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譚建龍, 劉志光, 鄧紅英, 李建民, 張衛東. 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可溶性髓樣細胞觸發受體-1 在下呼吸道鮑曼不動桿菌感染與定植中的鑒別診斷價值.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0, 19(5): 446-450. doi: 10.7507/1671-6205.201910087 復制
鮑曼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Ab)是導致院內多耐藥菌感染最重要的細菌之一[1]。但臨床分離標本難以區分定植與感染。研究表明臨床分離到的 Ab 近半數為定植,由此導致抗生素的濫用極易誘導多耐藥菌的產生并顯著增加醫療費用[2-3]。因此,精準區分感染與定植患者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缺乏特異性臨床檢測指標。本研究擬探討血清及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可溶性髓樣細胞觸發受體-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1,sTREM-1)對呼吸道 Ab 感染與定植的鑒別診斷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各重癥監護病房的接受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的患者,每組納入患者 20 例,所有入選對象均由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由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1)感染組:① 符合醫院獲得性肺炎與呼吸機相關性肺炎診斷標準[4];② 下呼吸道標本內培養細菌僅為 Ab,且培養陽性持續 3 d(每天 1 次檢測);③ 痰或 BALF 革蘭染色可見白細胞吞噬或伴行細菌。(2)定植組:① 下呼吸道標本分離并培養到 Ab;② 不符合醫院獲得性肺炎診斷標準;③ 定量培養:BALF 標本細菌濃度<104 cfu/mL;④ 痰或 BALF 革蘭染色無白細胞吞噬或伴行細菌。(3)選擇擬脫機拔管患者為對照組:① 下呼吸道標本未分離出病原菌;② 無臨床感染征象。
排除標準:① 結構性肺病,如支氣管擴張、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呼吸道腫瘤及哮喘;② 5 d 內應用糖皮質激素(潑尼松≥20 mg/d);③ 免疫受損患者;④ 下呼吸道混合感染、合并感染或定植;⑤ 重癥肺炎及菌血癥患者。
1.2 方法
1.2.1 標本的獲取和檢測
(1)血清標本:與 BALF 標本同時采集,用分離膠促凝管(黃頭)采集靜脈全血標本,室溫于 3 000 g 離心 10 min,取上清液 3 mL,于 – 80 ℃ 冰箱保存待測。(2)BALF 標本:所有操作全程在心電、血壓、指脈氧飽和度(SpO2)、呼吸機輔助及監測下完成。采用 Olympus BF-P150 型電子支氣管鏡。術前準備及鎮靜和麻醉參考《成人診斷性可彎曲支氣管鏡檢查術應用指南》[5],經氣管導管插入支氣管鏡檢查,感染組根據胸部影像學定位,對病變肺段灌洗,定植組及對照組行左肺舌葉或右肺中葉支氣管灌洗。將支氣管鏡前端楔入右肺中葉或左肺舌葉段或亞段支氣管開口處,用 37 ℃ 無菌生理鹽水從活檢孔內每次注入 50 mL,總計 100 mL,注入后即以 0.2 mPa 負壓抽吸。回收率 50%~60% 為合格標本,回收液經雙層紗布過濾,迅速在 4 ℃ 下保存,3 000 g 離心 10 min,取上清液于 –80 ℃ 冰箱保存待測。
血清和 BALF 中 sTREM-1 濃度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方法(武漢伊萊瑞特),sTREM-1 檢測范圍為 0.25~1 600 pg/mL,通過全波長掃描式多功能讀數儀(賽默飛公司)進行讀數。感染組及定植組 BALF 及血標本在第 1 次痰培養結果陽性時獲取,對照組在患者脫機拔管行常規支氣管鏡檢查時獲取。
1.2.2 觀察及評價指標
記錄所有入組患者臨床數據包括性別、年齡、基礎疾病、簡化臨床肺部感染評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評分、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GCS)、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指標。比較三組患者血清及 BALF 中 sTREM-1,以及三組患者血清 PCT、IL-6 水平,對比各項指標單獨和聯合應用區分感染與定植的效能,包括診斷準確率、敏感性、特異性等。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 MedCalc 19.0 統計軟件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變量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Q)]表示,組間比較使用單因素方差(One-way ANOVA)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以 1– 特異性為橫坐標,敏感性為縱坐標,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線),分析敏感性和特異性。兩者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檢驗使用 Z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資料
