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婕, 劉召霞, 楊偲琪, 劉丹.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狀況調查與分析.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0, 19(3): 219-224. doi: 10.7507/1671-6205.202002047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為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 2（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傳染性強、傳播迅速[1-2]，引發了廣大民眾的壓力反應。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支援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線護士存在心理應激反應[3]，建議常規給予專業心理疏導[4]。不少學者報道了類似事件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埃博拉病毒病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暴發中民眾的焦慮、恐懼和抑郁等反應。Lazarus[5]提出壓力認知交互作用理論，認為認知評價和應對是壓力反應的重要中介變量。Sapolsky[6]提出壓力是壓力情境、壓力源和應對資源交互作用的結果。系統思維是人類復雜認知的方式之一，Checkland[7]、Sweeney 等[8]均認為系統思維強調整體性、變化性和復雜性。研究結果表明，人們系統思維的傾向可以改進環境認知模型[9]。系統思維廣泛運用于心理咨詢[10]，德國還將系統思維運用于精神醫學中[11]。為了解社會民眾面對突發性壓力事件的心理狀態、壓力情境和調節因素，本研究對處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進行調查，并結合被試的系統思維傾向進行深入分析，旨在促進國家公共應急系統的完善。
1 資料與方法
1.1 被試
通過微信和 QQ 即時通訊軟件，采用便利取樣，回收有效問卷共 2 141 份。其中男 648 份，女 1 493 份；18 歲以下的 62 份，18 至 44 歲的 1 543 份，45 歲至 60 歲的 514 份，60 歲以上的 22 份；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的 114 份，高中及中專的 224 份，大專及本科的 1 292 份，碩士及以上的 511 份；有武漢接觸史的 87 份，無武漢接觸史的 2 054 份；問卷來源包括云南為主的 30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等。根據填寫問卷網絡 IP 進行數據來源分析，云南省 1 587 份、貴州省 135 份、浙江省 69 份、湖南省 34 份、廣東省 30 份，其余 25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在 30 份以下。
1.2 調查工具
1.2.1 自編問卷
自編問卷包括被試的一般人口學資料、疫情信息對個體的影響、個體對疫情的應對狀況、個體的認知傾向等。疫情信息對個體的影響包括新增死亡人數對個體的影響程度、新增確診人數對個體的影響程度等，均為 5 點李克特計分（1=“沒有”，5=“嚴重”）；其中題目“目前睡眠情況受到疫情影響程度”，得分越高表明睡眠狀態越差，抽取指標為睡眠狀態，在研究結果中進行匯報。
個體的認知傾向中從系統思維視角設立三題，每題采用設立兩個內容相悖的選項來測量被試的傾向，每題均有 1 個選項更符合系統思維特點。第一題測試被試對系統變化性的認知，選項為“1：疫情總會過去的”和“2：疫情充滿不確定性”；第二題測試被試整體性思維的傾向；選項為“1：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和“2：暴發疫情實在太糟糕了”；第三題測試被試情緒復雜性的傾向，選項為“1：面對疫情擔心的時候無法開心”和“2：面對疫情可以一邊擔心，一邊開心”。根據選項對被試進行簡單分組規則為：第一題選 1 的被試命名為第 1 組編號為 100，第一題選 2 的被試分為第 2 組編號為 200，如此類推，共分為 6 組。根據選項對被試進行綜合分組規則為：每組后的編號代表被試認知傾向測試的題目選項，如第一組的編號 112 代表被試系統思維視角測題中第一題選 1、第二題選 1、第三題選 2，如此類推，共分為 8 組。本研究把選擇 112 的被試定義為最具系統思維認知情緒的被試。
1.2.2 癥狀自評量表之焦慮及恐懼分量表
癥狀自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本研究從中截取出焦慮和恐懼分量表。其中，焦慮分量表包括 10 道題目，恐懼分量表包括 7 道題目，均采用 5 級評分，被試得分越高說明焦慮或恐懼越嚴重。結合新冠肺炎下民眾心理反應，恐懼分量表第 1 題由“害怕空曠的場所或街道”修改為“害怕人多的場所或街道”。
1.2.3 質量控制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背景下，國家、政府和民眾都高度重視接觸行為，不宜采取紙筆測試和集中測試。本研究采用網絡調查，控制總題量充分考慮被試的填寫主動性和耐受性。通過軟件設置每項必填以避免存在缺失值，對收集到的所有問卷數據進行逐一審查。通過設置采樣時間為 2020 年 1 月 26 日 22∶00 至 1 月 27 日 22∶00 的 24 h 內，避免了采樣時間跨度長、疫情發展變化快、民眾心理特點難以描述的問題。
