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文艷, 劉琴, 陳奕文, 楊博, 黃欣, 李月月, ZHANGJunfeng. 重慶市學齡兒童 25 年前后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和肺功能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3): 281-286. doi: 10.7507/1672-2531.201811027 復制
影響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的因素很多，諸如遺傳因素、營養水平、醫療衛生、生活習慣、環境污染因子等。在眾多與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相關的因素中，空氣污染日益受到廣泛關注。兒童由于處于生長發育期，免疫系統功能尚未發育完全，對空氣污染最為敏感[1, 2]。目前重慶市有關空氣污染和兒童健康效應的流行病學研究與其他城市相比較少[3, 4]。1993 年，中美科技合作項目—“中國四城市空氣污染與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曾在重慶開展為期 5 年的現場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重慶市大氣污染嚴重，大氣污染對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產生了不利影響[5, 6]。但自 2000 年起，重慶啟動了“清潔能源工程”、“凈空工程”和“藍天行動”等一系列舉措后，城市空氣環境得以改善，空氣質量逐年好轉。由此我們提出疑問，在空氣質量逐漸變好的當今，重慶市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是否有變好趨勢？因此，本研究擬探討 25 年前后重慶主城區學齡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和肺功能指標的變化及其與空氣質量變化、飲食結構和運動習慣之間的關系，以期為相關公共衛生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大氣質量數據來源
本文空氣質量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環境保護局官方網站（
1.2 問卷調查和肺功能測試
1.2.1 研究地點
25 年前中美科技合作項目及本次現場調查研究地點的選取均根據主城各區大氣污染情況，選取大氣污染較重和相對較輕的兩個區作為反映重慶主城區整體大氣狀況的研究區域。
1.2.2 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次現場調查采用與 25 年前相同的現場調查方法，在主城區空氣污染梯度不同的兩區隨機抽取一所小學，采取隨整群抽樣的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抽取兩所小學 1～6 年級家長及兒童，以知情同意者作為調查研究對象。在填寫問卷的學生中，按年級、性別分層隨機抽取 2～5 年級學生進行肺功能測試。
1.2.3 問卷調查內容
兩次研究的調查問卷均參考美國胸科協會和美國國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肺部疾病部門共同研制的美國流行病學標準問卷（ATS-DLD-78-C），問卷內容包括：家庭一般情況、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情況、兒童父母的情況等。調查時由調查員帶至學校，由各班班主任將問卷發放給學生，然后由學生帶回家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外在肺功能測試時，還進行了營養和運動相關的問卷調查，內容包括食物食用頻次和運動頻率等。
1.2.4 倫理審查和知情同意
本研究在招募受試者前已經過重慶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所有學生家長代表被調查兒童在填寫問卷前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5 肺功能測試
測試采用意大利 Spirolab Ⅲ型肺功能儀，測試前先在儀器中輸入對象年齡、性別、身高和體重等參數，測試對象采用站立姿勢，手捏鼻子深吸氣后用力呼氣，每人至少重復測試 3 次，直至儀器顯示出現可重復的 FVC 值，測試數據由儀器自動轉化為標準狀態的各項指標，選擇最佳值進行記錄。肺功能指標包括用力肺活量（FVC）、1 秒用力呼氣量（FEV1）、呼氣峰值流速（PEF）、3 秒用力呼氣量（FEV3）、中段呼氣流速（FEF25～75）。
1.3 問卷質量控制
調查前統一向學校班主任講解問卷填寫要求，由班主任下發給學生并講解填寫注意事項。調查員對回收問卷進行嚴格的質量審核，對不合格的條目返回重新填寫，并采用電話回訪的形式收集遺漏信息。資料整理錄入時采用 Epidata 3.1 軟件進行雙錄入核查糾錯，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肺功能測試前對調查人員進行統一培訓，測試過程中由測試人員向學生進行操作演示，直至學生完成可重復的 FVC 操作。
