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pbell 協作網（Campbell collaboration）主要任務是與 Cochrane 協作網合作，為社會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學及國際發展政策等社會科學領域提供系統評價決策依據。本文將系統介紹 Campbell 協作網的起源、發展及其成果與展望，旨在讓更多的學者了解循證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為我國社會政策提供循證方法學的依據和指導。
引用本文： 拜爭剛, 趙坤, 劉丹, 于偉霞, 張曙, 李幼平. 循證社會科學的推動者：Campbell 協作網.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12): 1380-1385. doi: 10.7507/1672-2531.201807127 復制
循證醫學是近年來國際臨床醫學領域迅速興起的一門學科，它影響著疾病診治、衛生決策、實踐指南的發展方向。它是指將醫生、最佳證據與患者的價值觀三者有機結合，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所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來制定最佳的治療措施，最終確保臨床醫師能給予患者最佳的診療方案[1, 2]。
隨著循證醫學的快速發展，其理念與方法也迅速滲透到醫學以外的多個領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管理學、循證信息檢索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循證實踐科學[3]。2000 年 2 月，Cochrane 協作網（Cochrane Collaboration，CC）的姊妹組織 Campbell 協作網（Campbell Collaboration，C2）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宣告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是與 CC 合作，為社會、心理、教育、司法犯罪學及國際發展政策等非醫學領域提供科學嚴謹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4-6]。
經過 15 年的發展，目前 C2 已發表了 200 多篇的系統評價，內容涵蓋教育、犯罪、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為公共決策提供了證據支持。然而 C2 在中國國內知曉度不高，此文擬通過全面系統地介紹 C2 的起源、發展以及成果與展望，旨在讓更多的學者了解循證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為我國社會科學決策提供循證方法學的依據和指導。
1 C2 的起源
1993 年，在英國國家衛生服務部（NHS）的資助下，以循證醫學先驅 Archie Cochrane 名字命名的 CC 由 Iain Chalmers 和他的團隊創建，并不斷更新和傳播衛生保健干預效果的系統評價。CC 取得了快速成功，目前已成為世界許多地區公認的衛生保健領域證據最佳來源[7]。
雖然 CC 在推動循證醫學的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更加復雜而龐大的社會工作、教育、司法犯罪方面，卻顯得力量不足。為了將循證思想和方法有效地運用到社會事務中，需要在社會領域建立一個類似 CC 的組織，從而為各類社會干預措施提供系統評價證據，讓決策者和從業者們能夠有據可循，從而優化相關策略制定，明確政策效果[7]。
Iain Chalmers 與包括 Fred Mosteller 在內的許多頂尖社會學家對在社會領域建立一個循證組織取得了廣泛共識。1998 年 12 月，Chalmers 在倫敦大學學院召開了一個探索性會議，來自英國的優秀研究者和決策者們一同討論了循證方法在社會科學的發展，這為后來 C2 的成立奠定了基礎[7]。
因為當時社會政策研究、試驗及準試驗設計研究大多數是由美國科學家主導，所以 Iain Chalmers 堅信應由美國的研究者來領導相關的工作。1998 年在美國巴爾的摩的一次會議上，Chalmers 遇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Robert Boruch 教授，一位在多個領域富有影響力，并以試驗與證據研究而著名的美國學者，并建議由 Robert Brouch 負責領導此項工作[7]。
1998 年冬，Boruch 往返于奧斯陸、赫爾辛基、哥本哈根及斯德哥爾摩參加會議，與北歐諸國探討開展社會、教育、刑事司法領域的循證實踐研究。在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其與瑞典國家衛生與福利委員會的 Haluk Soydan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后來，Soydan 和 Brouch 一同成為了 C2 領導組的聯合主席[7]。1999 年，關于成立 C2 的幾個重要會議分別在英國多地舉行。1999 年 6 月在倫敦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贊助下召開會議，確定成立國際 C2，并組建國際指導小組。2000 年 2 月，C2 成立大會在美國費城的賓西法尼亞大學正式召開，來自 13 個國家的 85 位代表出席[7]。