鑒于所有數據均來自被試的自我報告，因此采用 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13]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5 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 37.60%（<40%），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對數據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等處理。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使用元分析專業軟件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 計算效應量 Cohen’s d，0<Cohen’s d≤0.2、0.2<Cohen’s d≤0.5、0.5<Cohen’s d≤0.8、0.8<Cohen’s d≤1.2 分別對應小、中、大和極大的效應量[14]。選用劉媛媛等[15]對 12 省市抽取 12 160 人建立的 SCL-90 全國常模代表全國平均水平。根據相關程度的劃分標準：|r|≥0.5 為高度相關，0.5>|r|≥0.3 為中度相關，0.3>|r|≥0.1 為低相關[16]。
2 結果
2.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如表 1 所示，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現兩兩顯著的正相關，所有變量的相關程度均在中等以上。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2.2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心理現狀分析
由表 2 可知，被試與全國常模在焦慮和恐懼維度的得分之間差異極為顯著（P<0.01）。被試的焦慮和恐懼得分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效應量大小看，相對全國平均水平，疫情時期民眾在焦慮維度上表現為略微焦慮（Cohen’s d=0.20），在恐懼維度上表現為極其恐懼（Cohen’s d=1.52）。
表2
被試焦慮、恐懼得分與全國常模比較（
）
2.3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心理不同維度的差異分析
2.3.1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民眾心理比較
由表 3 可知，疫情被試中女性的恐懼情緒高于男性，差異顯著（P<0.05），效應值達中等。多重比較可知，多個年齡組之間的焦慮和恐懼情緒存在差異（P<0.05）。其中，中年人群（45～60 歲）的心理狀態顯著好于青年人群（18～44 歲）。進一步相關分析顯示，被試焦慮和恐懼情緒隨年齡的減小呈增長趨勢（P<0.05），相關系數為–0.113、–0.071。城市被試的焦慮和恐懼狀況好于鄉鎮和農村的被試，差異顯著（P<0.05）。相對無武漢接觸史的被試，有武漢接觸史的被試睡眠情況更差，差異顯著（P<0.05），小效應量（Cohen’s d=0.20）。統計分析發現，被試的受教育程度和其所在省市的疫情情況與其焦慮和恐懼情緒無關。
表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被試心理比較（
）
2.3.2 不同認知傾向的民眾心理比較
經多重分析發現，認知傾向簡單分組的疫情被試中具有系統思維傾向的第 1 組、第 3 組和第 6 組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均優于其他分組（P<0.05）；在焦慮和睡眠狀況維度第 1 組、第 3 組和第 6 組之間無顯著差異；但在恐懼維度第 3 組優于第 1 組和第 6 組（P<0.05）；即更贊同“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的被試恐懼程度顯著低于其他被試。
由表 4 可知，綜合分組的疫情被試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多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其中第一組的被試群體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好于其他分組，睡眠狀況顯著好于多個分組，效應量從–0.16 到–1.48，57.14% 的效應量為大效應量。
表4
不同認知傾向的被試心理比較（
）
將最具系統思維認知情緒的被試（909 人）與其他被試（1 232 人）心理狀況比較，發現最具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的焦慮水平和恐懼水平明顯低于其他被試（P<0.05），效應量分別為–0.44 和–0.43；同時，數據分析表明該組疫情被試的焦慮情緒顯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P<0.05），效應量為–0.08，恐懼情緒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P<0.05），效應量為 1.26。
