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鄭雪, 劉國祥, 紀門, 劉曦惟, 房志宇, 張歆. 中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7, 17(5): 564-572. doi: 10.7507/1672-2531.201606037 復制
衛生服務需求彈性(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health services)反映消費者衛生服務需求量對其相關因素(價格、收入)變化的敏感程度,主要分為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1]。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不僅能反映服務本身特性(重要程度、可替代性、用途的多樣性)[2],在某種程度上還能以此分析消費者對衛生服務的可負擔性[3],是政府制定衛生政策(如共付額、共付率)的重要參考依據, 也是衛生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4]。
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5],Joseph 和 Charles 于 1974 年首先測算了門診次數和住院日的自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表明衛生服務是缺乏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的[6],Willard 和 Joseph 于 1987 年的相關研究也表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7]。我國國內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起步雖晚于國外[8],但近年來相關研究不斷增多,服務類型涉及到門診服務[9]、住院服務[10]、藥品[11]以及針對一些特定疾病的診療服務[12,13]。然而,由于測算方法、數據來源、需求定義、價格衡量等方面的差異,許多相關研究結果差異較大,結論不一,如劉麗娜[9]2006 年測算出結果表明農村門診服務缺乏價格彈性,而 Zhou[14]于 2009 年的研究測算出門診服務自價格彈性為 –1.500,提示門診服務需求具有價格彈性。
本文系統評價我國對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通過分析不同類型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結果旨在回答以下問題:① 衛生服務是否具有價格彈性,即衛生服務是必需品還是奢侈品?② 根據我國現有的交叉彈性的研究,不同衛生服務之間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③ 不同類型的、不同人群的衛生服務收入彈性存在何種差異?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 研究對象為涉及衛生領域的各種醫療服務類型,包括藥品、針對特定疾病的診療服務、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② 使用中國內陸地區國家層面或地區層面或個人層面的數據資料進行測算的文獻;③ 研究結果中給出明確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系數值,包括價格彈性、收入彈性,二者給出其一即納入。
1.1.2 排除標準 ① 綜述、個人觀點、會議記錄、評論、新聞、報告等;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測算方法以及變量敘述不清的研究。
1.2 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2015 年 10 期)、EMbase、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中國內陸地區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或收入彈性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間均從建庫至 2015 年 12 月。此外,手工檢索百度搜索引擎同時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衛生服務、醫療服務、住院服務、門診服務、藥品和彈性;英文檢索詞包括:healthcare、health、care、outpatient、hospital、inpatient、medical、drugs、pharmaceuticals、physician、vaccine、elasticity、elasticities、China 和 Chinese。以 PubMed 為例,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兩名研究者按照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和提取資料,如遇分歧,則討論解決或通過第三方協助判斷,直至達成統一意見。采用自制的資料收集表提取資料,提取的主要資料包括:① 文章基本信息:題名、作者、發表時間;② 數據資料:數據類型、數據來源、數據收集時間,樣本人群特征;③ 研究方法:變量的估計、測算模型;④ 研究結果:價格彈性值、收入彈性值。
1.4 統計方法