2 C2 的命名原因
在 1998 年巴爾的摩會議期間，Chalmers 建議 Brouch 用一位已故的傳奇社會科學家的名字命名這個新生的組織。Donald T. Campbell 所著的關于研究和教學的試驗和準試驗設計的經典教科書《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on teaching》影響深遠，其在 1969 年美國心理學會的著名演講中就已經提到：“美國，還有當今其他國家，都應該做好準備，迎接試驗的方法手段帶來的社會變革。利用多個有待完善的標準，以明確的有效性為基礎，審視那些我們嘗試提出的為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而設計出的各種項目，判斷是否奏效，并保留、重復驗證、修改甚至舍棄那些不達標的項目”。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 Campbell 在西北大學任教期間的言行深深影響到了 Brouch 早期的學術生涯，所以 Chalmers 的建議引起了 Brouch 強烈的共鳴。因此在 2000 年成立大會上，Brouch 建議以 Campbell 命名這個新生的國際學術組織[7]。
3 C2 的組織構成
C2 由指導委員會、秘書處、方法指導組、交流傳播組、專項協作組等組成（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
3.1 指導委員會
正式成立于 2000 年 2 月的 C2 指導委員會由來自 4 個國家的 8 位代表組成，負責 C2 相關政策制定、宏觀操作監督、各組指導方針等多項領導工作。小組成員們分別為 C2 各專項領域的代表[8]。
3.2 秘書處
負責各專項協作組的活動、C2 年會、指導委員會會議籌辦、C2 網站維護及 C2-系統評價研究注冊處的發展工作，并與交流傳播組共同通過 C2 網站及其他傳播媒介來宣傳 C2[7]。
3.3 方法指導組
主要負責系統評價方法的指導和研究工作，幫助 C2 保障研究證據的質量。方法組成員同時擔任專項協作組的編輯顧問。方法指導組分別包括：統計學小組、準試驗設計小組、進程與執行小組、編輯評價小組[7]。
3.4 交流傳播組
與秘書處合作，致力于協作網傳播、網站維護、推廣 C2 成果并提供指導幫助[7]。
3.5 專項協作組
教育組：將提供各教育階段干預措施效果的研究，包括不同從業人員的教育，第二語言訓練及針對健康相關人員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6, 9]。
司法犯罪組：主要對降低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對罪犯的行為干預以及提高公安司法機構行政效率的干預措施進行效果評價[6, 8]。
社會福利組：主要對經濟危機時工人的就業與培訓、禁止虐待兒童和種族歧視等干預措施進行效果評價[6, 8]。
國際發展組：主要對促進中低收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項有效干預措施進行評價研究[6, 8]。
知識轉化與實踐組：最新成立的組織，主要生產系統評價并轉化應用于實踐，以期擴大 Campbell 系統評價的影響力。
4 C2 的工作原則
4.1 團隊合作
鼓勵對內對外保持良好溝通、開放決策和團隊精神。
4.2 熱情
鼓勵和支持不同專業和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與。
4.3 避免重復
通過良好管理和協調，確保研究效率。
4.4 減少偏倚
通過遵循科學的嚴謹性、廣泛參與、利益回避等方法減少研究偏倚。
4.5 更新
不斷尋找新的研究主題，納入新的科學證據。
4.6 相關性
選擇最重要的政策與實務進行成效評估。
4.7 推廣
大量推廣研究成果，并通過學術會議宣傳。制定合理價格、適當內容和進行媒體公開來滿足全球使用者的需求。
4.8 質量保證
研究過程與成果公開，回應各方評論，采用更精確的分析方法，開發提高研究質量的管理系統。
4.9 持續發展
對于評估結果負責，同時不斷維護、更新編輯過程和功能。
4.10 廣泛參與
減少研究人員參與的障礙，鼓勵多樣性研究，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到團隊的系統評價研究中[10]。
5 C2 的合作機構
5.1 挪威健康服務知識中心（Norwegian Knowledge Centre for the Health Services，NOKC）
通過總結研究、促進研究成果應用、監測健康服務質量、改善患者的安全性來提高健康服務的質量。主要產品和服務包括：系統評價、衛生技術評估、患者和用戶的體驗調查、其他質量測量、教學與訓練、挪威電子健康圖書館、新興技術早期評估數據庫、C2 秘書處、衛生保健全國委員會秘書處。該中心服務于區域健康管理局、挪威衛生局、挪威藥物署和衛生及照料服務部，臨床環境和專業用戶集團，始建于 2004 年[11, 12]。
5.2 CC
一個國際非盈利性學術組織，旨在通過制作、保存、傳播和不斷更新醫療衛生領域防治措施的系統評價，為制定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決策提供科學依據。針對任何有興趣使用高質量系統評價來做出健康決策的個人或團體，無論是醫生、護士、患者、陪員、還是研究者、資助者，CC 提供強大的證據工具來提高衛生保健知識和決策，通過收集和總結研究，以幫助做出明智的治療決策[13]。
