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心怡, 何麗月, 楊莉. 藥品福利管理的發展及應用現狀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5): 595-601. doi: 10.7507/1672-2531.201811061 復制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和醫療保險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國都面臨著醫療費用飛漲的問題。藥品福利管理(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PBM)模式在美國經過近 50 年的發展,成為目前比較成熟且能有效控制醫藥費用上漲的方法之一。PBM 是從美國開始發展的醫保基金控制模式,它是一種專業化的第三方服務,主要利用市場手段對藥品費用支出進行管理[1]。PBM 模式是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贏利組織提供各種中介業務,對醫療費用進行有效管理,達到維護醫療服務質量和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從而增加患者的藥品福利,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管理模式[2]。提供 PBM 服務的公司被稱作藥品福利管理公司(PBMs),PBMs 通過與藥品企業、醫療服務機構、保險公司簽訂合同,在不降低醫療服務質量的前提下,影響醫生或藥師的處方行為,達到控制藥品費用增長和管理醫療服務質量的目的[3]。本研究對當前關于 PBM 模式的相關研究進行定性系統評價,了解其實際涵義、運作機制、功能、效果、優勢及挑戰等,為其在中國的引進和應用推廣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觀察性研究、系統評價或 Meta 分析。
1.1.2 研究對象
簽約 PBM 項目的患者群體。
1.1.3 干預措施
是否簽約 PBM 項目并接受 PBMs 的管理和監督。
1.1.4 結局指標
患者的用藥負擔、用藥行為和健康結果。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則納入最新發表或高質量者;③ 缺失主要結局指標者;④ 與 PBM 應用無關或與其醫藥費用控制作用無關。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 和 CBM 數據庫,搜集國內外關于 PBM 的相關調查研究、系統評價或 Meta 分析,檢索時限均從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中文檢索詞包括:藥品、福利、管理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harmacy、pharmaceutical、benefit、management。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資料提取與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提取資料內容如下:第一作者、發表時間、研究地點、研究類型、研究方法、主要指標、研究結果、文獻檢索方法、檢索數據庫和被引次數等。觀察性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采用 AHRQ 評價清單[4];系統評價/Meta 分析的偏倚風險評價采用 AMSTAR 工具。
1.4 統計分析
采用 Excel 2019 軟件進行頻數分析,采用定性分析方法進行描述。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3 127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2 篇觀察性研究[5-16]。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的 12 篇文獻[5-16]均是美國研究,其中 10 篇為定量研究[5-13, 16],2 篇為定性研究[14, 15]。7 篇文獻[5-11]涉及 PBM 對藥品費用影響,8 篇[9-16]涉及 PBM 的應用。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2.3 PBM 的運作機制
美國 PBMs 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獨立的藥品福利管理商,另一類是作為大型商業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PBMs 作為該產業鏈上的核心模塊,協調包括藥品生產商、藥品零售商、醫療保險方和患者在內的多方關系。PBMs 的主要運作機制見圖 2。

