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92 年循證醫學誕生以來，其先進的理念和科學的方法已滲透到社會科學領域，形成了循證管理科學、循證教育科學、循證社會工作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循證實踐科學。本文將介紹循證社會科學的起源、發展現狀、面臨挑戰及應對策略，希望進一步推動我國循證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決策管理。
引用本文： 拜爭剛, 齊銥, 楊克虎, 吳思潔, 張曙, 李幼平. 循證社會科學的起源、現狀及展望.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10): 1118-1121. doi: 10.7507/1672-2531.201807123 復制
自 1996 年循證醫學被引入中國并推廣，循證醫學的理念與方法在醫學領域逐漸被認可和應用。國內不同社會科學學科也開始借鑒和應用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但相比循證醫學和循證科學的廣為人知，循證社會科學僅被少數研究者和決策者所知，致使循證社會科學在我國的發展較慢。為進一步加快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必要系統介紹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是如何被引入社會科學領域，并對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現狀、面臨挑戰及發展策略進行梳理。
1 循證社會科學的起源
循證社會科學是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具體指根據社會科學學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充分考慮服務對象的價值意愿和宏觀環境因素，參考當前可得最佳研究證據后，綜合進行決策和實踐。通過理論、研究、決策和實踐的轉化，最終達到學科更專業、決策更科學、服務更有效、對象更滿意的目標。循證實踐的理念最初來源于醫學領域。1992 年循證醫學在國際臨床醫學領域興起后，此理念在國內外迅速滲透到醫學以外的多個領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先后形成了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社會工作、循證管理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循證實踐科學[1-4]。
2 循證社會科學發展歷史
1993 年國際 Cochrane 協作網（CC）成立后，逐漸開始嘗試循證理念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2000 年 Campbell 協作網（C2）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正式成立，作為循證實踐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國際研究組織，其旨在為社會、教育、司法犯罪學及國際發展政策等領域提供科學嚴謹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并促進轉化[3]。司法矯正、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應用循證理念的時間雖不一致，但 C2 的成立標志著國際上正式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此后，國內陸續有循證實踐相關的學者開始不斷探索循證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可行性[5]。2016 年蘭州大學循證醫學中心舉辦了首屆蘭州大學循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培訓班，2017 年分別在中國醫促會年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分會的年會上舉辦了循證社會科學研究論壇、在南京理工大學舉辦了中國循證社會科學發展圓桌會議，2018 年 7 月蘭州大學召開的“知識轉化與循證科學”論壇上邀請了來自醫學、管理、經濟、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循證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
