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彭大慶, 楊職藝, 廖曉陽, 雷弋, 伍佳. 成都市城鄉男性居民COPD患病情況及危險因素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8): 923-926. doi: 10.7507/1672-2531.20140154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種全球性患病率和死亡率較高的重大疾病，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世界衛生組織預計2020年COPD將成為世界疾病經濟負擔的第五位，全球致死性疾病的第三位[1]。國外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顯示，男性COPD患者的反復住院率和死亡風險明顯高于女性[2]。我國40歲以上人群COPD的總患病率達8.2%，男性患病率高達12.4% [3]。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方法和手段預防和治療COPD，對COPD的防治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調查了成都市部分地區男性居民COPD患病情況及危險因素，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2月，采用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法分別選取成都市中心城區和農村地區各2個社區。中心城區選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4]，從該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隨機抽取2個社區，再以居委會為單位隨機抽取2個。同時選取距離成都市中心城區100 km以上，可代表本地平均農村經濟水平的大邑縣區[5]，以自然村為抽樣單位按上述方法抽樣2個自然村。以居委會或自然村為抽樣點，根據所選點戶口冊，所有年齡在40～70歲的男性常住人口均為本次調查對象（長住此地2年以上）。本研究經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給予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根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對樣本量的經驗要求，樣本量至少是自變量數目的5～10倍。本研究在分析男性COPD的危險因素時共有自變量9個，以樣本含量為自變量數8倍來估算，則男性COPD患者樣本量至少為72例。按中國男性COPD患病率12.4%計算[3]，則調查總人群數至少應為581人。
1.2 調查方法
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調查人員對被選人群中所有40～70歲的男性居民進行聯系，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所有參與對象均接受問卷調查，然后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鄉鎮衛生院參加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問卷調查表參照COPD疾病負擔研究（BOLD）[6]和《中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 [7]制定而成，內容包括：調查的人口學數據、呼吸系統疾病、呼吸道癥狀、COPD可能的危險因素以及社會經濟狀況。體格檢查包括營養體質指標。肺功能測量采用英國康爾福盛公司RPM型便攜式肺功能儀，嚴格按照美國胸科學會制定的肺功能測定指南進行測定。具體如下：受試者直立，盡最大力氣深吸一口氣，然后盡快盡可能長地向外吹氣，重復測定肺活量至少3次，每次至少間隔1分鐘。滿足如下3個條件者視為肺功能檢查有效：①吹氣過程中沒有出現呼氣中咳嗽、提前或突然中止、漏氣和口器阻塞；②各次的FVC和FEV1最大相差在0.2 L以內；③至少3次有效測量。對于FEV1與FVC的比值（FEV1/FVC） < 70%受試者，進行支氣管舒張試驗（吸入200 μg沙丁胺醇15分鐘后測量）。取最好一次結果作為檢測值。
1.3 診斷標準
COPD診斷標準依據《中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 [7]定義，除外哮喘和肺結核等疾病，行支氣管舒張試驗后FEV1/FVC < 70%。COPD分級標準依據《2007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創議（GOLD）》定義[6]，Ⅰ級：FEV1≥80%的預計值；Ⅱ級：50%≤FEV1 < 80%預計值；Ⅲ級：30%≤FEV1 < 50%預計值；Ⅳ級：FEV1 < 30%預計值。體重指數（BMI）分型[8]：①低體重： < 18.5 kg/m2；②正常體重：18.5～23.9 kg/m2；③超重：24～27.9 kg/m2，肥胖：≥28 kg/m2。吸煙情況參照WHO的要求[9]，吸煙量根據（包年）分為0～14，15～30和≥30。
1.4 質量控制
使用統一的問卷調查表、體重儀、彈簧軟尺和肺功能儀器。調查前所有研究人員分別接受問卷調查、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試培訓。每一個調查點均進行了預調查至合格率達100%。體格檢查要求受試者均著單衣脫鞋測量。所有儀器使用前均進行調試及標準化，減少偏倚。每個調查點確定一名現場管理檢查員，負責現場質控和核實整理當天數據資料。
1.5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雙人雙錄入，并經過一致性檢驗。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共抽取40～70歲男性居民共717例，最終資料完整（問卷填寫和肺功能檢查合格）的調查對象有631例，有效應答率為88.01%。其中城市301例，農村330例；40～49歲152例，占24.1%；50～59歲192例，占30.4%；60～70歲287例，占45.5%。
