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呂偉偉, 劉春生, 馬斌林, 阿力比亞提·艾尼. 新疆維、漢民族復發轉移性乳腺癌危險因素的比較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5, 15(1): 8-11. doi: 10.7507/1672-2531.20150004 復制
乳腺癌是危害當代女性健康的最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由于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乳腺癌發病率正逐年上升。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標志著既往治療的失敗。目前，我國原發性乳腺癌手術治療后10年內局部復發和轉移高達35% [1]。西部地區獨特的地域環境及人文環境，多民族共處，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本文分析了維、漢民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共同相關危險因素，針對兩族女性復發轉移乳腺癌的臨床及病理特點進行比較分析。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連續收集我院2010年1月～2013年12月入院，經病理確診并接受手術治療的乳腺癌患者。對所有患者進行追蹤隨訪，調查患者的復發轉移情況。臟器轉移均經臨床表現、X線、B超、SPECT、CT和MRI檢查確診。
1.2 臨床病理相關因素
收集維吾爾族與漢族患者的臨床與病理資料，包括年齡、病灶位置、是否絕經、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數、臨床分期、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術后輔助放化療等因素。
1.3 免疫組化結果陽性標準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PV-9000法檢測乳腺癌ER、PR、Her-2及Ki-67的表達。單克隆抗體購自福州邁新生物技術公司。激素受體陽性標準 [2]：IHC在細胞質或細胞膜，均以≥ 10%的腫瘤細胞表達激素受體標記為陽性。Her-2陽性標準：以細胞膜呈清晰棕色為陽性，陽性＜10%為（-），10%～30%為（+），30%～50%為（++），＞50%為（+++），Ki-67以細胞核內有棕黃色顆粒為陽性細胞，陽性細胞≥ 10%為陽性病例。
1.4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各項指標首先采用單因素分析（Pearson χ2檢驗），再采用logistic回歸再進行多因素分析。統計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α=0.05。
2 結果
共納入乳腺癌患者728例，其中維吾爾族169例、漢族559例，均為女性。對所有患者均追蹤隨訪1月～3年。
2.1 手術方式
728例患者中，漢族患者行乳腺癌根治15例，改良根治385例，乳腺單切78例，保乳根治81例。維吾爾族患者行乳腺癌根治17例，改良根治118例，乳腺單切19例，保乳根治15例。
2.2 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情況
728例患者經手術治療后發生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共103例（14.1%），其中維吾爾族48例（28.4%），漢族55例（9.8%）。維吾爾族組復發轉移率明顯高于漢族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103例復發轉移者中，維吾爾族的原發腫瘤平均大小4.11 cm，漢族平均大小3.61 cm，維吾爾族組的原發腫瘤平均大小明顯高于漢族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維吾爾族自發現癥狀至就診時間平均9.86個月，漢族平均3.14個月。就診時間＞3個月，維吾爾族復發轉移的發生率明顯高于漢族，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在年齡、是否絕經、病灶位置、病理類型、臨床分期、腋窩淋巴結轉移、ER、PR、Her-2、Ki-67及術后輔助放化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1）。
表1
維、漢民族復發及遠處轉移患者相關臨床因素比較情況
2.3 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結果
對14項臨床及病理指標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民族、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情況、臨床分期、ER+、PR+及術后輔助放化療是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因素（表 2）。然后采用Enter法，將各項因素帶入模型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民族、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數、ER表達及術后輔助放化療是預測新疆維、漢民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表 3）。
表2
影響新疆維、漢民族患者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3
新疆維、漢患者復發及遠處轉移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乳腺癌術后局部復發或全身轉移的機制極其復雜，目前臨床上還無法做到早期檢測。沈鎮宙等 [3]指出腫瘤大小與腋淋巴結轉移及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情況呈正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與漢族復發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相比，維吾爾族女性原發腫塊＞5 cm患者所占比例較大（P＜0.05），維族組中就診時間晚于漢族組，可能與維吾爾族患者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及疾病憂患意識較差有關。