5.3 康考迪亞大學學習及展現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Concordia University）
成立于 1988 年，由超過 70 位正式成員、研究合作者，20 名支持人員和 200 名研究生組成的一個研究中心[14]。
5.4 循證決策與實踐信息協作中心（Evidenc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entre，EPPI-Centre）
EPPI-Centre 致力于：① 開發系統評價及研究證據合成的方法學；② 開發證據使用的方法學。工作領域涉及很多社會政策領域發展，包括教育、健康、社會關懷、經濟發展、體育、環境和犯罪[15]。
5.5 國際干預效果評估組織（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3ie）
3ie 的工作重點在于提供高質量評級證據，有助于制定更多地幫助貧困人口的政策。作為資助機構和知識中介，主要開展以下幾項活動：效果評估方案、效果評估服務、證據合成和評價方案、政策影響活動[16]。
5.6 賓夕法尼亞大學犯罪學中心（Jerry Lee Center of Criminolog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犯罪學比美國任何其他大學都更具有豐富的歷史、深厚的傳統和一群杰出的校友。現有教學研究人員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公共政策、法律、統計和犯罪學。所有的專業致力于公平科學和公益服務[17]。
5.7 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研究小組（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University of Toronto）
該組織致力于：① 培養和發展有能力通過社會工作實踐、政策和研究融入和影響我們不斷變化世界的人才；② 推動跨國界的研究和實踐；③ 促進知識共享；④ 與全球伙伴合作解決社會不平等現象[18]。
6 C2 成果
6.1 Campbell 研討會
由于與多個國家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C2 于 2001 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研討會是 C2 吸引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大事件，旨在促進評價社會干預效果的系統評價以及所涉及方法學的發展。
研討會為政策制定者、從業人員和研究者提供會議場所，并支持會議的組織工作。研討會展示社會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國際發展領域的大量系統評價，提供參加方法學培訓班的機會。
自 2001 年以來，C2 已成功舉辦 14 屆研討會[19]，具體信息見表 1。
表1
歷屆Campbell研討會概覽
6.2 Campbell 圖書館
C2 的工作就是與 CC 合作，為社會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及國際發展等領域提供高質量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Campbell 圖書館是 C2 建立的以便保存、推廣以上各領域系統評價的數據庫，制定和建立的系統評價以網站數據庫的形式保存（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lib/），用戶可以使用簡單檢索和高級檢索檢索文獻，根據需求下載全文、計劃書、摘要等[20]。
7 C2 在中國的展望
循證實踐在我國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循證實踐理念逐漸從醫學健康領域蔓延到司法、教育及社會工作等諸多領域。何雪松等[21]討論了以證據為本的實踐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啟示，認為證據為本的實踐是呈現社會工作科學性與專業性的重要策略，是社會工作實務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目前循證實踐在我國無論是研究還是實踐層面，仍處于理念推廣階段，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與循證實踐理念與方法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尚不完備。推行循證實踐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環境、學術研究環境及專業實踐環境，當社會發展到對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專業實踐的有效性有所追求時，循證實踐理念和方法才有實踐應用的社會環境和服務平臺。