2.1 循證矯正（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1995 年加拿大犯罪心理學家 Andrews 和 Hoge 提出循證矯正的概念，即遵循證據進行矯正，指矯正工作者在矯正罪犯時，針對罪犯的具體問題，尋找并按照現有的最佳證據，結合罪犯的特點和意愿來實施矯正活動[6]。矯正學發展史上有兩項里程碑式的研究證明了循證矯正的重要性：① 1974 年美國學者 R. Martinson 發表了題為《是否有效？關于監獄改革的問題與答案》的研究報告，成為震撼矯正界的“馬丁森炸彈”（Martinson's bombshell）；② 1996 年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 Sherman 的研究小組，采用一套統一、合理、客觀的科學評估體系，評價全美 500 多個預防犯罪項目的成效后，于 1998 年發表了題為《預防犯罪：哪些有效？哪些無效？哪些還在進行中？》的研究報告[7]。這兩個事件標志著西方國家循證矯正研究的開端。近二十年，歐美澳等發達國家積極推廣循證矯正理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加拿大，在罪犯風險評估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中國，由于經驗性矯正已經不足以滿足司法矯正的需要，循證矯正的引入正好符合了時代的需求。2012 年，我國司法部開始推行循證矯正試點，迄今已取得大量研究結果，但因循證矯正在國內發展存在地區差異，研究水平參差不齊，呈現出不平衡性，急需分析國內循證矯正的發展現狀，了解研究者和決策者面臨的問題，并提出適宜的發展策略，以更好地推動國內循證矯正的發展[8]。
2.2 循證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
1996 年，劍橋大學 Hargreaves 教授在年度教師培訓機構講座上發布了題為《教學作為基于研究專業的可能性和前景》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循證教育”，指“主張教育必須基于嚴格的科學證據，要求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將專業智慧與最佳、有效的經驗證據整合起來進行教學決策”[9]。2002 年，美國頒布《2001 有教無類法案》，從中小學著手推動開展“基于科學的教育改革”，這被視為美國開展循證教育學的肇始。同年，荷蘭等國的教育研究機構又針對“在教育過程中將專業智慧與最佳、有效的經驗證據整合起來進行決策”這一理念進行深入拓展。經過多年發展，循證教育學現已有十分明確的證據分級標準和實施步驟，相關專家聯合撰寫了大量指導文獻，包括指南、手冊以及成熟的系統評價，并收錄在教育學數據庫中供研究者和決策者參考。現較有影響力的大型循證教育學數據庫有：C2（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有效教學策略網（WWC，https://ies.ed.gov/ncee/wwc/）、教育資源信息中心（ERIC，https://eric.ed.gov/）等[7]。目前中國的循證教育研究現況分析結果顯示，循證教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存在理論實踐不同步、地域發展不均衡、原始研究不充分等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我國正處于社會高速發展的轉型期，教育事業需要制定更高的要求和標準來應對更加復雜多樣的教育難題。循證教育學的理念和方法響應了國家關于教育科學化、人性化、信息化的號召，能夠為新時代的教育改革創新做出貢獻。循證方法在教育領域的普及和應用需要各級教育單位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在研究者、實踐者和管理者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完善的循證教育學體系，讓教育證據和實踐結合的更加緊密[10]。
2.3 循證社會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1999 年 Gambrill 最早提出在社會工作中引入循證概念。2003 年 Gibb 出版了第一本社會工作手冊；同年 Rosen 和 Proctor 制定了循證社會工作指引。循證理念在社會工作領域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6 年，美國學者 Fischer 撰寫了《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Casework》來反思社會工作個案服務的有效性[11]。2004 年國內的何雪松教授和陳樹強教授提出循證實踐“是推動社會工作在中國發展并獲得社會認同的一個可能策略”，即應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模式引入中國的社會工作實踐[12]。循證實踐理念和方法在社會工作領域的應用無疑是對傳統工作模式的一種補充，這一新理念在國內興起較晚，學界認知度并不普及，發表文獻尚少。有研究發現循證社會工作的發表文獻仍然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不多、文獻質量不高、循證理念傳播范圍小、循證社會工作方法不明晰等問題[13]。從 2015 年開始，在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南加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齊銥教授和 Soydan 教授的推動下，邀請何雪松、冉茂盛、隋玉杰、沈暉、高翔等中國社會工作專家，在全國不同地方舉辦了 4 期循證社會工作研究方法高級研修班（南京理工大學張曙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一期和第四期研修班；深圳大學徐道穩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二期研修班；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趙學慧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三期研修班），培訓了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的近百名社會工作研究者。