共納入 60 例患者,感染組 20 例,定植組 20 例,對照組 20 例。年齡(55.8±11.0)歲。感染組、定植組以及對照組的性別和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感染組、定植組以及對照組的氣管切開占比、基礎疾病以及 GCS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感染組 CPIS 評分高于定植組及對照組(P=0.05,P=0.012);與對照組比較,定植組 CPIS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17)。結果見表 1。


2.2 血清 PCT、IL-6 和血清及 BLAF 中 sTREM-1 水平
與對照組比較,感染組 BALF 及血清中 sTREM-1、血清 PCT 及 IL-6 水平升高(P<0.001);定植組 BALF 及血清 sTREM-1、PCT 及 IL-6 水平較對照組升高不明顯(P 值分別為 0.333、0.136、0.093、0.230)。與定植組比較,感染組 BALF 及血清 sTREM-1、血清 PCT 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分別 P<0.001,P=0.005,P=0.032);而感染組血清 IL-6 水平有所升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87)。結果見表 2。

2.3 ROC 曲線分析血清 PCT、IL-6 和血清及 BLAF 中 sTREM-1 水平對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價值
血清 PCT、IL-6 和 sTREM-1 在鑒別感染與定植的 AUC 分別為 0.67、0.72 和 0.72,敏感性/特異性分別為 0.55/0.90、0.60/0.95 和 0.75/0.60。BALF 中 sTREM-1 鑒別感染與定植的 AUC 為 0.92,敏感性/特異性為 0.95/0.70。結果見表 3。進一步行 Z 檢驗比較各組 AUC 的差異:與血清 IL-6 比較,血清 PCT 及血清 sTREM-1 的 AUC 診斷效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668,P=0.504;Z=0.193,P=0.847),BALF 中 sTREM-1 診斷效能優于 IL-6(Z=2.045,P=0.041);與 PCT 比較,血清 sTREM-1 對鑒別定植與感染的診斷效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212,P=0.832),BALF 中 sTREM-1 優于血清 PCT(Z=2.162,P=0.031);BALF 中 sTREM-1 的診斷效能優于血清 sTREM-1(Z=4.233,P<0.001)。結果見圖 1。


3 討論
目前對于下呼吸道標本 Ab 是否為定植或感染的判斷主要依賴于臨床癥狀、影像學檢查、下呼吸道標本涂片鏡檢或定量培養來綜合判斷,存在一定的主觀性[6]。因此,與感染相關的生物標志物成為了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中,定植組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較對照組水平無顯著升高。這與盧惠倫等[7]的研究一致,該研究探討了血清 sTREM-1、PCT 水平在慢阻肺患者肺部感染的應用價值,結果表明慢阻肺下呼吸道細菌感染患者血清 sTREM-1、PCT 顯著升高,而下呼吸道細菌定植的該類患者其值與健康對照組的水平無顯著差異,但該研究未探討 BALF 中各指標的表達水平。本研究中,定植組 BALF 中 sTREM-1 仍高于對照組,提示即使是定植,局部仍存在炎癥刺激。Tufvesson 等[8]研究認為細菌定植是慢阻肺肺功能持續惡化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并與肺氣腫嚴重程度相關。Borekci 等[9]在支氣管擴張癥患者也觀察到類似現象,其機制在于氣道細菌定植會導致管腔內及肺泡的炎癥反應。
sTREM-1 作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員,在細菌或真菌感染時其表達上調,并分泌至血液或體液中,其表達水平與感染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是早期診斷細菌感染的敏感生物標志物[10-11]。BALF 中的 sTREM-1 水平能早期、快速識別機械通氣患者是否合并有肺部感染,且其水平與預后密切相關[12-13]。而關于 BALF 中 sTREM-1 水平鑒別 Ab 定植與感染的臨床研究較少。Hu 等[14]通過構建 Ab 感染與定植的小鼠模型,發現 Ab 定植與感染小鼠肺組織 sTREM-1 表達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肺組織 sTREM-1 能很好地區分定植與感染。本研究顯示 BALF 中 sTREM-1 的 AUC 為 0.92,以 58.31 pg/mL 作為診斷閾值,其敏感性為 0.95,特異性為 0.70,對于鑒別定植與感染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相較于 BALF 中 sTREM-1,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對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價值有限。