2.4 不同疫情信息與民眾心理的相關分析
由表 5 可知，疫情信息如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新增疑似人數等所有因子均與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顯著正相關。其中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新增疑似人數與焦慮、恐懼、睡眠狀況呈中度相關，醫護人員感染肺炎、醫療系統患者擁擠、醫療系統資源不足、若所在單位有確診患者、若所在社區有確診患者，與被試焦慮、恐懼呈中度相關，其余因子與被試焦慮、恐懼、睡眠狀況呈低相關。
表5
不同疫情信息對民眾心理影響的相關分析
3 討論
3.1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特點
本研究發現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試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高于普通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本研究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的恐懼和焦慮體驗顯著，這與 Nagao 等[17]的研究相似，災難發生時，急性焦慮和恐懼隨之產生。Khalid 等[18]也報道了在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中醫護工作人員的恐懼和緊張。本研究發現，男性被試的恐懼情緒顯著低于女性被試，但性別與焦慮及睡眠狀況無關。這可能和性別期待有關。West 等[19]認為社會性別是在社會期待下通過互動、后天獲得的情境性行為傾向。我國的性別文化中鼓勵男性勇敢堅韌，相對其他情緒，男性更難表達恐懼感。本研究結果表明在焦慮和恐懼維度上，中年人群的心理狀態顯著好于青年人群。一項對普通時期人群的心理健康調查也表明，相對其他年齡段被試，中年被試的焦慮和恐懼得分最低[20]。首先，可能與中年人群的心理資本較強有關。心理資本是個體在成長和發展過程中逐步獲得的積極的內部資源，具有緩解壓力、調節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研究表明，心理資本和年齡顯著正相關[21]。其次，可能與中年人群的心理彈性較好有關。個體經歷逆境或壓力事件時，心理彈性越強越容易保持身心健康。對 1 471 名被試的調查研究表明，壓力知覺與心理彈性負相關[22]。最后，中年人群的認知傾向可能有利于適應壓力情境。對負性事件采用適應性的認知方式，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保持[23]。
本研究發現，調查的疫情信息均與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最高的是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疑似人數。可見，在疫情暴發，民眾心理的壓力源主要為直接威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事件。對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的研究也支持在早期的評估中壓力來源于生命受到威脅[24]。疫情信息中“武漢封城”與被試情緒相關系數最低，可能與個體在應激反應下易以自我為中心，而被試主要來自云南和貴州，與武漢地緣較遠。
3.2 系統思維對民眾心理的調節
本研究表明，具有系統思維傾向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均優于其他被試的狀態。系統思維被認為有助于復雜決策[8]。疫情暴發中民眾需要處理大量信息，系統思維有利于被試恰當的認知評估和有效的調節控制。系統思維認為復雜系統是不斷學習和進化的，而且系統變化的方向是趨向穩定的。被試具有系統思維的認知傾向更容易選擇“疫情總會過去的”，表現出信心和樂觀，對負性情緒具有調節作用。系統思維的重要特點是從整體的視角理解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理解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傾向于系統思維的被試更容易選擇“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更容易保持理性和樂觀。系統具有復雜性，無論是家庭關系還是個體情緒都具有復雜性。具有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更容易選擇“面對疫情可以一邊擔心，一邊開心”，表現出一定的放松和相對的接納。本研究表明，最具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低于其他被試，甚至焦慮水平略好于普通時期全國平均水平。這或源于系統思維能有效消減壓力，能調節壓力相對強度和個體情緒狀態。
綜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出現應激反應，以恐懼和焦慮情緒為主，獲取疫情信息的行為明顯增加，防護意識與行為增加。民眾心理的主要壓力源為直接威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事件。具有系統思維傾向的民眾心理健康狀況較為良好。傳染病暴發中需要及時和持續的心理干預[25]。公共衛生應急系統建設中，可考慮在重大疫情加強心理支持，包括系統思維傾向的心理教育等。
