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方澤萍, 冷曦, 劉雅莉, 劉文博, 胡文潔, 張正晶, 馬彬, 李冬梅. 蘭州市動物實驗研究人員對ARRIVE指南及GSPC知曉情況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5, 15(7): 797-801. doi: 10.7507/1672-2531.20150135 復制
作為聯系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紐帶，動物實驗研究的開展對干預措施的有效性與安全性進行了初步驗證，并為下一階段臨床研究的開展和臨床試驗計劃的制定提供了直接證據[1, 2]。然而相關研究中不完整、不規范的動物實驗報告則降低了動物實驗的可靠性，使得研究報告難以被理解或者不能被重復[3-5]。針對這一問題，專家學者們開始著手制定相關規范。2010年，在國際實驗動物3R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he Replacement，Refinement and Reduction of Animals in Research，NC3Rs）的資助下，Kilkenny等牽頭制定了動物實驗研究報告指南——ARRIVE指南（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In Vivo Experiment: The ARRIVE Guidelines）[6-8]，同年荷蘭Radboud大學Nijmegen醫學中心的專家們也制定和發表了動物實驗金標準報告清單（Gold Standard Publication Checklist，GSPC）[8]。
ARRIVE指南包括6大部分共20個條目，GSPC包括10個方面共54個條目[7, 8]。ARRIVE指南和GSPC均較為詳細地提供了在動物實驗實施過程中的必要內容，可以幫助研究者更為科學地設計實驗，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動物實驗及實驗報告質量的提高[2]。
ARRIVE指南和GSPC發表距今已有4年，但相關調查顯示，動物實驗在設計、實施和結果分析方面仍存在明顯缺陷，大量研究報告仍難以理解或不能重復[2]。目前，國內關于動物實驗研究人員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的調查尚屬空白。為了了解ARRIVE指南與GSPC在研究者中的知曉情況和應用現狀，為其在動物實驗相關人員中的推廣普及提出合理的建議，我們開展了此次調查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蘭州市動物實驗研究的相關人員，包括醫學院校教師和臨床醫學研究生。
1.2 調查方式
查閱文獻并結合ARRIVE指南及GSPC具體內容[7-10]，自行設計調查問卷，題型包括選擇題（單選、多選）和開放性問題。調查員于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通過網絡平臺發放電子版問卷和現場發放紙質版問卷兩種方式進行匿名調查。電子版問卷通過系統自動回收，紙質版問卷通過專門的調查人員回收，最終將兩部分調查結果進行匯總。
1.3 調查內容
問卷內容主要包括5個方面：① 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工作學習單位；② ARRIVE指南知曉情況；③ GSPC知曉情況；④ 其他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情況和獲知途徑，包括臨床試驗報告統一標準（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CONSORT聲明）[11]、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優先報告條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12]、Meta分析的報告規范（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of Meta-analyses，QUOROM）[13]、流行病學中觀察性研究的報告規范（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14]，以及針刺干預臨床試驗的報告規范（Standards for Reporting Interventions in Clinical Trials of Acupuncture，STRICTA）[15]；⑤ 調查對象對動物實驗報告質量的看法以及對推廣ARRIVE指南和GSPC的建議。
1.4 質量控制
隨機選擇19名調查對象進行預調查，針對概念模糊、立意不清等不足之處予以改進。最終問卷Cronbach內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數為0.642。調查之前對調查員就調查目的與意義、調查內容、調查方法等進行嚴格培訓與考核，合格后參與調查。調查結束時調查員仔細檢查問卷，及時發現并糾正問題，對規律性作答、空題過多的問卷予以剔除。
