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我國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和轉化應用的現狀和問題，將轉化醫學的理念引進到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轉化中所面臨的挑戰，進而提出促進醫師職業精神研究轉化應用的方法或措施，以期縮短醫師職業精神相關研究成果到實踐應用的距離，循證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構建和諧醫患關系。
引用本文： 李鴻浩, 姜潔, 文進, 鄭尚維. 轉化醫學時代的醫師職業精神建設：從研究走向應用.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6): 646-650. doi: 10.7507/1672-2531.20140107 復制
近年來，我國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發生率攀升，過度醫療等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醫師職業精神是影響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減少醫療糾紛，進行合理診療的重要因素之一[1]。采取有效措施加強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既是醫學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關注的熱點[2]，更是醫療機構決策者、管理者關注的重點。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需加強基礎與應用研究，采用科學合理、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指導制定相關方案和有效措施。但現實表明，我國醫師職業精神的理論、方法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研究成果與其轉化應用之間明顯脫節。在轉化醫學時代，用轉化醫學理念促進我國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有效途徑之一。
1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與轉化應用現狀
1.1 醫師職業精神的理念
醫師職業精神（medical professionalism）是指醫學作為一門專業所應具有的特質，主要蘊含以下內容：利他主義、維護患者的最大利益、維持本行業的技術水平、行業自律、服務社會等[3]。在我國傳統醫學中，多用醫學職業素養、醫德、醫道、醫風、醫學人文素養等概念。近年來，醫師職業精神這個概念才引入我國，目前尚未有一個準確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且所下定義概括性強，如我國研究者認為醫師職業精神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一，包括尊重患者、置患者利益于首位、行業自律和通過專業培訓達到技術的勝任等內容，是醫師群體和行業向社會的承諾[4]。
1.2 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與轉化應用現狀
醫師職業精神是醫學在校教育、醫生培養、醫療工作管理中必須關注的內容，但其在國內外的研究與應用情況差距較大。在發達國家，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方法較成熟，其理論及實證研究成果已在實踐中得到部分應用，如對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在醫療機構內評估醫師職業精神[5]、開展長期持續的職業道德教育、制定行業準則和行業規范、解決涉及醫院、醫學從業者與醫藥工業之間的利益關系、醫學專業行業自治問題[6]。
國外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混合研究法、田野調查方法、問卷調查、組建專家顧問組、大數據分析等研究方法。哈佛大學Eric Campbell教授從經驗研究的視角探討了美國的醫師職業精神，對醫師職業精神不同領域中醫師的態度和行為進行了研究，目的是找到能夠解釋醫生態度和行為的因素，并描述這些因素是如何變化的[7]。Swick等[8]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調查了美國醫學院校開展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的狀況，結果發現院校間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的開展差異很大，雖然絕大多數院校認識到職業精神教育是醫學生教育的關鍵因素，一些學校也精心組織了醫師職業精神的教學，而實際上多數學校卻未真正在實踐中把職業精神教育提升到其應有的高度，說明美國醫學院校的職業精神教育需要加強。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且只適用于一定的情境，故其難度較大。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方法的發展，其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的工具及應用有一定數量的研究報道[9-11]，如360度多源反饋模式是最常用的一種測量與評估模式[12]。美國Mayo醫學中心開展了對醫療機構內的醫師職業精神教育與評估，評估模塊的內容包括職業精神相關的品行、支持職業精神的評論數據、對職業或非職業行為的看法和反應，以及心理分析師的評價等[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Susan Chimonas對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方法還開展過培訓[7]。上述研究結果作為美國醫師教育、醫療機構內部改進、行業自治及醫療衛生政策改革的決策證據，用于相關政策或干預措施制定和實施效果評估之中。
在我國，醫師職業精神還是一個嶄新的命題[13]，現代醫學職業精神的研究還處于早期，真正對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約起始于2005年[14]。近年來，我國成立了專門研究組織，如2009年成立的中國醫師協會臨床醫師職業精神研究中心。從理論上看，我國已把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和推進置于社會廣大的背景中，更關注機制、體制和環境研究；從行業觀念上看，我國醫療行業處于醫學界內部對職業精神的內涵進行研討和界定階段[14]。近年來，在北京大學醫學部中美醫師職業精神研究中心資助下，已開展了實證性研究。總體而言，我國對醫師職業精神的有關研究較少，尤其缺乏實證研究和方法學研究，輕于在新的時代背景與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創新性轉換[6]。本文作者在相關研究的文獻檢索中發現，利用有關醫德醫風、醫師職業精神研究證據來制定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方案、措施及其實施效果評估的文獻報道極少；與發達國家職業精神的研究和應用相比，我國在評價系統的研究和應用還有差距，很不完善[4]。
2 轉化醫學理念、發展和應用
2.1 轉化醫學的理念
