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愛玲, 胡欣, 楊莉萍, ZHANGAi-ling, HUXin, YANGLi-ping. 亞洲健康人群CYP2C19基因型發生率的合并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4): 427-434.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75 復制
CYP2C19酶是細胞色素CYP450家族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在體內藥物代謝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7]。我們前期對亞洲人群的CYP2C19等位基因發生率進行了研究[5]，本研究對CYP2C19基因型分布進行研究，期望得到關于亞洲人群CYP2C19各基因型的確切發生率，以期為個體化藥物治療和進一步的藥物基因組學研究提供數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納入橫斷面研究或病例-對照研究；②亞洲健康人群；③文中明確列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
1.1.2 排除標準
①綜述或二次文獻分析；②僅以患者為研究對象；③檢測了除攜帶CYP2C19*1、*2和*3以外的其他基因型或未檢測攜帶CYP2C1*1、*2或*3基因型；④重復發表；⑤以非隨機形式納入研究對象；⑥健康狀況未知；⑦樣本量太少（n < 20）。
1.2 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2013年第2期）、CNKI、WanFang Data、VIP和CBM數據庫，查找有關CYP2C19在亞洲健康人群中發生率的相關研究，文獻檢索時限均為從建庫至2013年8月。
英文檢索詞：CYP2C19、population groups、gene frequencies。中文檢索詞：CYP2C19、基因、族、頻率、發生率及其相應的不同表達，同時結合自由詞和各數據庫的主題詞，運用邏輯符、通配符和范圍運算符等制定檢索模式。并通過手工方式篩查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PubMed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框?1 ?PubMed檢索策略
#1?P450 2C19 OR CYP2C19 [MeSH Terms] OR CYP2C19 #2?population groups [MeSH Terms] OR population groups OR population group OR population #3?gene frequencies [MeSH Terms] OR gene frequencies OR gene frequency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制定文獻數據提取表，由2位研究者根據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疑問或分歧，通過協商解決。本研究中提取的信息包括國家、種族、地域、基因型數據等。
1.4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以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作為統計量。采用行×列表資料的χ2檢驗判斷各研究結果間是否存在統計學異質性。當χ2≥χ0.05，v2時，P≤0.05，提示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直接對各文獻樣本加權后求CYP2C19發生率；當χ2≤χ0.05，v2時，P≥0.05，提示無統計學異質性，則可直接求得CYP2C19發生率。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見圖 1。初檢出文獻879篇，經過逐層篩選，最終納入36篇文獻[8-43]用于合并分析。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結果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異質性檢驗結果
采用行×列表資料的χ2檢驗方法對亞洲四個區域15個國家檢驗異質性，結果顯示，共納入有關中國人群的文獻17篇，包括漢族[8-18]、維吾爾族[9, 11, 13]、回族[12, 13, 15]、蒙古族[12, 13]、傣族[19]、藏族[15]、侗族[20]、黎族[21]、畬族[16]、撒拉族[22]和哈薩克族[11]共11個民族。中國人群突變率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漢族人群的11個研究具有同質性（P=0.199）；而維吾爾族的3個研究結果之間、回族的3個研究結果之間、蒙古族的2個研究結果之間均存在明顯異質性（P均 < 0.05）；另外，傣族、藏族、侗族、黎族、畬族5個民族與漢族具有同質性，P均>0.05。亞洲其他國家人群突變率的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日本[25-30]（n=6）、韓國[28, 31]（n=2）、越南[31, 32]（n=2）、泰國[33, 34]（n=2）、印度[36, 37]（n=2）和約旦[42, 43]（n=2），同一個國家的各相關研究間結果不存在異質性（P均>0.05）；亞洲4個區域人群突變率的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亞洲不同國家之間均存在顯著異質性（P < 0.05）（表 2）。
表2
合并分析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2.4 CYP2C19基因型發生率結果
2.4.1 東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2.4.1.1 中國各民族人群