1.5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錄入，SPSS 21.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用構成比對計數資料進行統計描述，分類資料（非等級資料）的樣本率間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等級資料的樣本率間的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29份，回收289份，回收率為87.8%，有效問卷287份，有效率為99.3%。其中：對蘭州市臨床醫學研究生發放問卷289份，回收257份，回收率為88.9%，有效問卷255份，有效率為99.2%；對蘭州市醫學院校教師發放問卷40份，回收32份，回收率為80%，32份問卷均有效。有效問卷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見表 1。
表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2.2 對ARRIVE指南及GSPC知曉情況
2.2.1 對動物實驗及相關指南知曉情況
在287名調查對象中，了解動物實驗的占61.0%（175/287），知曉動物實驗報告規范相關內容的占32.1%（92/287），其中知曉ARRIVE指南和GSPC的僅有11.8%（34/287）。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對動物實驗的熟悉程度、動物實驗報告規范的了解程度以及對國際實驗動物3R中心的知曉情況有差異（P＜0.05）。但是，二者在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率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RRIVE指南與GSPC在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中的知曉率普遍偏低（表 2）。
表2
調查對象對動物實驗、動物實驗報告及相關指南規范的知曉情況
2.2.2 不同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比較
由表 3可知，不同調查方式、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學歷、不同職業和不同工作學習單位的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的知曉率普遍較低。
表3
不同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率比較
2.3 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和知曉途徑
2.3.1 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
在287名調查對象中，對CONSORT、PRISMA、QUOROM、STROBE和STRICTA的知曉率分別為5.9%、4.9%、2.1%、2.4%和4.9%，對其他指南的知曉率為9.0%，而對上述指南均不了解的人達222人，占總調查人數的77.4%。研究生與醫學院校教師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與ARRIVE指南和GSPC在人群中的知曉情況基本一致。
2.3.2 對其他醫學研究指南的知曉途徑
問卷給出了6個可能的知曉途徑，調查對象可多選。在287名調查對象中，通過網絡獲取相關指南信息的人最多，占33.4%，相關論文與學術報告也是獲得相關信息的有效途徑，分別占21.2%和17.4%。通過期刊稿約、繼續教育、短期培訓這三條途徑知曉醫學研究指南相關內容的人較少，分別僅占4.5%、3.5%和7.7%。此外，還有26.5%的人通過其他各種途徑獲得相關指南信息。
3 討論
3.1 ARRIVE指南與GSPC的知曉率普遍偏低，其推廣有待加強
ARRIVE指南與GSPC對動物實驗報告的撰寫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按照其提供的細則撰寫報告可使讀者準確清晰地了解作者所表述的內容，并提供重復該動物實驗所需要的重要信息[2]。另外，ARRIVE指南與GSPC可以幫助研究者設計嚴謹的動物實驗并進行動物實驗質量的評價，如果實驗不嚴謹并且對動物實驗所獲結論未進行嚴格評估就將其作為臨床研究的支持證據，則可能導致遠期臨床研究或藥品上市后效果不佳，從而造成醫學衛生資源的極大浪費[1, 16]。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ARRIVE指南及GSPC在動物實驗研究相關人員中的知曉率僅為11.8%，蘭州市醫學院校學生和醫學院校教師這兩個群體對ARRIVE指南及GSPC的知曉率分別僅為11.8%和12.5%。研究結果表明在不同動物實驗研究人員群體中ARRIVE指南及GSPC知曉率普遍較低，與年齡、學歷、職業、工作學習單位等因素并不相關，提示ARRIVE指南及GSPC并未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廣。因此，ARRIVE指南及GSPC在我國動物實驗研究人員中的普及和宣傳還需加強。
