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車千秋, 王瓊英, 梁宇博, 齊苗苗, 張淑文, 張靜, 徐姣姣, 胡鼎耀, 劉芃宸, 杜雅麗, 白鋒. 血管內超聲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左主干病變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0, 20(1): 71-78. doi: 10.7507/1672-2531.201810074 復制
左主干病變是冠狀動脈病變的一種特殊類型,由于其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一直是心臟介入治療領域的挑戰。左主干病變患者是發生心源性休克及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及時有效地進行血運重建可提高患者的長期生存率[1]。冠狀動脈造影一直被認為是診斷冠心病的“金標準”,但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左主干病變的特殊位置和解剖性質,很難真正評估左主干病變的嚴重程度[2]。血管內超聲(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通過導管技術將微型超聲探頭送入血管腔內,顯示血管橫截面圖像,從而提供血管腔內的影像。IVUS 能夠精確測定管腔、血管直徑及判斷病變嚴重程度及性質,在提高對冠狀動脈病變的認識和指導介入治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 4]。2011 年美國指南把使用 IVUS 作為左主干病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Ⅱa 類推薦[5],2014 年歐洲指南繼續強調了在左主干病變 PCI 中使用 IVUS 的意義[6]。我國 PCI 指南也推薦使用 IVUS[7]。但左主干病變患者使用 IVUS 能否提高 PCI 的療效仍然存在著一定爭議。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 IVUS 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 在左主干病變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期為臨床實踐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或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明確診斷左主干病變需行 PCI 的患者[8],其種族、國籍、病程不限。
1.1.3 干預措施
試驗組:IVUS 術前指導的 PCI;對照組: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
1.1.4 結局指標
① 心源性死亡率;② 心肌梗死發生率;③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s);④ 支架內血栓形成發生率;⑤ 總體死亡率;⑥ 靶病變血運重建率;⑦ 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相關結局指標數據無法獲取。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 IVUS 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 PCI 治療左主干病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RCT 和隊列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 2019 年 3 月。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intravascular ultrasound、coronary angiography、left main;中文檢索詞包括: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血管內超聲、冠狀動脈造影、左主干病變。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題目、第一作者、發表雜志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和干預措施;③ 偏倚風險評價的關鍵要素;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和結果測量數據。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采用 Cochrane 手冊 5.1.0 推薦的 RCT 偏倚風險評估工具評價納入 RCT 的偏倚風險;使用澳大利亞 JBI 循證衛生保健中心對隊列研究的真實性評價工具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為效應分析統計量,二分類變量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為效應分析統計量,各效應量均提供其 95%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4 306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7 個研究[9-15],包括 7 777 例患者。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和表 3。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心源性死亡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5 篇隊列研究[9, 10, 12, 14, 15],包括 5 219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心源性死亡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45,95%CI(0.34,0.61),P<0.000 01](圖 2)。

2.3.2 心肌梗死發生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4 篇隊列研究[9, 12, 14, 15],包括 5 02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 PCI 心肌梗死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67,95%CI(0.53,0.84),P=0.004](圖 3)。

2.3.3 總體死亡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5 篇隊列研究[9-11, 14, 15],包括 4 88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總死亡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54,95%CI(0.44,0.67),P<0.000 01](圖 4)。

2.3.4 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2 篇隊列研究[10, 12],包括 1 335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46,95%CI(0.34,0.61),P<0.000 01](表 4)。

