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岑月妍, 黃靖婷, 林瑾怡, 龐霽蕓, 汪曉東, 李立. 結直腸癌患者婚姻狀況與手術治療參數的關系：基于DACCA的真實世界數據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3, 30(4): 408-412. doi: 10.7507/1007-9424.202302006 復制
源于真實世界場景的華西腸癌數據庫（Database from Colorectal Cancer，DACCA）為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數據的結構化應用提供了基礎。筆者團隊已經對于數據庫的構建方式和數據庫呈現的基本數據狀態完成了第1板塊（數據構建）和第2板塊（數據研究）的闡述。后續筆者團隊將逐步進行第3板塊（數據庫解讀）和第4板塊（數據庫決策），以逐步展示如何利用 DACCA 數據回答在CRC全生命周期流程中的諸多臨床問題。本研究屬于第3板塊數據庫解讀第一章（人群特征）的第3部分（婚姻狀況的系列研究內容）[1]。目前，CRC的治療仍是以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根據《中國結直腸癌手術病例登記數據庫2019年度報告：一項全國性登記研究》[2]的數據，我國CRC手術病例數量非常龐大，外科手術治療情況對于CRC患者的預后及生存影響極大。而影響手術方案決策與治療效果的因素，除了腫瘤自身解剖結構與病理特征、醫師團隊的綜合評估與措施采取外[3]，也與患者及其家屬的環境心理、經濟狀況、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等因素有關，婚姻狀況正是社會關系的要素之一。基于此，筆者團隊將基于DACCA的數據進行挖掘，通過分析不同婚姻狀況CRC患者的手術治療方式、手術質量指標、并發癥指標等方面的差異，從而驗證CRC患者的婚姻狀況對手術治療決策與手術治療效果是否有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庫版本
本研究采用2022年8月31日更新版的DACCA中的數據。
1.2 參數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分析所用的數據項目包括：婚姻狀況、手術方式、手術名稱、手術日期、造口方式、保肛意愿、術后在院并發癥及近期并發癥。DACCA中編碼體系相關參數的定義詳見《數據庫建設第七部分：結直腸癌手術特征的標簽與結構化（一）》[4]、《數據庫建設第七部分：結直腸癌手術特征的標簽與結構化（二）》[5]、《數據庫建設第八部分：結直腸癌手術反應及圍術期并發癥的標簽與結構化》[6]、《數據庫建設第五部分：結直腸癌的腫瘤特征—模塊的設計（一）》[7]。為比較不同婚姻狀況對手術治療決策和手術治療效果的差異，根據DACCA中對婚姻狀況的劃分，本研究中將納入患者劃分為已婚、未婚及已婚后伴侶去世（即喪偶）或離異共3個組別進行分析[8]。
1.3 DACCA數據篩選方案
根據本次研究需要，筆者團隊以“手術日期”作為排序條件，按照以下條件依次進行篩選：① 去除重復數據；② 以“住院號”為條件，刪除空白數據條；③ 以“婚姻”為條件，刪除空白數據條；④ 剔除可疑或無效數據條。
1.4 統計學方法
從DACCA中通過篩選和清洗獲得的數據使用Microsoft Office 365進行定量數據頻數描述，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條（%）”表示。本研究中保肛意愿與手術質量為等級資料，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分析占比差異，手術方式、術后有無在院并發癥和有無近期并發癥為非等級資料，采用皮爾遜卡方（χ2）檢驗統計推斷構成比差異。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根據2022年8月31日更新版的DACCA，共收集到符合篩選條件的數據7 634條，具體數據篩選過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示本研究數據篩選過程及結果
2.1 CRC患者婚姻狀況與手術方式決策的關系
本次研究中有完整記錄患者手術方式決策的數據有7 627條（99.91%），其中根治性手術治療者7 621條（99.92%），姑息性手術治療者6條（0.08%），不能確定者0條（0.00%）。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患者在直腸或結腸手術中選擇根治性手術或姑息性手術構成比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493、P=0.782；χ2=0.213、P=0.899），具體分布見表1。
表1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手術方式決策的分布情況［條（%）］
此外，本研究對其中行根治性手術患者的婚姻狀況是否影響手術有無預防性造口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患者在根治性手術中選擇有無預防性造口構成比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5.156、P=0.076），具體分布見表2。
表2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根治性手術中有無造口決策分布情況［條（%）］
2.2 CRC患者婚姻狀況與保肛意愿的關系
本次研究根據患者不同保肛意愿進行統計，有效記錄患者保肛意愿的數據有6 031條（79.00%）。保肛意愿固執者717條（11.89%）、強烈者2 919條（48.40%）、理性者2 362條（39.16%）、消極者11條（0.18%）、保守者22條（0.36%）。經統計學分析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8.635、P<0.001），體現在未婚與已婚患者的保肛意愿偏向“強烈”，且未婚患者中未出現“消極”和“保守”的患者；喪偶或離異患者保肛意愿偏向“理性”。具體分布見表3。