其次，循證在社會科學領域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定義標準，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對循證實踐中關于研究證據的獲得與評價、服務提供者的技術和經驗及服務對象的參與等概念存在一些模糊的理解。在研究層面，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獻存在研究主題分布不均衡（循證圖書館學、循證信息檢索學、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管理學等文獻數量較多）、地區研究差異化、原始基礎研究文獻較少，干預性試驗研究較少，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也不多且研究質量不高等問題[22]。在實踐層面，臨床服務人員缺乏有效研究證據的指導，對于循證實踐方法的運用程序不了解，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檢索文獻、尋找證據，導致循證方法尚未充分深入應用到司法、教育及社會工作等相關領域的服務實踐中。
因此十分有必要引入 Campbell 系統評價方法學規范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評價系統，提高二次研究的質量，使得循證實踐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逐步系統化、規范化，并加強各地區、不同領域之間的融匯及交流[23]。
循證實踐的發展離不開決策者和實踐者共同推動基于實踐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實踐模式和氛圍，中國兒童及老年健康證據轉化平臺（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 & Aging Health，CCET）是中國首個社會心理環境健康服務的兒童和老年社會心理健康循證數據庫，旨在為兒童和老年服務人員和服務對象提供最佳心理支持、社會支持和環境支持干預證據，其工作模式為由多個領域專家構成的評價委員會利用 CCET 自主開發的科學的評價量表，從國內外兒童、老年社會心理健康相關的干預項目中評價、篩選出科學實用及高質量的研究證據，翻譯、分類展示在 CCET 網站中 [24]。CCET 的項目評價評級結果與知證決策模式等為政府決策機構在社會組織開展、研發具體循證實踐項目的過程中提供支持和參考；同時為社會組織提供干預項目培訓，推廣有效的循證實踐模式，并建立后效評價機制，以發現理論與實踐的差距；研究者在 CCET 的循證方法學支持下，據此有針對性地開發新證據[25]。依托 CCET 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從而推動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① 聯合中國社會工作學會，舉辦了四期《全國循證社會工作研究方法高級研修班》。共有 100 名來自全國 68 所高校研究者參加了培訓，目前發表 SSCI 論文 4 篇，中文論文 7 篇，在中國的社會工作領域普及推廣了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② 參加 2015～2016 年的國際循證社會科學聯盟年會（C2 年會）并做報告，經過努力有幸成為全球證據合成聯盟（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GESI）成員，努力推動中低收入國家（LMIC）合成證據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農業、經濟、教育、環境與健康；③ 2017 年 8 月在《社會建設》雜志發表系列論文，介紹了循證社會工作及其研究成果；④ 2017 年 5 月和 7 月分別協助中國醫促會循證醫學分會年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分會年會舉辦循證社會科學研究論壇，邀請了來自醫學、管理、經濟、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循證社會科學未來發展思路；⑥ 邀請發表循證社會科學、定性系統評價、老年健康等主題論文 20 余篇，其中 SCI/SSCI 論文 5 篇；⑦ 參與國內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術會議，如蘭州大學循證社會科學論壇。因此我國在引入 Campbell 系統評價方法學的時候，可參考 CCET 的工作模式，想要推動循證實踐在我國社科領域的發展，需聯合社會工作、司法犯罪、教育與政策制定領域的專家，并聯系 C2，共同組建中國 Campbell 中心，形成一支隊伍建設全面，工作效率高效的工作團隊。在團隊發展的基礎上，由專家們學習并轉化 Campbell 方法學，以培訓班或會議的形式交流傳播方法學知識，培養具有循證背景與理念的社會科學領域人才。同時，培養出的研究者可利用學習到的方法進行實踐，提高我國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數量及質量，政策制定者可將高質量的循證研究證據付諸實踐，更加規范科學的制定決策。
中國的社會科學目前正處于大力發展的初期，而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許多領域和服務（如社會工作服務政策、社會工作教育、針對個體或團體的干預服務、司法犯罪有效措施等）需要不斷去探索和研究，仍然需要強調實證為依據。相信 Campbell 系統在中國的建立和推廣，必將有助于社會科學領域循證實踐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政策及高質量服務和干預的不斷發展。