2.3.5 支架內血栓發生率
共納入 4 篇隊列研究[9, 11, 12, 15],包括 6 39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支架內血栓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28,95%CI(0.18,0.45),P<0.000 01](表 4)。
2.3.6 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
共納入 3 篇隊列研究[9, 12, 14],包括 3 456 例患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80,95%CI(0.40,1.61),P=0.54](表 4)。
2.3.7 靶病變血運重建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3 篇隊列研究[9, 12, 15],包括 3 614 例患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靶病變血運重建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68,95%CI(0.36,1.27),P=0.23](表 4)。
3 討論
冠狀動脈左主干嚴重狹窄通常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所致,冠狀動脈造影進行缺血性評估達 4%~6% 的患者,可危及大面積心肌并增加 MACEs 風險,如不及時識別和治療可導致嚴重并發癥[16]。但因左主干較短,病變彌漫性時冠狀動脈造影無法判斷血管真實直徑,此時 IVUS 的高分辨率圖像顯得尤其重要。
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左主干病變的 PCI 可降低患者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MACEs、支架內血栓、總體死亡的發生率,但對靶病變血運重建和靶血管再血管化的發生率無影響。Ye 等[17]研究表明,IVUS 指導的左主干病變 PCI 優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可降低全因死亡和心源性死亡。另有研究[12, 15, 18-21]表明,在左主干病變的 PCI 中使用 IVUS 可改善患者的臨床結果,均與本研究的結論一致。
IVUS 能直觀了解左主干及其分支血管管壁的結構、管腔形態、斑塊性質,能精確測量冠狀動脈左主干的最小管腔直徑、最小管腔橫截面積及管腔面積狹窄率等指標,提供冠狀動脈造影無法提供的病變信息。最小管腔面積(minimum lumen area,MLA)是最常用的左主干病變狹窄嚴重程度的替代觀察指標,臨床上可以參考 MLA 來決定是否對左主干病變進行干預或延期治療[22]。有研究表明,左主干病變 MLA>6mm2可作為延遲進行介入治療的界限值[23, 24]。LMCA 病變 PCI 術前應用 IVUS 指導有助于決定支架置入策略,為冠脈病變特征及血管重塑提供準確信息。IVUS 通過這些指標不僅可以判斷該冠脈真實的狹窄程度而且能預測患者 PCI 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25]。IVUS 在左主干病變中的臨床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對左主干病變的準確評估和定量判斷上,能夠指導選擇支架直徑和長度、支架定位和擴張的優化,同時能及時發現和處理邊緣夾層和血腫從而改善介入治療的預后。因此,它常被用來作為判斷左主干疾病是否需要再血管化干預的標準。
IVUS 指南[26]提出 IVUS 為血管病灶的嚴重程度和病灶長度提供了更準確地評估,IVUS 成像具有提供血管腔內詳細的橫斷面圖像的優點。Suh 等[27]研究表明支架長度是支架血栓形成的獨立預測因素。LMCA 疾病往往沒有可識別的參考節段,這既影響病變嚴重程度的評估,也影響 PCI 策略,包括支架的大小和長度的選擇。IVUS 能準確評估管腔面積、血管大小、斑塊組成和分布,可能有助于 LMCA 疾病 PCI 的長期療效。而血管造影在評估 LMCA 大小和斑塊組成方面有許多局限性,包括缺乏支架大小所需的正常參考節段[28]。因此,IVUS 指導可能有助于選擇更合適的 PCI 策略和獲得更好的術后結果。一項全國性的人群研究[11]表明,IVUS 指導的左主干病變的 PCI 顯著改善和降低全因死亡率,支架擴張不足是支架內血栓形成的已知危險因素,IVUS 組支架直徑明顯增大,可能是由于 PCI 術前病變和腔內特征更好,這可能也是 IVUS 益處背后的關鍵機制。近年來的大型 Meta 分析[20, 29]結果均顯示,IVUS 指導的支架置入能夠降低 MACEs 及心肌梗死發生率和死亡率。但納入的研究[9, 13-15]對 IVUS 指導的 PCI 能否降低靶病變血運重建率和靶血管再血管化仍存分歧,可能是因研究中觀察的結局事件發生率較低的原因[14],故上述結局指標結果仍需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來證實。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來自世界多個國家,研究結果是否受種族、地域等影響未知,受納入研究數量較少影響,本研究未能進行亞組分析;② 手術醫生經驗水平不一致可能對結果有較大影響,但因納入研究數量較少,無法進行亞組分析,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③ 納入研究大部分是隊列研究,RCT 僅有 1 個,受研究設計影響,實施和測量偏倚無法避免。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與冠狀動脈造影相比,IVUS 指導的 PCI 治療左主干病變可降低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支架內血栓形成、總死亡發生率,對靶病變血運重建和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無影響。