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刁凱悅, 韓沛倫, 龐彤, 黃杉, 李媛, 白紅利, 楊志剛.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胸部高分辨率 CT 的表現與變化特點.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0, 19(2): 166-171. doi: 10.7507/1671-6205.202003017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是最早發現于湖北省武漢市，并迅速蔓延至全國其他地區及境外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到 2020 年 3 月 2 日為止[1]，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 80 302 例，死亡 2 947 例，現有危重患者 6 806 例；其中，我省確診病例 538 例，死亡 3 例。目前，新冠肺炎已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按甲類傳染病管理[2]。目前報道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核酸檢測的陽性率約為 30%～50%。核酸檢測的標本通常采取的是疑似患者口咽或鼻咽部的分泌物，而患者上呼吸道的病毒載量不能完全反映肺泡的病毒載量，尤其是在感染初期。因此僅僅依靠核酸檢查易導致誤診甚至漏診。據報道，76.4% 的患者肺部影像學存在異常表現，以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為常見特征[3]，表明胸部影像學對新冠肺炎的診斷具有重大意義。本研究回顧性地收集了 15 例于我院收治并具有兩次胸部影像學的新冠肺炎病例，擬明確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學表現及其變化特點。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到 2020 年 2 月 26 日，回顧性地收集了我院收治的 15 例具有胸部高分辨率 CT（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的新冠肺炎患者。排除標準包括：（1）肺癌、嚴重的間質性肺炎、肺水腫或其他導致肺實質嚴重病變的患者；（2）核酸檢測為陰性的患者；（3）胸部圖像質量不佳、影響評估，或未進行第二次 CT 檢查的患者。新冠肺炎的診斷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布的最新臨床指南（第六版）[2]。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收集
收集納入患者的基礎臨床信息（性別、年齡、吸煙史、其他疾病病史）、新冠肺炎相關接觸史、發病至患者行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臨床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咯痰、乏力、咽痛、腹瀉）、與首次及第二次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并計算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例）及截止至研究日期的臨床狀態（治愈出院、治療中、危重、死亡）。
1.2.2 胸部 HRCT 檢查
所有患者采用美國 GE 公司的寬體探測器 CT（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進行掃描，探測器 Z 軸方向最寬寬度 160 mm，球管旋轉一周最快時間 0.28 s。患者取仰臥位、雙臂上舉，頭先進，于呼氣末屏氣掃描。患者未注射任何對比劑。掃描范圍自胸廓入口水平至肋膈角以下。掃描參數如下：機架轉速 0.28 s/r，探測器寬度管電壓 120 kV，管電流 650 mA，視野 360 mm×360 mm，矩陣 512 mm×512 mm。采用縱隔窗（窗寬 400 HU，窗位 30 HU）和肺窗（窗寬 1 500 HU，窗位–600 HU）掃描后行薄層肺窗重建以進行肺組織分析。
1.2.3 圖像測量與分析
由兩名具有 5 年以上診斷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對影像進行評估，事先不告知患者的臨床資料。不同觀察者之間的差異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解決，或向一位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的高級放射科醫生咨詢。
主要評估的肺炎表現包括 GGO、實變影與肺纖維化，與上述病變的解剖分布和嚴重程度。GGO 被定義為肺實質密度輕度增加，且病變區內支氣管血管束仍可顯示[4]。實變影被定義為肺實質密度增加，且病變區內血管影不可見。纖維性改變定義為在上述病變存在的基礎上，伴發下列任何一種征象：不規則線狀影、束狀影、網格影或牽拉性支氣管擴張[5]。同時記錄其他異常的肺部病變，包括結節、鈣化、腫塊、空洞、淋巴結病變與胸腔積液。