循證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為 C2 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氛圍，推動 C2 在中國的發展，推動循證理念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十分必要且必需，未來必定是一個知證的時代。
循證醫學是近年來國際臨床醫學領域迅速興起的一門學科，它影響著疾病診治、衛生決策、實踐指南的發展方向。它是指將醫生、最佳證據與患者的價值觀三者有機結合，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所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來制定最佳的治療措施，最終確保臨床醫師能給予患者最佳的診療方案[1, 2]。
隨著循證醫學的快速發展，其理念與方法也迅速滲透到醫學以外的多個領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管理學、循證信息檢索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循證實踐科學[3]。2000 年 2 月，Cochrane 協作網（Cochrane Collaboration，CC）的姊妹組織 Campbell 協作網（Campbell Collaboration，C2）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宣告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是與 CC 合作，為社會、心理、教育、司法犯罪學及國際發展政策等非醫學領域提供科學嚴謹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4-6]。
經過 15 年的發展，目前 C2 已發表了 200 多篇的系統評價，內容涵蓋教育、犯罪、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為公共決策提供了證據支持。然而 C2 在中國國內知曉度不高，此文擬通過全面系統地介紹 C2 的起源、發展以及成果與展望，旨在讓更多的學者了解循證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為我國社會科學決策提供循證方法學的依據和指導。
1 C2 的起源
1993 年，在英國國家衛生服務部（NHS）的資助下，以循證醫學先驅 Archie Cochrane 名字命名的 CC 由 Iain Chalmers 和他的團隊創建，并不斷更新和傳播衛生保健干預效果的系統評價。CC 取得了快速成功，目前已成為世界許多地區公認的衛生保健領域證據最佳來源[7]。
雖然 CC 在推動循證醫學的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更加復雜而龐大的社會工作、教育、司法犯罪方面，卻顯得力量不足。為了將循證思想和方法有效地運用到社會事務中，需要在社會領域建立一個類似 CC 的組織，從而為各類社會干預措施提供系統評價證據，讓決策者和從業者們能夠有據可循，從而優化相關策略制定，明確政策效果[7]。
Iain Chalmers 與包括 Fred Mosteller 在內的許多頂尖社會學家對在社會領域建立一個循證組織取得了廣泛共識。1998 年 12 月，Chalmers 在倫敦大學學院召開了一個探索性會議，來自英國的優秀研究者和決策者們一同討論了循證方法在社會科學的發展，這為后來 C2 的成立奠定了基礎[7]。
因為當時社會政策研究、試驗及準試驗設計研究大多數是由美國科學家主導，所以 Iain Chalmers 堅信應由美國的研究者來領導相關的工作。1998 年在美國巴爾的摩的一次會議上，Chalmers 遇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Robert Boruch 教授，一位在多個領域富有影響力，并以試驗與證據研究而著名的美國學者，并建議由 Robert Brouch 負責領導此項工作[7]。
1998 年冬，Boruch 往返于奧斯陸、赫爾辛基、哥本哈根及斯德哥爾摩參加會議，與北歐諸國探討開展社會、教育、刑事司法領域的循證實踐研究。在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其與瑞典國家衛生與福利委員會的 Haluk Soydan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后來，Soydan 和 Brouch 一同成為了 C2 領導組的聯合主席[7]。1999 年，關于成立 C2 的幾個重要會議分別在英國多地舉行。1999 年 6 月在倫敦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贊助下召開會議，確定成立國際 C2，并組建國際指導小組。2000 年 2 月，C2 成立大會在美國費城的賓西法尼亞大學正式召開，來自 13 個國家的 85 位代表出席[7]。
2 C2 的命名原因
