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譚艷, 馬驍, 吳娟, 盧士軍, 盧豪, 李運明, 楊顯君.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心理應激水平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7, 17(1): 19-25. doi: 10.7507/1672-2531.201610064 復制
軍人的心理健康對于維持軍隊戰斗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心理障礙是導致男性軍人過早退役的第一位原因,是女性軍人退役的第二位原因[1]。軍人職業具有突然性、艱巨性和高危性等特點,尤其身處特殊環境中的軍人,不但要承受普通軍人所承受的一般軍事訓練和日常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心理應激,還要面對特殊環境和艱巨的軍事任務對其心理和生理的影響[2-5]。因此,了解特殊環境下軍人的心理應激水平和心理健康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承擔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員運輸任務,他們的任務區海拔從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距離延綿 3 000 余公里。近年來,該兵站部在“5.12”汶川、“4.14”玉樹抗震救災、援藏物資運輸等非戰爭軍事衛勤保障任務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平日高強度軍事訓練、運輸任務繁重、道路地勢險峻等多重因素給運輸官兵帶來了巨大身心壓力。研究該群體在高強度、高危險和惡劣環境的情況下的心理應激水平和影響因素,對保障和提高平戰時官兵的戰斗力,減少非戰爭減員的機率具有重要意義,并為后續研究不良應激反應干預措施和策略提供數據支持。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為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樣,抽取 C 兵站汽車官兵作為調查對象。
1.2 研究方法
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進行問卷調查,同時負責問卷指導、監督和審查工作。問卷包括兩個部分:① 基本情況調查表;② 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雙人錄入數據,錄入結束后隨機抽取部分調查問卷進行檢查核對,遇到可疑數據與原調查表進行核對。
1.3 研究指標
研究指標包括:①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如性別、民族、年齡、家庭成分、是否為獨生子女、籍貫、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等;駕駛期間的經歷情況,如入伍時間、駕齡、第一次獨立駕車上高原的時間、擔任職務、職級等;相關應激源事件,如駕駛過程中的身體狀態、駕駛過程中吸氧量等。② 心理應激的基本情況。根據心理應激理論模型,人在接受應激源刺激后,通過個體對應激源評價的過程,會產生生理、心理以及行為、軀體等一系列多方面的變化。SCL-90 共包括 90 個項目,包含較廣泛的精神病癥狀學內容,涉及感覺、情緒、思維、意識、行為直至生活習慣、人際關系、飲食睡眠等方面,每個項目分為5級評分,從“自覺并無該癥狀”的“無”到“自覺該項癥狀的頻度和強度都十分嚴重”的“嚴重”[6-8]。這是一個相對較為全面且能較好評價心理應激反應的量表。
1.4 統計分析
采用 SPSS 18.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 ± 標準差( ),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進行統計描述。兩組間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均數比較,采用成組t 檢驗。多組間因子得分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LSD-t 檢驗。P<0.05 認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累計發放問卷 1 720 份,收回有效問卷共 1 692 份,有效回收率 98.37%。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見表 1。全部調查對象為男性,年齡平均 21.97±3.54 歲,最小 17 歲,最大 35 歲;按照四分位數,將調查對象分為 17~19 歲、20~21 歲、22~24 歲和 25~35 歲四個年齡組,各占 27.54%、27.07%、24.41% 和 20.98%。漢族共 1 513 人,占 89.42%;其他民族共 179 人,占 10.58%,包括白族、布依族、藏族、傣族、侗族、哈尼族、回族、滿族、門巴族、蒙族、苗族、納西族、羌族、土家族、彝族和仡佬族等 16 個民族。考慮調查部隊為成都地區部隊,將籍貫省份分為西南地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和西藏)和非西南地區。西南地區共 907 人,占 53.61%。家庭成分為農民共 1 018 人,占 60.17%,其次為自由職業 367 人,占 21.69%,工人 193 人(11.41%)、軍人 89 人(5.26%)、干部 25 人(1.48%)。文化程度為中學共 1 246 人,占 73.64%;專科 344 人,占 20.33%;本科及以上 102 人,占 6.03%。已婚官兵共 173 人,占 10.22%。按職務分組,駕駛員共 1 302 人,占 76.95%;副班長 202 人(11.94%),班長 140 人(8.27%),排長和連長 48 人(2.84%)。軍齡平均 4.33±3.26 年,最長為 20 年。按照軍齡的四分位數,結合義務兵、1 級和 2 級士官服役年限,將調查對象分為 1~2 年、3~5 年、6~8 年和≥9 年四個軍齡組,各占 38.65%、36.70%、12.12% 和 12.53%。存在頸部或腰部不適癥狀及體征的官兵共 417 人,占 24.65%。

