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高繼青, 高名同, 李來傳, 譚強, 陳京霞, 劉美娟, 史有奎. S100A12 在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外周血中的表達及意義.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7, 16(5): 457-461. doi: 10.7507/1671-6205.201704034 復制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指各種心源性以外致病因素所導致的急性、進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1],是臨床上常見的急危重癥,病因錯綜復雜,病死率高,嚴重威脅人類生活質量和健康。自 1967 年 ARDS 概念被提出以來,幾經修改至 2012 年歐洲重癥醫學會柏林會議提出“柏林定義”,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了 ARDS 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標準。雖然近年來 ARDS 的診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其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多數文獻報道 ARDS 病死率在 40%~60%[2]。ARDS 的發病機制復雜[3],但從本質上講,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是 ARDS 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種因素導致 ARDS 的共同途徑[4-5],因此炎癥在 ARDS 的發生、發展中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6]。目前公認的 ARDS 最重要的炎癥因子是白細胞介素-1(IL-1)、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而關于 ARDS 炎癥因子和炎癥介質動態水平的研究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發現 S100 蛋白與 ARDS 發病機制中 IL-1、TNF-α 等幾個關鍵因素相互作用,但與其他非炎性蛋白則關系不大[7],提示 S100 蛋白可能是檢測 ARDS 發生的生物標志物以及治療靶向干預的合適指標[8]。S100A12 作為 S100 蛋白家族中的一員,主要在炎性反應調節中起關鍵作用,并已逐漸成為一種新發現的炎癥標志物,已有大量國內外研究表明 S100A12 在關節損傷[9-10]、消化系統疾病[11-12]、心血管疾病[13-14]等許多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擬通過檢測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水平,探討 S100A12 在 ARDS 的發生、發展、預后中的價值,以及是否可以作為診斷 ARDS 的新型炎癥標志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2015年10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ARDS 患者 6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柏林定義”關于 ARDS 診斷標準[15],病例排除標準:(1)可用心力衰竭或容量過負荷解釋的呼吸衰竭;(2)合并有惡性腫瘤、免疫系統疾病以及使用免疫抑制藥物者;(3)孕婦及哺乳期婦女;(4)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急性肺栓塞等疾病;(5)年齡在 18 歲以下者。60 例患者中,男 38 例,女 22 例,平均年齡(63.99± 8.82)歲。病因分布:肺部感染 23 例,急性腦梗死 6 例,術后 9 例,急性心肌梗死 4 例,膿毒血癥 3 例,心肺復蘇術后 3 例,藥物中毒 2 例,消化道出血 2 例,誤吸 2 例,間質性肺疾病 2 例,急性胰腺炎 2 例,酒精中毒 1 例,低血糖昏迷 1 例。根據柏林定義中的氧合狀態將患者分組。輕度組(n=20):200 mm Hg<氧合指數(PaO 2/FiO 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且持續氣道正壓(CPAP)或呼氣末正壓(PEEP)≤5 cm H 2O(1 cm H 2O=0.098 kPa);中度組(n=20):100 mm Hg<PaO 2/FiO 2≤200 mm Hg 且 5 cm H 2O≤CPAP 或 PEEP<10 cm H 2O;重度組 PaO 2/FiO 2≤100 mm Hg,且 CPAP 或 PEEP≥10 cm H 2O。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后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選取 60 例同期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 4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齡(59.22±9.59)歲;排除 18 歲以下及近 4 周內有過感染者。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所有研究對象詳細詢問基本資料,有無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高血壓史,記錄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進行氧合情況(PaO 2/FiO 2)、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APACHEⅡ)評分、血生化檢查等,對資料進行收集匯總。