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偉文, 廖曉陽, 楊職藝, 王欣, 鄧文清. 成都市中心城區社區中老年居民抑郁癥篩查及其危險因素研究.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4, 14(1): 21-24. doi: 10.7507/1672-2531.20140005 復制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心身障礙疾病，具有高發病率、高復發率和高致殘率的特點。預計到2020年，其在全球致殘性疾病中的排位將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1]。現有疾病負擔調查結果顯示，在我國抑郁癥位列精神障礙類疾病的首位，且城市高于農村[2]。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建議對基層社區抑郁癥進行篩查以確保能早期診斷、有效治療和跟蹤[3]。為此，我們對成都市中心城區35～70歲社區中老年居民進行了抑郁癥患病篩查，并探討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0月從成都市5個中心城區中選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采用多階段整群抽樣方法，從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隨機抽取2個，再以居委會為單位隨機抽取2個社區，入選社區所有35～70歲居民在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所有調查對象要求在當地居住2年以上。
1.2 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問卷分為患者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PHQ-2）抑郁篩查量表和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婚姻、職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
PHQ-2量表的診斷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7%和67%，美國老年醫學會建議將PHQ-2作為社區醫療機構篩查中老年抑郁的診斷工具之一[4, 5]。PHQ-2量表對調查對象是否在過去兩周內做事時毫無興趣或愉悅感和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進行調查。評分標準為：完全沒有出現0分；只有若干天如此1分；超過一半時間都如此2分；或幾乎每天如此3分。如總分≥3分，初步確定為抑郁癥篩查結果陽性[6, 7]。
此次問卷調查人員均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社區醫生或護士，由專科醫師在調查前進行統一培訓，并通過一致性檢驗（PHQ-2量表的篩查診斷Kappa值為0.96）。
1.3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并進行雙人雙錄入數據。使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調查中心城區居民1015人，其基本情況見表 1第1、2列。
表1
成都市城區社區35～70歲居民抑郁癥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2 抑郁癥篩查結果
PHQ-2量表結果顯示，1015人中44人抑郁癥篩查結果為陽性，患病率為4.33%，人口標化患病率6.23%。其中男性患病率（10/339，2.95%）明顯低于女性(34/616，5.52%)，標化后患病率分別為3.41%和6.37%，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021，P < 0.05）。在44名抑郁癥患者中，患病高峰年齡為45～55歲組，患病率9.21%。各年齡組患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413，P=0.010）（表 1）。
2.3 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見表 1。表 1顯示城區居民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經濟收入與抑郁癥患病可能有關，而職業和文化程度與抑郁癥患病無關。
2.4 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 < 0.1的變量，結果顯示城區45～55歲人群較65歲以上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OR=3.465，95%CI（1.470，8.173）]。已婚較離婚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降低[OR=0.174，95%CI（0.040，0.747）]。家庭收入每增加500元，抑郁風險降低27.6%[OR=0.724，95%CI（0.583，0.898）]（表 2）。
表2
成都市城區社區35～70歲居民抑郁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疾病負擔》報告顯示，神經精神疾病是造成全球疾病負擔最主要的原因[8]。社區人群中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礙，不同地區間存在差異[9]。我國于1993年首次在7個地區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城市居民抑郁癥患病率為1.14% [10]。近年在部分城市進行的地區性調查結果提示，城市居民抑郁癥患病率呈上升趨勢，達3.3%～10.1% [11-13]。本次調查發現，成都市城區居民抑郁癥患病率為4.33%，人口標化后患病率為6.23%，居全國中等偏高水平。此結果可能與地區間社會經濟文化水平有關，也可能與篩查工具調查方法有關。
PHQ-2抑郁癥篩查量表是一款適合于社區使用的篩查工具，最近的研究也提示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適合于中國社區抑郁癥篩查[14]。與較長的篩查量表如貝克抑郁清單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4, 5]，其敏感度為97%，特異度為67%。敏感度高可以部分解釋本研究結果患病率高的原因。
導致抑郁癥的原因很復雜。除遺傳因素外，環境和個人因素也占重要地位。本研究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45～55歲、離婚以及經濟收入低的人群罹患抑郁癥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人群。45～55歲年齡段人群易患抑郁癥，可能與該年齡段人群承受工作和家庭多方面壓力有關。李喆[15]等報道也證實，成都市綜合醫院住院抑郁癥患者高發于中年人群。澳大利亞等國外研究[16, 17]也得到類似結果。國內外有關婚姻對抑郁癥的影響研究結論基本一致[11, 14, 18]，很多抑郁癥患者是因為離婚等不穩定婚姻問題引發，而抑郁癥患者異常的情緒障礙將惡化家庭成員間的溝通不暢，加劇家庭的不穩定性，是抑郁癥反復遷延不愈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本研究和李曉靖[19]的調查結果一致，即家庭經濟低收入人群抑郁癥患病率高，可能與他們承擔的生活壓力更大有關。美國一項關于抑郁癥患者職業分布狀況的研究提示，不同職業患病率不同，如從事個人護理工作者抑郁癥患病率高達10.3%，而工程建筑師最低[17]。但國內相關研究報道結果不一致[11, 14]。