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描述我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方法、結果和結論,其中重點描述研究結果,即彈性系數值。此外,將提取出的信息按照價格彈性、收入彈性兩方面分類描述,并比較不同服務之間彈性結果的差異,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361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31 篇文獻[8-38]。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 31 篇文獻,83% 的文獻發表于 2000 年以后。納入研究測算彈性所使用的數據一般取自于入戶調查數據或《衛生統計年鑒》。其中,17 篇文獻研究了全國范圍內的需求彈性,其他文獻則研究國內特定地區或特定省份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從數據的層級來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一般分為 3 個層面:個人層面(微觀水平)、地區層面(中觀水平)和國家層面(宏觀水平)[15]。本研究根據數據類型從這三個層面對我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表 1~3)。31 篇文獻數據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數據(個體、家庭)和中觀層面數據(村級、鎮級、縣級),另有 7 篇文獻利用了衛生統計年鑒等數據從宏觀層面研究了我國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
納入文獻所研究的服務類型主要為門診服務、住院服務或總衛生服務;有少部分文獻研究了特定疾病服務的需求彈性,如高血壓、麻風病、慢性病、流感、血吸蟲病;此外,還有 2 篇文獻研究了我國藥品在宏觀層面上的需求彈性;服務利用級別包括村級衛生服務、鄉級衛生服務、縣級衛生服務,但大多數研究未將醫療服務分級。




2.3 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25 篇文獻計算了自價格彈性。大部分價格彈性值為負值,極少數為正數,如龔時薇等[13]測算的我國部分罕見病患者的住院服務需求短期自價格彈性,測算結果為 1.253,其推論是由于罕見病治療替代服務少且治療信息缺乏,所以即使住院治療價格升高,短期內罕見病患者仍然會選擇繼續治療,因此價格彈性為正數。在接下來的描述中,我們將價格彈性正值歸為異常值,不納入描述范圍。
國外許多研究表明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值在 –0.2 左右[3],而國內各研究所得的價格彈性結果差異較大,且國內醫療衛生服務價格彈性絕對值要遠遠高于 0.2,價格彈性具體數值的測算結果因不同服務類型、不同人群、服務的不同級別、使用的數據、不同測算方法而異。目前我國測算最多的服務類型為一般醫療服務類型,即不針對特定病種的醫療衛生服務,因此,我們將從一般醫療服務以及特定醫療衛生服務兩方面來描述價格彈性。
2.3.1 自價格彈性
2.3.1.1 一般醫療服務價格彈性 大多數研究結果都表明一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絕對值<1,說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如 1990 年價格彈性在國內的首次測算,上海醫科大學林子華等[8]引入線性回歸模型,運用全國不同地區共 152 個行政村的數據測算出村衛生室年人均就診次數的自價格彈性為–0.124;同濟醫科大學陳心廣等[16]引入對數線性模型,應用 1993 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測算出我國城市基本醫療服務就診人次的自價格彈性為 –0.483;薛秦香等[22]利用擴展性線性支出系統模型測算出陜西農民的醫藥衛生支出自價格彈性為 –0.151。然而,也有研究得到了衛生服務具有價格彈性的結果,即價格彈性絕對值>1,如,Brown 等[10]測算出 2006 年我國東部鄉鎮衛生院、縣級住院和縣級以上醫院住院服務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1.043、–1.519 和 –2.520,這也說明了醫療服務級別越高,患者對其價格越敏感。本研究中,絕對值最大的為 Brown 等[10]測算出的安徽和江蘇的省市級醫院住院服務的價格彈性,為 –2.520,最小為 Qian 等[23]測算出的甘肅高收入組人群利用公立診所服務的價格彈性,為 –0.013,大多數價格彈性值在 –0.1~–0.9 之間。
13 篇文獻[8-10,14-17,24,25,29,30,33,34]測算了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的需求彈性。周忠良等[15]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測算出 2008 年我國農村門診和住院服務利用率在縣級層面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330 和 –0.335,二者差別不大,而運用同一數據測算的我國農村門診和住院服務利用率在個人層面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519 和 –0.372[24],門診彈性高于住院。2010 年,石洪興[29]測算出我國華東三省農村鄉級醫療服務門診次數和住院日的價格彈性分別為 –0.029 和 –0.132,住院價格彈性絕對值高于門診。國內的相關研究表明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的價格彈性差異因地區、服務級別、研究層面的不同而不同。