在 1998 年巴爾的摩會議期間，Chalmers 建議 Brouch 用一位已故的傳奇社會科學家的名字命名這個新生的組織。Donald T. Campbell 所著的關于研究和教學的試驗和準試驗設計的經典教科書《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on teaching》影響深遠，其在 1969 年美國心理學會的著名演講中就已經提到：“美國，還有當今其他國家，都應該做好準備，迎接試驗的方法手段帶來的社會變革。利用多個有待完善的標準，以明確的有效性為基礎，審視那些我們嘗試提出的為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而設計出的各種項目，判斷是否奏效，并保留、重復驗證、修改甚至舍棄那些不達標的項目”。由于上世紀七十年代 Campbell 在西北大學任教期間的言行深深影響到了 Brouch 早期的學術生涯，所以 Chalmers 的建議引起了 Brouch 強烈的共鳴。因此在 2000 年成立大會上，Brouch 建議以 Campbell 命名這個新生的國際學術組織[7]。
3 C2 的組織構成
C2 由指導委員會、秘書處、方法指導組、交流傳播組、專項協作組等組成（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
3.1 指導委員會
正式成立于 2000 年 2 月的 C2 指導委員會由來自 4 個國家的 8 位代表組成，負責 C2 相關政策制定、宏觀操作監督、各組指導方針等多項領導工作。小組成員們分別為 C2 各專項領域的代表[8]。
3.2 秘書處
負責各專項協作組的活動、C2 年會、指導委員會會議籌辦、C2 網站維護及 C2-系統評價研究注冊處的發展工作，并與交流傳播組共同通過 C2 網站及其他傳播媒介來宣傳 C2[7]。
3.3 方法指導組
主要負責系統評價方法的指導和研究工作，幫助 C2 保障研究證據的質量。方法組成員同時擔任專項協作組的編輯顧問。方法指導組分別包括：統計學小組、準試驗設計小組、進程與執行小組、編輯評價小組[7]。
3.4 交流傳播組
與秘書處合作，致力于協作網傳播、網站維護、推廣 C2 成果并提供指導幫助[7]。
3.5 專項協作組
教育組：將提供各教育階段干預措施效果的研究，包括不同從業人員的教育，第二語言訓練及針對健康相關人員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6, 9]。
司法犯罪組：主要對降低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對罪犯的行為干預以及提高公安司法機構行政效率的干預措施進行效果評價[6, 8]。
社會福利組：主要對經濟危機時工人的就業與培訓、禁止虐待兒童和種族歧視等干預措施進行效果評價[6, 8]。
國際發展組：主要對促進中低收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項有效干預措施進行評價研究[6, 8]。
知識轉化與實踐組：最新成立的組織，主要生產系統評價并轉化應用于實踐，以期擴大 Campbell 系統評價的影響力。
4 C2 的工作原則
4.1 團隊合作
鼓勵對內對外保持良好溝通、開放決策和團隊精神。
4.2 熱情
鼓勵和支持不同專業和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與。
4.3 避免重復
通過良好管理和協調，確保研究效率。
4.4 減少偏倚
通過遵循科學的嚴謹性、廣泛參與、利益回避等方法減少研究偏倚。
4.5 更新
不斷尋找新的研究主題，納入新的科學證據。
4.6 相關性
選擇最重要的政策與實務進行成效評估。
4.7 推廣
大量推廣研究成果，并通過學術會議宣傳。制定合理價格、適當內容和進行媒體公開來滿足全球使用者的需求。
4.8 質量保證
研究過程與成果公開，回應各方評論，采用更精確的分析方法，開發提高研究質量的管理系統。
4.9 持續發展
對于評估結果負責，同時不斷維護、更新編輯過程和功能。
4.10 廣泛參與
減少研究人員參與的障礙，鼓勵多樣性研究，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到團隊的系統評價研究中[10]。
5 C2 的合作機構
5.1 挪威健康服務知識中心（Norwegian Knowledge Centre for the Health Services，NOKC）
通過總結研究、促進研究成果應用、監測健康服務質量、改善患者的安全性來提高健康服務的質量。主要產品和服務包括：系統評價、衛生技術評估、患者和用戶的體驗調查、其他質量測量、教學與訓練、挪威電子健康圖書館、新興技術早期評估數據庫、C2 秘書處、衛生保健全國委員會秘書處。該中心服務于區域健康管理局、挪威衛生局、挪威藥物署和衛生及照料服務部，臨床環境和專業用戶集團，始建于 2004 年[11, 12]。
5.2 CC
一個國際非盈利性學術組織，旨在通過制作、保存、傳播和不斷更新醫療衛生領域防治措施的系統評價，為制定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決策提供科學依據。針對任何有興趣使用高質量系統評價來做出健康決策的個人或團體，無論是醫生、護士、患者、陪員、還是研究者、資助者，CC 提供強大的證據工具來提高衛生保健知識和決策，通過收集和總結研究，以幫助做出明智的治療決策[13]。
5.3 康考迪亞大學學習及展現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Concordia University）
成立于 1988 年，由超過 70 位正式成員、研究合作者，20 名支持人員和 200 名研究生組成的一個研究中心[14]。
5.4 循證決策與實踐信息協作中心（Evidenc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entre，EPPI-Centre）