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左主干病變是冠狀動脈病變的一種特殊類型,由于其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一直是心臟介入治療領域的挑戰。左主干病變患者是發生心源性休克及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及時有效地進行血運重建可提高患者的長期生存率[1]。冠狀動脈造影一直被認為是診斷冠心病的“金標準”,但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左主干病變的特殊位置和解剖性質,很難真正評估左主干病變的嚴重程度[2]。血管內超聲(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通過導管技術將微型超聲探頭送入血管腔內,顯示血管橫截面圖像,從而提供血管腔內的影像。IVUS 能夠精確測定管腔、血管直徑及判斷病變嚴重程度及性質,在提高對冠狀動脈病變的認識和指導介入治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 4]。2011 年美國指南把使用 IVUS 作為左主干病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Ⅱa 類推薦[5],2014 年歐洲指南繼續強調了在左主干病變 PCI 中使用 IVUS 的意義[6]。我國 PCI 指南也推薦使用 IVUS[7]。但左主干病變患者使用 IVUS 能否提高 PCI 的療效仍然存在著一定爭議。本研究旨在系統評價 IVUS 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 在左主干病變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期為臨床實踐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或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明確診斷左主干病變需行 PCI 的患者[8],其種族、國籍、病程不限。
1.1.3 干預措施
試驗組:IVUS 術前指導的 PCI;對照組: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
1.1.4 結局指標
① 心源性死亡率;② 心肌梗死發生率;③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s);④ 支架內血栓形成發生率;⑤ 總體死亡率;⑥ 靶病變血運重建率;⑦ 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相關結局指標數據無法獲取。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 IVUS 與冠狀動脈造影指導 PCI 治療左主干病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RCT 和隊列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 2019 年 3 月。此外,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英文檢索詞包括: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intravascular ultrasound、coronary angiography、left main;中文檢索詞包括: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血管內超聲、冠狀動脈造影、左主干病變。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題目、第一作者、發表雜志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和干預措施;③ 偏倚風險評價的關鍵要素;④ 所關注的結局指標和結果測量數據。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采用 Cochrane 手冊 5.1.0 推薦的 RCT 偏倚風險評估工具評價納入 RCT 的偏倚風險;使用澳大利亞 JBI 循證衛生保健中心對隊列研究的真實性評價工具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為效應分析統計量,二分類變量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為效應分析統計量,各效應量均提供其 95%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4 306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7 個研究[9-15],包括 7 777 例患者。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和表 3。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心源性死亡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5 篇隊列研究[9, 10, 12, 14, 15],包括 5 219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心源性死亡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45,95%CI(0.34,0.61),P<0.000 01](圖 2)。