納入來自中國人群的文獻共17篇，包括漢族[8-18]、維吾爾族[9, 11, 13]、回族[12, 13, 15]、蒙古族[12, 13]、哈薩克族[11]、傣族[19]、藏族[15]、侗族[20]、黎族[21]、畬族[16]和撒拉族[22]共11個民族和2個未知民族[23, 24]的4 105人。匯總結果顯示，中國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總發生率分別為37.2%、41.4%、6.7%、9.9%、4.1%和0.7%；中國人群中以上各基因型以*1/*2發生率最高，*3/*3發生率最低。然而，不同民族的發生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1/*1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60.7%，在回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22.0%；相反，*1/*2在回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51.5%，在哈薩克族人群中最低為21.5%；*1/*3在撒拉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6.2%，在藏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2.3%；*2/*2在侗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20.3%，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3.7%；*2/*3在撒拉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1.1%，但藏族人群中未檢測到該基因型；*3/*3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9%，而藏族、黎族、侗族、撒拉族人群中均未檢測到該基因型（表 3）。
表3
亞洲不同國家及民族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表4
不同洲際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
2.4.1.2 日本人群
共納入6篇文獻[25-30]，包括1 516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32.7%、33.3%、14.1%、9.2%、8.8%和1.8%，以*1/*2最高，*3/*3最低。
2.4.1.3 韓國人群
共納入2篇文獻[28, 31]，包括577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40.0%、38.3%、10.1%、7.5%、0.7%和3.5%，以*1/*1最高，*2/*3最低。
2.4.1.4 東亞人群
共納入3個東亞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的24篇文獻，包括6 198人。匯總分析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分別為36.4%、39.1%、8.8%、9.5%、4.9%和1.3%。東亞3個國家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1/*1和*1/*2基因型發生率在中國和韓國人群較接近，日本人群均最低；而*1/*3和*2/*3基因型在日本人群的發生率均高于中國和韓國人群；只有*2/*2基因型發生率在3個國家人群中較接近；*3/*3基因型發生率在3個國家人群各不相同，最高的為韓國人群3.5%，最低為中國人群0.7%。
2.4.2 東南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東南亞的越南[31, 32]、泰國[33, 34]、新加坡[28]、印度尼西亞[35]、緬甸[33]和馬來西亞[36] 6個國家共8篇文獻，包括1 933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總發生率分別為44.9%、41.1%、4.7%、7.0%、1.8%和0.6%。*1/*1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的為印度尼西亞人群55.3%，越南、新加坡人群的該基因型發生率相近，且在6個國家中最低；*1/*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的為越南和泰國人群，分別為42.7%和42.8%，最低的為印度尼西亞人群，僅32.0%；*1/*3基因型發生率在馬來西亞人群中最高為7.4%，在緬甸人群中最低，僅3.1%；*2/*2基因型發生率在新加坡人群中最高為9.3%，在馬來西亞人群中最低，僅3.7%；*2/*3基因型發生率在印度尼西亞人群中最高為2.9%，在越南人群中最低，僅0.4%；*3/*3基因型發生率在越南人群中最高為2.9%，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3個國家人群中均未檢測到該基因型。
2.4.3 南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了印度的2篇文獻[36, 37]，包括361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分別為43.5%、42.9%、0.3%、12.7%、0.6%和0.0%，以*1/*1基因型的發生率最高，而未檢測到*3/*3基因型。
2.4.4 西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巴勒斯坦[38]、黎巴嫩[39]、伊朗[40]、土耳其[41]和約旦[42, 43] 5個國家共6篇文獻，包括1 201人。匯總分析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77.8%、18.9%、0.3%、2.6%、0.1%和0.3%。在巴勒斯坦人群中，*1/*1、*1/*3、*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86.5%、1.5%、0.5%和2.0%，均顯著高于其他4個國家人群；而*1/*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為土耳其人群為23.0%，最低為巴勒斯坦人群，僅6.5%；*2/*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為約旦人群4.2%，最低的為土耳其1.0%。
