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國內抗感染領域多個學科的臨床專家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的方法學專家在成都啟動了國內外感染性疾病指南的解讀工作。這項工作旨在重新審視和評價我國臨床實踐與以歐美為主的各相關學科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的關系。感染性疾病的治療面臨世界性難題，其焦點就是病菌耐藥性增長迅速，而新的有效藥物研發遠遠落后，甚至有來自英國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有100萬患者死于多重耐藥細菌感染。面對這一嚴重局面，研制全新機制抗感染藥自然重要，但因其難度增大，耗資過高，耗時過長，令許多廠家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如何發揮現有抗感染藥的療效與潛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就包括制定與推廣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使抗感染藥物能得到科學合理地應用。

即使是非感染性疾病，因人種、遺傳等因素不同，世界各國也會有一定差別，因此照搬他國指南來指導本國臨床原本就不是十分明智之舉。對于感染性疾病來說，不同國家、地區的差別就更大了，這種差別主要是因同一種感染性疾病，在不同國家地區致病原分布與耐藥性迥然不同所導致。比如在美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所致社區獲得性肺炎（CAP）較常見，而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卻很少見，若我們也像美國同行那樣，對重癥CAP經驗治療時選擇萬古霉素等特異性抗MRSA藥物，顯然是不合適的^{[1, 2]}。又如肺炎鏈球菌所致CAP，輕癥者在美國可首選口服大環內酯藥物，而我國肺炎鏈球菌對大環內酯耐藥率普遍超過70%，且因介導耐藥基因的差別，其耐藥程度也高達體內無效程度^[3]。所以筆者一直主張國內各科從事感染疾病治療專家，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先了解我國各地區特定疾病的致病原分布與耐藥情況后，再著手制定指南、共識。盲目照搬國外指南，是錯誤的，也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呼吸科雖然尚做不到像先進國家那樣系統全面地進行研究調查，以足夠的循證醫學依據來制定指南。但無論是CAP或HAP（醫院獲得性肺炎）還是肺真菌病，我們都做過初步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在制定共識時有一定的證據基礎。

臨床共識也好，指南也罷，當然證據越多越充分，其可信度越高，參考價值越大。先進國家指南的制定與更新，十分慎重，往往參考了數百上千篇有價值的論文，多數是在為數眾多的大規模循證醫學研究基礎上制定出來的。相比之下，國內許多指南、共識的制定不夠慎重、隨意性強，往往是國外指南的縮略版，也有翻譯不準確，歪曲原文觀點的現象出現。個別共識只是三、五個專家湊到一起，根本就沒有爭取國內多數權威專家意見，就匆忙發表，又在題目中冠以“國家”、“中華”、“中國”等字樣，用來嚇人。試想這樣的指南有什么用呢？是好處大還是壞處大？……上述現象的存在是有社會根源的，浮躁的大社會環境容忍甚至鼓勵了這種作法，其個別的也會有商業背景。對上述現象，筆者是堅決反對的，也再次呼吁所有負責任的學者應遏止、杜絕這一陋習。

既然先進國家的指南質量高，證據充分，但是否一定對中國醫生的參考價值更大呢？筆者的回答是不盡然，特別是與感染相關的指南。國外某些專家往往熱衷于發明新概念、新術語，也可能是想領導潮流，而這些新概念不一定都正確，起碼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不要急于接受、宣傳推廣。比如HCAP（醫療護理機構相關肺炎）這一概念在歐美已流行多年，其初衷是想區別出CAP中哪些患者更容易出現耐藥細菌感染，后來多數研究證明此目的并沒有達到，是失敗的概念。再加上我國目前還很少有美國那么普遍的醫療護理機構，所以在我與鐘南山院士主編的第二版“呼吸病學”中并沒有引入這一概念。最近又有國外學術刊物提出VAT（機械通氣相關氣管炎）這一概念，但就是在西方國家也爭論很大，因VAT很難確診，也被質疑臨床上是否真有VAT存在，對于這樣的概念，我們更不應急于照搬。

一部臨床指南，推薦觀點的可信性如何，當然要取決于證據來源是否符合嚴格的循證醫學標準或者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與大數據標準。但就感染領域相關指南來講，當國內外在病原學上存在根本差別時，國內B級甚至C級證據等級的研究結果，將比國外A級證據的結果更具參考意義。從客觀上來講，學習、參考指南來指導臨床是無疑問的，但即使同樣在國內，因各地區，不同等級醫院細菌耐藥的差別，我們都要根據本地區、本醫院的調查結果作出相應的修正。一位優秀的臨床醫生應既要全面完整地掌握相關指南，更要善于針對現實中個體化的病人，深思熟慮做出有別于與文獻的針對性治療。

此次解讀涉及呼吸、血液、重癥醫學等多個學科，共包括12篇解讀文章，分兩組在《中國循證醫學雜志》“教育與爭鳴”專欄集中刊載。本期刊載第一組7篇解讀文章（表 1），第二組5篇文章將于近期刊出。希望該系列指南解讀文章能對大家的臨床實踐有所裨益。