2.3.2 心肌梗死發生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4 篇隊列研究[9, 12, 14, 15],包括 5 02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 PCI 心肌梗死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67,95%CI(0.53,0.84),P=0.004](圖 3)。

2.3.3 總體死亡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5 篇隊列研究[9-11, 14, 15],包括 4 88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總死亡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54,95%CI(0.44,0.67),P<0.000 01](圖 4)。

2.3.4 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2 篇隊列研究[10, 12],包括 1 335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46,95%CI(0.34,0.61),P<0.000 01](表 4)。

2.3.5 支架內血栓發生率
共納入 4 篇隊列研究[9, 11, 12, 15],包括 6 393 例患者。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的 PCI 支架內血栓發生率低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的 PCI[OR=0.28,95%CI(0.18,0.45),P<0.000 01](表 4)。
2.3.6 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
共納入 3 篇隊列研究[9, 12, 14],包括 3 456 例患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80,95%CI(0.40,1.61),P=0.54](表 4)。
2.3.7 靶病變血運重建率
共納入 1 篇 RCT[13]和 3 篇隊列研究[9, 12, 15],包括 3 614 例患者。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靶病變血運重建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68,95%CI(0.36,1.27),P=0.23](表 4)。
3 討論
冠狀動脈左主干嚴重狹窄通常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所致,冠狀動脈造影進行缺血性評估達 4%~6% 的患者,可危及大面積心肌并增加 MACEs 風險,如不及時識別和治療可導致嚴重并發癥[16]。但因左主干較短,病變彌漫性時冠狀動脈造影無法判斷血管真實直徑,此時 IVUS 的高分辨率圖像顯得尤其重要。
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IVUS 指導左主干病變的 PCI 可降低患者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MACEs、支架內血栓、總體死亡的發生率,但對靶病變血運重建和靶血管再血管化的發生率無影響。Ye 等[17]研究表明,IVUS 指導的左主干病變 PCI 優于冠狀動脈造影指導,可降低全因死亡和心源性死亡。另有研究[12, 15, 18-21]表明,在左主干病變的 PCI 中使用 IVUS 可改善患者的臨床結果,均與本研究的結論一致。
IVUS 能直觀了解左主干及其分支血管管壁的結構、管腔形態、斑塊性質,能精確測量冠狀動脈左主干的最小管腔直徑、最小管腔橫截面積及管腔面積狹窄率等指標,提供冠狀動脈造影無法提供的病變信息。最小管腔面積(minimum lumen area,MLA)是最常用的左主干病變狹窄嚴重程度的替代觀察指標,臨床上可以參考 MLA 來決定是否對左主干病變進行干預或延期治療[22]。有研究表明,左主干病變 MLA>6mm2可作為延遲進行介入治療的界限值[23, 24]。LMCA 病變 PCI 術前應用 IVUS 指導有助于決定支架置入策略,為冠脈病變特征及血管重塑提供準確信息。IVUS 通過這些指標不僅可以判斷該冠脈真實的狹窄程度而且能預測患者 PCI 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25]。IVUS 在左主干病變中的臨床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對左主干病變的準確評估和定量判斷上,能夠指導選擇支架直徑和長度、支架定位和擴張的優化,同時能及時發現和處理邊緣夾層和血腫從而改善介入治療的預后。因此,它常被用來作為判斷左主干疾病是否需要再血管化干預的標準。
IVUS 指南[26]提出 IVUS 為血管病灶的嚴重程度和病灶長度提供了更準確地評估,IVUS 成像具有提供血管腔內詳細的橫斷面圖像的優點。Suh 等[27]研究表明支架長度是支架血栓形成的獨立預測因素。LMCA 疾病往往沒有可識別的參考節段,這既影響病變嚴重程度的評估,也影響 PCI 策略,包括支架的大小和長度的選擇。IVUS 能準確評估管腔面積、血管大小、斑塊組成和分布,可能有助于 LMCA 疾病 PCI 的長期療效。而血管造影在評估 LMCA 大小和斑塊組成方面有許多局限性,包括缺乏支架大小所需的正常參考節段[28]。因此,IVUS 指導可能有助于選擇更合適的 PCI 策略和獲得更好的術后結果。一項全國性的人群研究[11]表明,IVUS 指導的左主干病變的 PCI 顯著改善和降低全因死亡率,支架擴張不足是支架內血栓形成的已知危險因素,IVUS 組支架直徑明顯增大,可能是由于 PCI 術前病變和腔內特征更好,這可能也是 IVUS 益處背后的關鍵機制。近年來的大型 Meta 分析[20, 29]結果均顯示,IVUS 指導的支架置入能夠降低 MACEs 及心肌梗死發生率和死亡率。但納入的研究[9, 13-15]對 IVUS 指導的 PCI 能否降低靶病變血運重建率和靶血管再血管化仍存分歧,可能是因研究中觀察的結局事件發生率較低的原因[14],故上述結局指標結果仍需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來證實。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來自世界多個國家,研究結果是否受種族、地域等影響未知,受納入研究數量較少影響,本研究未能進行亞組分析;② 手術醫生經驗水平不一致可能對結果有較大影響,但因納入研究數量較少,無法進行亞組分析,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③ 納入研究大部分是隊列研究,RCT 僅有 1 個,受研究設計影響,實施和測量偏倚無法避免。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與冠狀動脈造影相比,IVUS 指導的 PCI 治療左主干病變可降低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支架內血栓形成、總死亡發生率,對靶病變血運重建和靶血管再血管化發生率無影響。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限制,上述結論尚需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