3.2 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其他醫學研究報告指南如CONSORT、PRISMA、STROBE以及STRICTA等在人群中的知曉率均低于10%，對各類醫學研究報告指南均不了解的人在被調查群體中的比例高達77.4%。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率偏低是研究人員中的普遍現象。
本次知曉途徑調查中發現通過期刊稿約了解相關指南的研究人員僅占4.5%。據其他相關調查研究顯示，我國200種高影響因子期刊將CONSORT寫進稿約的僅有 6 種，只有少數期刊在稿約中提及PRISMA等報告指南[17-19]。2005～2010年間，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科學編輯學會、出版道德規范委員會（COPE）、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英國藥理學會（BPS）等組織都將ARRIVE指南納入各自的投稿須知[16]，已有34個國際期刊將ARRIVE指南寫進稿約，但無一個中國期刊[20]。
醫學期刊稿約中未納入相關研究報告指南、未要求論文作者投稿時提供相關指南報告信息清單是限制指南在國內傳播的因素之一。其次，研究人員對相關指南的了解途徑少、對相關知識關注度不高也是造成指南知曉率偏低的另一因素。最后，國內專門致力于推廣指南的單位或個人較少，缺少介紹指南的專業網站，推廣力度低造成研究人員無法及時獲得相關信息，限制了指南的應用。
3.3 ARRIVE指南和GSPC宣傳與推廣途徑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有33.4%的調查對象通過網絡知曉類似指南的信息，38.6%的人通過相關論文及學術報告途徑知曉指南信息，提示網絡媒體的傳播、學術報告的開展及相關論文的發表可以成為推廣與宣傳ARRIVE指南或GSPC的有效途徑。筆者強烈推薦將ARRIVE指南或GSPC列入相關醫學期刊稿約，鼓勵或者要求研究者依據以上指南充分報告動物實驗相關重要信息，促進以上指南在動物實驗研究人員中的應用[10]。借鑒獲得超過300種醫學期刊支持的CONSORT聲明在全世界的推廣，ARRIVE指南及GSPC可以通過專家的講座、高影響期刊的撰文介紹來得以推廣[21]。
綜上所述，ARRIVE指南和GSPC在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中的知曉率較低，建議通過網絡媒體宣傳、發表相關論文、開展學術報告、將指南納入相關醫學期刊稿約等多種途徑提高動物實驗研究人員對ARRIVE指南和GSPC的知曉率，以改善動物實驗的設計、實施和報告質量，促進動物實驗和動物實驗報告的發展[2]。
作為聯系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紐帶，動物實驗研究的開展對干預措施的有效性與安全性進行了初步驗證，并為下一階段臨床研究的開展和臨床試驗計劃的制定提供了直接證據[1, 2]。然而相關研究中不完整、不規范的動物實驗報告則降低了動物實驗的可靠性，使得研究報告難以被理解或者不能被重復[3-5]。針對這一問題，專家學者們開始著手制定相關規范。2010年，在國際實驗動物3R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he Replacement，Refinement and Reduction of Animals in Research，NC3Rs）的資助下，Kilkenny等牽頭制定了動物實驗研究報告指南——ARRIVE指南（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In Vivo Experiment: The ARRIVE Guidelines）[6-8]，同年荷蘭Radboud大學Nijmegen醫學中心的專家們也制定和發表了動物實驗金標準報告清單（Gold Standard Publication Checklist，GSPC）[8]。
ARRIVE指南包括6大部分共20個條目，GSPC包括10個方面共54個條目[7, 8]。ARRIVE指南和GSPC均較為詳細地提供了在動物實驗實施過程中的必要內容，可以幫助研究者更為科學地設計實驗，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動物實驗及實驗報告質量的提高[2]。
ARRIVE指南和GSPC發表距今已有4年，但相關調查顯示，動物實驗在設計、實施和結果分析方面仍存在明顯缺陷，大量研究報告仍難以理解或不能重復[2]。目前，國內關于動物實驗研究人員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的調查尚屬空白。為了了解ARRIVE指南與GSPC在研究者中的知曉情況和應用現狀，為其在動物實驗相關人員中的推廣普及提出合理的建議，我們開展了此次調查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蘭州市動物實驗研究的相關人員，包括醫學院校教師和臨床醫學研究生。