表3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保肛意愿分布情況［條（%）］
2.3 CRC患者婚姻狀態與手術質量和并發癥的關系
2.3.1 與手術質量的關系
完整記錄患者手術質量的數據共6 388條（83.68%），其中手術質量評估為差者13條（0.20%），較差者121條（1.89%），合格者1 534條（24.01%），較好者2 122條（33.22%），好者2 442條（38.23%），完美者156條（2.44%）。不同婚姻狀態患者的手術質量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3.452、P=0.178），見表4。
表4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手術質量、有無在院并發癥與近期并發癥的分布情況［條（%）］
2.3.2 與有無術后在院及近期并發癥的關系
完整記錄患者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數據共6 728條（88.13%），其中有術后在院并發癥者600條（8.92%），無術后在院并發癥者6 128條（91.08%），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63、P=0.435）。完整記錄患者近期并發癥的數據共6 399（83.82%）條，其中有近期并發癥者503（7.86%）條，無近期并發癥者5 896（92.14%）條，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近期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95、P=0.428），見表4。
3 討論
CRC的手術方案決策及治療效果受到患者方面及醫療團隊多方面的綜合影響，前者包括患者生活環境、社會關系等眾多因素，婚姻關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不同婚姻狀況對一些治療方案決策主體認知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9]，體現在已婚患者相比未婚患者更傾向于選擇合作決策即尋求患者、家庭及醫務人員三者之間的平衡機制，建立三者共同參與的手術決策模式。此外，有研究[10]顯示，有過半（54.7%）的患者選擇家屬參與手術決策的模式。這些研究結果提示，較多患者對于醫療決策模式的選擇傾向于家屬參與其中，其中婚姻狀況可能會影響患者方面采用手術治療過程中的手術方案決策及其相應的治療效果，本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對此猜想進行驗證。
3.1 婚姻狀態對CRC手術方案決策的影響
本研究中，筆者團隊將手術方案總結為根治性手術、姑息性手術及根治屬性不確定3大類進行分析[11-12]。從本次研究中收集的數據看，手術方式明確，只有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2種，未發現根治屬性不確定的患者，其中姑息性手術占比非常小（0.08%）。婚姻狀況對手術方案影響的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包括直腸手術在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的方案決策（P=0.782）和結腸手術在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的方案決策（P=0.899）；而且在根治性手術中，不同婚姻狀況對造口決策影響的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076）。由于在本研究中，與根治性手術患者相比，姑息性手術患者樣本量過小，可能導致一定結果偏差，可進行進一步研究驗證。
3.2 婚姻狀態對保肛意愿的影響
提升患者生活質量與生命品質是實現CRC價值醫療的重要內容[13]。相比于造口手術，保肛手術在提升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改善患者日常社交等功能方面有顯著優勢。以往研究[14-15]表明，保肛手術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顯著高于傳統經典手術方案（Miles手術）患者，負面心理狀態評分顯著低于傳統經典手術方案患者；而且有研究[16]證明保肛手術還可提高治療效果并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關于是否采取保肛手術除了考慮手術指征外，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意愿也是納入考慮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從體現家庭成員關系之一的婚姻狀況出發，分析了婚姻狀態對保肛意愿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下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保肛意愿明顯偏向“理性”，占比最高（49.64%）；已婚和未婚患者保肛意愿更偏向“強烈”，占比最高（分別為49.33%和57.14%），尤其是未婚患者，未出現“消極”和“保守”的患者，而且保肛意愿“固執”與“強烈”患者占比均是最高的。筆者團隊推測，造成不同婚姻狀況患者保肛手術意愿差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未婚與已婚患者對術后性功能等行為功能需求以及影響夫妻關系的心理狀況需求等。此外，是否擁有有效婚姻關系作為重要社會支持可能是影響患者保肛意愿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在保肛術后患者康復過程中，如腸道癥狀自我管理、盆底康復訓練等受社會支持等因素影響較大[17-18]，而婚姻狀況是患者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部分。有研究者[19]明確提出，有效家庭支持是保肛術后患者行為如自我管理行為的積極因素之一。因此，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的喪偶或離異患者考慮術后康復過程，可能導致保肛意愿相對消極。