EPPI-Centre 致力于：① 開發系統評價及研究證據合成的方法學；② 開發證據使用的方法學。工作領域涉及很多社會政策領域發展，包括教育、健康、社會關懷、經濟發展、體育、環境和犯罪[15]。
5.5 國際干預效果評估組織（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3ie）
3ie 的工作重點在于提供高質量評級證據，有助于制定更多地幫助貧困人口的政策。作為資助機構和知識中介，主要開展以下幾項活動：效果評估方案、效果評估服務、證據合成和評價方案、政策影響活動[16]。
5.6 賓夕法尼亞大學犯罪學中心（Jerry Lee Center of Criminolog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犯罪學比美國任何其他大學都更具有豐富的歷史、深厚的傳統和一群杰出的校友。現有教學研究人員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公共政策、法律、統計和犯罪學。所有的專業致力于公平科學和公益服務[17]。
5.7 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研究小組（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University of Toronto）
該組織致力于：① 培養和發展有能力通過社會工作實踐、政策和研究融入和影響我們不斷變化世界的人才；② 推動跨國界的研究和實踐；③ 促進知識共享；④ 與全球伙伴合作解決社會不平等現象[18]。
6 C2 成果
6.1 Campbell 研討會
由于與多個國家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C2 于 2001 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研討會是 C2 吸引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大事件，旨在促進評價社會干預效果的系統評價以及所涉及方法學的發展。
研討會為政策制定者、從業人員和研究者提供會議場所，并支持會議的組織工作。研討會展示社會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國際發展領域的大量系統評價，提供參加方法學培訓班的機會。
自 2001 年以來，C2 已成功舉辦 14 屆研討會[19]，具體信息見表 1。
表1
歷屆Campbell研討會概覽
6.2 Campbell 圖書館
C2 的工作就是與 CC 合作，為社會福利、教育、司法犯罪及國際發展等領域提供高質量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Campbell 圖書館是 C2 建立的以便保存、推廣以上各領域系統評價的數據庫，制定和建立的系統評價以網站數據庫的形式保存（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lib/），用戶可以使用簡單檢索和高級檢索檢索文獻，根據需求下載全文、計劃書、摘要等[20]。
7 C2 在中國的展望
循證實踐在我國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循證實踐理念逐漸從醫學健康領域蔓延到司法、教育及社會工作等諸多領域。何雪松等[21]討論了以證據為本的實踐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啟示，認為證據為本的實踐是呈現社會工作科學性與專業性的重要策略，是社會工作實務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目前循證實踐在我國無論是研究還是實踐層面，仍處于理念推廣階段，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與循證實踐理念與方法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尚不完備。推行循證實踐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環境、學術研究環境及專業實踐環境，當社會發展到對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專業實踐的有效性有所追求時，循證實踐理念和方法才有實踐應用的社會環境和服務平臺。
其次，循證在社會科學領域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定義標準，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對循證實踐中關于研究證據的獲得與評價、服務提供者的技術和經驗及服務對象的參與等概念存在一些模糊的理解。在研究層面，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文獻存在研究主題分布不均衡（循證圖書館學、循證信息檢索學、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管理學等文獻數量較多）、地區研究差異化、原始基礎研究文獻較少，干預性試驗研究較少，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也不多且研究質量不高等問題[22]。在實踐層面，臨床服務人員缺乏有效研究證據的指導，對于循證實踐方法的運用程序不了解，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檢索文獻、尋找證據，導致循證方法尚未充分深入應用到司法、教育及社會工作等相關領域的服務實踐中。