此外,國內部分學者針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對城市和農村的衛生服務彈性進行了比較分析。陳心廣分別在兩篇文獻中使用相同的數據和測算方法測算出我國城市和農村的基本醫療服務需求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483[17]和 –0.478[16],劉麗娜等[9]測算出我國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門診醫療服務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518 和 –0.498,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都表明城市人群相對農村人群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更大。2010 年,劉旭寧[35]測算出我國東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保健支出在宏觀層面上的價格彈性分別為 –0.535 和 –0.318,中部地區分別為 –0.654 和 –1.054,西部地區分別為 –0.770 和 –0.853,此結果表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村人群對醫療服務價格更敏感,而在東部卻是城市人群對醫療服務價格更敏感。三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城市和農村衛生服務價格彈性的差異受到服務類型、地區的影響。
2.3.1.2 針對特定疾病的醫療服務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針對麻風病、血吸蟲病、慢性病、特定常見病和高血壓特定醫療服務價格彈性研究的各有 1 篇,藥品價格彈性研究的文獻有 2 篇。王謙測算出山東省 1996 年的麻風病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為 –0.059[17],四川省 1999 年的血吸蟲病醫療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為 –0.717[27];龔時薇測算出我國特定常見病的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為 –0.967[13];楊學來[12]測算出我國東營地區城市和農村的慢性病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 –0.268 和 –0.469;朱宏[31]和朱航宇[11]分別于 2004 年和 2006 年使用國家宏觀層面的數據,測算了藥品價格彈性,測算結果分別為 –1.095 和 –0.444。2013 年,孟雪暉[30]測算出廣東四會市 2009 年農村高血壓患者在鄉級、縣級、三級醫院的住院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 –0.964、–1.444、–0.829,該結果表明:針對不同級別的高血壓住院服務,患者對縣級醫院的價格更敏感。
2.3.2 交叉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3 篇測算了衛生服務的交叉彈性(表 4)。2009 年,美國學者 Brown[10]率先測量了我國農村各級住院服務之間的交叉彈性,交叉彈性均為正值,表明我國各級住院服務之間存在替代關系。2011 年,周忠良等[15]基于 2003 年和 2008 年國家衛生服務入戶調查的個人數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以控制非觀測變量,測算了農村門診就診次數和住院利用概率在縣級層面的交叉彈性值分別為 0.079 和 0.116,說明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具有替代關系。同年,周忠良[24]測算了門診與住院服務在個人層面上的交叉彈性,門診就診次數和就診率對住院服務價格的交叉彈性分別為 0.308 和 0.171,進一步確認了我國門診和住院之間的替代關系。
2.4 收入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28 篇文獻測算了衛生服務需求收入彈性。絕大部分研究測算出的收入彈性值均為正數,且小于 1,表明衛生服務缺乏收入彈性,提示隨著收入的增加,患者并不會更多地利用醫療衛生服務。而封進等[23]測算出的衛生服務收入彈性為 –0.02,是納入文獻中唯一出現的負值,可能是該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 1989 年,當時中國經濟處于發展初期,收入的增加更多地用于基本生活消費,主要是健康效應對醫療支出水平發生作用,造成測算結果為負值。納入研究的衛生服務需求收入彈性結果表明:① 微觀層面(個體層面)、中觀層面(地區層面)、宏觀層面(國家層面)的收入彈性中位數分別為 0.136、0.571、1.085(表 5)。提示使用更宏觀數據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彈性值。② 我國城市地區收入彈性普遍高于農村,城市、農村收入彈性中位數分別為 0.919 和 0.696,提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量比農村居民有更大程度的增加。③ 我國住院服務的收入彈性(中位數:0.762)總體高于門診服務(中位數:0.312),提示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患者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增加更大。

3 討論
衛生服務需求自價格彈性的估算受地區、服務類型、機構級別及人群等多種因素影響。國內的研究測算結果大多在 –0.1~–0.9 之間,提示衛生服務需求缺乏價格彈性,屬于必需品。住院服務比門診服務更具有需求剛性,因此一般情況下,門診服務比住院服務更加富有價格彈性,但國內相關研究由于方法、數據、衛生服務類型與級別、研究層面的不同,門診服務與住院服務自價格彈性之間的差異并不一致。衛生服務自價格彈性城鄉差異的存在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長期發展以來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是我國城鄉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居民就醫理念差異以及支付能力不同的表現。針對高血壓治療的不同級別的住院服務中,縣級住院服務自價格彈性最高,并且富有價格彈性,這與縣級住院服務擁有諸多替代性服務有關,也反映了我國當前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處于中間地位的縣級衛生服務的尷尬地位。
