人，中級 99 人，初級 118 人；其中來自三級醫院 73 人，二級及以下醫院 28 人，疾控中心 115 人，衛生行政 71 人（表 2）。
表2
納入調查的救援人員基本信息
2.2 信息聯絡能力
救援人員信息聯絡得分資料呈非正態分布，總體得分中位數 M（P25，P75）為 19.57（13.04，28.26）。各維度得分：安全區域設置為 0（0，10），現場危險識別為 0（0，16.67），對外聯絡協調為 50（0，50），對內協調指揮為 50（16.67，50），現場災情統計為 40（10，70），現場資源狀況為 0（0，0），現場增援需求為 0（0，0）。救援人員按職業分層得分，臨床醫生為 19.57（12.50，28.26），護士為 19.57（14.13，34.78），醫技為 25（14.67，32.61），公衛醫生為 21.74（14.13，30.44），衛生管理為 17.39（9.78，21.74）。職稱分層得分，高級為 17.39（10.33，23.91），中級為 21.74（13.04，28.26），初級為 19.57（13.04，28.80）。救援人員完成信息聯絡各維度間得分比較：現場資源狀況與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圖 1）；現場增援需求與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與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P 值均<0.001）。現場增援需求與安全區域設置比較，得分更低（P=0.003）。各職業、職稱分層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比較：衛生管理與醫技比較，得分更低（P=0.039），衛生管理與公衛醫生比較，得分更低（P=0.017）（圖 2）。高級與中級職稱比較，得分更低（P=0.016），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圖 3）。
圖1
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各維度得分
$：安全區域設置
圖2
不同職業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
*：衛生管理
圖3
不同職稱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
*：高級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被調查的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總體不足，其中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維度能力缺乏尤為突出，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缺乏次之，需重點加強培訓。現場資源狀況和增援需求信息是災情信息中對自身救援能力評估的重要內容，這兩個維度的信息支配著整個救援體系的資源調配[11-14]，本次救援人員仍將日常個體傷員急救的工作習慣套用到災難批量傷員的救援工作中[15]，導致這兩個維度信息收集與報送能力表現缺失。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明確警示，安全是救援的前提[16]，但救援人員對現場可能面對的危險沒有預判，將災難批量傷員救援理解為災難現場出診，思想和行動都表現對公安、消防人員的依賴，尚未建立自我安全保護的意識。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導致演練中絕大多數救援隊伍“全軍覆沒”。以上四個維度能力的不足提示救援人員對災難救援的整體性認識不足，表現為更多關注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對外聯絡協調等救援的技術性工作[15]，而忽略了救援的安全前提和聯絡資源的重要性。
本研究中各職業與職稱的救援人員表現能力均不足，以衛生管理和高級職稱人員明顯，該類人員在本次救援演練中多擔任現場指揮或負責人角色，是信息聯絡的核心人員，其能力不足，將嚴重影響救援開展，應作為重點培訓的人員。
本研究的重點為現場信息收集和聯絡資源，基本涵蓋了災難現場救援信息聯絡能力的要素特征。救災實戰經歷可以幫助救援人員審視自身在救援過程中的角色[17, 18]，將理論知識用于實踐，同時發現自己的不足并不斷完善和加強[19, 20]。本研究通過情景模擬救援過程，反復將救援人員的知識、技能、態度等暴露在特定而陌生的災難救援場景之中加以磨礪，可作為應急準備工作中提升信息聯絡能力的一種培訓和測評模式。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采用的勝任力評分量表雖由專家起草，并經過多次測試和修訂，但其主要基于四川救援經驗，信度、效度以及時間、空間的外推性均需要進一步檢驗；② 評分過程未采用盲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調查人員主觀性影響，存在測量偏倚；③ 由于調查人員有限，該調查評分工作僅由 2 名調查員背對背完成，未來研究宜增加調查人員數量，對同一指標采取多名調查人員同時評分的方式，進一步降低調查的主觀性影響。
綜上所述，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救援人員現場信息聯絡總體能力不足，需針對能力不足人員進行培訓，重點為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