2017 年 8 月《社會建設》雜志邀請齊銥教授組稿發表了循證社會工作研究專期文章，系統介紹了中國社會工作引入循證理念和方法的必要性、研究現狀，并發表了部分研修班小組論文。此外，小組其他研究成果已陸續在 SSCI、CSSCI、CSCD 等數據庫發表。2017 年 9 月在南京理工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循證社會工作研究與證據合成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近百名學者參加并交流如何推動中國循證社會工作發展，期間邀請 C2 前主席 Littell 教授首次在國內開展 Campbell 系統評價培訓。目前已有 8 個課題組開始了相關研究以推動中國循證社會工作研究與國際接軌，社會工作循證實踐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4]。
2.4 循證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2006 年美國學者 Rousseau 定義循證管理為“將基于當前最佳證據的科學管理理論轉化為組織管理實踐”[15]。雖然學界對此尚存爭議，但循證決策的理念仍可以追溯到 1999 年英國的布萊爾政府公布的《政府現代化白皮書》。《政府現代化白皮書》中“改進證據的使用”體現了循證決策的思想。同年發布的《21 世紀的專業政策制定》明確使用了循證決策和管理的概念[16]。循證管理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基于當前最佳證據以較少的投入獲得最大化的效益。循證理念引入國內管理領域已經有十年，但相關研究的發展一直不溫不火。循證管理的文獻發表數量雖然在 2012～2015 年呈現上升趨勢，但自 2016 年起相關研究因缺少基金支持又有下降趨勢。已發表的大部分研究停留在闡述基本概念上，缺乏深度研究，也缺乏實踐證據的探索。研究問題由公共衛生決策、循證醫學向周邊輻射，并未有效靈活地將循證決策運用于除公共衛生決策以外的其他管理領域。研究機構大部分是高校和研究所，缺乏研究者與實踐者及決策者的交流與合作，也是導致研究問題單一、研究質量不高的原因[17]。目前我國管理面臨著需求、目標、主體、因素和約束條件等的多元；狀態、環境、過程、內容、關系等的復雜；還有對象、目標、環境、因子與條件等的瞬變，及必須應對非均衡、全球化和虛擬化等諸多挑戰的現狀。因此只有實現不同機構和區域的合作，促進研究者、決策者、實踐者的交流與合作，讓更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參與到國內循證決策管理的發展中來，創造更多的高質量決策證據和方法，才能使得科學決策和管理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傳統的經驗管理模式遠不能完全應對這些挑戰，故能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循證作出最佳決策顯得尤為重要，循證理念強調了證據的重要性，可使循證管理者作出決策時將決策環境、個人管理經驗和當前最佳證據結合起來做出當前最佳決策，不盲目偏信個人經驗，不隨意模仿，從而減少管理過程中的錯誤發生[16]。
3 中國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及挑戰
C2 建立至今，經過近 30 年的發展，國際上不同社會科學領域已經發表大量系統評價和出版多部循證實踐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教材和專著，且已經將循證決策的理念應用到智庫決策從而進入政府管理決策高度。總之，國外循證社會科學呈現出快速發展和欣欣向榮之勢[18]。循證社會科學在中國已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通過分析已發表的文獻可以發現：① 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關于循證矯正、循證教育、循證管理等文獻數量較多；② 北京、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發表研究數量最多，且不斷增加；③ 循證實踐的研究數量呈逐年增多趨勢，研究類型以綜述居多，發表雜志種類呈現多樣化。提示循證實踐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有強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認同。循證社會科學在價值觀上體現時代精神，在方法論上符合科學主義取向，為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但其發表文獻存在研究地域和主題領域分布不均衡、發展存在地區差異、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不多、原始研究缺失、研究質量不高等問題，說明循證實踐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19]。