國內研究關于交叉彈性測算結果較少,但都表明我國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之間、不同級別的住院服務之間均存在著替代關系,說明我國目前的雙向轉診制度不完善,并未得到良好的運作。而當一個醫療體系內建立了雙向轉診制度且有效運作時,門診與住院之間、各級住院服務之間才會呈現互補關系[15]。
收入彈性方面,城鄉的差異提示隨著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將會有更大程度的增加,說明城市居民具有更強的保健意識。同時發現,與其他類型數據相比,宏觀數據得到的收入彈性較大,這與國外的相關研究結果一致。研究還發現我國住院服務的收入彈性高于門診服務。由于患者在主觀意識上普遍存在趨高就醫傾向[39],加之供方誘導需求,因而隨著收入的增加,患者更加傾向于利用住院服務。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居民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若患者根據其自身要求和支付能力利用住院服務,缺少必要的準入和限制,勢必會對有限的醫療資源造成浪費。
就醫療服務類型而言,國內絕大部分研究測算的是一般醫療衛生服務彈性,僅有少部分文獻測算了藥品、慢性病、高血壓等特定醫療服務類型的需求彈性。但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慢性病發病率的不斷上升[40]、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等社會和衛生體制的變革,使得護理服務、慢性病醫療服務和藥品等特定服務的需求增加,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彈性研究,從而為衛生資源的配置提供客觀依據。
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測算較為復雜,涉及間接醫療費用的測量、未利用衛生服務人群價格的測量、價格內生性的處理、供方誘導需求等諸多因素[3],這不僅是國內,也是國際學術界測算需求彈性過程中存在的難點,而目前國內的測算方法尚缺乏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且測算方法仍較為單一,大多數研究使用對數線性模型或擴展性線性支出系統模型進行測算[41,42],仍需進一步改進測算方法以提高測算結果的準確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研究以定性描述為主要方法對衛生服務需求彈性進行評價,缺乏數理上的精確統計;② 納入研究質量參差不齊,部分文獻樣本量較小,彈性測算方法缺乏嚴謹性;③ 納入研究由于方法、數據來源、衛生服務類型與層級的差異,因此彈性結果缺乏可比性。
綜上所述,根據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屬于必需品,門診服務與住院服務之間更多的呈現出替代關系,城市居民衛生服務收入彈性高于農村居民,住院服務收入彈性高于門診服務,然而基于當前研究的局限性,以上結論仍需進一步的相關研究予以驗證。
衛生服務需求彈性(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health services)反映消費者衛生服務需求量對其相關因素(價格、收入)變化的敏感程度,主要分為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1]。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不僅能反映服務本身特性(重要程度、可替代性、用途的多樣性)[2],在某種程度上還能以此分析消費者對衛生服務的可負擔性[3],是政府制定衛生政策(如共付額、共付率)的重要參考依據, 也是衛生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4]。
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5],Joseph 和 Charles 于 1974 年首先測算了門診次數和住院日的自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表明衛生服務是缺乏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的[6],Willard 和 Joseph 于 1987 年的相關研究也表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7]。我國國內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起步雖晚于國外[8],但近年來相關研究不斷增多,服務類型涉及到門診服務[9]、住院服務[10]、藥品[11]以及針對一些特定疾病的診療服務[12,13]。然而,由于測算方法、數據來源、需求定義、價格衡量等方面的差異,許多相關研究結果差異較大,結論不一,如劉麗娜[9]2006 年測算出結果表明農村門診服務缺乏價格彈性,而 Zhou[14]于 2009 年的研究測算出門診服務自價格彈性為 –1.500,提示門診服務需求具有價格彈性。