表1 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解讀文章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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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國內抗感染領域多個學科的臨床專家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的方法學專家在成都啟動了國內外感染性疾病指南的解讀工作。這項工作旨在重新審視和評價我國臨床實踐與以歐美為主的各相關學科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的關系。感染性疾病的治療面臨世界性難題，其焦點就是病菌耐藥性增長迅速，而新的有效藥物研發遠遠落后，甚至有來自英國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有100萬患者死于多重耐藥細菌感染。面對這一嚴重局面，研制全新機制抗感染藥自然重要，但因其難度增大，耗資過高，耗時過長，令許多廠家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如何發揮現有抗感染藥的療效與潛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就包括制定與推廣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使抗感染藥物能得到科學合理地應用。

即使是非感染性疾病，因人種、遺傳等因素不同，世界各國也會有一定差別，因此照搬他國指南來指導本國臨床原本就不是十分明智之舉。對于感染性疾病來說，不同國家、地區的差別就更大了，這種差別主要是因同一種感染性疾病，在不同國家地區致病原分布與耐藥性迥然不同所導致。比如在美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所致社區獲得性肺炎（CAP）較常見，而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卻很少見，若我們也像美國同行那樣，對重癥CAP經驗治療時選擇萬古霉素等特異性抗MRSA藥物，顯然是不合適的^{[1, 2]}。又如肺炎鏈球菌所致CAP，輕癥者在美國可首選口服大環內酯藥物，而我國肺炎鏈球菌對大環內酯耐藥率普遍超過70%，且因介導耐藥基因的差別，其耐藥程度也高達體內無效程度^[3]。所以筆者一直主張國內各科從事感染疾病治療專家，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先了解我國各地區特定疾病的致病原分布與耐藥情況后，再著手制定指南、共識。盲目照搬國外指南，是錯誤的，也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呼吸科雖然尚做不到像先進國家那樣系統全面地進行研究調查，以足夠的循證醫學依據來制定指南。但無論是CAP或HAP（醫院獲得性肺炎）還是肺真菌病，我們都做過初步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在制定共識時有一定的證據基礎。

臨床共識也好，指南也罷，當然證據越多越充分，其可信度越高，參考價值越大。先進國家指南的制定與更新，十分慎重，往往參考了數百上千篇有價值的論文，多數是在為數眾多的大規模循證醫學研究基礎上制定出來的。相比之下，國內許多指南、共識的制定不夠慎重、隨意性強，往往是國外指南的縮略版，也有翻譯不準確，歪曲原文觀點的現象出現。個別共識只是三、五個專家湊到一起，根本就沒有爭取國內多數權威專家意見，就匆忙發表，又在題目中冠以“國家”、“中華”、“中國”等字樣，用來嚇人。試想這樣的指南有什么用呢？是好處大還是壞處大？……上述現象的存在是有社會根源的，浮躁的大社會環境容忍甚至鼓勵了這種作法，其個別的也會有商業背景。對上述現象，筆者是堅決反對的，也再次呼吁所有負責任的學者應遏止、杜絕這一陋習。

既然先進國家的指南質量高，證據充分，但是否一定對中國醫生的參考價值更大呢？筆者的回答是不盡然，特別是與感染相關的指南。國外某些專家往往熱衷于發明新概念、新術語，也可能是想領導潮流，而這些新概念不一定都正確，起碼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不要急于接受、宣傳推廣。比如HCAP（醫療護理機構相關肺炎）這一概念在歐美已流行多年，其初衷是想區別出CAP中哪些患者更容易出現耐藥細菌感染，后來多數研究證明此目的并沒有達到，是失敗的概念。再加上我國目前還很少有美國那么普遍的醫療護理機構，所以在我與鐘南山院士主編的第二版“呼吸病學”中并沒有引入這一概念。最近又有國外學術刊物提出VAT（機械通氣相關氣管炎）這一概念，但就是在西方國家也爭論很大，因VAT很難確診，也被質疑臨床上是否真有VAT存在，對于這樣的概念，我們更不應急于照搬。

一部臨床指南，推薦觀點的可信性如何，當然要取決于證據來源是否符合嚴格的循證醫學標準或者真實世界數據（real world data）與大數據標準。但就感染領域相關指南來講，當國內外在病原學上存在根本差別時，國內B級甚至C級證據等級的研究結果，將比國外A級證據的結果更具參考意義。從客觀上來講，學習、參考指南來指導臨床是無疑問的，但即使同樣在國內，因各地區，不同等級醫院細菌耐藥的差別，我們都要根據本地區、本醫院的調查結果作出相應的修正。一位優秀的臨床醫生應既要全面完整地掌握相關指南，更要善于針對現實中個體化的病人，深思熟慮做出有別于與文獻的針對性治療。

此次解讀涉及呼吸、血液、重癥醫學等多個學科，共包括12篇解讀文章，分兩組在《中國循證醫學雜志》“教育與爭鳴”專欄集中刊載。本期刊載第一組7篇解讀文章（表 1），第二組5篇文章將于近期刊出。希望該系列指南解讀文章能對大家的臨床實踐有所裨益。

表1 感染性疾病診治指南解讀文章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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