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高赟, 冉興無, 任艷, 陳濤, 鄭天鵬, 鐘莉, 田浩明. 成都地區人群中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關系的前瞻性隊列研究.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7, 17(10): 1121-1126. doi: 10.7507/1672-2531.201703140 復制
維生素 D 是類固醇的衍生物，是一種重要的脂溶性維生素。除經典調節鈣磷代謝的作用外，有研究表明較低的維生素 D 水平與肥胖、高血糖、高血壓及血脂紊亂等代謝性疾病的發生風險密切相關[1, 2]。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上述多種代謝異常聚集發生在同一個體的病理狀態，因此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的關系也成為近年研究的熱點。來自中國人群的橫斷面研究顯示，低水平 25 羥維生素 D（25-hydroxyvitamin D，25OHD）水平可能增加 MS 發病及其各項組分代謝異常的風險[3]。然而，目前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仍有爭議[4]。
成都地區是中國每年日照很少的地區之一，故人群普遍存在維生素 D 缺乏的情況。目前尚無對成都地區人群的有關維生素 D 與代謝綜合征關系的前瞻性研究，故本研究首次在成都地區開展前瞻性隊列研究，以期分析該地區人群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生風險的關系，并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在成都地區居住的 20 歲以上漢族居民。排除標準：① 招募時檢查發現的超重或肥胖（BMI≥25.0kg/m2）、高血糖、高血壓和血脂紊亂患者；② 嚴重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甲狀腺及甲狀旁腺疾病等患者；③ 長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劑和維生素 D 制劑等藥物的受試者。本研究獲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醫療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采用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一個社區和兩個鄉鎮。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收集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民族、教育、職業和收入等）、個人史（吸煙、飲酒和運動等）、家族史和現病史（糖代謝異常、高血壓、高甘油三脂血癥、高膽固醇血癥和心腦血管疾病等）；并現場測量其血壓、身高、體量、腰圍和臀圍等體格檢查指標，并計算體重指數及腰臀比。本研究調查時間為 2007 年 6 月至 9 月，對納入人群在 2011 年 6 月至 9 月進行了隨訪。
1.3 實驗室指標
研究對象隔夜空腹 10 h，于次日晨采空腹靜脈血行空腹血糖、空腹胰島素、血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尿素氮、肌酐和 25 羥維生素 D 檢測。隨后進行 75 g 葡萄糖耐量試驗，測定葡萄糖負荷后 0.5 h 和 2 h 血漿血糖和血清胰島素水平。血糖檢測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測定；TC、TG、HDL-C、LDL-C 等生化指標采用 Olympus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與之相匹配的試劑盒進行檢測。檢測胰島素的標本統一送至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進行中心化測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同一批次內 CV<10%，不同批次間 CV<15%。25 羥維生素 D 的測定采用酶免法（IDS Ltd，英國），同一批次內 CV 4.7%，不同批次間 CV 5.5%。
本研究采用穩態模型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和 Matsuda 胰島素敏感指數（ISIcomp）評估胰島素抵抗。HOMA-IR=[空腹胰島素（mU/L）×空腹血糖（mmol/L）]/22.5；ISIcomp=10 000／[空腹血糖（mg/dL）×空腹胰島素（mU/L）×OGTT 平均血糖（mg/dL）×OGTT 平均胰島素（mU/L）]1/2。
1.4 診斷標準
MS 診斷采用 2004 年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建議的診斷標準[5]，符合以下 4 條的 3 條或全部者：① 超重和/或肥胖（BMI≥25.0 kg/m2）；② 高血糖（FPG≥6.1 mmol/L 和/或 2 h PG≥7.8 mmol/L，或已確診為糖尿病并治療者）；③ 高血壓（SBP≥140 mmHg 和/或 DBP≥90 mmHg，或已確認為高血壓并治療者）；④ 血脂紊亂（空腹 TG≥1.7 mmol/L，和/或空腹 HDL-C<0.9 mmol/L（男）或<1.0 mmol/L（女））。
1.5 統計分析
所有調查數據由雙人、雙錄輸入 EpiData 數據管理軟件，使用 SPSS 16.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或近似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并在統計分析前進行對數轉換；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χ2 檢驗。運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評估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生風險的關系。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隨訪結束時胰島素抵抗和胰島 β 細胞功能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和隨訪結果