1.2 調查方式
查閱文獻并結合ARRIVE指南及GSPC具體內容[7-10]，自行設計調查問卷，題型包括選擇題（單選、多選）和開放性問題。調查員于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通過網絡平臺發放電子版問卷和現場發放紙質版問卷兩種方式進行匿名調查。電子版問卷通過系統自動回收，紙質版問卷通過專門的調查人員回收，最終將兩部分調查結果進行匯總。
1.3 調查內容
問卷內容主要包括5個方面：① 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工作學習單位；② ARRIVE指南知曉情況；③ GSPC知曉情況；④ 其他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情況和獲知途徑，包括臨床試驗報告統一標準（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CONSORT聲明）[11]、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優先報告條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12]、Meta分析的報告規范（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of Meta-analyses，QUOROM）[13]、流行病學中觀察性研究的報告規范（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14]，以及針刺干預臨床試驗的報告規范（Standards for Reporting Interventions in Clinical Trials of Acupuncture，STRICTA）[15]；⑤ 調查對象對動物實驗報告質量的看法以及對推廣ARRIVE指南和GSPC的建議。
1.4 質量控制
隨機選擇19名調查對象進行預調查，針對概念模糊、立意不清等不足之處予以改進。最終問卷Cronbach內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數為0.642。調查之前對調查員就調查目的與意義、調查內容、調查方法等進行嚴格培訓與考核，合格后參與調查。調查結束時調查員仔細檢查問卷，及時發現并糾正問題，對規律性作答、空題過多的問卷予以剔除。
1.5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錄入，SPSS 21.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用構成比對計數資料進行統計描述，分類資料（非等級資料）的樣本率間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等級資料的樣本率間的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29份，回收289份，回收率為87.8%，有效問卷287份，有效率為99.3%。其中：對蘭州市臨床醫學研究生發放問卷289份，回收257份，回收率為88.9%，有效問卷255份，有效率為99.2%；對蘭州市醫學院校教師發放問卷40份，回收32份，回收率為80%，32份問卷均有效。有效問卷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見表 1。
表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2.2 對ARRIVE指南及GSPC知曉情況
2.2.1 對動物實驗及相關指南知曉情況
在287名調查對象中，了解動物實驗的占61.0%（175/287），知曉動物實驗報告規范相關內容的占32.1%（92/287），其中知曉ARRIVE指南和GSPC的僅有11.8%（34/287）。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對動物實驗的熟悉程度、動物實驗報告規范的了解程度以及對國際實驗動物3R中心的知曉情況有差異（P＜0.05）。但是，二者在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率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RRIVE指南與GSPC在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中的知曉率普遍偏低（表 2）。
表2
調查對象對動物實驗、動物實驗報告及相關指南規范的知曉情況
2.2.2 不同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比較
由表 3可知，不同調查方式、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學歷、不同職業和不同工作學習單位的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的知曉率普遍較低。
表3
不同特征人群對ARRIVE指南和GSPC知曉率比較