2.2 COPD患病情況
根據診斷標準，631例被調查者最終有73例被診斷為COPD，成都地區COPD粗患病率為11.57%，城市和農村粗患病率分別為9.63%和13.33%。人口標化后COPD患病率為7.95%，其中城市和農村分別為7.05%和12.07%，城鄉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1.357，P < 0.001），農村患病率高于城市。COPD患病率均隨年齡增高而增長（χ2城市=4.724，P=0.03；χ2農村=18.683，P < 0.001），且農村男性50歲以上患病人群高于城市，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城鄉50-59歲=7.318，P=0.007；χ2城鄉60～70歲=7.272，P=0.007）。按GOLD分級標準，73例COPD中，Ⅰ級21例，占28.8%；Ⅱ級36例，占49.3%；Ⅲ級14例，占19.2%；Ⅳ級2例，占2.7%。
2.3 COPD危險因素的城市和農村比較
成都市男性吸煙率為61.5%（388/631），城市和農村吸煙率分別為52.5%（158/301）和69.7%（230/330），農村吸煙率高于城市，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679，P < 0.001）。兩地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種類差別較大，城市患者中86.21%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為天然氣，而農村患者中68.18%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為煤。城市患者的患病年齡、腰圍、文化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均高于農村男性，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表 1）。
表1
都市城市和農村地區COPD人群危險因素分布情況
2.4 COPD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先建立全模型然后逐個篩選的方法。男性COPD主要危險因素中地區、年齡、BMI、吸煙量等變量最終進入模型。結果提示農村地區發生COPD危險性的OR值為2.134［95%CI（1.200，3.795）］；年齡每增加10歲，發生COPD的風險OR值增加1.089［95%CI（1.049，1.131）］；BMI每增加1 kg/m2，發生COPD的風險OR值降低0.853［95%CI（0.789，0.922）］；吸煙量每增加1包年，患病風險OR值增加1.351［95%CI（1.001，1.823）］（表 2）。
表2
COPD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國內外大量研究[2, 3, 10]證實，男性COPD患者患病率及病死率均高于女性，COPD的防治重點應該是男性群體。四川省自貢市1985～2009年居民全死因回顧性分析[11]得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呼吸系統疾病是居民死亡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本研究結果與之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成都市40歲及以上男性居民的COPD總患病率為7.95%，農村高于城市，且COPD的患病率隨年齡增長逐漸升高。國內外研究[12, 13]一致報道年齡是影響COPD的重要因素，我們的結果也證實這一觀點。分析其原因可能為，人的機體功能會隨年齡增加逐漸下降，對致病因素的防御力減弱，而暴露于危險因素的年限在逐漸增加，這兩種因素的疊加使年齡增加成為COPD發病的危險因素之一。
吸煙已被充分證實是COPD發病最重要的危險因素[12, 14, 15]。Tzanakis等[16]的研究顯示，吸煙100支以上，COPD患病率明顯增加。徐斐等[17]對南京地區COPD進行了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吸煙量與COPD患病率之間存在劑量依賴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成都地區男性吸煙率高達61.5%，吸煙者患COPD的OR值為1.351，COPD患病率隨著吸煙量的增加而升高。成都市農村地區COPD患者的現在吸煙率和吸煙量均高于城市。因此，在成都地區開展戒煙運動，尤其是農村，對COPD的防治很有必要。
引起COPD的危險因素包括個體易感因素和環境因素，兩者相互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地區與COPD的發病率相關，農村男性發生COPD的危險性高于城市。這與農村吸煙率高，接觸谷塵、柴草、莊稼等農務工作以及室內空氣污染等因素有一定關系。已有研究表明，使用煤、柴草燃料與COPD患病率密切相關，生物燃料作為烹飪燃料燃燒時，其煙霧的主要有害成分包括氮氧化物、碳氫化物、硫氧化物和為燃燒完全的碳氫化合物顆粒等，均可以引起呼吸道疾病[18]。本研究顯示，成都地區農村家庭廚房烹飪燃料68.18%是煤，明顯不同于城市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因此，室內空氣污染可能是農村COPD患病率高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BMI指數是反映人體體重與身高關系、反映人體營養狀況的重要指標。周玉明等[19]研究發現，低體重和營養不良與COPD患病及預后密切相關，早期干預低體重指數可能降低COPD的發生。另外，馬真等[20]的研究認為，營養不良會使COPD患者的呼吸肌強度和耐力明顯下降，容易降低COPD患者的肺功能，降低患者的生命質量。經營養支持后的COPD患者，BMI增加，患者的肺功能得到顯著改善，其生命質量得到明顯提高[21]。本研究結果也證實，BMI指數是男性COPD的一個保護性因素。