1.4 統計分析
空氣質量數據變化采取折線圖的形式呈現。數據分析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兩組間均數比較采用 t 檢驗，三組間均數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組間構成比較采用 χ2 檢驗。運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校正兩次調查的可能混雜因素，比較兩次調查間患病風險的差異。肺功能指標分析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
2 結果
2.1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狀況變化
2.1.1 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年際變化
1998～2016 年間重慶主城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逐年上升，從 1998 年的 169 天上升至 2016 年的 301 天，空氣質量逐年好轉（圖 1）。
圖1
重慶市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變化曲線
a：1998～2012 年以環境質量標準（GB3095-1996）；b：2013 年后以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來評判空氣質量優良天數。
2.1.2 空氣中各污染物濃度變化
在 1998～2016 年間，SO2 年均濃度整體顯著下降，從 1998 年的 0.183 mg/m3降至 2016 年的 0.013 mg/m3，達到國家二級標準；NO2 年均濃度基本持平，未達國家二級標準，在 2011 年后有緩慢增長趨勢；PM10 整體濃度緩慢下降，但仍未達國家二級標準；PM2.5 和 O3 年均濃度下降緩慢。空氣污染物構成由 20 年前以 SO2 為主向 PM10、PM2.5 為主轉變（圖 2）。
圖2
重慶市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指標 SO2、NO2、PM10、PM2.5、O3 濃度變化曲線*
*：PM10 從 2002 年開始有官方監測數據；PM2.5，O3 從 2013 年開始有官方監測數據。
2.2 25 年前后調查對象基本特征
本次調查共納入 2 126 例學生參與問卷調查（25 年前共 1 452 例）。本次調查參與肺功能測試的學生共 771 例（25 年前共 708 例）。
25 年前、本次調查的兒童年齡分別為 8.73±1.16 歲、9.39±1.60 歲，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次調查男女比例均接近 1∶1。兩次調查研究對象在家中共同生活人口數、孩子自己睡一屋或與他人睡一屋、孩子自己睡一床或與他人睡一床、做飯主要燃料、廚房通風排氣裝置、平均每周家中做飯次數、母親文化、父母曾患呼吸系統疾病的構成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表 1）。
表1
25 年前后調查對象家庭及父母一般情況比較
2.3 兩次調查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比較
從表 2 可以看出，本次調查兒童的支氣管炎患病率高于 25 年前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尤其在 10 歲以下兒童中的差異更大。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調整了兩次調查間可能的混雜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廚房主要燃料、廚房通風設施，父母患呼吸系統疾病等可能的影響因素，結果仍顯示和 25 年前相比，當前兒童支氣管炎的發生風險增加（P<0.001）。
表2
25 年前后兒童呼吸系統疾病發生風險比較
2.4 25 年前后兒童肺功能指標比較
在調整了研究對象年齡、性別、BMI 之后，肺功能指標結果顯示，25 年前兒童在 FVC、FEV1、PEF 和 FEV3 測試結果上均優于此次調查的兒童，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 3。
表3
25 年前后重慶市兒童肺功能測試指標對比
2.5 營養和運動與肺功能指標間的相關性
根據各類食物食用頻次以及每天運動時間對肺功能測試對象進行分組（表 4）。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水果類食物的研究對象在 FVC、FEV1、PEF、FEF25-75、FEV3 指標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表現為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在乳類及其制品的不同食用頻次組間的 FVC、FEV1、FEV3 也表現為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P<0.05）。在運動時間上，每天運動≥1 小時的研究對象其 FVC、FEV3 值大于每天運動<1 小時的研究對象（P<0.05）。