因此，了解影響新疆維、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危險因素差異，且在建立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風險預警因素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已有國外報道，乳腺癌術后有10%～30%的患者出現復發轉移現象且大多發生在術后2～3年。本研究顯示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3年內轉移復發率9.8%與其報道 [4]相似，但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術后3年內復發轉移率高達28.4%，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同時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也顯示，民族因素是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維吾爾族組比漢族組3年內出現復發轉移的風險更高。Diab等 [5]的研究表明，女性乳腺癌患者年齡的增長與更佳的腫瘤生物學特性相關；Muller等 [6]對從1978到1985年間經歷外科手術的568例乳腺癌患者進行隨訪及分析，認為發病年齡不是影響該組患者預后的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發病年齡不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與后者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還發現術后輔助放化療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保護因素，這是因為乳腺癌往往是一種播散性疾病，需要全身系統治療。
此外，有研究發現ER和PR陽性是預防乳腺癌復發及轉移的重要保護因素之一 [7]。本研究顯示在單因素分析中發現PR陽性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獨立因素，而ER陽性表達在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均顯示是新疆維、漢族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保護因素。1987年國外學者首次發現Her-2的表達增高與乳腺癌的預后不良有關。Her-2過表達的乳腺癌對常規輔助化療反應性不敏感，容易較早發生腋窩淋巴結轉移，預后差 [8]。本研究結果中均未發現Her-2是維、漢族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可能與免疫組化方法欠敏感所致（經費有限，未能采用熒光原位雜交法對Her-2進行檢測）。本研究未發現Ki-67與新疆維、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有相關性，與文獻 [9]報道不同，需擴大樣本行更深入的研究。
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患者在臨床病理特征上具有的不良預后因素較多 [10]。本研究單因素分析顯示，與漢族相比，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患者術后更易發生復發及遠處轉移。推測腫塊較大、腋窩淋巴結轉移數較多、就診時間較晚可能是其主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展乳腺癌發病、預防、診斷和治療等相關知識的宣教，對乳腺癌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及提高患者的生命質量和生存率具有重要意義。
乳腺癌是危害當代女性健康的最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由于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乳腺癌發病率正逐年上升。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標志著既往治療的失敗。目前，我國原發性乳腺癌手術治療后10年內局部復發和轉移高達35% [1]。西部地區獨特的地域環境及人文環境，多民族共處，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本文分析了維、漢民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共同相關危險因素，針對兩族女性復發轉移乳腺癌的臨床及病理特點進行比較分析。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連續收集我院2010年1月～2013年12月入院，經病理確診并接受手術治療的乳腺癌患者。對所有患者進行追蹤隨訪，調查患者的復發轉移情況。臟器轉移均經臨床表現、X線、B超、SPECT、CT和MRI檢查確診。
1.2 臨床病理相關因素
收集維吾爾族與漢族患者的臨床與病理資料，包括年齡、病灶位置、是否絕經、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數、臨床分期、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術后輔助放化療等因素。
1.3 免疫組化結果陽性標準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PV-9000法檢測乳腺癌ER、PR、Her-2及Ki-67的表達。單克隆抗體購自福州邁新生物技術公司。激素受體陽性標準 [2]：IHC在細胞質或細胞膜，均以≥ 10%的腫瘤細胞表達激素受體標記為陽性。Her-2陽性標準：以細胞膜呈清晰棕色為陽性，陽性＜10%為（-），10%～30%為（+），30%～50%為（++），＞50%為（+++），Ki-67以細胞核內有棕黃色顆粒為陽性細胞，陽性細胞≥ 10%為陽性病例。
1.4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各項指標首先采用單因素分析（Pearson χ2檢驗），再采用logistic回歸再進行多因素分析。統計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α=0.05。
2 結果
共納入乳腺癌患者728例，其中維吾爾族169例、漢族559例，均為女性。對所有患者均追蹤隨訪1月～3年。
2.1 手術方式
728例患者中，漢族患者行乳腺癌根治15例，改良根治385例，乳腺單切78例，保乳根治81例。維吾爾族患者行乳腺癌根治17例，改良根治118例，乳腺單切19例，保乳根治15例。
2.2 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情況