本研究及時有效地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的心理狀態，同時能在心理調查中有效結合心理咨詢中廣泛運用的系統思維理念，促進了心理研究與心理咨詢的交融。但本研究樣本為便利取樣，研究結論還需進一步檢驗。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為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 2（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傳染性強、傳播迅速[1-2]，引發了廣大民眾的壓力反應。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支援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線護士存在心理應激反應[3]，建議常規給予專業心理疏導[4]。不少學者報道了類似事件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埃博拉病毒病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暴發中民眾的焦慮、恐懼和抑郁等反應。Lazarus[5]提出壓力認知交互作用理論，認為認知評價和應對是壓力反應的重要中介變量。Sapolsky[6]提出壓力是壓力情境、壓力源和應對資源交互作用的結果。系統思維是人類復雜認知的方式之一，Checkland[7]、Sweeney 等[8]均認為系統思維強調整體性、變化性和復雜性。研究結果表明，人們系統思維的傾向可以改進環境認知模型[9]。系統思維廣泛運用于心理咨詢[10]，德國還將系統思維運用于精神醫學中[11]。為了解社會民眾面對突發性壓力事件的心理狀態、壓力情境和調節因素，本研究對處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進行調查，并結合被試的系統思維傾向進行深入分析，旨在促進國家公共應急系統的完善。
1 資料與方法
1.1 被試
通過微信和 QQ 即時通訊軟件，采用便利取樣，回收有效問卷共 2 141 份。其中男 648 份，女 1 493 份；18 歲以下的 62 份，18 至 44 歲的 1 543 份，45 歲至 60 歲的 514 份，60 歲以上的 22 份；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的 114 份，高中及中專的 224 份，大專及本科的 1 292 份，碩士及以上的 511 份；有武漢接觸史的 87 份，無武漢接觸史的 2 054 份；問卷來源包括云南為主的 30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等。根據填寫問卷網絡 IP 進行數據來源分析，云南省 1 587 份、貴州省 135 份、浙江省 69 份、湖南省 34 份、廣東省 30 份，其余 25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在 30 份以下。
1.2 調查工具
1.2.1 自編問卷
自編問卷包括被試的一般人口學資料、疫情信息對個體的影響、個體對疫情的應對狀況、個體的認知傾向等。疫情信息對個體的影響包括新增死亡人數對個體的影響程度、新增確診人數對個體的影響程度等，均為 5 點李克特計分（1=“沒有”，5=“嚴重”）；其中題目“目前睡眠情況受到疫情影響程度”，得分越高表明睡眠狀態越差，抽取指標為睡眠狀態，在研究結果中進行匯報。
個體的認知傾向中從系統思維視角設立三題，每題采用設立兩個內容相悖的選項來測量被試的傾向，每題均有 1 個選項更符合系統思維特點。第一題測試被試對系統變化性的認知，選項為“1：疫情總會過去的”和“2：疫情充滿不確定性”；第二題測試被試整體性思維的傾向；選項為“1：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和“2：暴發疫情實在太糟糕了”；第三題測試被試情緒復雜性的傾向，選項為“1：面對疫情擔心的時候無法開心”和“2：面對疫情可以一邊擔心，一邊開心”。根據選項對被試進行簡單分組規則為：第一題選 1 的被試命名為第 1 組編號為 100，第一題選 2 的被試分為第 2 組編號為 200，如此類推，共分為 6 組。根據選項對被試進行綜合分組規則為：每組后的編號代表被試認知傾向測試的題目選項，如第一組的編號 112 代表被試系統思維視角測題中第一題選 1、第二題選 1、第三題選 2，如此類推，共分為 8 組。本研究把選擇 112 的被試定義為最具系統思維認知情緒的被試。
1.2.2 癥狀自評量表之焦慮及恐懼分量表
癥狀自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本研究從中截取出焦慮和恐懼分量表。其中，焦慮分量表包括 10 道題目，恐懼分量表包括 7 道題目，均采用 5 級評分，被試得分越高說明焦慮或恐懼越嚴重。結合新冠肺炎下民眾心理反應，恐懼分量表第 1 題由“害怕空曠的場所或街道”修改為“害怕人多的場所或街道”。
1.2.3 質量控制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背景下，國家、政府和民眾都高度重視接觸行為，不宜采取紙筆測試和集中測試。本研究采用網絡調查，控制總題量充分考慮被試的填寫主動性和耐受性。通過軟件設置每項必填以避免存在缺失值，對收集到的所有問卷數據進行逐一審查。通過設置采樣時間為 2020 年 1 月 26 日 22∶00 至 1 月 27 日 22∶00 的 24 h 內，避免了采樣時間跨度長、疫情發展變化快、民眾心理特點難以描述的問題。
