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眉. 汶川地震5年后四川省漢源縣災區居民生存質量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4): 376-379.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65 復制
汶川地震過去5年，災區的重建工作已有了階段性進展，然而相對于災難發生之初，來自外界的關注和援助也在逐步減少。已有關于唐山大地震的研究結果顯示，多年后重度受創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質量仍明顯偏低[1]。受害者對重大災難性事件會產生持久的應激性反應，并長期影響其身心健康[2]。那么，在經歷了5年的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復后，汶川地震災區的普通居民生存質量又如何值得進一步研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生存質量是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生活目標、期望標準以及所關心事情的有關生活狀態的體驗，包括個體生理、心理、社會功能及物質狀態等方面[3]。隨著生存質量在各相關學科的研究深入，目前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是：生存質量是對由個體或群體所感受到軀體、心理、社會各方面良好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量[3]。
本研究選取四川省漢源縣部分災區居民作為調查對象，研究災區民眾在汶川地震5年后的生存質量，以期為災區的長期救助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取四川省漢源縣地震災區受災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自2012年8（9）月至2013年1月（調查分兩次進行）。
1.2 調查方法
WHOQOL-100和WHOQOL-BREF是WHO研制的標準生存質量量表。WHOQOL-BREF是在WHOQOL-100基礎上的簡化量表，包含26個條目。除生存質量總分外，WHOQOL-BREF量表可能產生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4個領域得分。簡表各領域得分與WHOQOL-100量表相應領域得分具有較高的相關性，Pearson相關系數最低0.89（社會關系領域），最高0.95（生理領域）[3]。
1.3 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后進行編號、核查并錄入。采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對四川省漢源縣地震災區受災居民500人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回問卷466份，問卷回收率為93.2%。其中，男性220人（47.21%），女性246人（52.79%）；未成年人（16～17歲）100人（21.46%），成年人366人（78.54%）；漢族408人（87.55%），少數民族58人（12.45%）；未婚241人（51.72%），已婚174人（37.34%），同居15人（3.22%），分居8人（1.72%），離異21人（4.51%），喪偶6人（1.29%）。2008年地震中遭遇創傷或損失程度：無118人（25.32%），一般251人（53.86%），嚴重97人（20.82%）。
2.2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總體情況
結果見表 1。根據WHOQOL-BREF得到關于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各維度的描述統計。結果顯示，與全國常模相比[4]，在生理領域、心理領域、社會關系領域和環境領域共4個維度上，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各因子得分均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01）。
表1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各領域得分與全國常模比較結果（2.3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人口學變量比較
2.3.1 性別
男性在社會關系領域因子得分明顯高于女性（t=3.963，P < 0.001），而兩者在其他生理領域、心理領域和環境領域及生存質量總分上無明顯差異（P>0.05）（表 2）。
表2
不同性別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2 年齡
未成年人生存質量總分和社會關系領域因子得分明顯低于成年人（t=-2.667，P < 0.01；t=-19.287，P < 0.001），而兩者在其他生理領域、心理領域和環境領域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P>0.05）（表 3）。
表3
不同年齡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3 民族
漢族和少數民族生存質量總分及各因子得分均無明顯差異（P>0.05）（表 4）。
表4
不同民族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4 婚戀
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僅在社會關系領域因子上不同婚戀狀況的災區居民得分有明顯差異（F=8.370，P < 0.001），在生存質量總分及其他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經多重比較分析，表明未婚者的社會關系質量明顯低于已婚者和同居者（P < 0.001，P < 0.01），而其他婚戀狀況之間無明顯差異（表 5）。
表5