所有對象均經受試者本人或直系家屬同意并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試驗方案經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2 外周血 IL-1、 TNF-α、 S100A12 水平檢測采集 ARDS 患者確診后以及對照組清晨空腹靜脈血 4 ml,靜置于室溫(20~25 ℃)2 h 后,以 3 000 r/min 離心20 min,將血清與紅細胞分離,小心吸取上層血清分裝入凍存管中,1 ml/管,保存于 –80 ℃ 冰箱中備用,保存期限不超過 3 個月,待測。采用 ELISA 方法檢測血清標本中 IL-1、TNF-α、S100A12 水平。IL-1、TNF-α、S100A12 檢測試劑盒采用上海酶聯生物科技公司生產的試劑盒,操作步驟按照試劑盒說明書嚴格進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 F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檢驗。S100A12 蛋白水平與 APACHEⅡ評分、血清 IL-1、TNF-α 相關性采用 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與 PaO 2/FiO 2、病情分組的相關性采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對死亡組有關影響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S100A12 對 ARDS 的預后價值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特征比較
ARDS 組和對照組的基本資料在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冠心病史等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1。

2.2 ARDS 組與對照組一般資料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ARDS 組 PaO 2/FiO 2 明顯降低,而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不同程度 ARDS 患者進行比較,重度組 PaO 2/FiO 2 低于中度組和輕度組,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 評分均高于中度組和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度組 PaO 2/FiO 2 低于輕度組,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均高于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2.3 ARDS 組與對照組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比較
ARDS 組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不同程度 ARDS 患者進行比較,重度組血清 S100A12 水平高于中度組和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度組血清 S100A12 水平高于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2.4 ARDS 組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與其他臨床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ARDS 患者血清中 S100A12 水平與 APACHEⅡ評分以及血清 IL-1、TNF-α 水平呈正相關(P<0.05);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顯示S100A12 水平與 PaO 2/FiO 2 呈負相關(P<0.05),S100A12 水平與病情分組呈正相關(P<0.05)。結果見表 3。

2.5 ARDS 組患者死亡相關危險因素分析
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對有關影響因素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IL-1、TNF-α、APACHEⅡ、S100A12 是 ARDS 患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PaO 2/FiO 2 則是 ARDS 患者死亡的獨立保護性因素(P<0.05)。結果見表 4。

2.6 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對 ARDS 患者的預后價值
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對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進行 ROC 曲線分析,結果顯示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在預測預后時的 ROC 曲線下面積為 0.730(95%CI 0.597~0.863,P<0.01),說明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可以用于 ARDS 轉歸的預測。結果見圖 1。

3 討論
ARDS 的發病機制錯綜復雜,盡管有些致病因素可以對肺泡膜造成直接損傷,但是 ARDS 的本質是多種炎癥細胞(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血管內皮細胞和血小板)及其釋放的炎性介質和細胞因子間接導致的肺臟炎癥反應,當機體促炎系統和抗炎系統失衡,則會出現機體失控的自我放大和自我破壞的炎癥瀑布反應[16]。中性粒細胞是參與炎癥反應最重要的吞噬細胞,是血液中最多的白細胞,主要參與炎癥反應,特別是急性細菌感染。研究表明中性粒細胞在 ARDS 的發病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量中性粒細胞在肺內趨化及活化被激活,并通過“呼吸爆發”釋放氧自由基、蛋白酶和炎癥介質,使機體進入惡性循環[17]。S100A12 作為 S100 蛋白家族中的一員,主要在中性粒細胞的細胞質中表達。但小蘋等[18]有關細胞膜微粒在 ARDS 中的作用的綜述表明,中性粒細胞微粒在 ARDS 疾病進程中可能調節、復制多種細胞信號通路以及蛋白酶活化受體通路,從而參與炎癥反應。S100A12 蛋白受鈣離子濃度影響,通過鈣離子信號傳導途徑在中性粒細胞中遷移,發揮多種細胞內外作用,在炎癥中發揮重要作用。