鑒于所有數據均來自被試的自我報告，因此采用 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13]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5 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 37.60%（<40%），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對數據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等處理。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使用元分析專業軟件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 計算效應量 Cohen’s d，0<Cohen’s d≤0.2、0.2<Cohen’s d≤0.5、0.5<Cohen’s d≤0.8、0.8<Cohen’s d≤1.2 分別對應小、中、大和極大的效應量[14]。選用劉媛媛等[15]對 12 省市抽取 12 160 人建立的 SCL-90 全國常模代表全國平均水平。根據相關程度的劃分標準：|r|≥0.5 為高度相關，0.5>|r|≥0.3 為中度相關，0.3>|r|≥0.1 為低相關[16]。
2 結果
2.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如表 1 所示，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現兩兩顯著的正相關，所有變量的相關程度均在中等以上。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2.2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心理現狀分析
由表 2 可知，被試與全國常模在焦慮和恐懼維度的得分之間差異極為顯著（P<0.01）。被試的焦慮和恐懼得分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效應量大小看，相對全國平均水平，疫情時期民眾在焦慮維度上表現為略微焦慮（Cohen’s d=0.20），在恐懼維度上表現為極其恐懼（Cohen’s d=1.52）。
表2
被試焦慮、恐懼得分與全國常模比較（）
2.3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眾心理不同維度的差異分析
2.3.1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民眾心理比較
由表 3 可知，疫情被試中女性的恐懼情緒高于男性，差異顯著（P<0.05），效應值達中等。多重比較可知，多個年齡組之間的焦慮和恐懼情緒存在差異（P<0.05）。其中，中年人群（45～60 歲）的心理狀態顯著好于青年人群（18～44 歲）。進一步相關分析顯示，被試焦慮和恐懼情緒隨年齡的減小呈增長趨勢（P<0.05），相關系數為–0.113、–0.071。城市被試的焦慮和恐懼狀況好于鄉鎮和農村的被試，差異顯著（P<0.05）。相對無武漢接觸史的被試，有武漢接觸史的被試睡眠情況更差，差異顯著（P<0.05），小效應量（Cohen’s d=0.20）。統計分析發現，被試的受教育程度和其所在省市的疫情情況與其焦慮和恐懼情緒無關。
表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被試心理比較（）
2.3.2 不同認知傾向的民眾心理比較
經多重分析發現，認知傾向簡單分組的疫情被試中具有系統思維傾向的第 1 組、第 3 組和第 6 組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均優于其他分組（P<0.05）；在焦慮和睡眠狀況維度第 1 組、第 3 組和第 6 組之間無顯著差異；但在恐懼維度第 3 組優于第 1 組和第 6 組（P<0.05）；即更贊同“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的被試恐懼程度顯著低于其他被試。
由表 4 可知，綜合分組的疫情被試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多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其中第一組的被試群體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好于其他分組，睡眠狀況顯著好于多個分組，效應量從–0.16 到–1.48，57.14% 的效應量為大效應量。
表4
不同認知傾向的被試心理比較（）
將最具系統思維認知情緒的被試（909 人）與其他被試（1 232 人）心理狀況比較，發現最具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的焦慮水平和恐懼水平明顯低于其他被試（P<0.05），效應量分別為–0.44 和–0.43；同時，數據分析表明該組疫情被試的焦慮情緒顯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P<0.05），效應量為–0.08，恐懼情緒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P<0.05），效應量為 1.26。
2.4 不同疫情信息與民眾心理的相關分析