獨生子女官兵占 38.77%。駕齡平均為 3.95±3.08 年,最長為 20 年,將駕齡分為 1 年、2 年、3 年、4 年和≥5 年五個駕齡組。計算體質量指數(BMI 平均為 22.42±2.79,最小 15.57、最大 43.03。按照我國 BMI 標準,體重過低占 4.27%、正常占 72.09%、超重占 20.00%、肥胖占 3.64%。駕駛時平均時速為 48.27±11.95 km/h,最小 20 km/h、最大 80 km/h,分為<40 km/h、40~49 km/h、50~59 km/h、60~69 km/h 和≥70 km/h 五個平均駕駛時速組。
2.2 研究對象應激反應水平
2.2.1 研究對象 SCL-90 測試情況 經數據清洗,剔除異常數據和缺失值,有效數據共 1 664 份,SCL-90 量表總得分為 128.73±10.46 分,總均分為 1.34±0.58 分,陽性項目數為 126.81±33.24,陽性項目均分數為 2.91±0.57 分。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軀體化、抑郁、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以及總分均高于中國軍人常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均<0.001);其他 6 個因子分與中國軍人常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表 2)。

2.2.2 不同特征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 SCL-90 測試情況
2.2.2.1 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測試情況 SCL-90 量表測試結果,獨生子女的人際關系、抑郁、恐怖和偏執因子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女,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4,P=0.039,P=0.025,P=0.002);其他項目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3)。

2.2.2.2 不同學歷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2.2.2.3 不同職級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SCL-90 量表測試結果,士官軀體化因子得分比義務兵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焦慮、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義務兵比士官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P=0.026,P=0.001);其他項目在不同級別官兵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5)。