Kang 等[19]研究表明 S100A12 通過核因子-κB(NF-κB)途徑作為關鍵介質介導中性粒細胞氣道炎癥黏蛋白的高表達,參與氣道炎癥性肺部疾病如 ARDS 的發展進程。范曉枝等[20]詳細總結了 IL-1、TNF-α 與 NF-κB 途徑的相互作用可延長并放大炎癥反應,進一步表明 S100A12 可與 IL-1、TNF-α 等炎性因子相互作用,促進炎癥的發展。Lorenz 等[21]研究發現 S100A12 在 ARDS 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本研究通過 ELISA 方法測定 ARDS 患者血清中 S100A12 蛋白水平的變化,結果顯示 S100A12 水平與炎癥因子 IL-1、TNF-α 均在 ARDS 過程中顯著升高,與文獻報道 ARDS 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 S100A12 高表達的結果[14]一致,說明 S100A12 蛋白參與了 ARDS 炎癥過程并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柏林標準,ARDS 的預后與 ARDS 的嚴重程度關系密切,盧善翃等[22]研究發現 ARDS 死亡組患者的氧合指數明顯低于存活組。為進一步研究 S100A12 水平與 ARDS 病情嚴重程度的關系,我們根據氧合情況將 ARDS 患者分為輕、中、重三組對相關數據進行比較,結果顯示 ARDS 組血清 S100A12 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且重度組高于中度組,中度組高于輕度組。相關分析顯示,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水平與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呈正相關(P<0.05),而與 PaO 2/FiO 2 呈負相關(P<0.05);血清 S100A12 水平與 ARDS 患者病情嚴重程度有關,病情越重,S100A12 水平越高。這一研究結果將對 ARDS 患者選擇診療方案、制定個體化治療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患者 PaO 2/FiO 2 越低,血清 S100A12、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越高,患者死亡率越高,即氧合功能越差,病情越重,死亡率越高。結合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在預測預后時的 ROC 曲線下面積 [0.730(95%CI 0.597~0.863)],說明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對 ARDS 的轉歸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可以作為預后評估的輔助性指標。
綜上所述,過去多年的關于 ARDS 發病機制的研究已大大提高了對 ARDS 的認識,雖然尚未用于臨床,但這些機制可能是診斷和治療 ARDS 的希望所在[23]。本研究發現血清 S100A12 水平在 ARDS 患者中顯著增高,且與病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對患者的轉歸有一定預測價值,血清 S100A12 檢測有望成為 ARDS 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指各種心源性以外致病因素所導致的急性、進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1],是臨床上常見的急危重癥,病因錯綜復雜,病死率高,嚴重威脅人類生活質量和健康。自 1967 年 ARDS 概念被提出以來,幾經修改至 2012 年歐洲重癥醫學會柏林會議提出“柏林定義”,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了 ARDS 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標準。雖然近年來 ARDS 的診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其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多數文獻報道 ARDS 病死率在 40%~60%[2]。ARDS 的發病機制復雜[3],但從本質上講,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是 ARDS 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種因素導致 ARDS 的共同途徑[4-5],因此炎癥在 ARDS 的發生、發展中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6]。目前公認的 ARDS 最重要的炎癥因子是白細胞介素-1(IL-1)、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而關于 ARDS 炎癥因子和炎癥介質動態水平的研究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發現 S100 蛋白與 ARDS 發病機制中 IL-1、TNF-α 等幾個關鍵因素相互作用,但與其他非炎性蛋白則關系不大[7],提示 S100 蛋白可能是檢測 ARDS 發生的生物標志物以及治療靶向干預的合適指標[8]。S100A12 作為 S100 蛋白家族中的一員,主要在炎性反應調節中起關鍵作用,并已逐漸成為一種新發現的炎癥標志物,已有大量國內外研究表明 S100A12 在關節損傷[9-10]、消化系統疾病[11-12]、心血管疾病[13-14]等許多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擬通過檢測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水平,探討 S100A12 在 ARDS 的發生、發展、預后中的價值,以及是否可以作為診斷 ARDS 的新型炎癥標志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2015年10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ARDS 患者 60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柏林定義”關于 ARDS 診斷標準[15],病例排除標準:(1)可用心力衰竭或容量過負荷解釋的呼吸衰竭;(2)合并有惡性腫瘤、免疫系統疾病以及使用免疫抑制藥物者;(3)孕婦及哺乳期婦女;(4)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急性肺栓塞等疾病;(5)年齡在 18 歲以下者。