首先,藥品生產商與 PBMs 就藥品價格進行協商,提供較大折扣使該藥品能夠進入處方集。零售藥店再與 PBMs 協商價格折扣,PBMs 向零售藥店支付藥事服務費。患者可通過共同付費的方式從零售藥店取藥,也可通過購買保險參與健康計劃,由健康計劃向 PBMs 支付管理費用。PBMs 與健康計劃方分享生產商的回扣,向其提供藥品臨床服務、藥品處方賠付處理、消費者供藥服務,同時與之協商折扣。PBMs 還提供直接的郵購服務,將藥品直接郵寄至患者家中[17]。
PBMs 直接與藥品生產商進行談判獲得一定的折扣,當 PBMs 向與其簽訂協議的醫保公司收費時,參保方(患者)購買該處方時,折扣共享。因此,PBMs 可以從藥品生產商處獲得的折扣是吸引尋求成本最小化患者的關鍵,PBMs 能從藥品生產商處獲得的折扣越多,它能吸引到的簽約患者就越多。反過來說,PBM 計劃下簽約的患者越多,藥品生產商提供的折扣就越多,以免其被排除在 PBM 簽約患者的使用藥品目錄之外[18]。
PBM 對各方有著不同的激勵機制。對于制藥企業來說,與 PBMs 就藥品價格進行談判,通過降低藥品價格或提供折扣可以換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對于保險公司來說,PBMs 會代表保險方的利益,在藥店和投保者/保險方之間協調處方藥報銷的水平,最終達到一個可以使得投保者/保險方滿意的標準,提高報銷比例,幫助保險方盡可能吸引更多的投保者;對于零售藥店來說,如果能和 PBMs 達成合作關系,加入 PBM 建立的藥店網絡體系,投保者就必須在指定藥店購藥以獲得報銷,這樣能大大提升藥店的營業額;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能夠通過簽約 PBM 計劃享受一定的藥品折扣和健康管理服務[19]。
2.4 PBMs 的功能
2.4.1 降低用藥費用負擔
PBMs 通過與藥物制造商談判折扣和返利、指導使用通用藥物來替代原研藥、鼓勵使用郵購和/或專賣藥房,及通過分步治療、限制過度用藥等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管理患者藥品費用。PBMs 還可以通過專賣藥房幫助患者找到經濟援助來支付他們的藥物費用,分擔患者的用藥負擔。PBMs 能夠降低患者用藥費用負擔的具體機制有以下四個方面。
2.4.1.1 與藥品生產商談判和縮短藥品流通環節[20 ]
PBMs 直接與藥品生產商進行折扣談判,獲得藥品折扣和藥品,患者直接可從 PBMs 的藥房處獲取藥品,縮短了藥品的市場流通鏈。由 PBMs 直接從藥品生產商處采購原藥,減少藥品包裝費用和流通環節的加價,從而降低總成本。
2.4.1.2 處方集制訂及管理[21 ]
PBMs 通過組織獨立的醫生、藥劑師專家組和臨床專家組共同制定處方集的藥品目錄。如果治療同種疾病的不同藥物同樣有效,處方集則會選擇在平均批發價格和制藥商愿意給的折扣下最具有成本-效益的藥物。處方集目錄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鼓勵患者使用與昂貴品牌藥物相比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藥品;且 PBMs 會對目錄進行動態調整,使病患獲得較適合的治療,同時保險機構給付較少的支出。除非醫生能夠證明給患者開的非處方集藥物在患者的治療中是必需的,否則 PBM 只支付消費者使用處方集目錄內的藥品費用。
2.4.1.3 監督醫生的處方行為
PBMs 組織其獨立的醫生、藥劑師等專家團隊對藥品處方進行審核和評價,避免患者使用不必要的藥物。PBMs 對處方的審核評價主要包括藥品之間是否有配伍禁忌、是否存在過度用藥或用量不足、性別年齡說明和孕期警告等,對不合理的處方進行監控和退回,以確保患者正確合理服用藥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醫生的處方行為進行監督[22]。
2.4.1.4 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預
PBMs 可以通過對所管理的慢病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預,提高患者對治療方案的依從性,降低患者并發癥發生率及住院率,減少其藥品的使用數量,促進藥品的合理使用,從而降低其總體醫療費用。
2.4.2 疾病管理