2.4.5 亞洲人群總體
匯總分析結果顯示，亞洲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總的發生率分別為43.5%、37.1%、6.6%、8.3%、3.5%和1.0%。然而，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在亞洲不同地區間存在很大差異，亞洲4個地域的CYP2C19基因型發生率特點如下：*1/*1基因型的發生率在西亞人群中最高為77.8%，東亞人群最低，僅37.2%；*1/*2基因型的發生率在南亞人群中最高為42.9%，西亞人群最低，僅18.9%；*1/*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8.8%，在南亞和西亞人群中最低，僅0.3%；*2/*2基因型的發生率在南亞人群中最高為12.7%，在西亞人群中最低，僅2.6%；*2/*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4.9%，在西亞人群中最低，僅0.1%；*3/*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1.3%，南亞人群中未檢測到該基因型。
3 討論
本研究匯總了36篇研究亞洲健康人群CYP2C19基因型的文獻，對CYP2C19的*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進行了深入分析，涉及亞洲4個區域（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的15個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土耳其和約旦）。我們分別對中國、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的健康人群數據進行了分區分析和匯總分析。
在對中國人群進行分析后我們發現，漢族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與傣族、藏族、侗族、黎族和畬族這5個民族相比無明顯不同（P < 0.05），而與撒拉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和回族人群中的發生率存在較大差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生存地域環境、文化和飲食習慣、特別是遺傳背景相差較大，故各民族間CYP2C19發生率存在明顯不同。從本研究結果可見，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CYP2C19基因型與其他民族的相差最大，該民族的CYP2C19*1/*1和*3/*3的發生率在11個民族中均最高，同時該民族的CYP2C19*1/*2和*2/*2的發生率又是11個民族中最低的。此外，我們的研究還發現，與漢族人生存地域環境、文化和飲食習慣相近的回族人，其CYP2C19*1/*2的發生率是11個民族中最高的，而其CYP2C19*1/*1的發生率卻是11個民族中最低的。然而，本研究納入的傣族（湖南）、藏族（甘肅）、侗族（湖南）、黎族（海南）、畬族（浙江）、撒拉族（青海）、哈薩克族（新疆）的文獻均只有1篇，樣本量均不大（74～193人），另外，我們將2個未知民族的研究納入到了對亞洲人群總體發生率的分析中。因此，有待更大樣本的針對中國各民族的相關研究發表，以進行更深入的循證分析。
除此之外，我們對亞洲人群也進行了分地域分析，同樣發現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不同地區存在很大差異。東亞（中國、日本、韓國）人群中CYP2C19*1/*3、*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整個亞洲人群中最高，而其*1/*1野生型發生率在整個亞洲人群中卻是最低的，說明東亞人群CYP2C19*3基因突變的發生率在亞洲最高；南亞（印度）人群中*1/*2和*2/*2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高，*1/*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低，說明南亞人群攜帶CYP2C19*2基因的突變率在亞洲最高；西亞（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土耳其和約旦）人群中*1/*1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高，其*1/*2、*2/*2和*2/*3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則最低；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人群中各基因型發生率均處于4個地區中等水平。顯然，西亞人群CYP2C19*1/*1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居首位，而其CYP2C19*2和*3基因突變率在亞洲又最低，說明西亞人與東亞、東南亞和南亞人CYP2C19基因在遺傳變異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我們匯總分析了所有亞洲健康人群的數據，首次報道了亞洲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總的發生率分別為43.5%、37.1%、6.6%、8.3%、3.5%和1.0%。這與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相關基因型發生率存在明顯不同。Xie等[6, 7]對歐洲白種人（n=1 356）和非洲黑種人（n=966）CYP2C19不同基因型發生率進行了循證研究，與其結果相比，亞洲人群CYP2C19*1/*1基因型的發生率顯著低于歐洲白種人和非洲黑種人，*2和*3攜帶者各基因型的發生率則均高于歐洲白種人和非洲黑種人。但亞洲人群中的西亞人群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與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的非常接近。從地理分布來看，西亞離歐洲和非洲也是最近的。而與歐洲和非洲相距較遠的東亞、東南亞和西亞，其人群的CYP2C19基因突變率頻率比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都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遺傳變異也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在中國、亞洲以及洲際之間均存在很大差異，并發現遺傳變異同時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