2.3 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和知曉途徑
2.3.1 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
在287名調查對象中，對CONSORT、PRISMA、QUOROM、STROBE和STRICTA的知曉率分別為5.9%、4.9%、2.1%、2.4%和4.9%，對其他指南的知曉率為9.0%，而對上述指南均不了解的人達222人，占總調查人數的77.4%。研究生與醫學院校教師對其他指南的知曉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與ARRIVE指南和GSPC在人群中的知曉情況基本一致。
2.3.2 對其他醫學研究指南的知曉途徑
問卷給出了6個可能的知曉途徑，調查對象可多選。在287名調查對象中，通過網絡獲取相關指南信息的人最多，占33.4%，相關論文與學術報告也是獲得相關信息的有效途徑，分別占21.2%和17.4%。通過期刊稿約、繼續教育、短期培訓這三條途徑知曉醫學研究指南相關內容的人較少，分別僅占4.5%、3.5%和7.7%。此外，還有26.5%的人通過其他各種途徑獲得相關指南信息。
3 討論
3.1 ARRIVE指南與GSPC的知曉率普遍偏低，其推廣有待加強
ARRIVE指南與GSPC對動物實驗報告的撰寫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按照其提供的細則撰寫報告可使讀者準確清晰地了解作者所表述的內容，并提供重復該動物實驗所需要的重要信息[2]。另外，ARRIVE指南與GSPC可以幫助研究者設計嚴謹的動物實驗并進行動物實驗質量的評價，如果實驗不嚴謹并且對動物實驗所獲結論未進行嚴格評估就將其作為臨床研究的支持證據，則可能導致遠期臨床研究或藥品上市后效果不佳，從而造成醫學衛生資源的極大浪費[1, 16]。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ARRIVE指南及GSPC在動物實驗研究相關人員中的知曉率僅為11.8%，蘭州市醫學院校學生和醫學院校教師這兩個群體對ARRIVE指南及GSPC的知曉率分別僅為11.8%和12.5%。研究結果表明在不同動物實驗研究人員群體中ARRIVE指南及GSPC知曉率普遍較低，與年齡、學歷、職業、工作學習單位等因素并不相關，提示ARRIVE指南及GSPC并未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廣。因此，ARRIVE指南及GSPC在我國動物實驗研究人員中的普及和宣傳還需加強。
3.2 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其他醫學研究報告指南如CONSORT、PRISMA、STROBE以及STRICTA等在人群中的知曉率均低于10%，對各類醫學研究報告指南均不了解的人在被調查群體中的比例高達77.4%。醫學研究報告指南知曉率偏低是研究人員中的普遍現象。
本次知曉途徑調查中發現通過期刊稿約了解相關指南的研究人員僅占4.5%。據其他相關調查研究顯示，我國200種高影響因子期刊將CONSORT寫進稿約的僅有 6 種，只有少數期刊在稿約中提及PRISMA等報告指南[17-19]。2005～2010年間，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科學編輯學會、出版道德規范委員會（COPE）、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英國藥理學會（BPS）等組織都將ARRIVE指南納入各自的投稿須知[16]，已有34個國際期刊將ARRIVE指南寫進稿約，但無一個中國期刊[20]。
醫學期刊稿約中未納入相關研究報告指南、未要求論文作者投稿時提供相關指南報告信息清單是限制指南在國內傳播的因素之一。其次，研究人員對相關指南的了解途徑少、對相關知識關注度不高也是造成指南知曉率偏低的另一因素。最后，國內專門致力于推廣指南的單位或個人較少，缺少介紹指南的專業網站，推廣力度低造成研究人員無法及時獲得相關信息，限制了指南的應用。
3.3 ARRIVE指南和GSPC宣傳與推廣途徑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有33.4%的調查對象通過網絡知曉類似指南的信息，38.6%的人通過相關論文及學術報告途徑知曉指南信息，提示網絡媒體的傳播、學術報告的開展及相關論文的發表可以成為推廣與宣傳ARRIVE指南或GSPC的有效途徑。筆者強烈推薦將ARRIVE指南或GSPC列入相關醫學期刊稿約，鼓勵或者要求研究者依據以上指南充分報告動物實驗相關重要信息，促進以上指南在動物實驗研究人員中的應用[10]。借鑒獲得超過300種醫學期刊支持的CONSORT聲明在全世界的推廣，ARRIVE指南及GSPC可以通過專家的講座、高影響期刊的撰文介紹來得以推廣[21]。
綜上所述，ARRIVE指南和GSPC在研究生和醫學院校教師中的知曉率較低，建議通過網絡媒體宣傳、發表相關論文、開展學術報告、將指南納入相關醫學期刊稿約等多種途徑提高動物實驗研究人員對ARRIVE指南和GSPC的知曉率，以改善動物實驗的設計、實施和報告質量，促進動物實驗和動物實驗報告的發展[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