共納入 474 例對象，其中男性 179 例，女性 295 例，平均年齡為 45.5±13.4 歲，基線 25OHD 水平 40.4±10.4 nmol/L。平均隨訪 3.95 年，共計 1 871 人年（男性為 708 人年，女性為 1 163 人年）。隨訪期間新發 MS 39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7 例），發病密度為 20.8/1 000 人年（男性為 31.1/1 000 人年、女性為 14.6/1 000 人年）。
根據基線 25OHD 水平的四分位數將受試者分為 4 組，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如表 1 所示。與 25OHD 上四分位數組相比，下四分位數組的研究對象女性更多（P=0.001）且有更低的 HDL-C 水平（P=0.023），其余人口學資料及生化結果之間無明顯差異。在基線時，四組之間的 HOMA-IR 和 ISIcomp 水平也均無明顯差異。
表1
依據 25OHD 四分位數分組的研究對象的基線臨床特征比較
2.2 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的關系
將受試者按性別分組，評價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女性受試者中，逐步調整性別、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與上四分位數組相比，下四分位數組的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顯著相關[OR=4.29，95%CI（1.05，29.50），P=0.044]；然而，在男性受試者中，與上四分位數組相比，未顯示 25OHD 水平的下四分位數組人群有更高的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P>0.05），結果見表 2。
表2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的關系
2.3 胰島素抵抗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
將受試者按性別分組，評價胰島素抵抗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女性患者中，逐步調整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HOMA-IR 隨訪前后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負相關（P=0.005），而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P=0.025），即基線時低水平的 25OHD 可獨立預測 HOMA-IR 水平的升高和 ISIcomp 水平的降低；在男性患者中，僅顯示 HOMA-IR 隨訪前后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負相關（P=0.017），而未顯示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P>0.05），結果見表 3。
表3
4年隨訪前后胰島素抵抗變化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評價成都地區人群的維生素 D 水平和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的關系。本研究結果表明，采用多個 Logistic 回歸模型，逐步調整性別、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女性受試者低水平的 25OHD 水平與 4 年后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顯著相關[OR=4.29，95%CI（1.05，29.50），P=0.044]，提示在女性中 25ODH 水平低可獨立預測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然而，在男性受試者中，雖然 25OHD 水平最低四分位數組罹患代謝綜合征的人數比最高四分位組多，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本研究樣本量較小有關。2009 年林旭等[4]首次大規模調查了中國中老年人群（50～70 歲）25OHD 水平和 MS 的相關性，結果顯示 25OHD 水平最低五分位數組比最高五分位組罹患代謝綜合征的風險增加了 52%，低水平的 25OHD 水平與胰島素抵抗的增加明顯相關。近年另一項大型橫斷面研究調查了 3 275 名中國成年人（21～97 歲），在校正多項混雜因素后，25OHD 水平和 MS 的患病風險呈負相關[6]。一項來自加拿大的隊列研究也顯示低水平的 25OHD 與 MS 的發病風險明顯相關，在隨訪中改善 25OHD 不足或缺乏可降低患代謝綜合征的風險[7]。然而，另外部分 RCT 結果則顯示，補足維生素 D 和鈣劑并沒有改善代謝綜合征的組分及降低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4, 8]。目前干預研究的結論存在爭議性，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研究對象的不同種族、地域、維生素 D 補充劑量及干預時間等諸多因素有關。
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顯示存在維生素 D 不足（30 nmol/L≤25OHD<50 nmol/L）或缺乏（25OHD<30 nmol/L）的比例達 85%（數據未在結果中顯示），因此我們采用 25OHD 的四分位數來評估低水平的 25OHD 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的關系。近期，有橫斷面研究結果也已經證實成都地區人群普遍存在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9]。而與本研究的人群相比，對西方人群的研究提示人群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比例相對較少[7, 10-12]。西方人群與中國人群的橫斷面研究多提示低水平的維生素 D 與代謝綜合征的患病風險相關[7, 10-12]，而縱向研究則未顯示補充維生素 D 可降低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8, 11]。此外，Meta 分析還顯示[11]，與亞洲人群相比，西方人群的維生素 D 水平低下與代謝綜合征的患病風險關系更為密切。然而，不管是西方人群還是中國人群，25OHD 在 75 nmol/L 以上的人群資料均較少[11]，因此仍需要更好地設計縱向研究進一步深入觀察和比較在維生素 D 充足（>75 nmol/L）與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人群中代謝綜合征的發生情況。