災難救援現場危險性高，資源緊缺，需協調溝通的事務眾多，供救援評估決策的信息有限，故信息收集和聯絡資源成為開展救援的前提條件[1, 2]。目前國內外文獻均指出需重視救援演練在平時災難準備中發現隱患、提高救援能力的重要作用[3-6]，但關于救援現場如何執行信息聯絡的文獻報道較少[7]，還未見模擬災難救援演練對救援人員表現進行定量測評的文獻報道。本研究通過模擬災害和事故造成的 4 種常見現場（倒塌建筑、危化品泄漏、燃燒爆炸、大型交通事故），開展批量傷員的緊急醫學救援演練，設置現場信息聯絡能力測評量表，對救援人員表現進行定量測評和統計分析，為應急培訓演練提供證據。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來源
參加 2018 年 10 月在四川（德昌）進行突發公共性事件危重傷員救治應急聯合演練的 30 支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的 300 名救援人員信息。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參加應急聯合演練的 30 支四川省各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的救援人員。排除標準：① 未完成演練的救援人員；② 基本信息不完整的救援人員；③ 測評資料不完整的救援人員。
1.3 研究內容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別、年齡、職業、職稱、單位等。信息聯絡能力內容由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突發事件衛生應急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成員制定[5, 8, 9]，主要包括：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 7 個維度 44 項指標（表 1）。
表1
信息聯絡評分量表指標（44 項）
1.4 研究方法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采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信息聯絡能力內容和背景設置為“西部 X 省 X 市 X 縣 X 鄉發生 7.0 級烈度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米，震中 X 縣 X 鄉，50% 以上房屋垮塌，震中停水停電，當地縣級醫療機構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國家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預案，命令 X 省國家級及臨近市（州）、縣級緊急醫學救援隊伍趕赴災區”。本調查模擬還原地震災難導致的 4 種復雜實景現場[9]，分別為：倒塌建筑、危化品泄漏、燃燒爆炸、大型交通事故。各場景模擬批量傷員 15 人，傷員類型：死亡 1 人、顱腦重型損傷昏迷 1 人、頸椎骨折 1 人、上肢骨折 1 人、張力性氣胸 1 人、開放性氣胸 1 人、連枷胸 1 人、下肢動脈大出血 1 人、骨盆骨折 1 人、肋骨骨折伴脛骨骨折 1 人、大面積燒傷 2 人、腹部損傷 1 人、頭面部擦挫傷 2 人。根據傷員傷情程度劃分為：死亡 1 人、瀕死 1 人、重傷 5 人、中傷 4 人、輕傷 4 人。救援人員到達現場后，隨機抽取 4 種演練場景的 1 種，進入演練現場開展救援演練。調查人員在演練中根據現場信息聯絡能力評分量表對救援人員各項指標的表現進行測評。
1.5 質量控制
研究者統一培訓調查人員，通過預演使其理解并熟悉評分量表內容以及評分要求，對指標涉及內容救援人員有信息聯絡表現者評“1”分，錯誤或缺失評“0”分，計算救援人員完成各項指標得分。數據的收集、整理，由 2 名研究者（陳康和張建成）獨立完成并互相核查，以確保數據可靠性，嚴格控制調查質量。
1.6 統計分析
對于采集的數據首先進行數據清洗，具體見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急診醫學與災難醫學研究所建立的相應規范[10]。清洗后的數據，計量資料首先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正態性檢驗了解計量資料是否符合正態分布，呈正態分布者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非正態分布者采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 M（P25，P75）描述。對多個計量資料間比較，正態分布者采用方差分析（ANOVA），非正態分布者采用秩和檢驗（Kruskal-Wallis Test）。檢驗水準 α=0.05。所有數據使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救援人員基本信息
調查對象 300 名，資料回收率 100%。因不符合納入標準排除 13 份調查表，最終納入 287 份調查（95.67%）。納入調查的 287 名救援人員，男性 164 人，女性 123 人，平均年齡 36 歲。按職業分層，臨床醫生 78 人，護士 21 人，醫技 38 人，公衛醫生 69 人，衛生管理 81 人；按職稱分層，高級 70 人，中級 99 人，初級 118 人；其中來自三級醫院 73 人，二級及以下醫院 28 人，疾控中心 115 人，衛生行政 71 人（表 2）。