目前循證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還面臨著以下挑戰：① 觀念轉變：如何將個人經驗決策轉變為知證決策。大部分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應當意識到單純依靠個人經驗決策的局限性，學會參考相關全面可靠的證據進行決策。同時呼喚研究者開發政策制定者可及、易理解、可接受的循證決策證據資源。② 方法學轉化：如何使 CC 和 C2 有關社會服務領域的系統評價方法和證據轉化方法讓更多人接受，特別是應該學習 GESI（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聯盟的最新研究方法和轉化理念，推動生產更多高質量的社會科學研究證據。③ 服務支持：如何在各自社會科學領域建立目標明確、穩定的跨學科研究和實踐團隊？如何在具體案例下，可通過進行方法學培訓和循證實踐培訓，幫助相關人員解決實際問題。④ 加強監管：要求政策者能夠使用相關證據進行決策，并逐步從強制要求向自愿使用轉變，借鑒美國 5 大智庫建立循證決策聯盟（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on）的理念和方法，讓決策更加透明、公平和有效[19, 20]。
GESI 是由 CC、C2 和 JBI 機構（Joanna Briggs Institute）等國際研究機構成立的循證研究聯盟，宗旨之一是幫助中低收入國家提升多學科的循證研究和轉化能力，從而提高相關研究質量和服務效果。GESI 的秘書處成立于 2016 年 6 月，位于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AUB）的衛生政策和系統研究系統評估中心，并向代表 GESI 創始機構匯報。秘書處創建了一個全球的證據合成中心網絡，該網絡目前由來自全球 24 個 LMIC 的 38 個中心組成，中國兒童與老年健康證據轉化平臺已成為其成員之一[21]。此聯盟旨在分享循證專業知識和經驗并促進平臺間合作研究。此外，GESI 將致力于吸引有興趣支持網絡中心的資助者。
4 中國循證社會科學展望
循證社會科學是一個多學科共用的方法，目前應用領域比較多的有：社會工作、教育、司法犯罪、環境。未來應鼓勵研究者：① 針對急需解決的問題開展高質量科學研究；② 將當前的研究按照證據質量、相關性、重要性等指標進行分類分級，以供決策參考；③ 倡導決策者綜合考慮服務對象需求、可靠研究證據、經濟和政策等因素，做出透明和科學的決策。引導社會服務提供者基于研究證據和有效的干預項目開展服務或政策干預。
目前中國的社會科學正處于發展新階段，而社會科學諸多領域需要研究微觀和宏觀性問題，如：① 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有效性； ② 監獄矯正的有效性；③ 環境健康治理策略的選擇；④ 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及實施的有效性；⑤ 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有效運行；⑥ 國家經濟轉型和國際市場合作開發等問題，均需不斷探索和研究。這些問題的決策均需強調：① 參考當前可得證據；② 基于決策開展有效的服務實踐；③ 將實踐的研究轉化為未來的決策證據和完善的學科理論；④ 實現研究-決策-實踐的有效轉化，才能讓決策更科學、服務更有效、學科更專業。
自 1996 年循證醫學被引入中國并推廣，循證醫學的理念與方法在醫學領域逐漸被認可和應用。國內不同社會科學學科也開始借鑒和應用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但相比循證醫學和循證科學的廣為人知，循證社會科學僅被少數研究者和決策者所知，致使循證社會科學在我國的發展較慢。為進一步加快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必要系統介紹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是如何被引入社會科學領域，并對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現狀、面臨挑戰及發展策略進行梳理。
1 循證社會科學的起源
循證社會科學是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具體指根據社會科學學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充分考慮服務對象的價值意愿和宏觀環境因素，參考當前可得最佳研究證據后，綜合進行決策和實踐。通過理論、研究、決策和實踐的轉化，最終達到學科更專業、決策更科學、服務更有效、對象更滿意的目標。循證實踐的理念最初來源于醫學領域。1992 年循證醫學在國際臨床醫學領域興起后，此理念在國內外迅速滲透到醫學以外的多個領域，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先后形成了循證矯正學、循證教育學、循證社會工作、循證管理學等多學科、多領域的循證實踐科學[1-4]。
2 循證社會科學發展歷史