60 例患者中,男 38 例,女 22 例,平均年齡(63.99± 8.82)歲。病因分布:肺部感染 23 例,急性腦梗死 6 例,術后 9 例,急性心肌梗死 4 例,膿毒血癥 3 例,心肺復蘇術后 3 例,藥物中毒 2 例,消化道出血 2 例,誤吸 2 例,間質性肺疾病 2 例,急性胰腺炎 2 例,酒精中毒 1 例,低血糖昏迷 1 例。根據柏林定義中的氧合狀態將患者分組。輕度組(n=20):200 mm Hg<氧合指數(PaO 2/FiO 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且持續氣道正壓(CPAP)或呼氣末正壓(PEEP)≤5 cm H 2O(1 cm H 2O=0.098 kPa);中度組(n=20):100 mm Hg<PaO 2/FiO 2≤200 mm Hg 且 5 cm H 2O≤CPAP 或 PEEP<10 cm H 2O;重度組 PaO 2/FiO 2≤100 mm Hg,且 CPAP 或 PEEP≥10 cm H 2O。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后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選取 60 例同期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 4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齡(59.22±9.59)歲;排除 18 歲以下及近 4 周內有過感染者。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所有研究對象詳細詢問基本資料,有無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高血壓史,記錄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進行氧合情況(PaO 2/FiO 2)、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APACHEⅡ)評分、血生化檢查等,對資料進行收集匯總。所有對象均經受試者本人或直系家屬同意并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試驗方案經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濰坊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2 外周血 IL-1、 TNF-α、 S100A12 水平檢測采集 ARDS 患者確診后以及對照組清晨空腹靜脈血 4 ml,靜置于室溫(20~25 ℃)2 h 后,以 3 000 r/min 離心20 min,將血清與紅細胞分離,小心吸取上層血清分裝入凍存管中,1 ml/管,保存于 –80 ℃ 冰箱中備用,保存期限不超過 3 個月,待測。采用 ELISA 方法檢測血清標本中 IL-1、TNF-α、S100A12 水平。IL-1、TNF-α、S100A12 檢測試劑盒采用上海酶聯生物科技公司生產的試劑盒,操作步驟按照試劑盒說明書嚴格進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 F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檢驗。S100A12 蛋白水平與 APACHEⅡ評分、血清 IL-1、TNF-α 相關性采用 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與 PaO 2/FiO 2、病情分組的相關性采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對死亡組有關影響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S100A12 對 ARDS 的預后價值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特征比較
ARDS 組和對照組的基本資料在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冠心病史等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1。

2.2 ARDS 組與對照組一般資料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ARDS 組 PaO 2/FiO 2 明顯降低,而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不同程度 ARDS 患者進行比較,重度組 PaO 2/FiO 2 低于中度組和輕度組,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 評分均高于中度組和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度組 PaO 2/FiO 2 低于輕度組,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均高于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2.3 ARDS 組與對照組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比較
ARDS 組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不同程度 ARDS 患者進行比較,重度組血清 S100A12 水平高于中度組和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度組血清 S100A12 水平高于輕度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2.4 ARDS 組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與其他臨床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ARDS 患者血清中 S100A12 水平與 APACHEⅡ評分以及血清 IL-1、TNF-α 水平呈正相關(P<0.05);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顯示S100A12 水平與 PaO 2/FiO 2 呈負相關(P<0.05),S100A12 水平與病情分組呈正相關(P<0.05)。結果見表 3。