CYP2C19酶是細胞色素CYP450家族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在體內藥物代謝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7]。我們前期對亞洲人群的CYP2C19等位基因發生率進行了研究[5]，本研究對CYP2C19基因型分布進行研究，期望得到關于亞洲人群CYP2C19各基因型的確切發生率，以期為個體化藥物治療和進一步的藥物基因組學研究提供數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納入橫斷面研究或病例-對照研究；②亞洲健康人群；③文中明確列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
1.1.2 排除標準
①綜述或二次文獻分析；②僅以患者為研究對象；③檢測了除攜帶CYP2C19*1、*2和*3以外的其他基因型或未檢測攜帶CYP2C1*1、*2或*3基因型；④重復發表；⑤以非隨機形式納入研究對象；⑥健康狀況未知；⑦樣本量太少（n < 20）。
1.2 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2013年第2期）、CNKI、WanFang Data、VIP和CBM數據庫，查找有關CYP2C19在亞洲健康人群中發生率的相關研究，文獻檢索時限均為從建庫至2013年8月。
英文檢索詞：CYP2C19、population groups、gene frequencies。中文檢索詞：CYP2C19、基因、族、頻率、發生率及其相應的不同表達，同時結合自由詞和各數據庫的主題詞，運用邏輯符、通配符和范圍運算符等制定檢索模式。并通過手工方式篩查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PubMed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框?1 ?PubMed檢索策略
#1?P450 2C19 OR CYP2C19 [MeSH Terms] OR CYP2C19 #2?population groups [MeSH Terms] OR population groups OR population group OR population #3?gene frequencies [MeSH Terms] OR gene frequencies OR gene frequency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制定文獻數據提取表，由2位研究者根據納入與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疑問或分歧，通過協商解決。本研究中提取的信息包括國家、種族、地域、基因型數據等。
1.4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以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作為統計量。采用行×列表資料的χ2檢驗判斷各研究結果間是否存在統計學異質性。當χ2≥χ0.05，v2時，P≤0.05，提示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直接對各文獻樣本加權后求CYP2C19發生率；當χ2≤χ0.05，v2時，P≥0.05，提示無統計學異質性，則可直接求得CYP2C19發生率。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見圖 1。初檢出文獻879篇，經過逐層篩選，最終納入36篇文獻[8-43]用于合并分析。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結果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異質性檢驗結果
采用行×列表資料的χ2檢驗方法對亞洲四個區域15個國家檢驗異質性，結果顯示，共納入有關中國人群的文獻17篇，包括漢族[8-18]、維吾爾族[9, 11, 13]、回族[12, 13, 15]、蒙古族[12, 13]、傣族[19]、藏族[15]、侗族[20]、黎族[21]、畬族[16]、撒拉族[22]和哈薩克族[11]共11個民族。中國人群突變率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漢族人群的11個研究具有同質性（P=0.199）；而維吾爾族的3個研究結果之間、回族的3個研究結果之間、蒙古族的2個研究結果之間均存在明顯異質性（P均 < 0.05）；另外，傣族、藏族、侗族、黎族、畬族5個民族與漢族具有同質性，P均>0.05。亞洲其他國家人群突變率的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日本[25-30]（n=6）、韓國[28, 31]（n=2）、越南[31, 32]（n=2）、泰國[33, 34]（n=2）、印度[36, 37]（n=2）和約旦[42, 43]（n=2），同一個國家的各相關研究間結果不存在異質性（P均>0.05）；亞洲4個區域人群突變率的同質性χ2檢驗結果顯示，亞洲不同國家之間均存在顯著異質性（P < 0.05）（表 2）。
表2
合并分析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2.4 CYP2C19基因型發生率結果
2.4.1 東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2.4.1.1 中國各民族人群
