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偉文, 楊職藝, 吳柏楊, 王欣, 任長久, 鄧文清, 廖曉陽. 成都市城鄉居民抑郁現狀調查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9): 1048-1051. doi: 10.7507/1672-2531.20140173 復制
抑郁癥在世界致殘性疾病中高居第四。據估計，到2020年其排名將達第二，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1]。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提倡在社區對抑郁癥進行篩查，以確保其早期診斷和有效治療[2]。常規用于抑郁篩查的許多問卷過于復雜、耗時太多，患者健康問卷PHQ-2抑郁篩查量表被推薦于社區全科醫生初級保健時應用[3]。目前，綜合醫院門診的抑郁篩查研究較多，但以社區人群為基礎的抑郁癥篩查少見，且成都地區尚未有報道。為此，我們應用PHQ-2抑郁量表篩查成都市城鄉地區居民的抑郁現狀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到10月，我們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方法抽取成都市2個城區居委會和2個農村自然村共4個調查點，其中從代表城市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抽取2個，再以其中的居委會為單位抽取2個；從距離城區100 km以上的農村社區選取大邑縣，再以自然村為單位按上述方法抽樣2個自然村。被調查人群均為長住此地2年以上。在獲得被選人群知情同意后入戶開展調查。
1.2 調查方法
采用患者健康問卷PHQ-2篩查量表進行問卷調查。PHQ-2診斷一致性檢驗Kappa值為0.96。采用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調查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職業、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所有調查員（社區醫生或護士）均接受過統一培訓。
美國老年醫學會推薦PHQ-2抑郁篩查量表為社區優先使用的篩查問卷[4, 5]，其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7%和67%，且簡潔明了耗時少，能檢出基層社區中多數抑郁病例，可以滿足基層社區快速篩查的目的。該量表包括兩個條目：過去的2周內您是否常覺得①做事時毫無興趣或愉悅感；②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評定標準為：完全沒有為0分，僅在少數幾天內有為1分，超過一半時間有為2分，幾乎天天有為3分。總評分0～6分。如2條目合計總分評分≥3分，提示抑郁篩查結果陽性[6, 7]。
1.3 統計分析
數據采用EpiData軟件雙錄入計算機。統計分析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及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抑郁的影響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抑郁的關系，后全部進入模型，考慮交互作用，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亞變量。檢驗水準為α=0.05。為使調查結果與我國其他地區數據具有可比性，我們采用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全國年齡別人口構成進行患病率標化處理。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調查成都市35～70歲城區居民和農村居民（知情同意參加者）共2 216人，最終完成問卷調查2 132人（96.21%），其中有效問卷2?027份，有效應答率91.47%。該2?027名被調查者中，城區1?015人（女性616人，男性399人，平均年齡58.90±9.48歲），農村1?012人（女性582人，男性430人，平均年齡54.94±9.64歲）。城區和農村居民性別及年齡比較，其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2.03，P＞0.05；t=2.135，P＞0.05）。
2.2 成都市城鄉居民抑郁篩查結果
結果見表 1。從2 027名被調查者中共篩出59名抑郁癥患者，患病率為2.91%，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31%。其中，城區4.33%（44/1?015）明顯高于農村1.48%（15/1?012），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3.296，P＜0.001）。城區和農村人口標化患病率分別為6.23%和1.47%，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9.882，P=0.002）。城區的患病高峰年齡為45～55歲組，但無論城區和農村各組年齡患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成都地區城鄉35～70歲居民不同年齡段抑郁篩查患病率
2.3 抑郁癥患病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見表 2。由表 2可見，城鄉地區差異和婚姻狀況與抑郁患病可能有關，離婚者較在婚患病高，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與抑郁患病無關。
表2
成都地區城鄉35～70歲居民抑郁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4 抑郁癥患病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P＜0.2的變量引入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城區居民較農村居民患抑郁的風險增加[OR=4.310，95%CI（1.756，10.580）]，在婚人群較離婚人群患抑郁的風險降低[OR=0.135，95%CI（0.034，0.527）]。