馮霞等[15]系統評價了 PCT 與 sTREM-1 對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診斷價值,結果表明血清 PCT 與 sTREM-1 均不能單獨用于診斷 VAP。IL-6、PCT 及 sTREM-1 在局部炎癥刺激后,可以釋放入血液及體液中,因此血清生物學標志物并不能區分感染部位,而氣管切開或插管患者容易合并其他部位如泌尿系、切口部位或深靜脈置管等部位感染。BALF 標本直接來自于肺泡表面襯液,未經體液或血液稀釋,因而其區分 Ab 感染與定植的敏感性與特異性會更高。Yu 等[11]比較了血清、BALF、呼出氣冷凝液以及氣管導管內吸引物的 sTREM-1 對 VAP 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 BALF、呼出氣冷凝液以及氣管導管內吸引物中 sTREM-1 的診斷準確性均優于血清標本。李健球等[16]探討了 sTREM-1 水平對創傷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早期診斷價值,BALF 中 sTREM-1 的 AUC 為 0.90,而血清 sTREM-1 的 AUC 僅為 0.73。此外,sTREM-1 特殊的表達方式也是 BALF 中 sTREM-1 具有更好特異性和敏感性的可能原因,它在急性炎癥反應時由單核細胞、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大量表達,并進一步通過與接頭蛋白 DAP12 結合,從而加重炎癥反應[17]。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樣本量偏小,需要多中心的大樣本研究更進一步論證。(2)楊鈞等[18]研究發現,在有下呼吸道細菌定植的機械通氣患者中,最終有 23.1% 發展為 VAP,可見細菌定植與感染之間可能相互轉化。因此,盡管本研究采用了嚴格的臨床判斷標準,Ab 感染與定植的鑒別缺少金標準,感染與定植的分組仍存在誤判可能,從而影響研究結果。(3)本研究僅檢測 sTREM-1 在 BALF 中的水平,因此 BALF 中 IL-6、PCT 是否具有同樣的診斷效能需要更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對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準確性較低,而 BALF 中 sTREM-1 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診斷效能較高,具有很好的應用價值,值得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研究證實。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鮑曼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Ab)是導致院內多耐藥菌感染最重要的細菌之一[1]。但臨床分離標本難以區分定植與感染。研究表明臨床分離到的 Ab 近半數為定植,由此導致抗生素的濫用極易誘導多耐藥菌的產生并顯著增加醫療費用[2-3]。因此,精準區分感染與定植患者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缺乏特異性臨床檢測指標。本研究擬探討血清及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可溶性髓樣細胞觸發受體-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1,sTREM-1)對呼吸道 Ab 感染與定植的鑒別診斷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各重癥監護病房的接受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的患者,每組納入患者 20 例,所有入選對象均由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由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1)感染組:① 符合醫院獲得性肺炎與呼吸機相關性肺炎診斷標準[4];② 下呼吸道標本內培養細菌僅為 Ab,且培養陽性持續 3 d(每天 1 次檢測);③ 痰或 BALF 革蘭染色可見白細胞吞噬或伴行細菌。(2)定植組:① 下呼吸道標本分離并培養到 Ab;② 不符合醫院獲得性肺炎診斷標準;③ 定量培養:BALF 標本細菌濃度<104 cfu/mL;④ 痰或 BALF 革蘭染色無白細胞吞噬或伴行細菌。(3)選擇擬脫機拔管患者為對照組:① 下呼吸道標本未分離出病原菌;② 無臨床感染征象。
排除標準:① 結構性肺病,如支氣管擴張、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呼吸道腫瘤及哮喘;② 5 d 內應用糖皮質激素(潑尼松≥20 mg/d);③ 免疫受損患者;④ 下呼吸道混合感染、合并感染或定植;⑤ 重癥肺炎及菌血癥患者。
1.2 方法
1.2.1 標本的獲取和檢測