因此十分有必要引入 Campbell 系統評價方法學規范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評價系統，提高二次研究的質量，使得循證實踐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逐步系統化、規范化，并加強各地區、不同領域之間的融匯及交流[23]。
循證實踐的發展離不開決策者和實踐者共同推動基于實踐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實踐模式和氛圍，中國兒童及老年健康證據轉化平臺（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 & Aging Health，CCET）是中國首個社會心理環境健康服務的兒童和老年社會心理健康循證數據庫，旨在為兒童和老年服務人員和服務對象提供最佳心理支持、社會支持和環境支持干預證據，其工作模式為由多個領域專家構成的評價委員會利用 CCET 自主開發的科學的評價量表，從國內外兒童、老年社會心理健康相關的干預項目中評價、篩選出科學實用及高質量的研究證據，翻譯、分類展示在 CCET 網站中 [24]。CCET 的項目評價評級結果與知證決策模式等為政府決策機構在社會組織開展、研發具體循證實踐項目的過程中提供支持和參考；同時為社會組織提供干預項目培訓，推廣有效的循證實踐模式，并建立后效評價機制，以發現理論與實踐的差距；研究者在 CCET 的循證方法學支持下，據此有針對性地開發新證據[25]。依托 CCET 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從而推動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① 聯合中國社會工作學會，舉辦了四期《全國循證社會工作研究方法高級研修班》。共有 100 名來自全國 68 所高校研究者參加了培訓，目前發表 SSCI 論文 4 篇，中文論文 7 篇，在中國的社會工作領域普及推廣了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② 參加 2015～2016 年的國際循證社會科學聯盟年會（C2 年會）并做報告，經過努力有幸成為全球證據合成聯盟（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GESI）成員，努力推動中低收入國家（LMIC）合成證據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農業、經濟、教育、環境與健康；③ 2017 年 8 月在《社會建設》雜志發表系列論文，介紹了循證社會工作及其研究成果；④ 2017 年 5 月和 7 月分別協助中國醫促會循證醫學分會年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分會年會舉辦循證社會科學研究論壇，邀請了來自醫學、管理、經濟、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循證社會科學未來發展思路；⑥ 邀請發表循證社會科學、定性系統評價、老年健康等主題論文 20 余篇，其中 SCI/SSCI 論文 5 篇；⑦ 參與國內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術會議，如蘭州大學循證社會科學論壇。因此我國在引入 Campbell 系統評價方法學的時候，可參考 CCET 的工作模式，想要推動循證實踐在我國社科領域的發展，需聯合社會工作、司法犯罪、教育與政策制定領域的專家，并聯系 C2，共同組建中國 Campbell 中心，形成一支隊伍建設全面，工作效率高效的工作團隊。在團隊發展的基礎上，由專家們學習并轉化 Campbell 方法學，以培訓班或會議的形式交流傳播方法學知識，培養具有循證背景與理念的社會科學領域人才。同時，培養出的研究者可利用學習到的方法進行實踐，提高我國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數量及質量，政策制定者可將高質量的循證研究證據付諸實踐，更加規范科學的制定決策。
中國的社會科學目前正處于大力發展的初期，而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許多領域和服務（如社會工作服務政策、社會工作教育、針對個體或團體的干預服務、司法犯罪有效措施等）需要不斷去探索和研究，仍然需要強調實證為依據。相信 Campbell 系統在中國的建立和推廣，必將有助于社會科學領域循證實踐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政策及高質量服務和干預的不斷發展。
循證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為 C2 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氛圍，推動 C2 在中國的發展，推動循證理念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十分必要且必需，未來必定是一個知證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