3 討論
國內外多個大型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顯示，社區人群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礙[8, 9]。2009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神經精神障礙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10]。但由于多種原因，全球80%以上的精神心理障礙患者未被識別[11]，精神衛生人員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12]。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內外多個共識均推薦由基層全科醫生篩查大多數精神心理障礙患者[13-15]。澳大利亞國家全科醫療活動調查研究項目（BEACH）的報告顯示，全科醫生接診患者中抑郁癥占所有健康問題的2.7%，占精神心理問題就診的1/3，高居第一[16]。我國綜合醫院全科門診中精神心理障礙就診量第一的也是抑郁癥[17]。全科醫生在基層早期及時篩查抑郁具有積極預防作用[18]。
簡短篩查工具患者健康問卷PHQ-2篩查量表與較長的篩查工具如貝克抑郁清單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用于成人篩查抑郁的敏感度為97%，特異度為67% [4, 5]。最近的研究結果提示，該問卷也適合于中國的社區抑郁癥篩查[19]。
本次調查顯示成都市社區抑郁癥的患病率為2.91%，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31%，明顯高于1993年國內7個地區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的抑郁癥患病率0.52% [20]，與北京市[21]和河北省[22]基本一致，表明十余年來全國抑郁癥患病率均呈明顯上升態勢，但仍低于美國人群流行病學篩查報告的終身抑郁障礙患病率17.1% [15]。
國內外研究報道多數認為，不同地區城鄉之間抑郁患病率存在差異[15, 21]，可能與地區間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同有關，本研究結果也證實這種差異。城區明顯高于農村，且城區中以45～55歲在職工作人群居多，推測可能與現代城市工作緊張、社會競爭及其壓力更大有關。本研究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得到相同的結果，均提示職業、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與抑郁發生相關性不大，但離婚人群的抑郁患病率增高。有關性別差異[21]、職業[22]、文化程度[23]、經濟收入[24]與抑郁的相關性在我國南北不同城市如北京、河北、保定和廣西的研究報道結果不一致，可能與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有關，但不穩定的婚姻是導致抑郁高發的重要影響因素，是這些研究的共同結論。這提示，無論社會生活水平及工作環境變化，家庭婚姻的穩定對于緩解各種原因所致的緊張及壓力、預防抑郁的發生有重要作用。
總之，成都市城鄉社區居民抑郁篩查患病率較高，離婚人群是防治抑郁的重點人群。
抑郁癥在世界致殘性疾病中高居第四。據估計，到2020年其排名將達第二，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1]。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提倡在社區對抑郁癥進行篩查，以確保其早期診斷和有效治療[2]。常規用于抑郁篩查的許多問卷過于復雜、耗時太多，患者健康問卷PHQ-2抑郁篩查量表被推薦于社區全科醫生初級保健時應用[3]。目前，綜合醫院門診的抑郁篩查研究較多，但以社區人群為基礎的抑郁癥篩查少見，且成都地區尚未有報道。為此，我們應用PHQ-2抑郁量表篩查成都市城鄉地區居民的抑郁現狀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到10月，我們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方法抽取成都市2個城區居委會和2個農村自然村共4個調查點，其中從代表城市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抽取2個，再以其中的居委會為單位抽取2個；從距離城區100 km以上的農村社區選取大邑縣，再以自然村為單位按上述方法抽樣2個自然村。被調查人群均為長住此地2年以上。在獲得被選人群知情同意后入戶開展調查。
1.2 調查方法
采用患者健康問卷PHQ-2篩查量表進行問卷調查。PHQ-2診斷一致性檢驗Kappa值為0.96。采用自行設計的結構式問卷調查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職業、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所有調查員（社區醫生或護士）均接受過統一培訓。
美國老年醫學會推薦PHQ-2抑郁篩查量表為社區優先使用的篩查問卷[4, 5]，其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7%和67%，且簡潔明了耗時少，能檢出基層社區中多數抑郁病例，可以滿足基層社區快速篩查的目的。該量表包括兩個條目：過去的2周內您是否常覺得①做事時毫無興趣或愉悅感；②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評定標準為：完全沒有為0分，僅在少數幾天內有為1分，超過一半時間有為2分，幾乎天天有為3分。總評分0～6分。如2條目合計總分評分≥3分，提示抑郁篩查結果陽性[6, 7]。
1.3 統計分析