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又被稱作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將理論與實踐、研究與應用緊密聯系，注重效益。該理念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①狹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認為，轉化醫學包括快速有效地將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最新成果轉化為臨床醫學技術和產品，把臨床醫療的實際情況反饋給實驗室并開展研究的雙向過程；②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認為，轉化醫學還包括將基礎醫學研究結果應用到社區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服務工作中，即醫學研究成果的普及和社會化的過程。有學者認為，我國適合推廣和開展廣義的轉化醫學研究[15]。本文作者認為，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較適用于指導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
轉化醫學是一個多學科的系統，既涉及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藥理學等領域，又涉及到信息、模型、網絡、納米等學科。同時，它還涉及微觀和宏觀、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交叉的系統[16]。尤其是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決定了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結果的應用，還涉及政府、企業、社會等多個與醫療相關的行業和部門。
2.2 轉化醫學在國內外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20世紀后期，隨著醫藥科技、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醫學知識急劇增長，醫學專業日益分化。一方面，專業的醫師易受其專業、時間和精力限制，忽視某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醫學問題。另一方面，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和臨床應用都在各自獨立的系統內進行，缺乏融合點，從而導致醫藥科研成果轉化率低[17]，或盲目轉化導致巨大的醫學倫理學風險[18]。
20世紀末，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提出轉化醫學的理念。該理念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1992年“B to B”（Bench to Beside）[19]、1993年的轉化研究（translation research）[20]和1996年的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21]。
轉化醫學已成為醫學研究一個新的起步點和著力點，尤其在歐美等國家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該理念已被美國醫學界廣泛接受和普及。近年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建成了60多個醫學轉化中心，并每年撥款2～5億美元資助轉化性醫學研究[22]。2006年，全球首個轉化醫學研究平臺在蘇格蘭成立，5年內投資4.5億英鎊建設轉化性研究中心[23]。歐共體成立了“歐洲高級轉化醫學研究機構（EATRIS）”，每年用于轉化型研究達60億歐元[24]。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較晚，但已引起高度重視，并在醫學領域迅速推廣。2010年12月，香山科學會議第13次學術峰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醞釀全面推動和發展轉化醫學，目前已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知名大學和科學院成立各級轉化醫學研究平臺和轉化平臺30多個[15]。
2.3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領域的必要性
醫師職業精神伴隨著社會經濟和醫學科學的發展向前推進并處于不斷完善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響。在我國，傳統醫德是千百年來古代醫學家醫學實踐的基本道德規范。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和醫療條件下，準確把握傳統醫德思想的特點并與時代精神、醫學職業精神相結合，實現傳統醫德思想的現代轉化，煥發傳統醫德思想的時代價值，既是傳統醫德傳承和發展的需要，也是目前醫德醫風建設的現實需求。
目前我國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在經濟文化多元化的現代社會醫療關系日趨復雜化，醫療行業內充滿了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醫師個體的美德已無法成為醫德評價的統一標準。尋找新的普遍化、標準化、規范化的評價標準成為現代醫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現代醫學的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使現代醫療行業成為一個高度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行業，也促使現代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建設更多地著眼于科學性、有效性、規范和制度建設[25]。
我國醫師協會、各級醫療衛生部門，尤其是各類醫院針對重塑醫師職業精神開展了一些研究和教育實踐活動，但成果不明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當前我們對醫師職業精神建設問題的認識是否客觀？我們的措施方法是否恰當合理？職業精神教育實踐中還存在哪些偏差？以上問題都需要審慎的思考和科學的研究，并基于研究結果進行循證決策。隨著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及其在醫藥衛生領域應用的成功案例，都凸顯了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3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所面臨的挑戰