總之，成都地區男性COPD患病率較高，農村高于城市，可能的危險因素是多方面的，應重視綜合防治。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種全球性患病率和死亡率較高的重大疾病，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世界衛生組織預計2020年COPD將成為世界疾病經濟負擔的第五位，全球致死性疾病的第三位[1]。國外流行病學調查研究顯示，男性COPD患者的反復住院率和死亡風險明顯高于女性[2]。我國40歲以上人群COPD的總患病率達8.2%，男性患病率高達12.4% [3]。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方法和手段預防和治療COPD，對COPD的防治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調查了成都市部分地區男性居民COPD患病情況及危險因素，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2月，采用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法分別選取成都市中心城區和農村地區各2個社區。中心城區選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4]，從該區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隨機抽取2個社區，再以居委會為單位隨機抽取2個。同時選取距離成都市中心城區100 km以上，可代表本地平均農村經濟水平的大邑縣區[5]，以自然村為抽樣單位按上述方法抽樣2個自然村。以居委會或自然村為抽樣點，根據所選點戶口冊，所有年齡在40～70歲的男性常住人口均為本次調查對象（長住此地2年以上）。本研究經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給予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根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對樣本量的經驗要求，樣本量至少是自變量數目的5～10倍。本研究在分析男性COPD的危險因素時共有自變量9個，以樣本含量為自變量數8倍來估算，則男性COPD患者樣本量至少為72例。按中國男性COPD患病率12.4%計算[3]，則調查總人群數至少應為581人。
1.2 調查方法
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調查人員對被選人群中所有40～70歲的男性居民進行聯系，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所有參與對象均接受問卷調查，然后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鄉鎮衛生院參加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問卷調查表參照COPD疾病負擔研究（BOLD）[6]和《中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 [7]制定而成，內容包括：調查的人口學數據、呼吸系統疾病、呼吸道癥狀、COPD可能的危險因素以及社會經濟狀況。體格檢查包括營養體質指標。肺功能測量采用英國康爾福盛公司RPM型便攜式肺功能儀，嚴格按照美國胸科學會制定的肺功能測定指南進行測定。具體如下：受試者直立，盡最大力氣深吸一口氣，然后盡快盡可能長地向外吹氣，重復測定肺活量至少3次，每次至少間隔1分鐘。滿足如下3個條件者視為肺功能檢查有效：①吹氣過程中沒有出現呼氣中咳嗽、提前或突然中止、漏氣和口器阻塞；②各次的FVC和FEV1最大相差在0.2 L以內；③至少3次有效測量。對于FEV1與FVC的比值（FEV1/FVC） < 70%受試者，進行支氣管舒張試驗（吸入200 μg沙丁胺醇15分鐘后測量）。取最好一次結果作為檢測值。
1.3 診斷標準
COPD診斷標準依據《中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 [7]定義，除外哮喘和肺結核等疾病，行支氣管舒張試驗后FEV1/FVC < 70%。COPD分級標準依據《2007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創議（GOLD）》定義[6]，Ⅰ級：FEV1≥80%的預計值；Ⅱ級：50%≤FEV1 < 80%預計值；Ⅲ級：30%≤FEV1 < 50%預計值；Ⅳ級：FEV1 < 30%預計值。體重指數（BMI）分型[8]：①低體重： < 18.5 kg/m2；②正常體重：18.5～23.9 kg/m2；③超重：24～27.9 kg/m2，肥胖：≥28 kg/m2。吸煙情況參照WHO的要求[9]，吸煙量根據（包年）分為0～14，15～30和≥30。
1.4 質量控制
使用統一的問卷調查表、體重儀、彈簧軟尺和肺功能儀器。調查前所有研究人員分別接受問卷調查、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試培訓。每一個調查點均進行了預調查至合格率達100%。體格檢查要求受試者均著單衣脫鞋測量。所有儀器使用前均進行調試及標準化，減少偏倚。每個調查點確定一名現場管理檢查員，負責現場質控和核實整理當天數據資料。
1.5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雙人雙錄入，并經過一致性檢驗。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共抽取40～70歲男性居民共717例，最終資料完整（問卷填寫和肺功能檢查合格）的調查對象有631例，有效應答率為88.01%。其中城市301例，農村330例；40～49歲152例，占24.1%；50～59歲192例，占30.4%；60～70歲287例，占45.5%。
2.2 COPD患病情況