記錄病變累計的肺葉數目，判斷并記錄病變累及單個肺葉或多個肺葉。根據病變的分布特點，將病變分布類型分為胸膜下型（包括外帶分布為主的周圍外帶型）、沿支氣管血管束分布型與隨機分布型。根據已有的評分標準[6-7]，對每個肺葉進行等級評分：0 分，無病變累及；1 分，0～25% 病變累及；2 分，25%～50% 病變累及；3 分，50%～75% 病變累及；4 分，75%～100% 病變累及。5 個肺葉的評分總和作為每例患者的胸部 HRCT 病變評分（0～20 分）。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R 軟件 V.3.3.1 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行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行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構成比表示。對比患者不同時期 HRCT 的病變評分以及解剖分布特點，行秩和檢驗與
2 結果
2.1 基本特征與流行病學史
結果見表 1。15 例確診新冠肺炎患者中，女 7 例（46.7%），男 8 例（53.3%）。年齡范圍為 19～76 歲，中位數是 47 歲。共計 7 例（46.7%）患者具有直接的武漢旅游或居住史，5 例（33.3%）患者與從疫區返回的確診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觸，3/15（20.0%）例患者無明確流行病學史但曾到過人口密集的公共場所（菜市或其他市集）。患者的主要臨床表現按頻次從高到低依次為咳嗽 10 例（66.7%），發熱 8 例（53.3%），胸悶 2 例（13.3%），畏寒 2 例（13.3%）。患者入院的體溫為 36.1～38.5 ℃，中位數 37.4 ℃。2 例（13.3%）患者有其他疾病史，分別是高血壓 1 例（6.7%）和糖尿病 1 例（6.7%）。
表1
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特點［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2.2 胸部 HRCT 表現
從患者發病到胸部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為 1～11 d，平均天數為 4.5 d。從患者的首次 CT 檢查到第二次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為 2～7 d，平均天數為 3.5 d。納入患者單個肺葉的 HRCT 評分 0～3 分，未見累及肺葉 75% 以上的病例。結果見圖 1。
圖1
不同等級評分的新冠肺炎患者胸部 HRCT 檢查像
a. 0 分，無明顯病灶；b. 1 分，右肺上葉胸膜下類圓形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面積不超過右肺上葉的 25%；c. 2 分，右肺上葉不規則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內可見小葉間隔增厚，該例患者右肺上葉病灶面積總和約占 40%；d. 3 分，右肺下葉胸膜下散在不規則 GGO（黑箭），該例患者的病變約占右肺下葉 70%
首次 HRCT 顯示，14 例（93.3%）患者出現 GGO，6 例（40.0%）患者并發實變影，3 例（20.0%）患者出現纖維性病變。5 例（33.3%）患者存在多個肺葉受累。12 例（80.0%）患者表現為以胸膜下分布為主，其次 2 例（13.3%）患者表現為沿支氣管分布為主。在納入的患者中，共計 3 例（20.0%）患者出現了縱隔淋巴結腫大，無患者出現胸腔積液。
第二次 HRCT 發現，3 例（20.0%）患者的 GGO 發展為實變影，5 例（33.3%）患者新增纖維性病變。但 GGO、實變影與纖維性病變的受累肺葉數目沒有顯著改變。胸膜下分布仍然為主要的解剖分布類型（7/15，46.7%），5 例（33.3%）患者的肺部病變分布在第二次 HRCT 時成為任意型。結果見表 2。
表2
新冠肺炎患者的兩次 HRCT 對比（n=15）
患者的第二次 HRCT 嚴重程度評分明顯高于第一次 HRCT 評分（4.6±3.4 比 3.5±2.5，P=0.018 2）。7 例（46.7%）患者的第二次嚴重程度評分較第一次有升高。結果見圖 2。
圖2
新冠肺炎患者的前后兩次 HRCT 評分對比
2.3 實驗室檢查結果
共計 12 例患者進行了兩次實驗室檢查，兩次檢查的時間間隔為 3～11 d，中位數為 3.0 d。結果見表 3。
表3
新冠肺炎患者的兩次實驗室檢查結果對比（n=12）
首次實驗室檢查，1 例（8.3%）患者的白細胞數目降低，4 例（33.3%）患者的淋巴細胞數目降低，8 例（66.7%）患者的嗜酸性粒細胞數目降低，1 例（8.3%）患者的中性粒細胞數目降低。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為 3.16（1.73～4.82）。
對比首次與第二次實驗室結果，白細胞計數無明顯變化，淋巴細胞計數及比例均較首次檢查數值上稍增高，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的計數和比例較首次檢查稍減低，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較前稍減低，但差異均未達到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新冠肺炎是當前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及全球地位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患者的病原學檢查假陰性率高，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僅依靠患者的臨床資料，難以與一些常見的呼吸系統疾病鑒別。