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用于指導我國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其內涵是指以醫師職業精神的建設為中心，從醫藥衛生實踐工作中發現和提出問題，由基礎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研究，然后再將基礎科研成果快速轉向應用，其中心內容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雙向轉化，為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發展提供了方向，以期提高醫師職業精神建設的總體水平。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和深入推進醫改所必須的，但其面臨巨大挑戰。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本身較復雜，其涉及醫患關系、醫學倫理、醫師行業自律、醫藥企業的影響等多方面內容，研究的科學性、針對性直接影響其研究成果轉化應用的可行性和效果。與發達國家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相比，我國存在較大差距：①相關研究起步晚，理論體系構建、方法學研究及案例有待完善。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的研究和探索在我國尚處于初期，轉化基礎薄弱且良莠不齊。②研究缺乏系統規范設計，多未融入患者或決策者的價值觀和意愿選擇，與研究成果的使用者缺乏交流，如研究者與醫藥衛生行政機構決策者和管理者溝通機制與渠道欠缺。③研究隊伍有待建立和完善，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造成了基礎研究和轉化應用割裂開來，在新媒體時代的多元化價值觀的今天，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隊伍涉及跨領域、團隊合作，而這正是傳統醫學教育模式下對人才培養的欠缺之處。④研究證據服務平臺及研究成果轉化應用機制尚未建立，如決策者和管理者往往不能及時、充分地獲得所需研究結果，或研究成果不能及時、有效滿足各階段決策、管理和培訓的需求，出現無法轉化，無處轉化的尷尬局面。⑤研究成果轉化所選擇的方式和干預模式難以實施。醫師職業精神方面的干預措施往往涉及到社會、政治、人文和經濟的環境，需在較大領域內考慮研究策略、方法和實施途徑，而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的轉型期，導致上述方面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從而增加了研究成果實施應用的難度。總之，我國的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和轉化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是值得研究者和決策者、管理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課題。
3.1 加強理論研究，完善方法學，打破固有屏障
將轉化醫學理念貫穿于醫患關系的理論、方法學與應用研究，加強理論研究，完善方法學，同時讓理論研究者與臨床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有共同的語言，如此才能實現交流與雙向轉化。
3.2 立足于用，共同確立研究課題，提高研究結果實用性
在致力于醫師職業精神建立的理論研究者、臨床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機構管理者之間，從醫療衛生管理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出發，共同確定研究課題。如對于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醫師職業精神如何測量和評估，國內研究尚屬空白。到目前為止，尚缺乏對醫師職業精神影響因素的系統研究，更多的文獻還僅僅限于討論醫師自律和行業自治。對其外部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是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醫師職業精神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多方溝通，確立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學術價值的課題，從而提高研究結果的轉化率。
3.3 更新觀念，完善合作機制，營造良好的創造與使用證據的環境
將轉化醫學引入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需要相關人員轉變觀念。從決策者或管理者到研究者都要真正做到以患者為中心，以解決醫患關系緊張的實際問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造福病患為關鍵指標，使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從實際的醫患互動中發掘并提煉問題，再從對理論、方法的研究推廣到實踐驗證的良性雙向轉化。
從研究人員方面來說，應增強對研究成果轉化推廣的意識，并采取有效措施。具體包括主動與醫院決策者或管理者進行必要的溝通與合作，共同開展對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選題、立項或實施；重視以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為導向，爭取得到研究成果使用者的有效支持。
從決策或管理者來說，應增強對有關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的社會服務功能及真正價值體現的理解與認識；完善現有的科技獎評制度，引入成果的應用與轉化效益評價指標；完善轉化渠道、政策、制度和后續資金支持等條件[26]。
3.4 建立醫師職業精神公共研究資源庫和交流平臺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多學科交叉，加之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醫療制度、醫療資源等方面差距大，對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多分散、少合作。因此，要將醫師職業精神成果要用于指導實踐，需在政府的組織下，建立各相關專業的理論、方法與實證研究數據庫，建設相關共享資源及合作研究平臺，鼓勵突破各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思維限制，通過共享資源、互相交流以達到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目標。
3.5 建立轉化服務平臺，加強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推廣
決策或管理者應重視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有必要構建由衛生行政部門主導，科研單位、醫療機構及相關企業共同參與的醫療行業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在相關政策制度銜接、項目管理、技術支持、資金供給以及中介服務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服務保障。
4 結語