不同婚戀狀況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5 地震損傷程度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生存質量總分和環境領域因子上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的災區居民得分有明顯差異（F=8.175，P < 0.001；F=12.888，P < 0.001），在其他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地震中嚴重受損者的生存質量總分和環境領域得分明顯低于無損傷者和一般受損者，后兩者之間無明顯差異（無損傷：P < 0.05；一般受損：P < 0.001）（表 6）。
表6
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3 討論
3.1 汶川地震5年后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總體狀況
本次調查采用WHOQOL-BREF來評估汶川地震后5年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結果顯示，災區居民在地震過去5年后其生存質量低于全國常模。總體情況及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4個領域得分均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重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害對人的身心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地震后心理復原和生活重建是需要長期關注和重視的問題。
3.2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的性別分析
調查數據顯示災區女性的社會關系質量明顯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對自身人際關系的滿意度較低。原因首先可能是女性本身對外界刺激更為敏感，在情緒上更易起伏波動，尤其在經歷了地震這類大規模災難后遭受的創傷可能會更加強烈和持久。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女性發病率高于男性，地震后女性的未來預期差于男性，且更易出現焦慮、恐懼等情緒反應[5]。較之男性，女性更可能長時間地處在負性情緒中，這有可能導致女性社會交往狀況不良。但同時自身的柔弱和文化傳統又讓女性存在對社會支持的強烈需求，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最終使得災區女性在社會關系領域的質量評分不高。另外災區男性更可能在地震救援和重建過程中承擔重任，有更多與他人團結協作的機會，從而可以獲得支持感和成就感，因此對人際關系的滿意度也就更高。
3.3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的年齡分析
調查顯示災區未成年人的生存質量較差，其中社會關系質量堪憂，明顯低于成年人，也遠遠低于全國一般水平。分析這一狀況的原因，可能是未成年者在地震發生時年齡尚幼，在成長的早期階段經受重大災難，加上本身就缺乏應對創傷的心理成熟度和抗風險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因地震災害而承受的心理和生活壓力更甚于成年人。面對災難，成年人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抵御創傷、應付生活，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可能對未成年人的照顧也有所疏忽，讓他們感受不到良好的社會支持，因而產生對人際關系的滿意度不高[6]。
3.4 災區不同民族生存質量的分析
數據分析表明災區各民族的生存質量總體情況及心理、生理、社會關系和環境方面的狀況相當。盡管少數民族的調查樣本量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說明災區各民族的生存質量都深受地震災害的長遠影響，并且災后面臨的社會環境對各民族而言沒有差別。
3.5 不同婚姻狀況的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災區居民中已婚者和同居者的社會關系質量要好于未婚者，與相關研究一致[7, 8]。擁有親密關系的人通常能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撫慰，有研究表明親密的依戀關系對心理創傷的修復有重要作用。因此已婚和同居者面對災難更可能從親密關系中獲得實際的幫助和心理支持，對自身人際關系滿意度較高。可見在災區重建過程中，大力促進家庭和諧，維護穩定的人際關系尤其是個人的親密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3.6 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的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分析
本調查結果顯示，在地震中遭受嚴重損失的災區居民其生存質量總體狀況在5年后仍然較差，且在環境領域方面的生存質量明顯低于其他人群，說明這類特殊群體受到地震災害的影響深刻，其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復可能需要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而外界要投入的救助力量也應該是長期持續性的。環境領域主要包括社會安全保障、住房環境、經濟來源和醫療服務等社會保障。受嚴重損傷的災區居民在這方面的得分較低，說明環境領域的問題是影響其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加大災區基礎環境的投入和建設，以及盡可能提高居民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可有效地改善其生存質量，促進災后心理復原。