納入來自中國人群的文獻共17篇，包括漢族[8-18]、維吾爾族[9, 11, 13]、回族[12, 13, 15]、蒙古族[12, 13]、哈薩克族[11]、傣族[19]、藏族[15]、侗族[20]、黎族[21]、畬族[16]和撒拉族[22]共11個民族和2個未知民族[23, 24]的4 105人。匯總結果顯示，中國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總發生率分別為37.2%、41.4%、6.7%、9.9%、4.1%和0.7%；中國人群中以上各基因型以*1/*2發生率最高，*3/*3發生率最低。然而，不同民族的發生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1/*1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60.7%，在回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22.0%；相反，*1/*2在回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51.5%，在哈薩克族人群中最低為21.5%；*1/*3在撒拉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6.2%，在藏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2.3%；*2/*2在侗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20.3%，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低為3.7%；*2/*3在撒拉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1.1%，但藏族人群中未檢測到該基因型；*3/*3在哈薩克族人群中發生率最高為1.9%，而藏族、黎族、侗族、撒拉族人群中均未檢測到該基因型（表 3）。
表3
亞洲不同國家及民族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表4
不同洲際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
2.4.1.2 日本人群
共納入6篇文獻[25-30]，包括1 516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32.7%、33.3%、14.1%、9.2%、8.8%和1.8%，以*1/*2最高，*3/*3最低。
2.4.1.3 韓國人群
共納入2篇文獻[28, 31]，包括577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40.0%、38.3%、10.1%、7.5%、0.7%和3.5%，以*1/*1最高，*2/*3最低。
2.4.1.4 東亞人群
共納入3個東亞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的24篇文獻，包括6 198人。匯總分析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分別為36.4%、39.1%、8.8%、9.5%、4.9%和1.3%。東亞3個國家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1/*1和*1/*2基因型發生率在中國和韓國人群較接近，日本人群均最低；而*1/*3和*2/*3基因型在日本人群的發生率均高于中國和韓國人群；只有*2/*2基因型發生率在3個國家人群中較接近；*3/*3基因型發生率在3個國家人群各不相同，最高的為韓國人群3.5%，最低為中國人群0.7%。
2.4.2 東南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東南亞的越南[31, 32]、泰國[33, 34]、新加坡[28]、印度尼西亞[35]、緬甸[33]和馬來西亞[36] 6個國家共8篇文獻，包括1 933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總發生率分別為44.9%、41.1%、4.7%、7.0%、1.8%和0.6%。*1/*1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的為印度尼西亞人群55.3%，越南、新加坡人群的該基因型發生率相近，且在6個國家中最低；*1/*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的為越南和泰國人群，分別為42.7%和42.8%，最低的為印度尼西亞人群，僅32.0%；*1/*3基因型發生率在馬來西亞人群中最高為7.4%，在緬甸人群中最低，僅3.1%；*2/*2基因型發生率在新加坡人群中最高為9.3%，在馬來西亞人群中最低，僅3.7%；*2/*3基因型發生率在印度尼西亞人群中最高為2.9%，在越南人群中最低，僅0.4%；*3/*3基因型發生率在越南人群中最高為2.9%，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3個國家人群中均未檢測到該基因型。
2.4.3 南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了印度的2篇文獻[36, 37]，包括361人。匯總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分別為43.5%、42.9%、0.3%、12.7%、0.6%和0.0%，以*1/*1基因型的發生率最高，而未檢測到*3/*3基因型。
2.4.4 西亞人群中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
共納入巴勒斯坦[38]、黎巴嫩[39]、伊朗[40]、土耳其[41]和約旦[42, 43] 5個國家共6篇文獻，包括1 201人。匯總分析結果顯示，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77.8%、18.9%、0.3%、2.6%、0.1%和0.3%。在巴勒斯坦人群中，*1/*1、*1/*3、*2/*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分別為86.5%、1.5%、0.5%和2.0%，均顯著高于其他4個國家人群；而*1/*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為土耳其人群為23.0%，最低為巴勒斯坦人群，僅6.5%；*2/*2基因型發生率最高為約旦人群4.2%，最低的為土耳其1.0%。
2.4.5 亞洲人群總體