代謝綜合征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十分復雜。目前認為，胰島素抵抗是代謝綜合征多種代謝異常的共同病理生理基礎，是代謝綜合征發生的中心環節和主要機制。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或男性受試者基線時低水平的 25OHD 均可獨立預測 HOMA-IR 水平的升高，在女性受試者中也可獨立預測 ISIcomp 水平的降低，提示維生素 D 不足可增加胰島素抵抗發生的風險，這可能是增加代謝綜合征發病的原因之一。既往多個研究也證實維生素 D 缺乏與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美國 NHANES 的數據顯示，非西班牙裔白人和墨西哥裔人群的 25OHD 水平和 HOMA-IR 值呈負相關，即維生素 D 水平越低，胰島素抵抗程度越嚴重[13]。臨床干預研究提示，在維生素 D 缺乏的胰島素抵抗人群中補充維生素 D 可增加人群的胰島素敏感性，也可延緩血糖的升高[14]。維生素 D 能夠改善胰島素敏感性，其具體機制可能是維生素 D 可促進胰島素受體底物磷酸化、啟動胰島素信號轉導，通過免疫調節和抗炎作用減輕全身炎癥反應，以及減少脂肪形成和脂質沉積而降低外周組織的胰島素抵抗[1]。相反，維生素 D 缺乏可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激素升高，引起細胞內鈣離子濃度異常增高，升高了靶組織細胞對胰島素的反應閾值，胰島素敏感性降低；同時也使脂肪細胞的鈣內流增多，促進脂質形成，增加體重和胰島素抵抗[1, 15]。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① 本研究受試者的血樣采集雖然均在夏季完成，但是沒有收集個體日照時間、飲食習慣、防曬霜使用等可能影響維生素 D 水平的數據；② 本研究為觀察性研究，可能仍殘存其他混雜因素從而影響本研究的結果；③ 本研究中胰島素抵抗的評估沒有采用胰島素鉗夾這個金指標，但我們認為 HOMA-IR 和 ISIcomp 已是流行病學研究中最常用且成熟的評估胰島素抵抗的方法；④ 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小，可能未發現男性受試者低水平的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相關性，也未見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需要樣本量更大且設計更好的隊列研究或隨機對照試驗進一步證實。
總之，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成都地區人群中低水平的維生素 D 可能導致個體胰島素抵抗的增加，而女性低水平的維生素 D 可能增加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
維生素 D 是類固醇的衍生物，是一種重要的脂溶性維生素。除經典調節鈣磷代謝的作用外，有研究表明較低的維生素 D 水平與肥胖、高血糖、高血壓及血脂紊亂等代謝性疾病的發生風險密切相關[1, 2]。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上述多種代謝異常聚集發生在同一個體的病理狀態，因此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的關系也成為近年研究的熱點。來自中國人群的橫斷面研究顯示，低水平 25 羥維生素 D（25-hydroxyvitamin D，25OHD）水平可能增加 MS 發病及其各項組分代謝異常的風險[3]。然而，目前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仍有爭議[4]。
成都地區是中國每年日照很少的地區之一，故人群普遍存在維生素 D 缺乏的情況。目前尚無對成都地區人群的有關維生素 D 與代謝綜合征關系的前瞻性研究，故本研究首次在成都地區開展前瞻性隊列研究，以期分析該地區人群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生風險的關系，并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在成都地區居住的 20 歲以上漢族居民。排除標準：① 招募時檢查發現的超重或肥胖（BMI≥25.0kg/m2）、高血糖、高血壓和血脂紊亂患者；② 嚴重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甲狀腺及甲狀旁腺疾病等患者；③ 長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劑和維生素 D 制劑等藥物的受試者。本研究獲得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醫療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采用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一個社區和兩個鄉鎮。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收集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民族、教育、職業和收入等）、個人史（吸煙、飲酒和運動等）、家族史和現病史（糖代謝異常、高血壓、高甘油三脂血癥、高膽固醇血癥和心腦血管疾病等）；并現場測量其血壓、身高、體量、腰圍和臀圍等體格檢查指標，并計算體重指數及腰臀比。本研究調查時間為 2007 年 6 月至 9 月，對納入人群在 2011 年 6 月至 9 月進行了隨訪。
1.3 實驗室指標