2.2.2.4 駕駛途中頸部不適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3 討論
心理應激作為心理健康的重要反映,是有機體在某種環境刺激作用下由于客觀要求和應付能力不平衡所產生的一種適應環境的緊張反應狀態。如果刺激需要人做出較大的努力才能進行適應性反應,或這種反應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適應能力,就會引起機體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調[10,11]。研究已經證實,心理應激在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疾病、神經精神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15]。
高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作為新時期后勤保障的重要支撐和戰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愈發得到重視,尤其是各兵種以及特殊職業群體,其基本心理狀況和心理應激水平更是研究的熱點[16,17]。基于此,本研究選擇了長期生活和訓練及作業在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區且每年承擔了大量物資和人員運輸任務的官兵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集軍隊、環境、職業特殊性于一體,頗具研究價值。本研究采用 SCL-90 作為測量工具能夠真實全面的反應該群體的心理應激水平,并根據該群體不同的人口學信息和特征進行分組研究,例如職別、是否獨生子女、軀體癥狀等,從不同維度比較全面進行了探討分析,使本研究實用性、指導性進一步加強。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不僅要像中國其他軍人一樣要承受日常訓練,還得克服從平原到高原的氣壓變化、在路途險惡的自然條件下駕駛車輛帶來的心理應激刺激的影響[18,19]。本研究結果說明,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心理應激水平顯著高于其他類別及地域軍人,且其心理應激水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響,使其出現頭痛、胸痛、頭暈或胃部不適等軀體不適,甚至可能進一步誘發出現抑郁等更加嚴重的精神和軀體癥狀。
此外,本研究亦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基本情況對其心理應激水平的影響進行初步分析。結果顯示,是否是獨生子女對研究對象的人際關系、抑郁、恐怖和偏執四項因子分有影響,獨生子女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國內劉素珍[20]、李贏[21]、李權超[22]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身體和心理受到應激時,獨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低于非獨生子女;陽性均分及軀體化、憂郁、焦慮、敵對等因子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上述結果均說明在面對壓力和應激事件時,獨生子女心理應激反應水平高于非獨生子女,易于產生負面及消極情緒及不良心理反應。分析原因,相對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從小受到家庭的寵愛、關懷較多,獨立性、心理承受力和抗打擊能力較差,當面對高原的特殊環境、軍隊的高強度訓練、C 兵站部的特殊運輸任務等壓力時,其心理調節能力較差,很難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壓力,這就導致其心理應激水平增高,心理應激對其軀體和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更高。因此在對官兵進行心理健康管理干預時,獨生子女應作為管理和關注的重點人群。
本研究根據學歷層次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心理應激水平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學歷越高者其人際關系和焦慮因子得分越高,這一結果與國內其他的研究結果不同。陳豐等[23]對某警衛部隊新兵的心理應激狀態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SCL-90 各因子分與受教育程度呈負相關;劉素珍[20]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初中文化程度軍人的強迫、恐怖因子分值高于高中文化程度的軍人。這個現象非常有趣,經過研究者初步調查分析,本群中學歷較高的人大多數來源于軍事指揮或后勤院校,中國軍校的特點一是實行全軍事化管理,與普通軍隊相比紀律更加嚴明;二是教育相對地方院校單純,但是等級觀念、競爭觀念異常明確和激烈,因此軍校畢業生對人際關系較為敏感,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和看法;同時隨著知識不斷積累,對事物的看法會更加全面,考慮事物的角度與其他知識層次的人不同,對事物的感知和敏感度也較高,因此產生焦慮的可能性高于他人。
同時,本研究結果顯示義務兵焦慮、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顯著高于士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義務兵的軀體化因子得分則顯著低于士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在我國,職級與軍齡具有密切關系,根據我軍士兵相應職級制度,軍齡越長職級越高,駕齡也就越長,所以職級高的官兵由于駕駛時間長,其駕駛經驗更為豐富,對高原環境的適應也要優于義務兵,所以其對駕駛中的突發狀況的處理和適應亦優于義務兵,對應激進行積極的適應,并處理負性情緒;但同時,由于駕齡長,長期處于坐姿位,且行車過程中,肩、頸、腰部等肌肉長期處于緊繃和緊張狀態,其腰部不適、頸部不適等軀體化癥狀則要多于駕齡短的義務兵。
綜上所述,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進行心理健康管理是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重點關注獨生子女、新兵及低年資士兵和已有軀體不適癥狀的群體,采取適當的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保證其在執行特殊運輸任務時有更好的心理適應能力和身體狀態。同時,根據心理應激產生的過程以及既往文獻顯示,心理應激影響因素包含了外部刺激與自身因素,自身因素又包括了人口學因素、生長環境、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組織支持、心理彈性等等,本文僅對系列研究中人口學及相關基本信息對心理應激水平的影響進行總結和報道,后續將對其他影響因素與心理應激水平相關性做進一步研究探討。
軍人的心理健康對于維持軍隊戰斗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心理障礙是導致男性軍人過早退役的第一位原因,是女性軍人退役的第二位原因[1]。軍人職業具有突然性、艱巨性和高危性等特點,尤其身處特殊環境中的軍人,不但要承受普通軍人所承受的一般軍事訓練和日常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心理應激,還要面對特殊環境和艱巨的軍事任務對其心理和生理的影響[2-5]。因此,了解特殊環境下軍人的心理應激水平和心理健康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承擔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員運輸任務,他們的任務區海拔從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距離延綿 3 000 余公里。近年來,該兵站部在“5.12”汶川、“4.14”玉樹抗震救災、援藏物資運輸等非戰爭軍事衛勤保障任務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平日高強度軍事訓練、運輸任務繁重、道路地勢險峻等多重因素給運輸官兵帶來了巨大身心壓力。研究該群體在高強度、高危險和惡劣環境的情況下的心理應激水平和影響因素,對保障和提高平戰時官兵的戰斗力,減少非戰爭減員的機率具有重要意義,并為后續研究不良應激反應干預措施和策略提供數據支持。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為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樣,抽取 C 兵站汽車官兵作為調查對象。
1.2 研究方法
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進行問卷調查,同時負責問卷指導、監督和審查工作。問卷包括兩個部分:① 基本情況調查表;② 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雙人錄入數據,錄入結束后隨機抽取部分調查問卷進行檢查核對,遇到可疑數據與原調查表進行核對。
1.3 研究指標
研究指標包括:①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如性別、民族、年齡、家庭成分、是否為獨生子女、籍貫、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等;駕駛期間的經歷情況,如入伍時間、駕齡、第一次獨立駕車上高原的時間、擔任職務、職級等;相關應激源事件,如駕駛過程中的身體狀態、駕駛過程中吸氧量等。② 心理應激的基本情況。根據心理應激理論模型,人在接受應激源刺激后,通過個體對應激源評價的過程,會產生生理、心理以及行為、軀體等一系列多方面的變化。SCL-90 共包括 90 個項目,包含較廣泛的精神病癥狀學內容,涉及感覺、情緒、思維、意識、行為直至生活習慣、人際關系、飲食睡眠等方面,每個項目分為5級評分,從“自覺并無該癥狀”的“無”到“自覺該項癥狀的頻度和強度都十分嚴重”的“嚴重”[6-8]。這是一個相對較為全面且能較好評價心理應激反應的量表。
1.4 統計分析
采用 SPSS 18.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 ± 標準差( ),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百分比進行統計描述。兩組間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均數比較,采用成組t 檢驗。多組間因子得分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LSD-t 檢驗。P<0.05 認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累計發放問卷 1 720 份,收回有效問卷共 1 692 份,有效回收率 98.37%。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見表 1。全部調查對象為男性,年齡平均 21.97±3.54 歲,最小 17 歲,最大 35 歲;按照四分位數,將調查對象分為 17~19 歲、20~21 歲、22~24 歲和 25~35 歲四個年齡組,各占 27.54%、27.07%、24.41% 和 20.98%。漢族共 1 513 人,占 89.42%;其他民族共 179 人,占 10.58%,包括白族、布依族、藏族、傣族、侗族、哈尼族、回族、滿族、門巴族、蒙族、苗族、納西族、羌族、土家族、彝族和仡佬族等 16 個民族。考慮調查部隊為成都地區部隊,將籍貫省份分為西南地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和西藏)和非西南地區。西南地區共 907 人,占 53.61%。家庭成分為農民共 1 018 人,占 60.17%,其次為自由職業 367 人,占 21.69%,工人 193 人(11.41%)、軍人 89 人(5.26%)、干部 25 人(1.48%)。文化程度為中學共 1 246 人,占 73.64%;專科 344 人,占 20.33%;本科及以上 102 人,占 6.03%。已婚官兵共 173 人,占 10.22%。按職務分組,駕駛員共 1 302 人,占 76.95%;副班長 202 人(11.94%),班長 140 人(8.27%),排長和連長 48 人(2.84%)。軍齡平均 4.33±3.26 年,最長為 20 年。按照軍齡的四分位數,結合義務兵、1 級和 2 級士官服役年限,將調查對象分為 1~2 年、3~5 年、6~8 年和≥9 年四個軍齡組,各占 38.65%、36.70%、12.12% 和 12.53%。存在頸部或腰部不適癥狀及體征的官兵共 417 人,占 24.65%。