728例患者經手術治療后發生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共103例（14.1%），其中維吾爾族48例（28.4%），漢族55例（9.8%）。維吾爾族組復發轉移率明顯高于漢族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103例復發轉移者中，維吾爾族的原發腫瘤平均大小4.11 cm，漢族平均大小3.61 cm，維吾爾族組的原發腫瘤平均大小明顯高于漢族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維吾爾族自發現癥狀至就診時間平均9.86個月，漢族平均3.14個月。就診時間＞3個月，維吾爾族復發轉移的發生率明顯高于漢族，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在年齡、是否絕經、病灶位置、病理類型、臨床分期、腋窩淋巴結轉移、ER、PR、Her-2、Ki-67及術后輔助放化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1）。
表1
維、漢民族復發及遠處轉移患者相關臨床因素比較情況
2.3 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結果
對14項臨床及病理指標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民族、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情況、臨床分期、ER+、PR+及術后輔助放化療是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因素（表 2）。然后采用Enter法，將各項因素帶入模型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民族、腫瘤大小、腋窩淋巴結轉移數、ER表達及術后輔助放化療是預測新疆維、漢民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表 3）。
表2
影響新疆維、漢民族患者復發及遠處轉移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3
新疆維、漢患者復發及遠處轉移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乳腺癌術后局部復發或全身轉移的機制極其復雜，目前臨床上還無法做到早期檢測。沈鎮宙等 [3]指出腫瘤大小與腋淋巴結轉移及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情況呈正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與漢族復發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相比，維吾爾族女性原發腫塊＞5 cm患者所占比例較大（P＜0.05），維族組中就診時間晚于漢族組，可能與維吾爾族患者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及疾病憂患意識較差有關。因此，了解影響新疆維、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危險因素差異，且在建立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風險預警因素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已有國外報道，乳腺癌術后有10%～30%的患者出現復發轉移現象且大多發生在術后2～3年。本研究顯示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3年內轉移復發率9.8%與其報道 [4]相似，但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術后3年內復發轉移率高達28.4%，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同時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也顯示，民族因素是影響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維吾爾族組比漢族組3年內出現復發轉移的風險更高。Diab等 [5]的研究表明，女性乳腺癌患者年齡的增長與更佳的腫瘤生物學特性相關；Muller等 [6]對從1978到1985年間經歷外科手術的568例乳腺癌患者進行隨訪及分析，認為發病年齡不是影響該組患者預后的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發病年齡不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與后者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還發現術后輔助放化療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保護因素，這是因為乳腺癌往往是一種播散性疾病，需要全身系統治療。
此外，有研究發現ER和PR陽性是預防乳腺癌復發及轉移的重要保護因素之一 [7]。本研究顯示在單因素分析中發現PR陽性是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獨立因素，而ER陽性表達在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均顯示是新疆維、漢族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保護因素。1987年國外學者首次發現Her-2的表達增高與乳腺癌的預后不良有關。Her-2過表達的乳腺癌對常規輔助化療反應性不敏感，容易較早發生腋窩淋巴結轉移，預后差 [8]。本研究結果中均未發現Her-2是維、漢族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的危險因素，可能與免疫組化方法欠敏感所致（經費有限，未能采用熒光原位雜交法對Her-2進行檢測）。本研究未發現Ki-67與新疆維、漢族女性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有相關性，與文獻 [9]報道不同，需擴大樣本行更深入的研究。
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患者在臨床病理特征上具有的不良預后因素較多 [10]。本研究單因素分析顯示，與漢族相比，維吾爾族女性乳腺癌患者術后更易發生復發及遠處轉移。推測腫塊較大、腋窩淋巴結轉移數較多、就診時間較晚可能是其主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展乳腺癌發病、預防、診斷和治療等相關知識的宣教，對乳腺癌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及提高患者的生命質量和生存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