知識生產和消費已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乃至人類全面發展的重要方式，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就是其中一種，其轉化與應用不容忽視。由于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本身具有多重屬性，需要多視野、多方位地分析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轉化障礙的原因，制定促進研究成果轉化的對策，這是一個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長期課題。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進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困難還有很多，包括研究質量有待提高、理念有待更新、研究方法有待與世界接軌等。但轉化醫學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有助于促進和加快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邁進，有利于促進研究成果用于相關決策與管理。我國的醫師職業精神建設者們應抓住機遇，應用轉化醫學理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醫師職業精神。
近年來，我國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發生率攀升，過度醫療等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醫師職業精神是影響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減少醫療糾紛，進行合理診療的重要因素之一[1]。采取有效措施加強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既是醫學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關注的熱點[2]，更是醫療機構決策者、管理者關注的重點。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需加強基礎與應用研究，采用科學合理、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指導制定相關方案和有效措施。但現實表明，我國醫師職業精神的理論、方法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研究成果與其轉化應用之間明顯脫節。在轉化醫學時代，用轉化醫學理念促進我國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有效途徑之一。
1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與轉化應用現狀
1.1 醫師職業精神的理念
醫師職業精神（medical professionalism）是指醫學作為一門專業所應具有的特質，主要蘊含以下內容：利他主義、維護患者的最大利益、維持本行業的技術水平、行業自律、服務社會等[3]。在我國傳統醫學中，多用醫學職業素養、醫德、醫道、醫風、醫學人文素養等概念。近年來，醫師職業精神這個概念才引入我國，目前尚未有一個準確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且所下定義概括性強，如我國研究者認為醫師職業精神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一，包括尊重患者、置患者利益于首位、行業自律和通過專業培訓達到技術的勝任等內容，是醫師群體和行業向社會的承諾[4]。
1.2 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與轉化應用現狀
醫師職業精神是醫學在校教育、醫生培養、醫療工作管理中必須關注的內容，但其在國內外的研究與應用情況差距較大。在發達國家，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方法較成熟，其理論及實證研究成果已在實踐中得到部分應用，如對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在醫療機構內評估醫師職業精神[5]、開展長期持續的職業道德教育、制定行業準則和行業規范、解決涉及醫院、醫學從業者與醫藥工業之間的利益關系、醫學專業行業自治問題[6]。
國外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混合研究法、田野調查方法、問卷調查、組建專家顧問組、大數據分析等研究方法。哈佛大學Eric Campbell教授從經驗研究的視角探討了美國的醫師職業精神，對醫師職業精神不同領域中醫師的態度和行為進行了研究，目的是找到能夠解釋醫生態度和行為的因素，并描述這些因素是如何變化的[7]。Swick等[8]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調查了美國醫學院校開展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的狀況，結果發現院校間醫學生職業精神教育的開展差異很大，雖然絕大多數院校認識到職業精神教育是醫學生教育的關鍵因素，一些學校也精心組織了醫師職業精神的教學，而實際上多數學校卻未真正在實踐中把職業精神教育提升到其應有的高度，說明美國醫學院校的職業精神教育需要加強。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且只適用于一定的情境，故其難度較大。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方法的發展，其對醫師職業精神進行測量與評估的工具及應用有一定數量的研究報道[9-11]，如360度多源反饋模式是最常用的一種測量與評估模式[12]。美國Mayo醫學中心開展了對醫療機構內的醫師職業精神教育與評估，評估模塊的內容包括職業精神相關的品行、支持職業精神的評論數據、對職業或非職業行為的看法和反應，以及心理分析師的評價等[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Susan Chimonas對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方法還開展過培訓[7]。上述研究結果作為美國醫師教育、醫療機構內部改進、行業自治及醫療衛生政策改革的決策證據，用于相關政策或干預措施制定和實施效果評估之中。
在我國，醫師職業精神還是一個嶄新的命題[13]，現代醫學職業精神的研究還處于早期，真正對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約起始于2005年[14]。近年來，我國成立了專門研究組織，如2009年成立的中國醫師協會臨床醫師職業精神研究中心。從理論上看，我國已把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和推進置于社會廣大的背景中，更關注機制、體制和環境研究；從行業觀念上看，我國醫療行業處于醫學界內部對職業精神的內涵進行研討和界定階段[14]。近年來，在北京大學醫學部中美醫師職業精神研究中心資助下，已開展了實證性研究。總體而言，我國對醫師職業精神的有關研究較少，尤其缺乏實證研究和方法學研究，輕于在新的時代背景與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創新性轉換[6]。本文作者在相關研究的文獻檢索中發現，利用有關醫德醫風、醫師職業精神研究證據來制定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方案、措施及其實施效果評估的文獻報道極少；與發達國家職業精神的研究和應用相比，我國在評價系統的研究和應用還有差距，很不完善[4]。
2 轉化醫學理念、發展和應用
2.1 轉化醫學的理念