本調查顯示成都地區不同職業者抑郁癥患病率差異不大，可能與本調查的職業分類不夠精細以及樣本量相對較少有關，有待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成都地區女性抑郁癥患病率高于男性，中年、低經濟收入及離異人群是抑郁癥高發人群，應采取相應措施進行重點防控。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心身障礙疾病，具有高發病率、高復發率和高致殘率的特點。預計到2020年，其在全球致殘性疾病中的排位將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1]。現有疾病負擔調查結果顯示，在我國抑郁癥位列精神障礙類疾病的首位，且城市高于農村[2]。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建議對基層社區抑郁癥進行篩查以確保能早期診斷、有效治療和跟蹤[3]。為此，我們對成都市中心城區35～70歲社區中老年居民進行了抑郁癥患病篩查，并探討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0月從成都市5個中心城區中選取可代表本地平均經濟水平的成華區，采用多階段整群抽樣方法，從14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隨機抽取2個，再以居委會為單位隨機抽取2個社區，入選社區所有35～70歲居民在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所有調查對象要求在當地居住2年以上。
1.2 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問卷分為患者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2，PHQ-2）抑郁篩查量表和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婚姻、職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
PHQ-2量表的診斷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7%和67%，美國老年醫學會建議將PHQ-2作為社區醫療機構篩查中老年抑郁的診斷工具之一[4, 5]。PHQ-2量表對調查對象是否在過去兩周內做事時毫無興趣或愉悅感和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進行調查。評分標準為：完全沒有出現0分；只有若干天如此1分；超過一半時間都如此2分；或幾乎每天如此3分。如總分≥3分，初步確定為抑郁癥篩查結果陽性[6, 7]。
此次問卷調查人員均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社區醫生或護士，由專科醫師在調查前進行統一培訓，并通過一致性檢驗（PHQ-2量表的篩查診斷Kappa值為0.96）。
1.3 統計分析
采用Epi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并進行雙人雙錄入數據。使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調查中心城區居民1015人，其基本情況見表 1第1、2列。
表1
成都市城區社區35～70歲居民抑郁癥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2.2 抑郁癥篩查結果
PHQ-2量表結果顯示，1015人中44人抑郁癥篩查結果為陽性，患病率為4.33%，人口標化患病率6.23%。其中男性患病率（10/339，2.95%）明顯低于女性(34/616，5.52%)，標化后患病率分別為3.41%和6.37%，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021，P < 0.05）。在44名抑郁癥患者中，患病高峰年齡為45～55歲組，患病率9.21%。各年齡組患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413，P=0.010）（表 1）。
2.3 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見表 1。表 1顯示城區居民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經濟收入與抑郁癥患病可能有關，而職業和文化程度與抑郁癥患病無關。
2.4 抑郁癥相關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 < 0.1的變量，結果顯示城區45～55歲人群較65歲以上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OR=3.465，95%CI（1.470，8.173）]。已婚較離婚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降低[OR=0.174，95%CI（0.040，0.747）]。家庭收入每增加500元，抑郁風險降低27.6%[OR=0.724，95%CI（0.583，0.898）]（表 2）。
表2
成都市城區社區35～70歲居民抑郁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疾病負擔》報告顯示，神經精神疾病是造成全球疾病負擔最主要的原因[8]。社區人群中存在非常普遍的精神心理障礙，不同地區間存在差異[9]。我國于1993年首次在7個地區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城市居民抑郁癥患病率為1.14% [10]。近年在部分城市進行的地區性調查結果提示，城市居民抑郁癥患病率呈上升趨勢，達3.3%～10.1% [11-13]。本次調查發現，成都市城區居民抑郁癥患病率為4.33%，人口標化后患病率為6.23%，居全國中等偏高水平。此結果可能與地區間社會經濟文化水平有關，也可能與篩查工具調查方法有關。
PHQ-2抑郁癥篩查量表是一款適合于社區使用的篩查工具，最近的研究也提示該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適合于中國社區抑郁癥篩查[14]。與較長的篩查量表如貝克抑郁清單或Zung抑郁量表效果相同[4, 5]，其敏感度為97%，特異度為67%。敏感度高可以部分解釋本研究結果患病率高的原因。
導致抑郁癥的原因很復雜。除遺傳因素外，環境和個人因素也占重要地位。本研究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45～55歲、離婚以及經濟收入低的人群罹患抑郁癥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人群。45～55歲年齡段人群易患抑郁癥，可能與該年齡段人群承受工作和家庭多方面壓力有關。李喆[15]等報道也證實，成都市綜合醫院住院抑郁癥患者高發于中年人群。澳大利亞等國外研究[16, 17]也得到類似結果。國內外有關婚姻對抑郁癥的影響研究結論基本一致[11, 14, 18]，很多抑郁癥患者是因為離婚等不穩定婚姻問題引發，而抑郁癥患者異常的情緒障礙將惡化家庭成員間的溝通不暢，加劇家庭的不穩定性，是抑郁癥反復遷延不愈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本研究和李曉靖[19]的調查結果一致，即家庭經濟低收入人群抑郁癥患病率高，可能與他們承擔的生活壓力更大有關。美國一項關于抑郁癥患者職業分布狀況的研究提示，不同職業患病率不同，如從事個人護理工作者抑郁癥患病率高達10.3%，而工程建筑師最低[17]。但國內相關研究報道結果不一致[11, 14]。本調查顯示成都地區不同職業者抑郁癥患病率差異不大，可能與本調查的職業分類不夠精細以及樣本量相對較少有關，有待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成都地區女性抑郁癥患病率高于男性，中年、低經濟收入及離異人群是抑郁癥高發人群，應采取相應措施進行重點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