目前，胸部影像學是新冠肺炎診斷流程的重要組成，并可幫助判斷患者臨床預后。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5 例我院于 2019 年 1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收治并進行了至少兩次 HRCT 檢查的新冠肺炎患者，總結了其常見的影像學征象，同時對比了患者前后兩次的實驗室檢查結果與胸部 HRCT 嚴重評分。我們的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存在雙肺散在的 GGO，以胸膜下分布為主，部分伴發肺實變與纖維性病變。在患者住院期間的復查中，新冠肺炎患者的 HRCT 表現明顯加重，而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沒有顯著改變。
新冠肺炎患者最常見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異常是淋巴細胞計數減少及淋巴細胞比例減低，與 Wang 等[8]的研究一致。這種異常提示新冠肺炎感染可能與細胞免疫缺陷有關。MERS-CoV 和 SARS-CoV 感染的患者中也觀察到淋巴細胞計數減低[9]。有研究表明，冠狀病毒可吞噬免疫細胞導致淋巴細胞總數減少，從而抑制機體的細胞免疫功能，也可能是導致患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因素[10]。此外，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常用于評估細菌感染的嚴重程度[11]，以及作為肺炎[12]及腫瘤患者預后的標志物[13]，其數值升高提示臨床預后不良。我們的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為 2.81（1.69～4.53），與 Liu 等[14]的研究相似［2.6（1.6～3.5）］。
胸部影像學檢查對肺炎的診斷靈敏度高，尤其是胸部 HRCT 的普及與利用，使得肺微小病變的檢出成為了可能[15]。在新冠肺炎的相關病例報道中，只有 43.1% 的患者具有典型的臨床癥狀，而 76.4% 的患者已有顯著的肺炎表現。目前的文獻顯示約 30.3% 患者可僅表現為胸部 CT 陽性，而核酸檢查陰性[16]。四川省患者大部分疑似病例的暴露史為接觸武漢返鄉人員或外省旅游史，其中核酸陽性的確診患者比例遠遠低于湖北省患者。本組患者影像學檢查均為陽性，顯示了胸部 HRCT 在診斷新冠肺炎方面具有較好的靈敏度。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新冠肺炎的肺部病變分布具有多葉、散在分布的特點，與 2002 年至 2003 年主要于我國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 2012 年至 2013 年主要于中東地區暴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中報道的病例一致[17-18]，同時本組患者胸部 HRCT 顯示新冠肺炎的肺部病變以胸膜下分布為主，與 MERS 中報道的趨勢一致[19]。此外，本組病例中第二次 HRCT 檢查結果中約 33.3% 的患者沒有明顯的影像學分布特點，與此前的新冠肺炎病例報道基本一致[20]。另一方面，我們納入的患者 HRCT 的肺炎病變普遍較輕，僅有少數患者出現了實變影與纖維性病變，遠遠低于 SARS、MERS 中報道的病例[19, 21]。
第二次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患者的淋巴細胞計數及淋巴細胞百分比稍有增加，或反映了患者病情的改變，但本研究納入的病例數目有限，淋巴細胞的數目與百分比是否增加還需要更多的病例進行驗證。Liu 等[17]的研究顯示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可反映新冠肺炎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然而我們的研究中兩次檢查結果顯示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沒有明顯差異。上述結果提示淋巴細胞數目在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可能存在增加的改變，并與患者的臨床病情改變有一定關系，但還需要樣本量更大的研究進行驗證。
本研究顯示，患者第二次 HRCT 病變程度明顯加重，分布趨向任意型，實變影與肺纖維性改變稍增多；而患者的第二次實驗室檢查結果與首次檢查結果相比沒有明顯差異，提示胸部 HRCT 或可作為疾病進展過程中的更為有效的監測方法。Zhao 等[22]的研究指出，患者在住院期間（病程：2～14 d，中位數為 6 d）胸部 HRCT 的進展可預測患者對治療的反應，并幫助區分危重與非危重患者；我們的研究顯示了胸部 HRCT 反映肺炎改變的價值，但這些改變是否影響患者的預后有待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僅為初次報道，樣本量小，以后將增加樣本量進一步研究。其次，納入的患者均不屬于疫區患者，僅能部分反映出湖北省以外地區輸入型病例的特點。第三，盡管本研究由兩名有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對影像進行評估，評分不一致時通過協商一致或向上級醫師咨詢的方式解決，旨在減小偏差，但主觀的視覺評分仍可能存在潛在的偏差。