由表 5 可知，疫情信息如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新增疑似人數等所有因子均與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顯著正相關。其中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新增疑似人數與焦慮、恐懼、睡眠狀況呈中度相關，醫護人員感染肺炎、醫療系統患者擁擠、醫療系統資源不足、若所在單位有確診患者、若所在社區有確診患者，與被試焦慮、恐懼呈中度相關，其余因子與被試焦慮、恐懼、睡眠狀況呈低相關。
表5
不同疫情信息對民眾心理影響的相關分析
3 討論
3.1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特點
本研究發現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試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高于普通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本研究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心理的恐懼和焦慮體驗顯著，這與 Nagao 等[17]的研究相似，災難發生時，急性焦慮和恐懼隨之產生。Khalid 等[18]也報道了在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中醫護工作人員的恐懼和緊張。本研究發現，男性被試的恐懼情緒顯著低于女性被試，但性別與焦慮及睡眠狀況無關。這可能和性別期待有關。West 等[19]認為社會性別是在社會期待下通過互動、后天獲得的情境性行為傾向。我國的性別文化中鼓勵男性勇敢堅韌，相對其他情緒，男性更難表達恐懼感。本研究結果表明在焦慮和恐懼維度上，中年人群的心理狀態顯著好于青年人群。一項對普通時期人群的心理健康調查也表明，相對其他年齡段被試，中年被試的焦慮和恐懼得分最低[20]。首先，可能與中年人群的心理資本較強有關。心理資本是個體在成長和發展過程中逐步獲得的積極的內部資源，具有緩解壓力、調節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研究表明，心理資本和年齡顯著正相關[21]。其次，可能與中年人群的心理彈性較好有關。個體經歷逆境或壓力事件時，心理彈性越強越容易保持身心健康。對 1 471 名被試的調查研究表明，壓力知覺與心理彈性負相關[22]。最后，中年人群的認知傾向可能有利于適應壓力情境。對負性事件采用適應性的認知方式，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保持[23]。
本研究發現，調查的疫情信息均與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最高的是新增死亡人數、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疑似人數。可見，在疫情暴發，民眾心理的壓力源主要為直接威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事件。對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的研究也支持在早期的評估中壓力來源于生命受到威脅[24]。疫情信息中“武漢封城”與被試情緒相關系數最低，可能與個體在應激反應下易以自我為中心，而被試主要來自云南和貴州，與武漢地緣較遠。
3.2 系統思維對民眾心理的調節
本研究表明，具有系統思維傾向被試的焦慮、恐懼和睡眠狀況均優于其他被試的狀態。系統思維被認為有助于復雜決策[8]。疫情暴發中民眾需要處理大量信息，系統思維有利于被試恰當的認知評估和有效的調節控制。系統思維認為復雜系統是不斷學習和進化的，而且系統變化的方向是趨向穩定的。被試具有系統思維的認知傾向更容易選擇“疫情總會過去的”，表現出信心和樂觀，對負性情緒具有調節作用。系統思維的重要特點是從整體的視角理解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理解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傾向于系統思維的被試更容易選擇“暴發疫情會有好的部分”，更容易保持理性和樂觀。系統具有復雜性，無論是家庭關系還是個體情緒都具有復雜性。具有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更容易選擇“面對疫情可以一邊擔心，一邊開心”，表現出一定的放松和相對的接納。本研究表明，最具系統思維認知傾向的被試的焦慮和恐懼情緒顯著低于其他被試，甚至焦慮水平略好于普通時期全國平均水平。這或源于系統思維能有效消減壓力，能調節壓力相對強度和個體情緒狀態。
綜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出現應激反應，以恐懼和焦慮情緒為主，獲取疫情信息的行為明顯增加，防護意識與行為增加。民眾心理的主要壓力源為直接威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疫情事件。具有系統思維傾向的民眾心理健康狀況較為良好。傳染病暴發中需要及時和持續的心理干預[25]。公共衛生應急系統建設中，可考慮在重大疫情加強心理支持，包括系統思維傾向的心理教育等。
本研究及時有效地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的心理狀態，同時能在心理調查中有效結合心理咨詢中廣泛運用的系統思維理念，促進了心理研究與心理咨詢的交融。但本研究樣本為便利取樣，研究結論還需進一步檢驗。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