匯總分析結果顯示，亞洲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總的發生率分別為43.5%、37.1%、6.6%、8.3%、3.5%和1.0%。然而，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在亞洲不同地區間存在很大差異，亞洲4個地域的CYP2C19基因型發生率特點如下：*1/*1基因型的發生率在西亞人群中最高為77.8%，東亞人群最低，僅37.2%；*1/*2基因型的發生率在南亞人群中最高為42.9%，西亞人群最低，僅18.9%；*1/*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8.8%，在南亞和西亞人群中最低，僅0.3%；*2/*2基因型的發生率在南亞人群中最高為12.7%，在西亞人群中最低，僅2.6%；*2/*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4.9%，在西亞人群中最低，僅0.1%；*3/*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東亞人群中最高為1.3%，南亞人群中未檢測到該基因型。
3 討論
本研究匯總了36篇研究亞洲健康人群CYP2C19基因型的文獻，對CYP2C19的*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進行了深入分析，涉及亞洲4個區域（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的15個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土耳其和約旦）。我們分別對中國、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的健康人群數據進行了分區分析和匯總分析。
在對中國人群進行分析后我們發現，漢族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與傣族、藏族、侗族、黎族和畬族這5個民族相比無明顯不同（P < 0.05），而與撒拉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和回族人群中的發生率存在較大差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生存地域環境、文化和飲食習慣、特別是遺傳背景相差較大，故各民族間CYP2C19發生率存在明顯不同。從本研究結果可見，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CYP2C19基因型與其他民族的相差最大，該民族的CYP2C19*1/*1和*3/*3的發生率在11個民族中均最高，同時該民族的CYP2C19*1/*2和*2/*2的發生率又是11個民族中最低的。此外，我們的研究還發現，與漢族人生存地域環境、文化和飲食習慣相近的回族人，其CYP2C19*1/*2的發生率是11個民族中最高的，而其CYP2C19*1/*1的發生率卻是11個民族中最低的。然而，本研究納入的傣族（湖南）、藏族（甘肅）、侗族（湖南）、黎族（海南）、畬族（浙江）、撒拉族（青海）、哈薩克族（新疆）的文獻均只有1篇，樣本量均不大（74～193人），另外，我們將2個未知民族的研究納入到了對亞洲人群總體發生率的分析中。因此，有待更大樣本的針對中國各民族的相關研究發表，以進行更深入的循證分析。
除此之外，我們對亞洲人群也進行了分地域分析，同樣發現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不同地區存在很大差異。東亞（中國、日本、韓國）人群中CYP2C19*1/*3、*2/*3和*3/*3基因型的發生率在整個亞洲人群中最高，而其*1/*1野生型發生率在整個亞洲人群中卻是最低的，說明東亞人群CYP2C19*3基因突變的發生率在亞洲最高；南亞（印度）人群中*1/*2和*2/*2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高，*1/*3和*3/*3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低，說明南亞人群攜帶CYP2C19*2基因的突變率在亞洲最高；西亞（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土耳其和約旦）人群中*1/*1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最高，其*1/*2、*2/*2和*2/*3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人群中則最低；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人群中各基因型發生率均處于4個地區中等水平。顯然，西亞人群CYP2C19*1/*1基因型發生率在亞洲居首位，而其CYP2C19*2和*3基因突變率在亞洲又最低，說明西亞人與東亞、東南亞和南亞人CYP2C19基因在遺傳變異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我們匯總分析了所有亞洲健康人群的數據，首次報道了亞洲人群CYP2C19*1/*1、*1/*2、*1/*3、*2/*2、*2/*3和*3/*3基因型總的發生率分別為43.5%、37.1%、6.6%、8.3%、3.5%和1.0%。這與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相關基因型發生率存在明顯不同。Xie等[6, 7]對歐洲白種人（n=1 356）和非洲黑種人（n=966）CYP2C19不同基因型發生率進行了循證研究，與其結果相比，亞洲人群CYP2C19*1/*1基因型的發生率顯著低于歐洲白種人和非洲黑種人，*2和*3攜帶者各基因型的發生率則均高于歐洲白種人和非洲黑種人。但亞洲人群中的西亞人群CYP2C19各基因型的發生率與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的非常接近。從地理分布來看，西亞離歐洲和非洲也是最近的。而與歐洲和非洲相距較遠的東亞、東南亞和西亞，其人群的CYP2C19基因突變率頻率比歐洲高加索人和非洲黑人都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遺傳變異也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CYP2C19各基因型發生率在中國、亞洲以及洲際之間均存在很大差異，并發現遺傳變異同時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