綜上，新冠肺炎患者具有胸膜下分布的彌漫性 GGO，部分伴隨實變與肺纖維化的特點。HRCT 可靈敏顯示雙肺病變進展，是診斷、監測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改變的有效指標。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是最早發現于湖北省武漢市，并迅速蔓延至全國其他地區及境外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到 2020 年 3 月 2 日為止[1]，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 80 302 例，死亡 2 947 例，現有危重患者 6 806 例；其中，我省確診病例 538 例，死亡 3 例。目前，新冠肺炎已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按甲類傳染病管理[2]。目前報道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核酸檢測的陽性率約為 30%～50%。核酸檢測的標本通常采取的是疑似患者口咽或鼻咽部的分泌物，而患者上呼吸道的病毒載量不能完全反映肺泡的病毒載量，尤其是在感染初期。因此僅僅依靠核酸檢查易導致誤診甚至漏診。據報道，76.4% 的患者肺部影像學存在異常表現，以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為常見特征[3]，表明胸部影像學對新冠肺炎的診斷具有重大意義。本研究回顧性地收集了 15 例于我院收治并具有兩次胸部影像學的新冠肺炎病例，擬明確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學表現及其變化特點。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到 2020 年 2 月 26 日，回顧性地收集了我院收治的 15 例具有胸部高分辨率 CT（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的新冠肺炎患者。排除標準包括：（1）肺癌、嚴重的間質性肺炎、肺水腫或其他導致肺實質嚴重病變的患者；（2）核酸檢測為陰性的患者；（3）胸部圖像質量不佳、影響評估，或未進行第二次 CT 檢查的患者。新冠肺炎的診斷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布的最新臨床指南（第六版）[2]。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收集
收集納入患者的基礎臨床信息（性別、年齡、吸煙史、其他疾病病史）、新冠肺炎相關接觸史、發病至患者行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臨床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咯痰、乏力、咽痛、腹瀉）、與首次及第二次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并計算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例）及截止至研究日期的臨床狀態（治愈出院、治療中、危重、死亡）。
1.2.2 胸部 HRCT 檢查
所有患者采用美國 GE 公司的寬體探測器 CT（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進行掃描，探測器 Z 軸方向最寬寬度 160 mm，球管旋轉一周最快時間 0.28 s。患者取仰臥位、雙臂上舉，頭先進，于呼氣末屏氣掃描。患者未注射任何對比劑。掃描范圍自胸廓入口水平至肋膈角以下。掃描參數如下：機架轉速 0.28 s/r，探測器寬度管電壓 120 kV，管電流 650 mA，視野 360 mm×360 mm，矩陣 512 mm×512 mm。采用縱隔窗（窗寬 400 HU，窗位 30 HU）和肺窗（窗寬 1 500 HU，窗位–600 HU）掃描后行薄層肺窗重建以進行肺組織分析。
1.2.3 圖像測量與分析
由兩名具有 5 年以上診斷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對影像進行評估，事先不告知患者的臨床資料。不同觀察者之間的差異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解決，或向一位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經驗的高級放射科醫生咨詢。
主要評估的肺炎表現包括 GGO、實變影與肺纖維化，與上述病變的解剖分布和嚴重程度。GGO 被定義為肺實質密度輕度增加，且病變區內支氣管血管束仍可顯示[4]。實變影被定義為肺實質密度增加，且病變區內血管影不可見。纖維性改變定義為在上述病變存在的基礎上，伴發下列任何一種征象：不規則線狀影、束狀影、網格影或牽拉性支氣管擴張[5]。同時記錄其他異常的肺部病變，包括結節、鈣化、腫塊、空洞、淋巴結病變與胸腔積液。