PBMs 為提高對患者的醫療保健效果,更多地關注客戶的健康狀況和治療效果,為其客戶提供一系列的有利于保持全面健康的疾病管理服務,對長期慢性病患者的用藥、健康知識、身體情況等進行管理。PBMs 針對具有特定疾病狀況的患者有額外計劃,對患者的藥物使用行為和效果進行監測,并鼓勵患者提高服藥依從性和為其提供預防性醫療服務[23],從而對其健康情況進行管理。例如,有研究發現 PBMs 的疾病管理計劃可以提高患者的戒煙率,對于例如特發性肺纖維化(IPF)等呼吸系統疾病尤為重要,可以較明顯改善患者疾病相關合并癥的醫療服務效果,并且提高患者生活質量[24]。同時,PBMs 組織其獨立的醫生、藥劑師等專家團隊對藥品處方進行審核和評價,也有助于確保患者的用藥安全和改善患者的用藥結構。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 5 個研究[6-8, 10, 16]表明,PBM 在藥品市場流通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控費作用。Donohue 等[6]研究發現,簽約 PBM 計劃患者的藥方使用數比對照組少,同時整體的處方藥支出也低于對照組。Carroll 等[7]研究發現,更多患者愿意簽約 PBM 通過郵寄藥品的方式獲得藥品,且郵購藥品處方的總成本和所有第三方付款成本均低于從零售藥店分配處方的成本;但是,由于在零售藥店可以得到有效的咨詢,所以在零售藥店更可能使用通用藥替代品牌藥物。Wu 等[8]通過探究處方模式和用于治療免疫介導炎癥性疾病 8 個生物制劑的成本差異,發現在設計 PBM 處方集時,掌握各種替代藥品的成本差異信息非常有用,能夠為藥品福利管理者制定、修改和管理處方集提供依據。Sullivan 等[10]研究發現,PBM 藥品福利政策的改變會顯著影響到患者對藥品的使用量和消費費用。Motheral 等[16]研究發現 PBM 服務的健康計劃中參與成員必須承擔的自付藥物費用比例是患者對處方藥福利滿意度的最大影響因素。
納入的 4 個研究[9, 11-13]發現,PBM 通過進行處方監管、提高患者依從性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保障醫療服務質量。Fiscella 等[9]研究發現在 PBM 的參與監督和處方集監管下,初級保健醫生在同類藥品中更傾向于開處方集內的藥物。Khandelwal 等[11]研究顯示,當通過社區醫療機構和郵購藥房對患者以受益等價的方式提供藥品時,參保人員及其家屬更傾向于利用社區藥房渠道。Brennan 等[12]研究顯示,參與 PBM 計劃并于特定零售藥店取藥的患者在該項目的六個月期間開始并堅持治療的可能性比未參與者高 38%,零售藥店的藥劑師和患者的當面咨詢互動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依從性。French 等[13]研究發現,通過簽約 PBM 可起到對患者用藥處方的監管,以減少患者因用藥而產生的不良事件。
此外,Harris 等[15]指出 PBM 的運作甚至可以起到普及用藥的作用,PBMs 人員可能會通過調整相關政策促進納曲酮的使用,進而增加并獲取更多有關這種藥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證據,從而有利于特定藥品的推廣和普及。
在美國,PBM 在藥品從生產廠商經過若干家機構到消費者手里這過程的各個環節,通過與各個不同的利益相關機構間的競爭與談判,促進藥品流通環節的費用降低,在不降低醫療服務質量的基礎上控制了醫藥費用的增長。但由于中、美醫藥市場環境諸多因素存在差異,所以直接照搬照抄美國的 PBM 發展模式肯定行不通。美國是市場化經濟,醫療體系中以民營非盈利醫院為主,其醫療保險多由商業保險承擔,保險水平高、監管效率高;而在我國,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醫療體系以公立醫院為主體,醫療保障體系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為主導,我國的商業醫療保險起步較晚,醫療保險方代表參保方購買醫療服務,相當于“花別人的錢做別人的事”,效率較低;且醫保保障水平和監管能力相對較低。美國的 PBM 發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具有高度信息化的醫療與醫保信息網絡系統的基礎上。而我國的不同行政級別地區的醫院甚至不同醫院級別之間其醫療信息系統各異,沒有統一的信息技術網絡平臺,且短期之內難以統一。美國的藥品銷售主要以零售藥店為主,醫藥分開程度較高;而我國還在醫藥分開的起步階段,醫療機構和藥品收入之間的利益鏈條還未切斷。 美國藥品價格的談判主要由第三方 PBM 與藥品生產商進行,獲得一定的折扣;而我國的藥品價格談判大多由醫保部門作為代表與藥品生產商進行。因此,在我國發展 PBM 需充分考慮我國特有的社會體制、衛生管理體制、醫藥市場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現實問題,不可照搬照抄、急于求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由于中國目前還未出現 PBM 模式,本研究意在系統梳理 PBM 的定義、運作機制和功能,沒有定量評價其影響效果。受原始資料的限制,部分研究未采用嚴格的隨機抽樣方法,可能造成選擇性偏倚。由于納入文獻均來源于對美國 PBM 的研究,所以評價結果只適用于美國 PBM 情況,對于其他國家或其他醫療環境下的 PBM 的運行機制和作用不能外推。故要想更全面的了解其在其他不同國家的醫療環境下的運作和功能,尚需要擴大樣本。本研究沒有對納入研究進行權重的分配,對于文獻質量評價指標的選取、各研究權重的分配、比較標準的設定以及指標的綜合分析都有待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美國 PBM 模式能夠起到控制藥品費用和保障醫療服務質量的作用,在我國對 PBM 模式的嘗試,需在更多的研究和調查的支持下,在政府和各部門認可和協助中探索嘗試。