表4
食物食用頻次及運動時間組別間肺功能指標對比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從 1998～2016 年間，隨著重慶市一系列針對空氣污染的防治措施的實施，環境空氣質量整體狀況呈現好轉趨勢，SO2 濃度明顯下降，主要污染物構成由 SO2 向 PM10 和 PM2.5 轉變，與李九彬等[7]、何勇等[8]報道的空氣質量變化情況大體一致。重慶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能源結構的改變，這是 PM10 和 PM2.5 成為大氣首要污染物的主要原因[9, 10]。
空氣污染對兒童健康效應的影響體現在對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的影響。1997 年中美科技合作項目調查結果已顯示空氣污染，尤其是顆粒物濃度與兒童哮喘和支氣管炎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11]。而本研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調整了兩次問卷調查中存在的可能混雜因素后，結果顯示：與 25 年前相比，現今哮喘和支氣管炎發生的 OR 值分別為 1.251（P>0.05）和 1.667（P<0.05）。多重線性回歸在調整了影響肺功能的重要參數后，反映肺通氣功能的指標 FVC、FEV1、PEF、FEV3 較 25 年前測試兒童分別降低了 223 mL、90 mL、394 mL 和 148 mL（P<0.05），這與此次調查兒童的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更高保持一致。相較于 SO2，大氣顆粒物（PM10 和 PM2.5）可能對兒童呼吸系統的危害更大，PM10 和 PM2.5 更易進入兒童肺部刺激或腐蝕肺泡壁，使兒童呼吸系統的防御功能降低。既往研究也表明其與兒童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等相關性較強[12, 13]。SO2 濃度雖對兒童喘鳴報告率的影響更大，而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相關性不明顯，目前尚未發現低水平的 SO2 暴露會引起的人群哮喘發病率的增加[14]。
雖然重慶市主城區整體空氣質量在逐年變好，但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和肺通氣功能并沒有明顯好轉，甚至支氣管炎患病率和肺功能指標較之前更差，這提示除了整體空氣質量和污染物構成外，可能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兒童呼吸系統健康及肺功能。20 多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營養衛生條件的不斷提高，不良生活方式、不良飲食習慣和周圍生態環境污染共同作用影響兒童健康。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頻次地食用蔬菜、水果和乳制品的研究對象其肺功能指標顯著高于低頻次食用對象。尤其是在水果和奶制品的食用頻次上，這與 Gilliland 等[15]、Romieu 等[16]的研究結果相同。水果含有多種抗氧化物質，可抵抗內源性和外源性氧化分子對呼吸道粘膜細胞的刺激，保護肺組織免受氧化應激物的侵襲，并提高機體免疫系統活力[17, 18]。奶制品中的維 A 和鎂等礦物質有抗炎效應，有利于保護呼吸道粘膜細胞[19]。此外，運動對兒童呼吸系統功能的影響也不可小視。我國歷年的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中反映學生心肺功能的肺活量變化基本呈下降趨勢[20]。應試教育、“重智輕體”占據了學生本該參與體育鍛煉的時間，經濟現代化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為便捷的交通條件，在另一方面又加劇了學生體質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每天運動時間≥1 h 的兒童其肺功能指標 FVC、FEV3 均顯著高于每天運動<1 h 的兒童。Berntsen 等[21]、Jie 等[2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兒童其肺通氣功能顯著高于低運動頻率的兒童。
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通過問卷方式收集患病率，可能存在回憶偏倚；其次，環境污染暴露—健康效應關系是十分復雜的問題，本研究僅為兩次研究的橫斷面對比，兩次問卷內容可對比變量少，能考慮的混雜因素比較有限，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兒童生命早期因素[23, 24]、室內環境[25, 26]等未能考慮在內。我們僅能針對現有變量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發現可能存在的對兒童呼吸系統變化有影響的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為之后的研究提供方向。