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又被稱作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將理論與實踐、研究與應用緊密聯系，注重效益。該理念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①狹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認為，轉化醫學包括快速有效地將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最新成果轉化為臨床醫學技術和產品，把臨床醫療的實際情況反饋給實驗室并開展研究的雙向過程；②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認為，轉化醫學還包括將基礎醫學研究結果應用到社區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服務工作中，即醫學研究成果的普及和社會化的過程。有學者認為，我國適合推廣和開展廣義的轉化醫學研究[15]。本文作者認為，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較適用于指導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
轉化醫學是一個多學科的系統，既涉及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藥理學等領域，又涉及到信息、模型、網絡、納米等學科。同時，它還涉及微觀和宏觀、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交叉的系統[16]。尤其是廣義的轉化醫學理念決定了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結果的應用，還涉及政府、企業、社會等多個與醫療相關的行業和部門。
2.2 轉化醫學在國內外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20世紀后期，隨著醫藥科技、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醫學知識急劇增長，醫學專業日益分化。一方面，專業的醫師易受其專業、時間和精力限制，忽視某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醫學問題。另一方面，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和臨床應用都在各自獨立的系統內進行，缺乏融合點，從而導致醫藥科研成果轉化率低[17]，或盲目轉化導致巨大的醫學倫理學風險[18]。
20世紀末，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提出轉化醫學的理念。該理念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1992年“B to B”（Bench to Beside）[19]、1993年的轉化研究（translation research）[20]和1996年的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21]。
轉化醫學已成為醫學研究一個新的起步點和著力點，尤其在歐美等國家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該理念已被美國醫學界廣泛接受和普及。近年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建成了60多個醫學轉化中心，并每年撥款2～5億美元資助轉化性醫學研究[22]。2006年，全球首個轉化醫學研究平臺在蘇格蘭成立，5年內投資4.5億英鎊建設轉化性研究中心[23]。歐共體成立了“歐洲高級轉化醫學研究機構（EATRIS）”，每年用于轉化型研究達60億歐元[24]。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較晚，但已引起高度重視，并在醫學領域迅速推廣。2010年12月，香山科學會議第13次學術峰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醞釀全面推動和發展轉化醫學，目前已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知名大學和科學院成立各級轉化醫學研究平臺和轉化平臺30多個[15]。
2.3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領域的必要性
醫師職業精神伴隨著社會經濟和醫學科學的發展向前推進并處于不斷完善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響。在我國，傳統醫德是千百年來古代醫學家醫學實踐的基本道德規范。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和醫療條件下，準確把握傳統醫德思想的特點并與時代精神、醫學職業精神相結合，實現傳統醫德思想的現代轉化，煥發傳統醫德思想的時代價值，既是傳統醫德傳承和發展的需要，也是目前醫德醫風建設的現實需求。
目前我國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在經濟文化多元化的現代社會醫療關系日趨復雜化，醫療行業內充滿了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醫師個體的美德已無法成為醫德評價的統一標準。尋找新的普遍化、標準化、規范化的評價標準成為現代醫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現代醫學的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使現代醫療行業成為一個高度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行業，也促使現代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建設更多地著眼于科學性、有效性、規范和制度建設[25]。
我國醫師協會、各級醫療衛生部門，尤其是各類醫院針對重塑醫師職業精神開展了一些研究和教育實踐活動，但成果不明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當前我們對醫師職業精神建設問題的認識是否客觀？我們的措施方法是否恰當合理？職業精神教育實踐中還存在哪些偏差？以上問題都需要審慎的思考和科學的研究，并基于研究結果進行循證決策。隨著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及其在醫藥衛生領域應用的成功案例，都凸顯了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3 轉化醫學理念引入我國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所面臨的挑戰