獨生子女官兵占 38.77%。駕齡平均為 3.95±3.08 年,最長為 20 年,將駕齡分為 1 年、2 年、3 年、4 年和≥5 年五個駕齡組。計算體質量指數(BMI 平均為 22.42±2.79,最小 15.57、最大 43.03。按照我國 BMI 標準,體重過低占 4.27%、正常占 72.09%、超重占 20.00%、肥胖占 3.64%。駕駛時平均時速為 48.27±11.95 km/h,最小 20 km/h、最大 80 km/h,分為<40 km/h、40~49 km/h、50~59 km/h、60~69 km/h 和≥70 km/h 五個平均駕駛時速組。
2.2 研究對象應激反應水平
2.2.1 研究對象 SCL-90 測試情況 經數據清洗,剔除異常數據和缺失值,有效數據共 1 664 份,SCL-90 量表總得分為 128.73±10.46 分,總均分為 1.34±0.58 分,陽性項目數為 126.81±33.24,陽性項目均分數為 2.91±0.57 分。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軀體化、抑郁、精神病性因子得分以及總分均高于中國軍人常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均<0.001);其他 6 個因子分與中國軍人常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表 2)。

2.2.2 不同特征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 SCL-90 測試情況
2.2.2.1 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測試情況 SCL-90 量表測試結果,獨生子女的人際關系、抑郁、恐怖和偏執因子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女,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4,P=0.039,P=0.025,P=0.002);其他項目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3)。

2.2.2.2 不同學歷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2.2.2.3 不同職級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SCL-90 量表測試結果,士官軀體化因子得分比義務兵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焦慮、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義務兵比士官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P=0.026,P=0.001);其他項目在不同級別官兵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5)。