(1)血清標本:與 BALF 標本同時采集,用分離膠促凝管(黃頭)采集靜脈全血標本,室溫于 3 000 g 離心 10 min,取上清液 3 mL,于 – 80 ℃ 冰箱保存待測。(2)BALF 標本:所有操作全程在心電、血壓、指脈氧飽和度(SpO2)、呼吸機輔助及監測下完成。采用 Olympus BF-P150 型電子支氣管鏡。術前準備及鎮靜和麻醉參考《成人診斷性可彎曲支氣管鏡檢查術應用指南》[5],經氣管導管插入支氣管鏡檢查,感染組根據胸部影像學定位,對病變肺段灌洗,定植組及對照組行左肺舌葉或右肺中葉支氣管灌洗。將支氣管鏡前端楔入右肺中葉或左肺舌葉段或亞段支氣管開口處,用 37 ℃ 無菌生理鹽水從活檢孔內每次注入 50 mL,總計 100 mL,注入后即以 0.2 mPa 負壓抽吸。回收率 50%~60% 為合格標本,回收液經雙層紗布過濾,迅速在 4 ℃ 下保存,3 000 g 離心 10 min,取上清液于 –80 ℃ 冰箱保存待測。
血清和 BALF 中 sTREM-1 濃度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方法(武漢伊萊瑞特),sTREM-1 檢測范圍為 0.25~1 600 pg/mL,通過全波長掃描式多功能讀數儀(賽默飛公司)進行讀數。感染組及定植組 BALF 及血標本在第 1 次痰培養結果陽性時獲取,對照組在患者脫機拔管行常規支氣管鏡檢查時獲取。
1.2.2 觀察及評價指標
記錄所有入組患者臨床數據包括性別、年齡、基礎疾病、簡化臨床肺部感染評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評分、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GCS)、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指標。比較三組患者血清及 BALF 中 sTREM-1,以及三組患者血清 PCT、IL-6 水平,對比各項指標單獨和聯合應用區分感染與定植的效能,包括診斷準確率、敏感性、特異性等。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 MedCalc 19.0 統計軟件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變量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Q)]表示,組間比較使用單因素方差(One-way ANOVA)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以 1– 特異性為橫坐標,敏感性為縱坐標,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線),分析敏感性和特異性。兩者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檢驗使用 Z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資料
共納入 60 例患者,感染組 20 例,定植組 20 例,對照組 20 例。年齡(55.8±11.0)歲。感染組、定植組以及對照組的性別和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感染組、定植組以及對照組的氣管切開占比、基礎疾病以及 GCS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感染組 CPIS 評分高于定植組及對照組(P=0.05,P=0.012);與對照組比較,定植組 CPIS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17)。結果見表 1。


2.2 血清 PCT、IL-6 和血清及 BLAF 中 sTREM-1 水平
與對照組比較,感染組 BALF 及血清中 sTREM-1、血清 PCT 及 IL-6 水平升高(P<0.001);定植組 BALF 及血清 sTREM-1、PCT 及 IL-6 水平較對照組升高不明顯(P 值分別為 0.333、0.136、0.093、0.230)。與定植組比較,感染組 BALF 及血清 sTREM-1、血清 PCT 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分別 P<0.001,P=0.005,P=0.032);而感染組血清 IL-6 水平有所升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87)。結果見表 2。

2.3 ROC 曲線分析血清 PCT、IL-6 和血清及 BLAF 中 sTREM-1 水平對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價值
血清 PCT、IL-6 和 sTREM-1 在鑒別感染與定植的 AUC 分別為 0.67、0.72 和 0.72,敏感性/特異性分別為 0.55/0.90、0.60/0.95 和 0.75/0.60。BALF 中 sTREM-1 鑒別感染與定植的 AUC 為 0.92,敏感性/特異性為 0.95/0.70。結果見表 3。進一步行 Z 檢驗比較各組 AUC 的差異:與血清 IL-6 比較,血清 PCT 及血清 sTREM-1 的 AUC 診斷效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668,P=0.504;Z=0.193,P=0.847),BALF 中 sTREM-1 診斷效能優于 IL-6(Z=2.045,P=0.041);與 PCT 比較,血清 sTREM-1 對鑒別定植與感染的診斷效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212,P=0.832),BALF 中 sTREM-1 優于血清 PCT(Z=2.162,P=0.031);BALF 中 sTREM-1 的診斷效能優于血清 sTREM-1(Z=4.233,P<0.001)。結果見圖 1。