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和醫療保險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國都面臨著醫療費用飛漲的問題。藥品福利管理(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PBM)模式在美國經過近 50 年的發展,成為目前比較成熟且能有效控制醫藥費用上漲的方法之一。PBM 是從美國開始發展的醫保基金控制模式,它是一種專業化的第三方服務,主要利用市場手段對藥品費用支出進行管理[1]。PBM 模式是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贏利組織提供各種中介業務,對醫療費用進行有效管理,達到維護醫療服務質量和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從而增加患者的藥品福利,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管理模式[2]。提供 PBM 服務的公司被稱作藥品福利管理公司(PBMs),PBMs 通過與藥品企業、醫療服務機構、保險公司簽訂合同,在不降低醫療服務質量的前提下,影響醫生或藥師的處方行為,達到控制藥品費用增長和管理醫療服務質量的目的[3]。本研究對當前關于 PBM 模式的相關研究進行定性系統評價,了解其實際涵義、運作機制、功能、效果、優勢及挑戰等,為其在中國的引進和應用推廣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觀察性研究、系統評價或 Meta 分析。
1.1.2 研究對象
簽約 PBM 項目的患者群體。
1.1.3 干預措施
是否簽約 PBM 項目并接受 PBMs 的管理和監督。
1.1.4 結局指標
患者的用藥負擔、用藥行為和健康結果。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則納入最新發表或高質量者;③ 缺失主要結局指標者;④ 與 PBM 應用無關或與其醫藥費用控制作用無關。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 和 CBM 數據庫,搜集國內外關于 PBM 的相關調查研究、系統評價或 Meta 分析,檢索時限均從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 日。中文檢索詞包括:藥品、福利、管理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harmacy、pharmaceutical、benefit、management。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資料提取與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提取資料內容如下:第一作者、發表時間、研究地點、研究類型、研究方法、主要指標、研究結果、文獻檢索方法、檢索數據庫和被引次數等。觀察性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采用 AHRQ 評價清單[4];系統評價/Meta 分析的偏倚風險評價采用 AMSTAR 工具。
1.4 統計分析
采用 Excel 2019 軟件進行頻數分析,采用定性分析方法進行描述。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3 127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2 篇觀察性研究[5-16]。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的 12 篇文獻[5-16]均是美國研究,其中 10 篇為定量研究[5-13, 16],2 篇為定性研究[14, 15]。7 篇文獻[5-11]涉及 PBM 對藥品費用影響,8 篇[9-16]涉及 PBM 的應用。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2.3 PBM 的運作機制
美國 PBMs 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獨立的藥品福利管理商,另一類是作為大型商業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PBMs 作為該產業鏈上的核心模塊,協調包括藥品生產商、藥品零售商、醫療保險方和患者在內的多方關系。PBMs 的主要運作機制見圖 2。