總之，近 20 年來重慶市主城區整體空氣質量呈好轉趨勢，空氣質量狀況良好，但大氣顆粒物污染情況不容樂觀。重慶市主城區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狀況以及肺通氣功能較 25 年前明顯變差，這可能與空氣主要污染物構成變化和生活方式等的改變所造成的學生體質下降均有關系。
影響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的因素很多，諸如遺傳因素、營養水平、醫療衛生、生活習慣、環境污染因子等。在眾多與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相關的因素中，空氣污染日益受到廣泛關注。兒童由于處于生長發育期，免疫系統功能尚未發育完全，對空氣污染最為敏感[1, 2]。目前重慶市有關空氣污染和兒童健康效應的流行病學研究與其他城市相比較少[3, 4]。1993 年，中美科技合作項目—“中國四城市空氣污染與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曾在重慶開展為期 5 年的現場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重慶市大氣污染嚴重，大氣污染對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產生了不利影響[5, 6]。但自 2000 年起，重慶啟動了“清潔能源工程”、“凈空工程”和“藍天行動”等一系列舉措后，城市空氣環境得以改善，空氣質量逐年好轉。由此我們提出疑問，在空氣質量逐漸變好的當今，重慶市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是否有變好趨勢？因此，本研究擬探討 25 年前后重慶主城區學齡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和肺功能指標的變化及其與空氣質量變化、飲食結構和運動習慣之間的關系，以期為相關公共衛生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大氣質量數據來源
本文空氣質量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環境保護局官方網站（
1.2 問卷調查和肺功能測試
1.2.1 研究地點
25 年前中美科技合作項目及本次現場調查研究地點的選取均根據主城各區大氣污染情況，選取大氣污染較重和相對較輕的兩個區作為反映重慶主城區整體大氣狀況的研究區域。
1.2.2 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次現場調查采用與 25 年前相同的現場調查方法，在主城區空氣污染梯度不同的兩區隨機抽取一所小學，采取隨整群抽樣的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抽取兩所小學 1～6 年級家長及兒童，以知情同意者作為調查研究對象。在填寫問卷的學生中，按年級、性別分層隨機抽取 2～5 年級學生進行肺功能測試。
1.2.3 問卷調查內容
兩次研究的調查問卷均參考美國胸科協會和美國國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肺部疾病部門共同研制的美國流行病學標準問卷（ATS-DLD-78-C），問卷內容包括：家庭一般情況、兒童呼吸系統健康情況、兒童父母的情況等。調查時由調查員帶至學校，由各班班主任將問卷發放給學生，然后由學生帶回家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外在肺功能測試時，還進行了營養和運動相關的問卷調查，內容包括食物食用頻次和運動頻率等。
1.2.4 倫理審查和知情同意
本研究在招募受試者前已經過重慶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所有學生家長代表被調查兒童在填寫問卷前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5 肺功能測試
測試采用意大利 Spirolab Ⅲ型肺功能儀，測試前先在儀器中輸入對象年齡、性別、身高和體重等參數，測試對象采用站立姿勢，手捏鼻子深吸氣后用力呼氣，每人至少重復測試 3 次，直至儀器顯示出現可重復的 FVC 值，測試數據由儀器自動轉化為標準狀態的各項指標，選擇最佳值進行記錄。肺功能指標包括用力肺活量（FVC）、1 秒用力呼氣量（FEV1）、呼氣峰值流速（PEF）、3 秒用力呼氣量（FEV3）、中段呼氣流速（FEF25～75）。
1.3 問卷質量控制
調查前統一向學校班主任講解問卷填寫要求，由班主任下發給學生并講解填寫注意事項。調查員對回收問卷進行嚴格的質量審核，對不合格的條目返回重新填寫，并采用電話回訪的形式收集遺漏信息。資料整理錄入時采用 Epidata 3.1 軟件進行雙錄入核查糾錯，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肺功能測試前對調查人員進行統一培訓，測試過程中由測試人員向學生進行操作演示，直至學生完成可重復的 FVC 操作。
1.4 統計分析