本文系統評價我國對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通過分析不同類型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結果旨在回答以下問題:① 衛生服務是否具有價格彈性,即衛生服務是必需品還是奢侈品?② 根據我國現有的交叉彈性的研究,不同衛生服務之間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③ 不同類型的、不同人群的衛生服務收入彈性存在何種差異?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 研究對象為涉及衛生領域的各種醫療服務類型,包括藥品、針對特定疾病的診療服務、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② 使用中國內陸地區國家層面或地區層面或個人層面的數據資料進行測算的文獻;③ 研究結果中給出明確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系數值,包括價格彈性、收入彈性,二者給出其一即納入。
1.1.2 排除標準 ① 綜述、個人觀點、會議記錄、評論、新聞、報告等;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測算方法以及變量敘述不清的研究。
1.2 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2015 年 10 期)、EMbase、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中國內陸地區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或收入彈性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間均從建庫至 2015 年 12 月。此外,手工檢索百度搜索引擎同時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衛生服務、醫療服務、住院服務、門診服務、藥品和彈性;英文檢索詞包括:healthcare、health、care、outpatient、hospital、inpatient、medical、drugs、pharmaceuticals、physician、vaccine、elasticity、elasticities、China 和 Chinese。以 PubMed 為例,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兩名研究者按照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和提取資料,如遇分歧,則討論解決或通過第三方協助判斷,直至達成統一意見。采用自制的資料收集表提取資料,提取的主要資料包括:① 文章基本信息:題名、作者、發表時間;② 數據資料:數據類型、數據來源、數據收集時間,樣本人群特征;③ 研究方法:變量的估計、測算模型;④ 研究結果:價格彈性值、收入彈性值。
1.4 統計方法
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描述我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方法、結果和結論,其中重點描述研究結果,即彈性系數值。此外,將提取出的信息按照價格彈性、收入彈性兩方面分類描述,并比較不同服務之間彈性結果的差異,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361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31 篇文獻[8-38]。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 31 篇文獻,83% 的文獻發表于 2000 年以后。納入研究測算彈性所使用的數據一般取自于入戶調查數據或《衛生統計年鑒》。其中,17 篇文獻研究了全國范圍內的需求彈性,其他文獻則研究國內特定地區或特定省份的衛生服務需求彈性。從數據的層級來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一般分為 3 個層面:個人層面(微觀水平)、地區層面(中觀水平)和國家層面(宏觀水平)[15]。本研究根據數據類型從這三個層面對我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表 1~3)。31 篇文獻數據主要集中在微觀層面數據(個體、家庭)和中觀層面數據(村級、鎮級、縣級),另有 7 篇文獻利用了衛生統計年鑒等數據從宏觀層面研究了我國衛生服務的需求彈性。
納入文獻所研究的服務類型主要為門診服務、住院服務或總衛生服務;有少部分文獻研究了特定疾病服務的需求彈性,如高血壓、麻風病、慢性病、流感、血吸蟲病;此外,還有 2 篇文獻研究了我國藥品在宏觀層面上的需求彈性;服務利用級別包括村級衛生服務、鄉級衛生服務、縣級衛生服務,但大多數研究未將醫療服務分級。




2.3 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25 篇文獻計算了自價格彈性。大部分價格彈性值為負值,極少數為正數,如龔時薇等[13]測算的我國部分罕見病患者的住院服務需求短期自價格彈性,測算結果為 1.253,其推論是由于罕見病治療替代服務少且治療信息缺乏,所以即使住院治療價格升高,短期內罕見病患者仍然會選擇繼續治療,因此價格彈性為正數。在接下來的描述中,我們將價格彈性正值歸為異常值,不納入描述范圍。
國外許多研究表明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值在 –0.2 左右[3],而國內各研究所得的價格彈性結果差異較大,且國內醫療衛生服務價格彈性絕對值要遠遠高于 0.2,價格彈性具體數值的測算結果因不同服務類型、不同人群、服務的不同級別、使用的數據、不同測算方法而異。目前我國測算最多的服務類型為一般醫療服務類型,即不針對特定病種的醫療衛生服務,因此,我們將從一般醫療服務以及特定醫療衛生服務兩方面來描述價格彈性。
2.3.1 自價格彈性