表2
納入調查的救援人員基本信息
2.2 信息聯絡能力
救援人員信息聯絡得分資料呈非正態分布，總體得分中位數 M（P25，P75）為 19.57（13.04，28.26）。各維度得分：安全區域設置為 0（0，10），現場危險識別為 0（0，16.67），對外聯絡協調為 50（0，50），對內協調指揮為 50（16.67，50），現場災情統計為 40（10，70），現場資源狀況為 0（0，0），現場增援需求為 0（0，0）。救援人員按職業分層得分，臨床醫生為 19.57（12.50，28.26），護士為 19.57（14.13，34.78），醫技為 25（14.67，32.61），公衛醫生為 21.74（14.13，30.44），衛生管理為 17.39（9.78，21.74）。職稱分層得分，高級為 17.39（10.33，23.91），中級為 21.74（13.04，28.26），初級為 19.57（13.04，28.80）。救援人員完成信息聯絡各維度間得分比較：現場資源狀況與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圖 1）；現場增援需求與現場危險識別、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與對外聯絡協調、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比較，得分更低（P 值均<0.001）。現場增援需求與安全區域設置比較，得分更低（P=0.003）。各職業、職稱分層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比較：衛生管理與醫技比較，得分更低（P=0.039），衛生管理與公衛醫生比較，得分更低（P=0.017）（圖 2）。高級與中級職稱比較，得分更低（P=0.016），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圖 3）。
圖1
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各維度得分
$：安全區域設置
圖2
不同職業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
*：衛生管理
圖3
不同職稱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得分
*：高級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被調查的救援人員信息聯絡能力總體不足，其中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維度能力缺乏尤為突出，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缺乏次之，需重點加強培訓。現場資源狀況和增援需求信息是災情信息中對自身救援能力評估的重要內容，這兩個維度的信息支配著整個救援體系的資源調配[11-14]，本次救援人員仍將日常個體傷員急救的工作習慣套用到災難批量傷員的救援工作中[15]，導致這兩個維度信息收集與報送能力表現缺失。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明確警示，安全是救援的前提[16]，但救援人員對現場可能面對的危險沒有預判，將災難批量傷員救援理解為災難現場出診，思想和行動都表現對公安、消防人員的依賴，尚未建立自我安全保護的意識。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導致演練中絕大多數救援隊伍“全軍覆沒”。以上四個維度能力的不足提示救援人員對災難救援的整體性認識不足，表現為更多關注對內協調指揮、現場災情統計、對外聯絡協調等救援的技術性工作[15]，而忽略了救援的安全前提和聯絡資源的重要性。
本研究中各職業與職稱的救援人員表現能力均不足，以衛生管理和高級職稱人員明顯，該類人員在本次救援演練中多擔任現場指揮或負責人角色，是信息聯絡的核心人員，其能力不足，將嚴重影響救援開展，應作為重點培訓的人員。
本研究的重點為現場信息收集和聯絡資源，基本涵蓋了災難現場救援信息聯絡能力的要素特征。救災實戰經歷可以幫助救援人員審視自身在救援過程中的角色[17, 18]，將理論知識用于實踐，同時發現自己的不足并不斷完善和加強[19, 20]。本研究通過情景模擬救援過程，反復將救援人員的知識、技能、態度等暴露在特定而陌生的災難救援場景之中加以磨礪，可作為應急準備工作中提升信息聯絡能力的一種培訓和測評模式。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本研究采用的勝任力評分量表雖由專家起草，并經過多次測試和修訂，但其主要基于四川救援經驗，信度、效度以及時間、空間的外推性均需要進一步檢驗；② 評分過程未采用盲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調查人員主觀性影響，存在測量偏倚；③ 由于調查人員有限，該調查評分工作僅由 2 名調查員背對背完成，未來研究宜增加調查人員數量，對同一指標采取多名調查人員同時評分的方式，進一步降低調查的主觀性影響。
綜上所述，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救援人員現場信息聯絡總體能力不足，需針對能力不足人員進行培訓，重點為現場資源狀況、現場增援需求、安全區域設置、現場危險識別維度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