首先,藥品生產商與 PBMs 就藥品價格進行協商,提供較大折扣使該藥品能夠進入處方集。零售藥店再與 PBMs 協商價格折扣,PBMs 向零售藥店支付藥事服務費。患者可通過共同付費的方式從零售藥店取藥,也可通過購買保險參與健康計劃,由健康計劃向 PBMs 支付管理費用。PBMs 與健康計劃方分享生產商的回扣,向其提供藥品臨床服務、藥品處方賠付處理、消費者供藥服務,同時與之協商折扣。PBMs 還提供直接的郵購服務,將藥品直接郵寄至患者家中[17]。
PBMs 直接與藥品生產商進行談判獲得一定的折扣,當 PBMs 向與其簽訂協議的醫保公司收費時,參保方(患者)購買該處方時,折扣共享。因此,PBMs 可以從藥品生產商處獲得的折扣是吸引尋求成本最小化患者的關鍵,PBMs 能從藥品生產商處獲得的折扣越多,它能吸引到的簽約患者就越多。反過來說,PBM 計劃下簽約的患者越多,藥品生產商提供的折扣就越多,以免其被排除在 PBM 簽約患者的使用藥品目錄之外[18]。
PBM 對各方有著不同的激勵機制。對于制藥企業來說,與 PBMs 就藥品價格進行談判,通過降低藥品價格或提供折扣可以換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對于保險公司來說,PBMs 會代表保險方的利益,在藥店和投保者/保險方之間協調處方藥報銷的水平,最終達到一個可以使得投保者/保險方滿意的標準,提高報銷比例,幫助保險方盡可能吸引更多的投保者;對于零售藥店來說,如果能和 PBMs 達成合作關系,加入 PBM 建立的藥店網絡體系,投保者就必須在指定藥店購藥以獲得報銷,這樣能大大提升藥店的營業額;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能夠通過簽約 PBM 計劃享受一定的藥品折扣和健康管理服務[19]。
2.4 PBMs 的功能
2.4.1 降低用藥費用負擔
PBMs 通過與藥物制造商談判折扣和返利、指導使用通用藥物來替代原研藥、鼓勵使用郵購和/或專賣藥房,及通過分步治療、限制過度用藥等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管理患者藥品費用。PBMs 還可以通過專賣藥房幫助患者找到經濟援助來支付他們的藥物費用,分擔患者的用藥負擔。PBMs 能夠降低患者用藥費用負擔的具體機制有以下四個方面。
2.4.1.1 與藥品生產商談判和縮短藥品流通環節[20 ]
PBMs 直接與藥品生產商進行折扣談判,獲得藥品折扣和藥品,患者直接可從 PBMs 的藥房處獲取藥品,縮短了藥品的市場流通鏈。由 PBMs 直接從藥品生產商處采購原藥,減少藥品包裝費用和流通環節的加價,從而降低總成本。
2.4.1.2 處方集制訂及管理[21 ]
PBMs 通過組織獨立的醫生、藥劑師專家組和臨床專家組共同制定處方集的藥品目錄。如果治療同種疾病的不同藥物同樣有效,處方集則會選擇在平均批發價格和制藥商愿意給的折扣下最具有成本-效益的藥物。處方集目錄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鼓勵患者使用與昂貴品牌藥物相比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藥品;且 PBMs 會對目錄進行動態調整,使病患獲得較適合的治療,同時保險機構給付較少的支出。除非醫生能夠證明給患者開的非處方集藥物在患者的治療中是必需的,否則 PBM 只支付消費者使用處方集目錄內的藥品費用。
2.4.1.3 監督醫生的處方行為
PBMs 組織其獨立的醫生、藥劑師等專家團隊對藥品處方進行審核和評價,避免患者使用不必要的藥物。PBMs 對處方的審核評價主要包括藥品之間是否有配伍禁忌、是否存在過度用藥或用量不足、性別年齡說明和孕期警告等,對不合理的處方進行監控和退回,以確保患者正確合理服用藥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醫生的處方行為進行監督[22]。
2.4.1.4 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預
PBMs 可以通過對所管理的慢病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預,提高患者對治療方案的依從性,降低患者并發癥發生率及住院率,減少其藥品的使用數量,促進藥品的合理使用,從而降低其總體醫療費用。
2.4.2 疾病管理
PBMs 為提高對患者的醫療保健效果,更多地關注客戶的健康狀況和治療效果,為其客戶提供一系列的有利于保持全面健康的疾病管理服務,對長期慢性病患者的用藥、健康知識、身體情況等進行管理。PBMs 針對具有特定疾病狀況的患者有額外計劃,對患者的藥物使用行為和效果進行監測,并鼓勵患者提高服藥依從性和為其提供預防性醫療服務[23],從而對其健康情況進行管理。例如,有研究發現 PBMs 的疾病管理計劃可以提高患者的戒煙率,對于例如特發性肺纖維化(IPF)等呼吸系統疾病尤為重要,可以較明顯改善患者疾病相關合并癥的醫療服務效果,并且提高患者生活質量[24]。同時,PBMs 組織其獨立的醫生、藥劑師等專家團隊對藥品處方進行審核和評價,也有助于確保患者的用藥安全和改善患者的用藥結構。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 5 個研究[6-8, 10, 16]表明,PBM 在藥品市場流通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控費作用。