1993 年國際 Cochrane 協作網（CC）成立后，逐漸開始嘗試循證理念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2000 年 Campbell 協作網（C2）在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正式成立，作為循證實踐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國際研究組織，其旨在為社會、教育、司法犯罪學及國際發展政策等領域提供科學嚴謹的系統評價決策依據并促進轉化[3]。司法矯正、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應用循證理念的時間雖不一致，但 C2 的成立標志著國際上正式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此后，國內陸續有循證實踐相關的學者開始不斷探索循證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可行性[5]。2016 年蘭州大學循證醫學中心舉辦了首屆蘭州大學循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培訓班，2017 年分別在中國醫促會年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分會的年會上舉辦了循證社會科學研究論壇、在南京理工大學舉辦了中國循證社會科學發展圓桌會議，2018 年 7 月蘭州大學召開的“知識轉化與循證科學”論壇上邀請了來自醫學、管理、經濟、教育、社會工作等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循證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
2.1 循證矯正（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1995 年加拿大犯罪心理學家 Andrews 和 Hoge 提出循證矯正的概念，即遵循證據進行矯正，指矯正工作者在矯正罪犯時，針對罪犯的具體問題，尋找并按照現有的最佳證據，結合罪犯的特點和意愿來實施矯正活動[6]。矯正學發展史上有兩項里程碑式的研究證明了循證矯正的重要性：① 1974 年美國學者 R. Martinson 發表了題為《是否有效？關于監獄改革的問題與答案》的研究報告，成為震撼矯正界的“馬丁森炸彈”（Martinson's bombshell）；② 1996 年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 Sherman 的研究小組，采用一套統一、合理、客觀的科學評估體系，評價全美 500 多個預防犯罪項目的成效后，于 1998 年發表了題為《預防犯罪：哪些有效？哪些無效？哪些還在進行中？》的研究報告[7]。這兩個事件標志著西方國家循證矯正研究的開端。近二十年，歐美澳等發達國家積極推廣循證矯正理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加拿大，在罪犯風險評估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中國，由于經驗性矯正已經不足以滿足司法矯正的需要，循證矯正的引入正好符合了時代的需求。2012 年，我國司法部開始推行循證矯正試點，迄今已取得大量研究結果，但因循證矯正在國內發展存在地區差異，研究水平參差不齊，呈現出不平衡性，急需分析國內循證矯正的發展現狀，了解研究者和決策者面臨的問題，并提出適宜的發展策略，以更好地推動國內循證矯正的發展[8]。
2.2 循證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
1996 年，劍橋大學 Hargreaves 教授在年度教師培訓機構講座上發布了題為《教學作為基于研究專業的可能性和前景》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循證教育”，指“主張教育必須基于嚴格的科學證據，要求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將專業智慧與最佳、有效的經驗證據整合起來進行教學決策”[9]。2002 年，美國頒布《2001 有教無類法案》，從中小學著手推動開展“基于科學的教育改革”，這被視為美國開展循證教育學的肇始。同年，荷蘭等國的教育研究機構又針對“在教育過程中將專業智慧與最佳、有效的經驗證據整合起來進行決策”這一理念進行深入拓展。經過多年發展，循證教育學現已有十分明確的證據分級標準和實施步驟，相關專家聯合撰寫了大量指導文獻，包括指南、手冊以及成熟的系統評價，并收錄在教育學數據庫中供研究者和決策者參考。現較有影響力的大型循證教育學數據庫有：C2（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有效教學策略網（WWC，https://ies.ed.gov/ncee/wwc/）、教育資源信息中心（ERIC，https://eric.ed.gov/）等[7]。目前中國的循證教育研究現況分析結果顯示，循證教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存在理論實踐不同步、地域發展不均衡、原始研究不充分等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我國正處于社會高速發展的轉型期，教育事業需要制定更高的要求和標準來應對更加復雜多樣的教育難題。循證教育學的理念和方法響應了國家關于教育科學化、人性化、信息化的號召，能夠為新時代的教育改革創新做出貢獻。循證方法在教育領域的普及和應用需要各級教育單位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在研究者、實踐者和管理者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完善的循證教育學體系，讓教育證據和實踐結合的更加緊密[10]。