3 討論
目前對于下呼吸道標本 Ab 是否為定植或感染的判斷主要依賴于臨床癥狀、影像學檢查、下呼吸道標本涂片鏡檢或定量培養來綜合判斷,存在一定的主觀性[6]。因此,與感染相關的生物標志物成為了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中,定植組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較對照組水平無顯著升高。這與盧惠倫等[7]的研究一致,該研究探討了血清 sTREM-1、PCT 水平在慢阻肺患者肺部感染的應用價值,結果表明慢阻肺下呼吸道細菌感染患者血清 sTREM-1、PCT 顯著升高,而下呼吸道細菌定植的該類患者其值與健康對照組的水平無顯著差異,但該研究未探討 BALF 中各指標的表達水平。本研究中,定植組 BALF 中 sTREM-1 仍高于對照組,提示即使是定植,局部仍存在炎癥刺激。Tufvesson 等[8]研究認為細菌定植是慢阻肺肺功能持續惡化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并與肺氣腫嚴重程度相關。Borekci 等[9]在支氣管擴張癥患者也觀察到類似現象,其機制在于氣道細菌定植會導致管腔內及肺泡的炎癥反應。
sTREM-1 作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員,在細菌或真菌感染時其表達上調,并分泌至血液或體液中,其表達水平與感染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是早期診斷細菌感染的敏感生物標志物[10-11]。BALF 中的 sTREM-1 水平能早期、快速識別機械通氣患者是否合并有肺部感染,且其水平與預后密切相關[12-13]。而關于 BALF 中 sTREM-1 水平鑒別 Ab 定植與感染的臨床研究較少。Hu 等[14]通過構建 Ab 感染與定植的小鼠模型,發現 Ab 定植與感染小鼠肺組織 sTREM-1 表達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肺組織 sTREM-1 能很好地區分定植與感染。本研究顯示 BALF 中 sTREM-1 的 AUC 為 0.92,以 58.31 pg/mL 作為診斷閾值,其敏感性為 0.95,特異性為 0.70,對于鑒別定植與感染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相較于 BALF 中 sTREM-1,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對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價值有限。馮霞等[15]系統評價了 PCT 與 sTREM-1 對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VAP)的診斷價值,結果表明血清 PCT 與 sTREM-1 均不能單獨用于診斷 VAP。IL-6、PCT 及 sTREM-1 在局部炎癥刺激后,可以釋放入血液及體液中,因此血清生物學標志物并不能區分感染部位,而氣管切開或插管患者容易合并其他部位如泌尿系、切口部位或深靜脈置管等部位感染。BALF 標本直接來自于肺泡表面襯液,未經體液或血液稀釋,因而其區分 Ab 感染與定植的敏感性與特異性會更高。Yu 等[11]比較了血清、BALF、呼出氣冷凝液以及氣管導管內吸引物的 sTREM-1 對 VAP 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 BALF、呼出氣冷凝液以及氣管導管內吸引物中 sTREM-1 的診斷準確性均優于血清標本。李健球等[16]探討了 sTREM-1 水平對創傷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早期診斷價值,BALF 中 sTREM-1 的 AUC 為 0.90,而血清 sTREM-1 的 AUC 僅為 0.73。此外,sTREM-1 特殊的表達方式也是 BALF 中 sTREM-1 具有更好特異性和敏感性的可能原因,它在急性炎癥反應時由單核細胞、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大量表達,并進一步通過與接頭蛋白 DAP12 結合,從而加重炎癥反應[17]。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樣本量偏小,需要多中心的大樣本研究更進一步論證。(2)楊鈞等[18]研究發現,在有下呼吸道細菌定植的機械通氣患者中,最終有 23.1% 發展為 VAP,可見細菌定植與感染之間可能相互轉化。因此,盡管本研究采用了嚴格的臨床判斷標準,Ab 感染與定植的鑒別缺少金標準,感染與定植的分組仍存在誤判可能,從而影響研究結果。(3)本研究僅檢測 sTREM-1 在 BALF 中的水平,因此 BALF 中 IL-6、PCT 是否具有同樣的診斷效能需要更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血清中 IL-6、PCT 及 sTREM-1 對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的診斷準確性較低,而 BALF 中 sTREM-1 鑒別 Ab 感染與定植診斷效能較高,具有很好的應用價值,值得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研究證實。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