Donohue 等[6]研究發現,簽約 PBM 計劃患者的藥方使用數比對照組少,同時整體的處方藥支出也低于對照組。Carroll 等[7]研究發現,更多患者愿意簽約 PBM 通過郵寄藥品的方式獲得藥品,且郵購藥品處方的總成本和所有第三方付款成本均低于從零售藥店分配處方的成本;但是,由于在零售藥店可以得到有效的咨詢,所以在零售藥店更可能使用通用藥替代品牌藥物。Wu 等[8]通過探究處方模式和用于治療免疫介導炎癥性疾病 8 個生物制劑的成本差異,發現在設計 PBM 處方集時,掌握各種替代藥品的成本差異信息非常有用,能夠為藥品福利管理者制定、修改和管理處方集提供依據。Sullivan 等[10]研究發現,PBM 藥品福利政策的改變會顯著影響到患者對藥品的使用量和消費費用。Motheral 等[16]研究發現 PBM 服務的健康計劃中參與成員必須承擔的自付藥物費用比例是患者對處方藥福利滿意度的最大影響因素。
納入的 4 個研究[9, 11-13]發現,PBM 通過進行處方監管、提高患者依從性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保障醫療服務質量。Fiscella 等[9]研究發現在 PBM 的參與監督和處方集監管下,初級保健醫生在同類藥品中更傾向于開處方集內的藥物。Khandelwal 等[11]研究顯示,當通過社區醫療機構和郵購藥房對患者以受益等價的方式提供藥品時,參保人員及其家屬更傾向于利用社區藥房渠道。Brennan 等[12]研究顯示,參與 PBM 計劃并于特定零售藥店取藥的患者在該項目的六個月期間開始并堅持治療的可能性比未參與者高 38%,零售藥店的藥劑師和患者的當面咨詢互動有助于改善患者的依從性。French 等[13]研究發現,通過簽約 PBM 可起到對患者用藥處方的監管,以減少患者因用藥而產生的不良事件。
此外,Harris 等[15]指出 PBM 的運作甚至可以起到普及用藥的作用,PBMs 人員可能會通過調整相關政策促進納曲酮的使用,進而增加并獲取更多有關這種藥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證據,從而有利于特定藥品的推廣和普及。
在美國,PBM 在藥品從生產廠商經過若干家機構到消費者手里這過程的各個環節,通過與各個不同的利益相關機構間的競爭與談判,促進藥品流通環節的費用降低,在不降低醫療服務質量的基礎上控制了醫藥費用的增長。但由于中、美醫藥市場環境諸多因素存在差異,所以直接照搬照抄美國的 PBM 發展模式肯定行不通。美國是市場化經濟,醫療體系中以民營非盈利醫院為主,其醫療保險多由商業保險承擔,保險水平高、監管效率高;而在我國,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醫療體系以公立醫院為主體,醫療保障體系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為主導,我國的商業醫療保險起步較晚,醫療保險方代表參保方購買醫療服務,相當于“花別人的錢做別人的事”,效率較低;且醫保保障水平和監管能力相對較低。美國的 PBM 發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具有高度信息化的醫療與醫保信息網絡系統的基礎上。而我國的不同行政級別地區的醫院甚至不同醫院級別之間其醫療信息系統各異,沒有統一的信息技術網絡平臺,且短期之內難以統一。美國的藥品銷售主要以零售藥店為主,醫藥分開程度較高;而我國還在醫藥分開的起步階段,醫療機構和藥品收入之間的利益鏈條還未切斷。 美國藥品價格的談判主要由第三方 PBM 與藥品生產商進行,獲得一定的折扣;而我國的藥品價格談判大多由醫保部門作為代表與藥品生產商進行。因此,在我國發展 PBM 需充分考慮我國特有的社會體制、衛生管理體制、醫藥市場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現實問題,不可照搬照抄、急于求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由于中國目前還未出現 PBM 模式,本研究意在系統梳理 PBM 的定義、運作機制和功能,沒有定量評價其影響效果。受原始資料的限制,部分研究未采用嚴格的隨機抽樣方法,可能造成選擇性偏倚。由于納入文獻均來源于對美國 PBM 的研究,所以評價結果只適用于美國 PBM 情況,對于其他國家或其他醫療環境下的 PBM 的運行機制和作用不能外推。故要想更全面的了解其在其他不同國家的醫療環境下的運作和功能,尚需要擴大樣本。本研究沒有對納入研究進行權重的分配,對于文獻質量評價指標的選取、各研究權重的分配、比較標準的設定以及指標的綜合分析都有待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美國 PBM 模式能夠起到控制藥品費用和保障醫療服務質量的作用,在我國對 PBM 模式的嘗試,需在更多的研究和調查的支持下,在政府和各部門認可和協助中探索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