2.3 循證社會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1999 年 Gambrill 最早提出在社會工作中引入循證概念。2003 年 Gibb 出版了第一本社會工作手冊；同年 Rosen 和 Proctor 制定了循證社會工作指引。循證理念在社會工作領域最早可以追溯至 1976 年，美國學者 Fischer 撰寫了《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Casework》來反思社會工作個案服務的有效性[11]。2004 年國內的何雪松教授和陳樹強教授提出循證實踐“是推動社會工作在中國發展并獲得社會認同的一個可能策略”，即應將循證實踐的理念和模式引入中國的社會工作實踐[12]。循證實踐理念和方法在社會工作領域的應用無疑是對傳統工作模式的一種補充，這一新理念在國內興起較晚，學界認知度并不普及，發表文獻尚少。有研究發現循證社會工作的發表文獻仍然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不多、文獻質量不高、循證理念傳播范圍小、循證社會工作方法不明晰等問題[13]。從 2015 年開始，在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南加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齊銥教授和 Soydan 教授的推動下，邀請何雪松、冉茂盛、隋玉杰、沈暉、高翔等中國社會工作專家，在全國不同地方舉辦了 4 期循證社會工作研究方法高級研修班（南京理工大學張曙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一期和第四期研修班；深圳大學徐道穩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二期研修班；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趙學慧教授組織承辦了第三期研修班），培訓了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的近百名社會工作研究者。2017 年 8 月《社會建設》雜志邀請齊銥教授組稿發表了循證社會工作研究專期文章，系統介紹了中國社會工作引入循證理念和方法的必要性、研究現狀，并發表了部分研修班小組論文。此外，小組其他研究成果已陸續在 SSCI、CSSCI、CSCD 等數據庫發表。2017 年 9 月在南京理工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循證社會工作研究與證據合成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近百名學者參加并交流如何推動中國循證社會工作發展，期間邀請 C2 前主席 Littell 教授首次在國內開展 Campbell 系統評價培訓。目前已有 8 個課題組開始了相關研究以推動中國循證社會工作研究與國際接軌，社會工作循證實踐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4]。
2.4 循證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2006 年美國學者 Rousseau 定義循證管理為“將基于當前最佳證據的科學管理理論轉化為組織管理實踐”[15]。雖然學界對此尚存爭議，但循證決策的理念仍可以追溯到 1999 年英國的布萊爾政府公布的《政府現代化白皮書》。《政府現代化白皮書》中“改進證據的使用”體現了循證決策的思想。同年發布的《21 世紀的專業政策制定》明確使用了循證決策和管理的概念[16]。循證管理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基于當前最佳證據以較少的投入獲得最大化的效益。循證理念引入國內管理領域已經有十年，但相關研究的發展一直不溫不火。循證管理的文獻發表數量雖然在 2012～2015 年呈現上升趨勢，但自 2016 年起相關研究因缺少基金支持又有下降趨勢。已發表的大部分研究停留在闡述基本概念上，缺乏深度研究，也缺乏實踐證據的探索。研究問題由公共衛生決策、循證醫學向周邊輻射，并未有效靈活地將循證決策運用于除公共衛生決策以外的其他管理領域。研究機構大部分是高校和研究所，缺乏研究者與實踐者及決策者的交流與合作，也是導致研究問題單一、研究質量不高的原因[17]。目前我國管理面臨著需求、目標、主體、因素和約束條件等的多元；狀態、環境、過程、內容、關系等的復雜；還有對象、目標、環境、因子與條件等的瞬變，及必須應對非均衡、全球化和虛擬化等諸多挑戰的現狀。因此只有實現不同機構和區域的合作，促進研究者、決策者、實踐者的交流與合作，讓更多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參與到國內循證決策管理的發展中來，創造更多的高質量決策證據和方法，才能使得科學決策和管理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傳統的經驗管理模式遠不能完全應對這些挑戰，故能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循證作出最佳決策顯得尤為重要，循證理念強調了證據的重要性，可使循證管理者作出決策時將決策環境、個人管理經驗和當前最佳證據結合起來做出當前最佳決策，不盲目偏信個人經驗，不隨意模仿，從而減少管理過程中的錯誤發生[16]。