記錄病變累計的肺葉數目，判斷并記錄病變累及單個肺葉或多個肺葉。根據病變的分布特點，將病變分布類型分為胸膜下型（包括外帶分布為主的周圍外帶型）、沿支氣管血管束分布型與隨機分布型。根據已有的評分標準[6-7]，對每個肺葉進行等級評分：0 分，無病變累及；1 分，0～25% 病變累及；2 分，25%～50% 病變累及；3 分，50%～75% 病變累及；4 分，75%～100% 病變累及。5 個肺葉的評分總和作為每例患者的胸部 HRCT 病變評分（0～20 分）。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R 軟件 V.3.3.1 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行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行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構成比表示。對比患者不同時期 HRCT 的病變評分以及解剖分布特點，行秩和檢驗與
2 結果
2.1 基本特征與流行病學史
結果見表 1。15 例確診新冠肺炎患者中，女 7 例（46.7%），男 8 例（53.3%）。年齡范圍為 19～76 歲，中位數是 47 歲。共計 7 例（46.7%）患者具有直接的武漢旅游或居住史，5 例（33.3%）患者與從疫區返回的確診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觸，3/15（20.0%）例患者無明確流行病學史但曾到過人口密集的公共場所（菜市或其他市集）。患者的主要臨床表現按頻次從高到低依次為咳嗽 10 例（66.7%），發熱 8 例（53.3%），胸悶 2 例（13.3%），畏寒 2 例（13.3%）。患者入院的體溫為 36.1～38.5 ℃，中位數 37.4 ℃。2 例（13.3%）患者有其他疾病史，分別是高血壓 1 例（6.7%）和糖尿病 1 例（6.7%）。
表1
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特點［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2.2 胸部 HRCT 表現
從患者發病到胸部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為 1～11 d，平均天數為 4.5 d。從患者的首次 CT 檢查到第二次 CT 檢查的間隔時間為 2～7 d，平均天數為 3.5 d。納入患者單個肺葉的 HRCT 評分 0～3 分，未見累及肺葉 75% 以上的病例。結果見圖 1。
圖1
不同等級評分的新冠肺炎患者胸部 HRCT 檢查像
a. 0 分，無明顯病灶；b. 1 分，右肺上葉胸膜下類圓形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面積不超過右肺上葉的 25%；c. 2 分，右肺上葉不規則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內可見小葉間隔增厚，該例患者右肺上葉病灶面積總和約占 40%；d. 3 分，右肺下葉胸膜下散在不規則 GGO（黑箭），該例患者的病變約占右肺下葉 70%
首次 HRCT 顯示，14 例（93.3%）患者出現 GGO，6 例（40.0%）患者并發實變影，3 例（20.0%）患者出現纖維性病變。5 例（33.3%）患者存在多個肺葉受累。12 例（80.0%）患者表現為以胸膜下分布為主，其次 2 例（13.3%）患者表現為沿支氣管分布為主。在納入的患者中，共計 3 例（20.0%）患者出現了縱隔淋巴結腫大，無患者出現胸腔積液。
第二次 HRCT 發現，3 例（20.0%）患者的 GGO 發展為實變影，5 例（33.3%）患者新增纖維性病變。但 GGO、實變影與纖維性病變的受累肺葉數目沒有顯著改變。胸膜下分布仍然為主要的解剖分布類型（7/15，46.7%），5 例（33.3%）患者的肺部病變分布在第二次 HRCT 時成為任意型。結果見表 2。
表2
新冠肺炎患者的兩次 HRCT 對比（n=15）
患者的第二次 HRCT 嚴重程度評分明顯高于第一次 HRCT 評分（4.6±3.4 比 3.5±2.5，P=0.018 2）。7 例（46.7%）患者的第二次嚴重程度評分較第一次有升高。結果見圖 2。
圖2
新冠肺炎患者的前后兩次 HRCT 評分對比
2.3 實驗室檢查結果
共計 12 例患者進行了兩次實驗室檢查，兩次檢查的時間間隔為 3～11 d，中位數為 3.0 d。結果見表 3。
表3
新冠肺炎患者的兩次實驗室檢查結果對比（n=12）
首次實驗室檢查，1 例（8.3%）患者的白細胞數目降低，4 例（33.3%）患者的淋巴細胞數目降低，8 例（66.7%）患者的嗜酸性粒細胞數目降低，1 例（8.3%）患者的中性粒細胞數目降低。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為 3.16（1.73～4.82）。
對比首次與第二次實驗室結果，白細胞計數無明顯變化，淋巴細胞計數及比例均較首次檢查數值上稍增高，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的計數和比例較首次檢查稍減低，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較前稍減低，但差異均未達到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新冠肺炎是當前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及全球地位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患者的病原學檢查假陰性率高，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僅依靠患者的臨床資料，難以與一些常見的呼吸系統疾病鑒別。目前，胸部影像學是新冠肺炎診斷流程的重要組成，并可幫助判斷患者臨床預后。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5 例我院于 2019 年 1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收治并進行了至少兩次 HRCT 檢查的新冠肺炎患者，總結了其常見的影像學征象，同時對比了患者前后兩次的實驗室檢查結果與胸部 HRCT 嚴重評分。我們的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存在雙肺散在的 GGO，以胸膜下分布為主，部分伴發肺實變與纖維性病變。在患者住院期間的復查中，新冠肺炎患者的 HRCT 表現明顯加重，而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沒有顯著改變。