2.5 ARDS 組患者死亡相關危險因素分析
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對有關影響因素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IL-1、TNF-α、APACHEⅡ、S100A12 是 ARDS 患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PaO 2/FiO 2 則是 ARDS 患者死亡的獨立保護性因素(P<0.05)。結果見表 4。

2.6 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對 ARDS 患者的預后價值
隨訪患者 30 d 預后情況,將患者分為生存組(n=37)和死亡組(n=23),對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進行 ROC 曲線分析,結果顯示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在預測預后時的 ROC 曲線下面積為 0.730(95%CI 0.597~0.863,P<0.01),說明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可以用于 ARDS 轉歸的預測。結果見圖 1。

3 討論
ARDS 的發病機制錯綜復雜,盡管有些致病因素可以對肺泡膜造成直接損傷,但是 ARDS 的本質是多種炎癥細胞(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血管內皮細胞和血小板)及其釋放的炎性介質和細胞因子間接導致的肺臟炎癥反應,當機體促炎系統和抗炎系統失衡,則會出現機體失控的自我放大和自我破壞的炎癥瀑布反應[16]。中性粒細胞是參與炎癥反應最重要的吞噬細胞,是血液中最多的白細胞,主要參與炎癥反應,特別是急性細菌感染。研究表明中性粒細胞在 ARDS 的發病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量中性粒細胞在肺內趨化及活化被激活,并通過“呼吸爆發”釋放氧自由基、蛋白酶和炎癥介質,使機體進入惡性循環[17]。S100A12 作為 S100 蛋白家族中的一員,主要在中性粒細胞的細胞質中表達。但小蘋等[18]有關細胞膜微粒在 ARDS 中的作用的綜述表明,中性粒細胞微粒在 ARDS 疾病進程中可能調節、復制多種細胞信號通路以及蛋白酶活化受體通路,從而參與炎癥反應。S100A12 蛋白受鈣離子濃度影響,通過鈣離子信號傳導途徑在中性粒細胞中遷移,發揮多種細胞內外作用,在炎癥中發揮重要作用。Kang 等[19]研究表明 S100A12 通過核因子-κB(NF-κB)途徑作為關鍵介質介導中性粒細胞氣道炎癥黏蛋白的高表達,參與氣道炎癥性肺部疾病如 ARDS 的發展進程。范曉枝等[20]詳細總結了 IL-1、TNF-α 與 NF-κB 途徑的相互作用可延長并放大炎癥反應,進一步表明 S100A12 可與 IL-1、TNF-α 等炎性因子相互作用,促進炎癥的發展。Lorenz 等[21]研究發現 S100A12 在 ARDS 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本研究通過 ELISA 方法測定 ARDS 患者血清中 S100A12 蛋白水平的變化,結果顯示 S100A12 水平與炎癥因子 IL-1、TNF-α 均在 ARDS 過程中顯著升高,與文獻報道 ARDS 患者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 S100A12 高表達的結果[14]一致,說明 S100A12 蛋白參與了 ARDS 炎癥過程并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柏林標準,ARDS 的預后與 ARDS 的嚴重程度關系密切,盧善翃等[22]研究發現 ARDS 死亡組患者的氧合指數明顯低于存活組。為進一步研究 S100A12 水平與 ARDS 病情嚴重程度的關系,我們根據氧合情況將 ARDS 患者分為輕、中、重三組對相關數據進行比較,結果顯示 ARDS 組血清 S100A12 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且重度組高于中度組,中度組高于輕度組。相關分析顯示,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水平與血清 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呈正相關(P<0.05),而與 PaO 2/FiO 2 呈負相關(P<0.05);血清 S100A12 水平與 ARDS 患者病情嚴重程度有關,病情越重,S100A12 水平越高。這一研究結果將對 ARDS 患者選擇診療方案、制定個體化治療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患者 PaO 2/FiO 2 越低,血清 S100A12、IL-1、TNF-α 水平及 APACHEⅡ評分越高,患者死亡率越高,即氧合功能越差,病情越重,死亡率越高。結合 ARDS 患者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在預測預后時的 ROC 曲線下面積 [0.730(95%CI 0.597~0.863)],說明血清 S100A12 蛋白水平對 ARDS 的轉歸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可以作為預后評估的輔助性指標。
綜上所述,過去多年的關于 ARDS 發病機制的研究已大大提高了對 ARDS 的認識,雖然尚未用于臨床,但這些機制可能是診斷和治療 ARDS 的希望所在[23]。本研究發現血清 S100A12 水平在 ARDS 患者中顯著增高,且與病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對患者的轉歸有一定預測價值,血清 S100A12 檢測有望成為 ARDS 的新型生物學標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