綜上所述，汶川地震5年后災區民眾的生存質量在總體上及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各領域仍明顯低于全國一般水平。性別、年齡、婚戀狀況和地震受損程度會對社會關系領域的質量產生影響，另外，年齡因素和地震受損程度還會影響總體生存質量。總之，我們需要關注地震災害給災區民眾帶來的遠期影響，對他們的身心狀況進行長期跟蹤調查，為災區的援助和重建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汶川地震過去5年，災區的重建工作已有了階段性進展，然而相對于災難發生之初，來自外界的關注和援助也在逐步減少。已有關于唐山大地震的研究結果顯示，多年后重度受創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質量仍明顯偏低[1]。受害者對重大災難性事件會產生持久的應激性反應，并長期影響其身心健康[2]。那么，在經歷了5年的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復后，汶川地震災區的普通居民生存質量又如何值得進一步研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生存質量是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生活目標、期望標準以及所關心事情的有關生活狀態的體驗，包括個體生理、心理、社會功能及物質狀態等方面[3]。隨著生存質量在各相關學科的研究深入，目前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是：生存質量是對由個體或群體所感受到軀體、心理、社會各方面良好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量[3]。
本研究選取四川省漢源縣部分災區居民作為調查對象，研究災區民眾在汶川地震5年后的生存質量，以期為災區的長期救助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取四川省漢源縣地震災區受災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自2012年8（9）月至2013年1月（調查分兩次進行）。
1.2 調查方法
WHOQOL-100和WHOQOL-BREF是WHO研制的標準生存質量量表。WHOQOL-BREF是在WHOQOL-100基礎上的簡化量表，包含26個條目。除生存質量總分外，WHOQOL-BREF量表可能產生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4個領域得分。簡表各領域得分與WHOQOL-100量表相應領域得分具有較高的相關性，Pearson相關系數最低0.89（社會關系領域），最高0.95（生理領域）[3]。
1.3 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后進行編號、核查并錄入。采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對四川省漢源縣地震災區受災居民500人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回問卷466份，問卷回收率為93.2%。其中，男性220人（47.21%），女性246人（52.79%）；未成年人（16～17歲）100人（21.46%），成年人366人（78.54%）；漢族408人（87.55%），少數民族58人（12.45%）；未婚241人（51.72%），已婚174人（37.34%），同居15人（3.22%），分居8人（1.72%），離異21人（4.51%），喪偶6人（1.29%）。2008年地震中遭遇創傷或損失程度：無118人（25.32%），一般251人（53.86%），嚴重97人（20.82%）。
2.2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總體情況
結果見表 1。根據WHOQOL-BREF得到關于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各維度的描述統計。結果顯示，與全國常模相比[4]，在生理領域、心理領域、社會關系領域和環境領域共4個維度上，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各因子得分均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01）。
表1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各領域得分與全國常模比較結果（2.3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人口學變量比較
2.3.1 性別
男性在社會關系領域因子得分明顯高于女性（t=3.963，P < 0.001），而兩者在其他生理領域、心理領域和環境領域及生存質量總分上無明顯差異（P>0.05）（表 2）。
表2
不同性別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2 年齡
未成年人生存質量總分和社會關系領域因子得分明顯低于成年人（t=-2.667，P < 0.01；t=-19.287，P < 0.001），而兩者在其他生理領域、心理領域和環境領域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P>0.05）（表 3）。
表3
不同年齡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3 民族
漢族和少數民族生存質量總分及各因子得分均無明顯差異（P>0.05）（表 4）。
表4
不同民族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4 婚戀
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僅在社會關系領域因子上不同婚戀狀況的災區居民得分有明顯差異（F=8.370，P < 0.001），在生存質量總分及其他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經多重比較分析，表明未婚者的社會關系質量明顯低于已婚者和同居者（P < 0.001，P < 0.01），而其他婚戀狀況之間無明顯差異（表 5）。