2.3.1.1 一般醫療服務價格彈性 大多數研究結果都表明一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絕對值<1,說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如 1990 年價格彈性在國內的首次測算,上海醫科大學林子華等[8]引入線性回歸模型,運用全國不同地區共 152 個行政村的數據測算出村衛生室年人均就診次數的自價格彈性為–0.124;同濟醫科大學陳心廣等[16]引入對數線性模型,應用 1993 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測算出我國城市基本醫療服務就診人次的自價格彈性為 –0.483;薛秦香等[22]利用擴展性線性支出系統模型測算出陜西農民的醫藥衛生支出自價格彈性為 –0.151。然而,也有研究得到了衛生服務具有價格彈性的結果,即價格彈性絕對值>1,如,Brown 等[10]測算出 2006 年我國東部鄉鎮衛生院、縣級住院和縣級以上醫院住院服務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1.043、–1.519 和 –2.520,這也說明了醫療服務級別越高,患者對其價格越敏感。本研究中,絕對值最大的為 Brown 等[10]測算出的安徽和江蘇的省市級醫院住院服務的價格彈性,為 –2.520,最小為 Qian 等[23]測算出的甘肅高收入組人群利用公立診所服務的價格彈性,為 –0.013,大多數價格彈性值在 –0.1~–0.9 之間。
13 篇文獻[8-10,14-17,24,25,29,30,33,34]測算了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的需求彈性。周忠良等[15]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測算出 2008 年我國農村門診和住院服務利用率在縣級層面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330 和 –0.335,二者差別不大,而運用同一數據測算的我國農村門診和住院服務利用率在個人層面的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519 和 –0.372[24],門診彈性高于住院。2010 年,石洪興[29]測算出我國華東三省農村鄉級醫療服務門診次數和住院日的價格彈性分別為 –0.029 和 –0.132,住院價格彈性絕對值高于門診。國內的相關研究表明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的價格彈性差異因地區、服務級別、研究層面的不同而不同。
此外,國內部分學者針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對城市和農村的衛生服務彈性進行了比較分析。陳心廣分別在兩篇文獻中使用相同的數據和測算方法測算出我國城市和農村的基本醫療服務需求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483[17]和 –0.478[16],劉麗娜等[9]測算出我國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門診醫療服務自價格彈性分別為 –0.518 和 –0.498,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都表明城市人群相對農村人群衛生服務需求價格彈性更大。2010 年,劉旭寧[35]測算出我國東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保健支出在宏觀層面上的價格彈性分別為 –0.535 和 –0.318,中部地區分別為 –0.654 和 –1.054,西部地區分別為 –0.770 和 –0.853,此結果表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村人群對醫療服務價格更敏感,而在東部卻是城市人群對醫療服務價格更敏感。三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城市和農村衛生服務價格彈性的差異受到服務類型、地區的影響。
2.3.1.2 針對特定疾病的醫療服務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針對麻風病、血吸蟲病、慢性病、特定常見病和高血壓特定醫療服務價格彈性研究的各有 1 篇,藥品價格彈性研究的文獻有 2 篇。王謙測算出山東省 1996 年的麻風病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為 –0.059[17],四川省 1999 年的血吸蟲病醫療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為 –0.717[27];龔時薇測算出我國特定常見病的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為 –0.967[13];楊學來[12]測算出我國東營地區城市和農村的慢性病醫療服務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 –0.268 和 –0.469;朱宏[31]和朱航宇[11]分別于 2004 年和 2006 年使用國家宏觀層面的數據,測算了藥品價格彈性,測算結果分別為 –1.095 和 –0.444。2013 年,孟雪暉[30]測算出廣東四會市 2009 年農村高血壓患者在鄉級、縣級、三級醫院的住院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 –0.964、–1.444、–0.829,該結果表明:針對不同級別的高血壓住院服務,患者對縣級醫院的價格更敏感。
2.3.2 交叉價格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3 篇測算了衛生服務的交叉彈性(表 4)。2009 年,美國學者 Brown[10]率先測量了我國農村各級住院服務之間的交叉彈性,交叉彈性均為正值,表明我國各級住院服務之間存在替代關系。2011 年,周忠良等[15]基于 2003 年和 2008 年國家衛生服務入戶調查的個人數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以控制非觀測變量,測算了農村門診就診次數和住院利用概率在縣級層面的交叉彈性值分別為 0.079 和 0.116,說明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具有替代關系。同年,周忠良[24]測算了門診與住院服務在個人層面上的交叉彈性,門診就診次數和就診率對住院服務價格的交叉彈性分別為 0.308 和 0.171,進一步確認了我國門診和住院之間的替代關系。