研究對象隔夜空腹 10 h，于次日晨采空腹靜脈血行空腹血糖、空腹胰島素、血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尿素氮、肌酐和 25 羥維生素 D 檢測。隨后進行 75 g 葡萄糖耐量試驗，測定葡萄糖負荷后 0.5 h 和 2 h 血漿血糖和血清胰島素水平。血糖檢測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測定；TC、TG、HDL-C、LDL-C 等生化指標采用 Olympus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與之相匹配的試劑盒進行檢測。檢測胰島素的標本統一送至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進行中心化測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同一批次內 CV<10%，不同批次間 CV<15%。25 羥維生素 D 的測定采用酶免法（IDS Ltd，英國），同一批次內 CV 4.7%，不同批次間 CV 5.5%。
本研究采用穩態模型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和 Matsuda 胰島素敏感指數（ISIcomp）評估胰島素抵抗。HOMA-IR=[空腹胰島素（mU/L）×空腹血糖（mmol/L）]/22.5；ISIcomp=10 000／[空腹血糖（mg/dL）×空腹胰島素（mU/L）×OGTT 平均血糖（mg/dL）×OGTT 平均胰島素（mU/L）]1/2。
1.4 診斷標準
MS 診斷采用 2004 年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建議的診斷標準[5]，符合以下 4 條的 3 條或全部者：① 超重和/或肥胖（BMI≥25.0 kg/m2）；② 高血糖（FPG≥6.1 mmol/L 和/或 2 h PG≥7.8 mmol/L，或已確診為糖尿病并治療者）；③ 高血壓（SBP≥140 mmHg 和/或 DBP≥90 mmHg，或已確認為高血壓并治療者）；④ 血脂紊亂（空腹 TG≥1.7 mmol/L，和/或空腹 HDL-C<0.9 mmol/L（男）或<1.0 mmol/L（女））。
1.5 統計分析
所有調查數據由雙人、雙錄輸入 EpiData 數據管理軟件，使用 SPSS 16.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或近似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并在統計分析前進行對數轉換；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χ2 檢驗。運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評估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生風險的關系。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隨訪結束時胰島素抵抗和胰島 β 細胞功能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和隨訪結果
共納入 474 例對象，其中男性 179 例，女性 295 例，平均年齡為 45.5±13.4 歲，基線 25OHD 水平 40.4±10.4 nmol/L。平均隨訪 3.95 年，共計 1 871 人年（男性為 708 人年，女性為 1 163 人年）。隨訪期間新發 MS 39 例（男性 22 例，女性 17 例），發病密度為 20.8/1 000 人年（男性為 31.1/1 000 人年、女性為 14.6/1 000 人年）。
根據基線 25OHD 水平的四分位數將受試者分為 4 組，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如表 1 所示。與 25OHD 上四分位數組相比，下四分位數組的研究對象女性更多（P=0.001）且有更低的 HDL-C 水平（P=0.023），其余人口學資料及生化結果之間無明顯差異。在基線時，四組之間的 HOMA-IR 和 ISIcomp 水平也均無明顯差異。
表1
依據 25OHD 四分位數分組的研究對象的基線臨床特征比較
2.2 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的關系
將受試者按性別分組，評價基線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女性受試者中，逐步調整性別、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與上四分位數組相比，下四分位數組的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顯著相關[OR=4.29，95%CI（1.05，29.50），P=0.044]；然而，在男性受試者中，與上四分位數組相比，未顯示 25OHD 水平的下四分位數組人群有更高的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P>0.05），結果見表 2。
表2
25OH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的關系
2.3 胰島素抵抗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
將受試者按性別分組，評價胰島素抵抗與基線 25OHD 水平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女性患者中，逐步調整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HOMA-IR 隨訪前后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負相關（P=0.005），而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P=0.025），即基線時低水平的 25OHD 可獨立預測 HOMA-IR 水平的升高和 ISIcomp 水平的降低；在男性患者中，僅顯示 HOMA-IR 隨訪前后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負相關（P=0.017），而未顯示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P>0.05），結果見表 3。