新冠肺炎患者最常見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異常是淋巴細胞計數減少及淋巴細胞比例減低，與 Wang 等[8]的研究一致。這種異常提示新冠肺炎感染可能與細胞免疫缺陷有關。MERS-CoV 和 SARS-CoV 感染的患者中也觀察到淋巴細胞計數減低[9]。有研究表明，冠狀病毒可吞噬免疫細胞導致淋巴細胞總數減少，從而抑制機體的細胞免疫功能，也可能是導致患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因素[10]。此外，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常用于評估細菌感染的嚴重程度[11]，以及作為肺炎[12]及腫瘤患者預后的標志物[13]，其數值升高提示臨床預后不良。我們的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為 2.81（1.69～4.53），與 Liu 等[14]的研究相似［2.6（1.6～3.5）］。
胸部影像學檢查對肺炎的診斷靈敏度高，尤其是胸部 HRCT 的普及與利用，使得肺微小病變的檢出成為了可能[15]。在新冠肺炎的相關病例報道中，只有 43.1% 的患者具有典型的臨床癥狀，而 76.4% 的患者已有顯著的肺炎表現。目前的文獻顯示約 30.3% 患者可僅表現為胸部 CT 陽性，而核酸檢查陰性[16]。四川省患者大部分疑似病例的暴露史為接觸武漢返鄉人員或外省旅游史，其中核酸陽性的確診患者比例遠遠低于湖北省患者。本組患者影像學檢查均為陽性，顯示了胸部 HRCT 在診斷新冠肺炎方面具有較好的靈敏度。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新冠肺炎的肺部病變分布具有多葉、散在分布的特點，與 2002 年至 2003 年主要于我國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 2012 年至 2013 年主要于中東地區暴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中報道的病例一致[17-18]，同時本組患者胸部 HRCT 顯示新冠肺炎的肺部病變以胸膜下分布為主，與 MERS 中報道的趨勢一致[19]。此外，本組病例中第二次 HRCT 檢查結果中約 33.3% 的患者沒有明顯的影像學分布特點，與此前的新冠肺炎病例報道基本一致[20]。另一方面，我們納入的患者 HRCT 的肺炎病變普遍較輕，僅有少數患者出現了實變影與纖維性病變，遠遠低于 SARS、MERS 中報道的病例[19, 21]。
第二次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患者的淋巴細胞計數及淋巴細胞百分比稍有增加，或反映了患者病情的改變，但本研究納入的病例數目有限，淋巴細胞的數目與百分比是否增加還需要更多的病例進行驗證。Liu 等[17]的研究顯示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可反映新冠肺炎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然而我們的研究中兩次檢查結果顯示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沒有明顯差異。上述結果提示淋巴細胞數目在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可能存在增加的改變，并與患者的臨床病情改變有一定關系，但還需要樣本量更大的研究進行驗證。
本研究顯示，患者第二次 HRCT 病變程度明顯加重，分布趨向任意型，實變影與肺纖維性改變稍增多；而患者的第二次實驗室檢查結果與首次檢查結果相比沒有明顯差異，提示胸部 HRCT 或可作為疾病進展過程中的更為有效的監測方法。Zhao 等[22]的研究指出，患者在住院期間（病程：2～14 d，中位數為 6 d）胸部 HRCT 的進展可預測患者對治療的反應，并幫助區分危重與非危重患者；我們的研究顯示了胸部 HRCT 反映肺炎改變的價值，但這些改變是否影響患者的預后有待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僅為初次報道，樣本量小，以后將增加樣本量進一步研究。其次，納入的患者均不屬于疫區患者，僅能部分反映出湖北省以外地區輸入型病例的特點。第三，盡管本研究由兩名有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對影像進行評估，評分不一致時通過協商一致或向上級醫師咨詢的方式解決，旨在減小偏差，但主觀的視覺評分仍可能存在潛在的偏差。
綜上，新冠肺炎患者具有胸膜下分布的彌漫性 GGO，部分伴隨實變與肺纖維化的特點。HRCT 可靈敏顯示雙肺病變進展，是診斷、監測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改變的有效指標。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