空氣質量數據變化采取折線圖的形式呈現。數據分析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兩組間均數比較采用 t 檢驗，三組間均數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組間構成比較采用 χ2 檢驗。運用 logistic 回歸模型校正兩次調查的可能混雜因素，比較兩次調查間患病風險的差異。肺功能指標分析采用多重線性回歸模型。
2 結果
2.1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狀況變化
2.1.1 空氣質量優良天數年際變化
1998～2016 年間重慶主城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逐年上升，從 1998 年的 169 天上升至 2016 年的 301 天，空氣質量逐年好轉（圖 1）。
圖1
重慶市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變化曲線
a：1998～2012 年以環境質量標準（GB3095-1996）；b：2013 年后以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來評判空氣質量優良天數。
2.1.2 空氣中各污染物濃度變化
在 1998～2016 年間，SO2 年均濃度整體顯著下降，從 1998 年的 0.183 mg/m3降至 2016 年的 0.013 mg/m3，達到國家二級標準；NO2 年均濃度基本持平，未達國家二級標準，在 2011 年后有緩慢增長趨勢；PM10 整體濃度緩慢下降，但仍未達國家二級標準；PM2.5 和 O3 年均濃度下降緩慢。空氣污染物構成由 20 年前以 SO2 為主向 PM10、PM2.5 為主轉變（圖 2）。
圖2
重慶市 1998～2016 年空氣質量指標 SO2、NO2、PM10、PM2.5、O3 濃度變化曲線*
*：PM10 從 2002 年開始有官方監測數據；PM2.5，O3 從 2013 年開始有官方監測數據。
2.2 25 年前后調查對象基本特征
本次調查共納入 2 126 例學生參與問卷調查（25 年前共 1 452 例）。本次調查參與肺功能測試的學生共 771 例（25 年前共 708 例）。
25 年前、本次調查的兒童年齡分別為 8.73±1.16 歲、9.39±1.60 歲，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次調查男女比例均接近 1∶1。兩次調查研究對象在家中共同生活人口數、孩子自己睡一屋或與他人睡一屋、孩子自己睡一床或與他人睡一床、做飯主要燃料、廚房通風排氣裝置、平均每周家中做飯次數、母親文化、父母曾患呼吸系統疾病的構成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表 1）。
表1
25 年前后調查對象家庭及父母一般情況比較
2.3 兩次調查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比較
從表 2 可以看出，本次調查兒童的支氣管炎患病率高于 25 年前人群，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尤其在 10 歲以下兒童中的差異更大。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調整了兩次調查間可能的混雜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廚房主要燃料、廚房通風設施，父母患呼吸系統疾病等可能的影響因素，結果仍顯示和 25 年前相比，當前兒童支氣管炎的發生風險增加（P<0.001）。
表2
25 年前后兒童呼吸系統疾病發生風險比較
2.4 25 年前后兒童肺功能指標比較
在調整了研究對象年齡、性別、BMI 之后，肺功能指標結果顯示，25 年前兒童在 FVC、FEV1、PEF 和 FEV3 測試結果上均優于此次調查的兒童，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 3。
表3
25 年前后重慶市兒童肺功能測試指標對比
2.5 營養和運動與肺功能指標間的相關性
根據各類食物食用頻次以及每天運動時間對肺功能測試對象進行分組（表 4）。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水果類食物的研究對象在 FVC、FEV1、PEF、FEF25-75、FEV3 指標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表現為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在乳類及其制品的不同食用頻次組間的 FVC、FEV1、FEV3 也表現為每天吃>每周吃>每月吃（P<0.05）。在運動時間上，每天運動≥1 小時的研究對象其 FVC、FEV3 值大于每天運動<1 小時的研究對象（P<0.05）。
表4
食物食用頻次及運動時間組別間肺功能指標對比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從 1998～2016 年間，隨著重慶市一系列針對空氣污染的防治措施的實施，環境空氣質量整體狀況呈現好轉趨勢，SO2 濃度明顯下降，主要污染物構成由 SO2 向 PM10 和 PM2.5 轉變，與李九彬等[7]、何勇等[8]報道的空氣質量變化情況大體一致。重慶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能源結構的改變，這是 PM10 和 PM2.5 成為大氣首要污染物的主要原因[9, 10]。