3 中國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及挑戰
C2 建立至今，經過近 30 年的發展，國際上不同社會科學領域已經發表大量系統評價和出版多部循證實踐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教材和專著，且已經將循證決策的理念應用到智庫決策從而進入政府管理決策高度。總之，國外循證社會科學呈現出快速發展和欣欣向榮之勢[18]。循證社會科學在中國已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通過分析已發表的文獻可以發現：① 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關于循證矯正、循證教育、循證管理等文獻數量較多；② 北京、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發表研究數量最多，且不斷增加；③ 循證實踐的研究數量呈逐年增多趨勢，研究類型以綜述居多，發表雜志種類呈現多樣化。提示循證實踐在國內社會科學領域有強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認同。循證社會科學在價值觀上體現時代精神，在方法論上符合科學主義取向，為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但其發表文獻存在研究地域和主題領域分布不均衡、發展存在地區差異、二次研究文獻數量不多、原始研究缺失、研究質量不高等問題，說明循證實踐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19]。
目前循證社會科學在中國發展還面臨著以下挑戰：① 觀念轉變：如何將個人經驗決策轉變為知證決策。大部分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應當意識到單純依靠個人經驗決策的局限性，學會參考相關全面可靠的證據進行決策。同時呼喚研究者開發政策制定者可及、易理解、可接受的循證決策證據資源。② 方法學轉化：如何使 CC 和 C2 有關社會服務領域的系統評價方法和證據轉化方法讓更多人接受，特別是應該學習 GESI（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聯盟的最新研究方法和轉化理念，推動生產更多高質量的社會科學研究證據。③ 服務支持：如何在各自社會科學領域建立目標明確、穩定的跨學科研究和實踐團隊？如何在具體案例下，可通過進行方法學培訓和循證實踐培訓，幫助相關人員解決實際問題。④ 加強監管：要求政策者能夠使用相關證據進行決策，并逐步從強制要求向自愿使用轉變，借鑒美國 5 大智庫建立循證決策聯盟（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on）的理念和方法，讓決策更加透明、公平和有效[19, 20]。
GESI 是由 CC、C2 和 JBI 機構（Joanna Briggs Institute）等國際研究機構成立的循證研究聯盟，宗旨之一是幫助中低收入國家提升多學科的循證研究和轉化能力，從而提高相關研究質量和服務效果。GESI 的秘書處成立于 2016 年 6 月，位于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AUB）的衛生政策和系統研究系統評估中心，并向代表 GESI 創始機構匯報。秘書處創建了一個全球的證據合成中心網絡，該網絡目前由來自全球 24 個 LMIC 的 38 個中心組成，中國兒童與老年健康證據轉化平臺已成為其成員之一[21]。此聯盟旨在分享循證專業知識和經驗并促進平臺間合作研究。此外，GESI 將致力于吸引有興趣支持網絡中心的資助者。
4 中國循證社會科學展望
循證社會科學是一個多學科共用的方法，目前應用領域比較多的有：社會工作、教育、司法犯罪、環境。未來應鼓勵研究者：① 針對急需解決的問題開展高質量科學研究；② 將當前的研究按照證據質量、相關性、重要性等指標進行分類分級，以供決策參考；③ 倡導決策者綜合考慮服務對象需求、可靠研究證據、經濟和政策等因素，做出透明和科學的決策。引導社會服務提供者基于研究證據和有效的干預項目開展服務或政策干預。
目前中國的社會科學正處于發展新階段，而社會科學諸多領域需要研究微觀和宏觀性問題，如：① 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有效性； ② 監獄矯正的有效性；③ 環境健康治理策略的選擇；④ 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及實施的有效性；⑤ 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有效運行；⑥ 國家經濟轉型和國際市場合作開發等問題，均需不斷探索和研究。這些問題的決策均需強調：① 參考當前可得證據；② 基于決策開展有效的服務實踐；③ 將實踐的研究轉化為未來的決策證據和完善的學科理論；④ 實現研究-決策-實踐的有效轉化，才能讓決策更科學、服務更有效、學科更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