根據診斷標準，631例被調查者最終有73例被診斷為COPD，成都地區COPD粗患病率為11.57%，城市和農村粗患病率分別為9.63%和13.33%。人口標化后COPD患病率為7.95%，其中城市和農村分別為7.05%和12.07%，城鄉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1.357，P < 0.001），農村患病率高于城市。COPD患病率均隨年齡增高而增長（χ2城市=4.724，P=0.03；χ2農村=18.683，P < 0.001），且農村男性50歲以上患病人群高于城市，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城鄉50-59歲=7.318，P=0.007；χ2城鄉60～70歲=7.272，P=0.007）。按GOLD分級標準，73例COPD中，Ⅰ級21例，占28.8%；Ⅱ級36例，占49.3%；Ⅲ級14例，占19.2%；Ⅳ級2例，占2.7%。
2.3 COPD危險因素的城市和農村比較
成都市男性吸煙率為61.5%（388/631），城市和農村吸煙率分別為52.5%（158/301）和69.7%（230/330），農村吸煙率高于城市，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9.679，P < 0.001）。兩地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種類差別較大，城市患者中86.21%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為天然氣，而農村患者中68.18%烹飪用的主要燃料為煤。城市患者的患病年齡、腰圍、文化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均高于農村男性，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表 1）。
表1
都市城市和農村地區COPD人群危險因素分布情況
2.4 COPD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先建立全模型然后逐個篩選的方法。男性COPD主要危險因素中地區、年齡、BMI、吸煙量等變量最終進入模型。結果提示農村地區發生COPD危險性的OR值為2.134［95%CI（1.200，3.795）］；年齡每增加10歲，發生COPD的風險OR值增加1.089［95%CI（1.049，1.131）］；BMI每增加1 kg/m2，發生COPD的風險OR值降低0.853［95%CI（0.789，0.922）］；吸煙量每增加1包年，患病風險OR值增加1.351［95%CI（1.001，1.823）］（表 2）。
表2
COPD危險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國內外大量研究[2, 3, 10]證實，男性COPD患者患病率及病死率均高于女性，COPD的防治重點應該是男性群體。四川省自貢市1985～2009年居民全死因回顧性分析[11]得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呼吸系統疾病是居民死亡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本研究結果與之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成都市40歲及以上男性居民的COPD總患病率為7.95%，農村高于城市，且COPD的患病率隨年齡增長逐漸升高。國內外研究[12, 13]一致報道年齡是影響COPD的重要因素，我們的結果也證實這一觀點。分析其原因可能為，人的機體功能會隨年齡增加逐漸下降，對致病因素的防御力減弱，而暴露于危險因素的年限在逐漸增加，這兩種因素的疊加使年齡增加成為COPD發病的危險因素之一。
吸煙已被充分證實是COPD發病最重要的危險因素[12, 14, 15]。Tzanakis等[16]的研究顯示，吸煙100支以上，COPD患病率明顯增加。徐斐等[17]對南京地區COPD進行了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吸煙量與COPD患病率之間存在劑量依賴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成都地區男性吸煙率高達61.5%，吸煙者患COPD的OR值為1.351，COPD患病率隨著吸煙量的增加而升高。成都市農村地區COPD患者的現在吸煙率和吸煙量均高于城市。因此，在成都地區開展戒煙運動，尤其是農村，對COPD的防治很有必要。
引起COPD的危險因素包括個體易感因素和環境因素，兩者相互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地區與COPD的發病率相關，農村男性發生COPD的危險性高于城市。這與農村吸煙率高，接觸谷塵、柴草、莊稼等農務工作以及室內空氣污染等因素有一定關系。已有研究表明，使用煤、柴草燃料與COPD患病率密切相關，生物燃料作為烹飪燃料燃燒時，其煙霧的主要有害成分包括氮氧化物、碳氫化物、硫氧化物和為燃燒完全的碳氫化合物顆粒等，均可以引起呼吸道疾病[18]。本研究顯示，成都地區農村家庭廚房烹飪燃料68.18%是煤，明顯不同于城市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因此，室內空氣污染可能是農村COPD患病率高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BMI指數是反映人體體重與身高關系、反映人體營養狀況的重要指標。周玉明等[19]研究發現，低體重和營養不良與COPD患病及預后密切相關，早期干預低體重指數可能降低COPD的發生。另外，馬真等[20]的研究認為，營養不良會使COPD患者的呼吸肌強度和耐力明顯下降，容易降低COPD患者的肺功能，降低患者的生命質量。經營養支持后的COPD患者，BMI增加，患者的肺功能得到顯著改善，其生命質量得到明顯提高[21]。本研究結果也證實，BMI指數是男性COPD的一個保護性因素。
總之，成都地區男性COPD患病率較高，農村高于城市，可能的危險因素是多方面的，應重視綜合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