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用于指導我國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其內涵是指以醫師職業精神的建設為中心，從醫藥衛生實踐工作中發現和提出問題，由基礎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研究，然后再將基礎科研成果快速轉向應用，其中心內容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雙向轉化，為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發展提供了方向，以期提高醫師職業精神建設的總體水平。將轉換醫學理念引入醫師職業精神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和深入推進醫改所必須的，但其面臨巨大挑戰。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本身較復雜，其涉及醫患關系、醫學倫理、醫師行業自律、醫藥企業的影響等多方面內容，研究的科學性、針對性直接影響其研究成果轉化應用的可行性和效果。與發達國家醫師職業精神的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相比，我國存在較大差距：①相關研究起步晚，理論體系構建、方法學研究及案例有待完善。醫師職業精神領域的研究和探索在我國尚處于初期，轉化基礎薄弱且良莠不齊。②研究缺乏系統規范設計，多未融入患者或決策者的價值觀和意愿選擇，與研究成果的使用者缺乏交流，如研究者與醫藥衛生行政機構決策者和管理者溝通機制與渠道欠缺。③研究隊伍有待建立和完善，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造成了基礎研究和轉化應用割裂開來，在新媒體時代的多元化價值觀的今天，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隊伍涉及跨領域、團隊合作，而這正是傳統醫學教育模式下對人才培養的欠缺之處。④研究證據服務平臺及研究成果轉化應用機制尚未建立，如決策者和管理者往往不能及時、充分地獲得所需研究結果，或研究成果不能及時、有效滿足各階段決策、管理和培訓的需求，出現無法轉化，無處轉化的尷尬局面。⑤研究成果轉化所選擇的方式和干預模式難以實施。醫師職業精神方面的干預措施往往涉及到社會、政治、人文和經濟的環境，需在較大領域內考慮研究策略、方法和實施途徑，而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的轉型期，導致上述方面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從而增加了研究成果實施應用的難度。總之，我國的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和轉化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是值得研究者和決策者、管理者們關注的一個重點課題。
3.1 加強理論研究，完善方法學，打破固有屏障
將轉化醫學理念貫穿于醫患關系的理論、方法學與應用研究，加強理論研究，完善方法學，同時讓理論研究者與臨床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有共同的語言，如此才能實現交流與雙向轉化。
3.2 立足于用，共同確立研究課題，提高研究結果實用性
在致力于醫師職業精神建立的理論研究者、臨床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機構管理者之間，從醫療衛生管理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出發，共同確定研究課題。如對于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醫師職業精神如何測量和評估，國內研究尚屬空白。到目前為止，尚缺乏對醫師職業精神影響因素的系統研究，更多的文獻還僅僅限于討論醫師自律和行業自治。對其外部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是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醫師職業精神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多方溝通，確立既有實用價值又有學術價值的課題，從而提高研究結果的轉化率。
3.3 更新觀念，完善合作機制，營造良好的創造與使用證據的環境
將轉化醫學引入醫師職業精神建設，需要相關人員轉變觀念。從決策者或管理者到研究者都要真正做到以患者為中心，以解決醫患關系緊張的實際問題、構建和諧醫患關系、造福病患為關鍵指標，使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從實際的醫患互動中發掘并提煉問題，再從對理論、方法的研究推廣到實踐驗證的良性雙向轉化。
從研究人員方面來說，應增強對研究成果轉化推廣的意識，并采取有效措施。具體包括主動與醫院決策者或管理者進行必要的溝通與合作，共同開展對醫師職業精神研究選題、立項或實施；重視以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為導向，爭取得到研究成果使用者的有效支持。
從決策或管理者來說，應增強對有關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的社會服務功能及真正價值體現的理解與認識；完善現有的科技獎評制度，引入成果的應用與轉化效益評價指標；完善轉化渠道、政策、制度和后續資金支持等條件[26]。
3.4 建立醫師職業精神公共研究資源庫和交流平臺
醫師職業精神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多學科交叉，加之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醫療制度、醫療資源等方面差距大，對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多分散、少合作。因此，要將醫師職業精神成果要用于指導實踐，需在政府的組織下，建立各相關專業的理論、方法與實證研究數據庫，建設相關共享資源及合作研究平臺，鼓勵突破各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思維限制，通過共享資源、互相交流以達到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目標。
3.5 建立轉化服務平臺，加強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推廣
決策或管理者應重視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有必要構建由衛生行政部門主導，科研單位、醫療機構及相關企業共同參與的醫療行業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在相關政策制度銜接、項目管理、技術支持、資金供給以及中介服務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服務保障。
4 結語
知識生產和消費已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乃至人類全面發展的重要方式，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就是其中一種，其轉化與應用不容忽視。由于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本身具有多重屬性，需要多視野、多方位地分析醫師職業精神研究成果轉化障礙的原因，制定促進研究成果轉化的對策，這是一個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長期課題。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應用進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困難還有很多，包括研究質量有待提高、理念有待更新、研究方法有待與世界接軌等。但轉化醫學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有助于促進和加快醫師職業精神研究向更深層次、更高水平邁進，有利于促進研究成果用于相關決策與管理。我國的醫師職業精神建設者們應抓住機遇，應用轉化醫學理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醫師職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