2.4 收入彈性
納入文獻中有 28 篇文獻測算了衛生服務需求收入彈性。絕大部分研究測算出的收入彈性值均為正數,且小于 1,表明衛生服務缺乏收入彈性,提示隨著收入的增加,患者并不會更多地利用醫療衛生服務。而封進等[23]測算出的衛生服務收入彈性為 –0.02,是納入文獻中唯一出現的負值,可能是該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 1989 年,當時中國經濟處于發展初期,收入的增加更多地用于基本生活消費,主要是健康效應對醫療支出水平發生作用,造成測算結果為負值。納入研究的衛生服務需求收入彈性結果表明:① 微觀層面(個體層面)、中觀層面(地區層面)、宏觀層面(國家層面)的收入彈性中位數分別為 0.136、0.571、1.085(表 5)。提示使用更宏觀數據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彈性值。② 我國城市地區收入彈性普遍高于農村,城市、農村收入彈性中位數分別為 0.919 和 0.696,提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量比農村居民有更大程度的增加。③ 我國住院服務的收入彈性(中位數:0.762)總體高于門診服務(中位數:0.312),提示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患者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增加更大。

3 討論
衛生服務需求自價格彈性的估算受地區、服務類型、機構級別及人群等多種因素影響。國內的研究測算結果大多在 –0.1~–0.9 之間,提示衛生服務需求缺乏價格彈性,屬于必需品。住院服務比門診服務更具有需求剛性,因此一般情況下,門診服務比住院服務更加富有價格彈性,但國內相關研究由于方法、數據、衛生服務類型與級別、研究層面的不同,門診服務與住院服務自價格彈性之間的差異并不一致。衛生服務自價格彈性城鄉差異的存在是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長期發展以來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是我國城鄉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居民就醫理念差異以及支付能力不同的表現。針對高血壓治療的不同級別的住院服務中,縣級住院服務自價格彈性最高,并且富有價格彈性,這與縣級住院服務擁有諸多替代性服務有關,也反映了我國當前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處于中間地位的縣級衛生服務的尷尬地位。
國內研究關于交叉彈性測算結果較少,但都表明我國門診服務和住院服務之間、不同級別的住院服務之間均存在著替代關系,說明我國目前的雙向轉診制度不完善,并未得到良好的運作。而當一個醫療體系內建立了雙向轉診制度且有效運作時,門診與住院之間、各級住院服務之間才會呈現互補關系[15]。
收入彈性方面,城鄉的差異提示隨著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將會有更大程度的增加,說明城市居民具有更強的保健意識。同時發現,與其他類型數據相比,宏觀數據得到的收入彈性較大,這與國外的相關研究結果一致。研究還發現我國住院服務的收入彈性高于門診服務。由于患者在主觀意識上普遍存在趨高就醫傾向[39],加之供方誘導需求,因而隨著收入的增加,患者更加傾向于利用住院服務。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居民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若患者根據其自身要求和支付能力利用住院服務,缺少必要的準入和限制,勢必會對有限的醫療資源造成浪費。
就醫療服務類型而言,國內絕大部分研究測算的是一般醫療衛生服務彈性,僅有少部分文獻測算了藥品、慢性病、高血壓等特定醫療服務類型的需求彈性。但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慢性病發病率的不斷上升[40]、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等社會和衛生體制的變革,使得護理服務、慢性病醫療服務和藥品等特定服務的需求增加,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彈性研究,從而為衛生資源的配置提供客觀依據。
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的測算較為復雜,涉及間接醫療費用的測量、未利用衛生服務人群價格的測量、價格內生性的處理、供方誘導需求等諸多因素[3],這不僅是國內,也是國際學術界測算需求彈性過程中存在的難點,而目前國內的測算方法尚缺乏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且測算方法仍較為單一,大多數研究使用對數線性模型或擴展性線性支出系統模型進行測算[41,42],仍需進一步改進測算方法以提高測算結果的準確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研究以定性描述為主要方法對衛生服務需求彈性進行評價,缺乏數理上的精確統計;② 納入研究質量參差不齊,部分文獻樣本量較小,彈性測算方法缺乏嚴謹性;③ 納入研究由于方法、數據來源、衛生服務類型與層級的差異,因此彈性結果缺乏可比性。
綜上所述,根據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衛生服務缺乏價格彈性,屬于必需品,門診服務與住院服務之間更多的呈現出替代關系,城市居民衛生服務收入彈性高于農村居民,住院服務收入彈性高于門診服務,然而基于當前研究的局限性,以上結論仍需進一步的相關研究予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