數據采用EpiData軟件雙錄入計算機。統計分析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及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抑郁的影響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抑郁的關系，后全部進入模型，考慮交互作用，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亞變量。檢驗水準為α=0.05。為使調查結果與我國其他地區數據具有可比性，我們采用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全國年齡別人口構成進行患病率標化處理。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調查成都市35～70歲城區居民和農村居民（知情同意參加者）共2 216人，最終完成問卷調查2 132人（96.21%），其中有效問卷2?027份，有效應答率91.47%。該2?027名被調查者中，城區1?015人（女性616人，男性399人，平均年齡58.90±9.48歲），農村1?012人（女性582人，男性430人，平均年齡54.94±9.64歲）。城區和農村居民性別及年齡比較，其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2.03，P＞0.05；t=2.135，P＞0.05）。
2.2 成都市城鄉居民抑郁篩查結果
結果見表 1。從2 027名被調查者中共篩出59名抑郁癥患者，患病率為2.91%，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31%。其中，城區4.33%（44/1?015）明顯高于農村1.48%（15/1?012），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3.296，P＜0.001）。城區和農村人口標化患病率分別為6.23%和1.47%，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9.882，P=0.002）。城區的患病高峰年齡為45～55歲組，但無論城區和農村各組年齡患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成都地區城鄉35～70歲居民不同年齡段抑郁篩查患病率
2.3 抑郁癥患病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見表 2。由表 2可見，城鄉地區差異和婚姻狀況與抑郁患病可能有關，離婚者較在婚患病高，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與抑郁患病無關。
表2
成都地區城鄉35～70歲居民抑郁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4 抑郁癥患病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P＜0.2的變量引入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城區居民較農村居民患抑郁的風險增加[OR=4.310，95%CI（1.756，10.580）]，在婚人群較離婚人群患抑郁的風險降低[OR=0.135，95%CI（0.034，0.527）]。
3 討論
國內外多個大型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顯示，社區人群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礙[8, 9]。2009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神經精神障礙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10]。但由于多種原因，全球80%以上的精神心理障礙患者未被識別[11]，精神衛生人員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12]。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內外多個共識均推薦由基層全科醫生篩查大多數精神心理障礙患者[13-15]。澳大利亞國家全科醫療活動調查研究項目（BEACH）的報告顯示，全科醫生接診患者中抑郁癥占所有健康問題的2.7%，占精神心理問題就診的1/3，高居第一[16]。我國綜合醫院全科門診中精神心理障礙就診量第一的也是抑郁癥[17]。全科醫生在基層早期及時篩查抑郁具有積極預防作用[18]。
簡短篩查工具患者健康問卷PHQ-2篩查量表與較長的篩查工具如貝克抑郁清單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用于成人篩查抑郁的敏感度為97%，特異度為67% [4, 5]。最近的研究結果提示，該問卷也適合于中國的社區抑郁癥篩查[19]。
本次調查顯示成都市社區抑郁癥的患病率為2.91%，人口標化患病率為3.31%，明顯高于1993年國內7個地區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的抑郁癥患病率0.52% [20]，與北京市[21]和河北省[22]基本一致，表明十余年來全國抑郁癥患病率均呈明顯上升態勢，但仍低于美國人群流行病學篩查報告的終身抑郁障礙患病率17.1% [15]。
國內外研究報道多數認為，不同地區城鄉之間抑郁患病率存在差異[15, 21]，可能與地區間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同有關，本研究結果也證實這種差異。城區明顯高于農村，且城區中以45～55歲在職工作人群居多，推測可能與現代城市工作緊張、社會競爭及其壓力更大有關。本研究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得到相同的結果，均提示職業、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與抑郁發生相關性不大，但離婚人群的抑郁患病率增高。有關性別差異[21]、職業[22]、文化程度[23]、經濟收入[24]與抑郁的相關性在我國南北不同城市如北京、河北、保定和廣西的研究報道結果不一致，可能與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有關，但不穩定的婚姻是導致抑郁高發的重要影響因素，是這些研究的共同結論。這提示，無論社會生活水平及工作環境變化，家庭婚姻的穩定對于緩解各種原因所致的緊張及壓力、預防抑郁的發生有重要作用。
總之，成都市城鄉社區居民抑郁篩查患病率較高，離婚人群是防治抑郁的重點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