2.2.2.4 駕駛途中頸部不適汽車運輸官兵測試情況

3 討論
心理應激作為心理健康的重要反映,是有機體在某種環境刺激作用下由于客觀要求和應付能力不平衡所產生的一種適應環境的緊張反應狀態。如果刺激需要人做出較大的努力才能進行適應性反應,或這種反應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適應能力,就會引起機體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調[10,11]。研究已經證實,心理應激在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疾病、神經精神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2-15]。
高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作為新時期后勤保障的重要支撐和戰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愈發得到重視,尤其是各兵種以及特殊職業群體,其基本心理狀況和心理應激水平更是研究的熱點[16,17]。基于此,本研究選擇了長期生活和訓練及作業在 500 米至 5 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區且每年承擔了大量物資和人員運輸任務的官兵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集軍隊、環境、職業特殊性于一體,頗具研究價值。本研究采用 SCL-90 作為測量工具能夠真實全面的反應該群體的心理應激水平,并根據該群體不同的人口學信息和特征進行分組研究,例如職別、是否獨生子女、軀體癥狀等,從不同維度比較全面進行了探討分析,使本研究實用性、指導性進一步加強。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不僅要像中國其他軍人一樣要承受日常訓練,還得克服從平原到高原的氣壓變化、在路途險惡的自然條件下駕駛車輛帶來的心理應激刺激的影響[18,19]。本研究結果說明,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心理應激水平顯著高于其他類別及地域軍人,且其心理應激水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響,使其出現頭痛、胸痛、頭暈或胃部不適等軀體不適,甚至可能進一步誘發出現抑郁等更加嚴重的精神和軀體癥狀。
此外,本研究亦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基本情況對其心理應激水平的影響進行初步分析。結果顯示,是否是獨生子女對研究對象的人際關系、抑郁、恐怖和偏執四項因子分有影響,獨生子女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國內劉素珍[20]、李贏[21]、李權超[22]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身體和心理受到應激時,獨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低于非獨生子女;陽性均分及軀體化、憂郁、焦慮、敵對等因子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上述結果均說明在面對壓力和應激事件時,獨生子女心理應激反應水平高于非獨生子女,易于產生負面及消極情緒及不良心理反應。分析原因,相對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從小受到家庭的寵愛、關懷較多,獨立性、心理承受力和抗打擊能力較差,當面對高原的特殊環境、軍隊的高強度訓練、C 兵站部的特殊運輸任務等壓力時,其心理調節能力較差,很難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壓力,這就導致其心理應激水平增高,心理應激對其軀體和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更高。因此在對官兵進行心理健康管理干預時,獨生子女應作為管理和關注的重點人群。
本研究根據學歷層次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的心理應激水平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學歷越高者其人際關系和焦慮因子得分越高,這一結果與國內其他的研究結果不同。陳豐等[23]對某警衛部隊新兵的心理應激狀態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SCL-90 各因子分與受教育程度呈負相關;劉素珍[20]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初中文化程度軍人的強迫、恐怖因子分值高于高中文化程度的軍人。這個現象非常有趣,經過研究者初步調查分析,本群中學歷較高的人大多數來源于軍事指揮或后勤院校,中國軍校的特點一是實行全軍事化管理,與普通軍隊相比紀律更加嚴明;二是教育相對地方院校單純,但是等級觀念、競爭觀念異常明確和激烈,因此軍校畢業生對人際關系較為敏感,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和看法;同時隨著知識不斷積累,對事物的看法會更加全面,考慮事物的角度與其他知識層次的人不同,對事物的感知和敏感度也較高,因此產生焦慮的可能性高于他人。
同時,本研究結果顯示義務兵焦慮、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顯著高于士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義務兵的軀體化因子得分則顯著低于士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在我國,職級與軍齡具有密切關系,根據我軍士兵相應職級制度,軍齡越長職級越高,駕齡也就越長,所以職級高的官兵由于駕駛時間長,其駕駛經驗更為豐富,對高原環境的適應也要優于義務兵,所以其對駕駛中的突發狀況的處理和適應亦優于義務兵,對應激進行積極的適應,并處理負性情緒;但同時,由于駕齡長,長期處于坐姿位,且行車過程中,肩、頸、腰部等肌肉長期處于緊繃和緊張狀態,其腰部不適、頸部不適等軀體化癥狀則要多于駕齡短的義務兵。
綜上所述,對 C 兵站部汽車運輸官兵進行心理健康管理是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重點關注獨生子女、新兵及低年資士兵和已有軀體不適癥狀的群體,采取適當的措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保證其在執行特殊運輸任務時有更好的心理適應能力和身體狀態。同時,根據心理應激產生的過程以及既往文獻顯示,心理應激影響因素包含了外部刺激與自身因素,自身因素又包括了人口學因素、生長環境、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組織支持、心理彈性等等,本文僅對系列研究中人口學及相關基本信息對心理應激水平的影響進行總結和報道,后續將對其他影響因素與心理應激水平相關性做進一步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