空氣污染對兒童健康效應的影響體現在對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的影響。1997 年中美科技合作項目調查結果已顯示空氣污染，尤其是顆粒物濃度與兒童哮喘和支氣管炎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11]。而本研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調整了兩次問卷調查中存在的可能混雜因素后，結果顯示：與 25 年前相比，現今哮喘和支氣管炎發生的 OR 值分別為 1.251（P>0.05）和 1.667（P<0.05）。多重線性回歸在調整了影響肺功能的重要參數后，反映肺通氣功能的指標 FVC、FEV1、PEF、FEV3 較 25 年前測試兒童分別降低了 223 mL、90 mL、394 mL 和 148 mL（P<0.05），這與此次調查兒童的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更高保持一致。相較于 SO2，大氣顆粒物（PM10 和 PM2.5）可能對兒童呼吸系統的危害更大，PM10 和 PM2.5 更易進入兒童肺部刺激或腐蝕肺泡壁，使兒童呼吸系統的防御功能降低。既往研究也表明其與兒童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等相關性較強[12, 13]。SO2 濃度雖對兒童喘鳴報告率的影響更大，而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相關性不明顯，目前尚未發現低水平的 SO2 暴露會引起的人群哮喘發病率的增加[14]。
雖然重慶市主城區整體空氣質量在逐年變好，但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和肺通氣功能并沒有明顯好轉，甚至支氣管炎患病率和肺功能指標較之前更差，這提示除了整體空氣質量和污染物構成外，可能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兒童呼吸系統健康及肺功能。20 多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營養衛生條件的不斷提高，不良生活方式、不良飲食習慣和周圍生態環境污染共同作用影響兒童健康。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頻次地食用蔬菜、水果和乳制品的研究對象其肺功能指標顯著高于低頻次食用對象。尤其是在水果和奶制品的食用頻次上，這與 Gilliland 等[15]、Romieu 等[16]的研究結果相同。水果含有多種抗氧化物質，可抵抗內源性和外源性氧化分子對呼吸道粘膜細胞的刺激，保護肺組織免受氧化應激物的侵襲，并提高機體免疫系統活力[17, 18]。奶制品中的維 A 和鎂等礦物質有抗炎效應，有利于保護呼吸道粘膜細胞[19]。此外，運動對兒童呼吸系統功能的影響也不可小視。我國歷年的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中反映學生心肺功能的肺活量變化基本呈下降趨勢[20]。應試教育、“重智輕體”占據了學生本該參與體育鍛煉的時間，經濟現代化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極為便捷的交通條件，在另一方面又加劇了學生體質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每天運動時間≥1 h 的兒童其肺功能指標 FVC、FEV3 均顯著高于每天運動<1 h 的兒童。Berntsen 等[21]、Jie 等[2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兒童其肺通氣功能顯著高于低運動頻率的兒童。
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本次研究通過問卷方式收集患病率，可能存在回憶偏倚；其次，環境污染暴露—健康效應關系是十分復雜的問題，本研究僅為兩次研究的橫斷面對比，兩次問卷內容可對比變量少，能考慮的混雜因素比較有限，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如兒童生命早期因素[23, 24]、室內環境[25, 26]等未能考慮在內。我們僅能針對現有變量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發現可能存在的對兒童呼吸系統變化有影響的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為之后的研究提供方向。
總之，近 20 年來重慶市主城區整體空氣質量呈好轉趨勢，空氣質量狀況良好，但大氣顆粒物污染情況不容樂觀。重慶市主城區兒童呼吸系統健康狀況以及肺通氣功能較 25 年前明顯變差，這可能與空氣主要污染物構成變化和生活方式等的改變所造成的學生體質下降均有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