表3
4年隨訪前后胰島素抵抗變化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評價成都地區人群的維生素 D 水平和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的關系。本研究結果表明，采用多個 Logistic 回歸模型，逐步調整性別、年齡、個人史、心腦血管疾病及代謝性疾病家族史、代謝綜合征各組分基線水平后，女性受試者低水平的 25OHD 水平與 4 年后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顯著相關[OR=4.29，95%CI（1.05，29.50），P=0.044]，提示在女性中 25ODH 水平低可獨立預測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然而，在男性受試者中，雖然 25OHD 水平最低四分位數組罹患代謝綜合征的人數比最高四分位組多，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本研究樣本量較小有關。2009 年林旭等[4]首次大規模調查了中國中老年人群（50～70 歲）25OHD 水平和 MS 的相關性，結果顯示 25OHD 水平最低五分位數組比最高五分位組罹患代謝綜合征的風險增加了 52%，低水平的 25OHD 水平與胰島素抵抗的增加明顯相關。近年另一項大型橫斷面研究調查了 3 275 名中國成年人（21～97 歲），在校正多項混雜因素后，25OHD 水平和 MS 的患病風險呈負相關[6]。一項來自加拿大的隊列研究也顯示低水平的 25OHD 與 MS 的發病風險明顯相關，在隨訪中改善 25OHD 不足或缺乏可降低患代謝綜合征的風險[7]。然而，另外部分 RCT 結果則顯示，補足維生素 D 和鈣劑并沒有改善代謝綜合征的組分及降低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4, 8]。目前干預研究的結論存在爭議性，我們認為這可能與研究對象的不同種族、地域、維生素 D 補充劑量及干預時間等諸多因素有關。
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顯示存在維生素 D 不足（30 nmol/L≤25OHD<50 nmol/L）或缺乏（25OHD<30 nmol/L）的比例達 85%（數據未在結果中顯示），因此我們采用 25OHD 的四分位數來評估低水平的 25OHD 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的關系。近期，有橫斷面研究結果也已經證實成都地區人群普遍存在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9]。而與本研究的人群相比，對西方人群的研究提示人群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比例相對較少[7, 10-12]。西方人群與中國人群的橫斷面研究多提示低水平的維生素 D 與代謝綜合征的患病風險相關[7, 10-12]，而縱向研究則未顯示補充維生素 D 可降低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8, 11]。此外，Meta 分析還顯示[11]，與亞洲人群相比，西方人群的維生素 D 水平低下與代謝綜合征的患病風險關系更為密切。然而，不管是西方人群還是中國人群，25OHD 在 75 nmol/L 以上的人群資料均較少[11]，因此仍需要更好地設計縱向研究進一步深入觀察和比較在維生素 D 充足（>75 nmol/L）與維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人群中代謝綜合征的發生情況。
代謝綜合征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十分復雜。目前認為，胰島素抵抗是代謝綜合征多種代謝異常的共同病理生理基礎，是代謝綜合征發生的中心環節和主要機制。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或男性受試者基線時低水平的 25OHD 均可獨立預測 HOMA-IR 水平的升高，在女性受試者中也可獨立預測 ISIcomp 水平的降低，提示維生素 D 不足可增加胰島素抵抗發生的風險，這可能是增加代謝綜合征發病的原因之一。既往多個研究也證實維生素 D 缺乏與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美國 NHANES 的數據顯示，非西班牙裔白人和墨西哥裔人群的 25OHD 水平和 HOMA-IR 值呈負相關，即維生素 D 水平越低，胰島素抵抗程度越嚴重[13]。臨床干預研究提示，在維生素 D 缺乏的胰島素抵抗人群中補充維生素 D 可增加人群的胰島素敏感性，也可延緩血糖的升高[14]。維生素 D 能夠改善胰島素敏感性，其具體機制可能是維生素 D 可促進胰島素受體底物磷酸化、啟動胰島素信號轉導，通過免疫調節和抗炎作用減輕全身炎癥反應，以及減少脂肪形成和脂質沉積而降低外周組織的胰島素抵抗[1]。相反，維生素 D 缺乏可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激素升高，引起細胞內鈣離子濃度異常增高，升高了靶組織細胞對胰島素的反應閾值，胰島素敏感性降低；同時也使脂肪細胞的鈣內流增多，促進脂質形成，增加體重和胰島素抵抗[1, 15]。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① 本研究受試者的血樣采集雖然均在夏季完成，但是沒有收集個體日照時間、飲食習慣、防曬霜使用等可能影響維生素 D 水平的數據；② 本研究為觀察性研究，可能仍殘存其他混雜因素從而影響本研究的結果；③ 本研究中胰島素抵抗的評估沒有采用胰島素鉗夾這個金指標，但我們認為 HOMA-IR 和 ISIcomp 已是流行病學研究中最常用且成熟的評估胰島素抵抗的方法；④ 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小，可能未發現男性受試者低水平的維生素 D 水平與代謝綜合征發病風險相關性，也未見 ISIcomp 的變化與基線 25OHD 水平呈獨立正相關，需要樣本量更大且設計更好的隊列研究或隨機對照試驗進一步證實。
總之，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成都地區人群中低水平的維生素 D 可能導致個體胰島素抵抗的增加，而女性低水平的維生素 D 可能增加代謝綜合征的發病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