表5
不同婚戀狀況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2.3.5 地震損傷程度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生存質量總分和環境領域因子上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的災區居民得分有明顯差異（F=8.175，P < 0.001；F=12.888，P < 0.001），在其他因子上均無明顯差異。多重比較結果顯示，地震中嚴重受損者的生存質量總分和環境領域得分明顯低于無損傷者和一般受損者，后兩者之間無明顯差異（無損傷：P < 0.05；一般受損：P < 0.001）（表 6）。
表6
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3 討論
3.1 汶川地震5年后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總體狀況
本次調查采用WHOQOL-BREF來評估汶川地震后5年災區居民的生存質量情況。結果顯示，災區居民在地震過去5年后其生存質量低于全國常模。總體情況及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4個領域得分均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重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害對人的身心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地震后心理復原和生活重建是需要長期關注和重視的問題。
3.2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的性別分析
調查數據顯示災區女性的社會關系質量明顯低于男性，表明女性對自身人際關系的滿意度較低。原因首先可能是女性本身對外界刺激更為敏感，在情緒上更易起伏波動，尤其在經歷了地震這類大規模災難后遭受的創傷可能會更加強烈和持久。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女性發病率高于男性，地震后女性的未來預期差于男性，且更易出現焦慮、恐懼等情緒反應[5]。較之男性，女性更可能長時間地處在負性情緒中，這有可能導致女性社會交往狀況不良。但同時自身的柔弱和文化傳統又讓女性存在對社會支持的強烈需求，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最終使得災區女性在社會關系領域的質量評分不高。另外災區男性更可能在地震救援和重建過程中承擔重任，有更多與他人團結協作的機會，從而可以獲得支持感和成就感，因此對人際關系的滿意度也就更高。
3.3 災區居民生存質量的年齡分析
調查顯示災區未成年人的生存質量較差，其中社會關系質量堪憂，明顯低于成年人，也遠遠低于全國一般水平。分析這一狀況的原因，可能是未成年者在地震發生時年齡尚幼，在成長的早期階段經受重大災難，加上本身就缺乏應對創傷的心理成熟度和抗風險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因地震災害而承受的心理和生活壓力更甚于成年人。面對災難，成年人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抵御創傷、應付生活，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可能對未成年人的照顧也有所疏忽，讓他們感受不到良好的社會支持，因而產生對人際關系的滿意度不高[6]。
3.4 災區不同民族生存質量的分析
數據分析表明災區各民族的生存質量總體情況及心理、生理、社會關系和環境方面的狀況相當。盡管少數民族的調查樣本量偏少，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說明災區各民族的生存質量都深受地震災害的長遠影響，并且災后面臨的社會環境對各民族而言沒有差別。
3.5 不同婚姻狀況的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災區居民中已婚者和同居者的社會關系質量要好于未婚者，與相關研究一致[7, 8]。擁有親密關系的人通常能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撫慰，有研究表明親密的依戀關系對心理創傷的修復有重要作用。因此已婚和同居者面對災難更可能從親密關系中獲得實際的幫助和心理支持，對自身人際關系滿意度較高。可見在災區重建過程中，大力促進家庭和諧，維護穩定的人際關系尤其是個人的親密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3.6 不同地震損傷程度的災區居民生存質量分析
本調查結果顯示，在地震中遭受嚴重損失的災區居民其生存質量總體狀況在5年后仍然較差，且在環境領域方面的生存質量明顯低于其他人群，說明這類特殊群體受到地震災害的影響深刻，其生活重建和心理修復可能需要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而外界要投入的救助力量也應該是長期持續性的。環境領域主要包括社會安全保障、住房環境、經濟來源和醫療服務等社會保障。受嚴重損傷的災區居民在這方面的得分較低，說明環境領域的問題是影響其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加大災區基礎環境的投入和建設，以及盡可能提高居民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可有效地改善其生存質量，促進災后心理復原。
綜上所述，汶川地震5年后災區民眾的生存質量在總體上及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各領域仍明顯低于全國一般水平。性別、年齡、婚戀狀況和地震受損程度會對社會關系領域的質量產生影響，另外，年齡因素和地震受損程度還會影響總體生存質量。總之，我們需要關注地震災害給災區民眾帶來的遠期影響，對他們的身心狀況進行長期跟蹤調查，為災區的援助和重建工作提供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