3.3 婚姻狀態與手術治療效果
3.3.1 與手術質量的關系
在循證醫學證據的基礎上，手術質量可評估指標和體系不斷建立和明確已成為評估外科手術的重要標準[20]。在DACCA中，手術質量評價部分包括術后死亡風險、組織損傷風險、復發預判、轉移預判、滲漏風險、手術難度自評、總體預后預判、手術質量自評等[4]。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態下的患者手術質量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78）。但由統計數據可見，不同婚姻狀態的患者經過手術治療，手術質量集中于“較好”以上者占大多數（71.4%），尤其是未婚患者未出現“差”及“較差”患者，手術質量普遍更佳。鑒于本研究中未婚人群樣本量相對較低，故觀察現象的可信度待進一步研究。
3.3.2 與術后并發癥的關系
不同婚姻狀態患者發生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35）。通過統計數據可以初步觀察到無術后在院并發癥患者百分比（91.08%）遠高于有術后在院并發癥患者所占比例（8.92%），由此進行合理推測，婚姻狀態不對患者是否會出現術后在院并發癥造成影響，且不同婚姻狀態下的患者大多數無術后在院并發癥。以往研究[21-23]也表明，術后并發癥與術前合并癥、腫瘤分期、造口部位等有關，但未見它與婚姻情況相關的描述。鑒于除已婚患者數量達到6 144例，未婚患者及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人群樣本量較低且與已婚患者數量相差較大，可能造成一定結論誤差，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驗證。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近期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28），且絕大部分患者無近期并發癥（92.14%）。從本研究可以初步推斷，手術近期并發癥的發生概率與患者婚姻狀況無關，且多數患者無近期并發癥。以往研究[22, 24]表明，近期并發癥與手術方式、造口部位等因素有關，而目前尚無法確定婚姻狀況與手術方式及造口部位的關系有統計學意義。人群樣本量的差異同樣可能是導致結論誤差的原因。
總之，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婚姻狀態與手術治療參數中手術方式以及手術治療效果的關系，探討了婚姻狀態是否影響手術治療的決策及效果，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未婚和已婚患者的保肛意愿強烈者占比更高，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保肛意愿偏向理性者占比更高。此外，未婚患者的手術治療效果指標（手術質量好、無術后在院并發癥和術后近期并發癥占比）均略優于已婚及喪偶或離異人群，但缺乏既往相關研究與理論支持，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本研究除已婚外，其他婚姻狀態的患者樣本量均太小，結論還需進一步驗證；其次，婚姻狀態可能在疾病診斷后發生變化，而團隊在清洗數據時只能根據診斷時的婚姻狀態篩選。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岑月妍和黃靖婷完成圖表繪制、數據分析、文章撰寫和文章修改；林瑾怡和龐霽蕓完成數據統計及描述，修改及補充文章內容；汪曉東主要負責文章數據源提供及文章修改；李立主要負責文章指導。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批 ［批文編號：2021 年審（155）號］。
源于真實世界場景的華西腸癌數據庫（Database from Colorectal Cancer，DACCA）為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數據的結構化應用提供了基礎。筆者團隊已經對于數據庫的構建方式和數據庫呈現的基本數據狀態完成了第1板塊（數據構建）和第2板塊（數據研究）的闡述。后續筆者團隊將逐步進行第3板塊（數據庫解讀）和第4板塊（數據庫決策），以逐步展示如何利用 DACCA 數據回答在CRC全生命周期流程中的諸多臨床問題。本研究屬于第3板塊數據庫解讀第一章（人群特征）的第3部分（婚姻狀況的系列研究內容）[1]。目前，CRC的治療仍是以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根據《中國結直腸癌手術病例登記數據庫2019年度報告：一項全國性登記研究》[2]的數據，我國CRC手術病例數量非常龐大，外科手術治療情況對于CRC患者的預后及生存影響極大。而影響手術方案決策與治療效果的因素，除了腫瘤自身解剖結構與病理特征、醫師團隊的綜合評估與措施采取外[3]，也與患者及其家屬的環境心理、經濟狀況、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等因素有關，婚姻狀況正是社會關系的要素之一。基于此，筆者團隊將基于DACCA的數據進行挖掘，通過分析不同婚姻狀況CRC患者的手術治療方式、手術質量指標、并發癥指標等方面的差異，從而驗證CRC患者的婚姻狀況對手術治療決策與手術治療效果是否有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庫版本
本研究采用2022年8月31日更新版的DACCA中的數據。
1.2 參數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分析所用的數據項目包括：婚姻狀況、手術方式、手術名稱、手術日期、造口方式、保肛意愿、術后在院并發癥及近期并發癥。DACCA中編碼體系相關參數的定義詳見《數據庫建設第七部分：結直腸癌手術特征的標簽與結構化（一）》[4]、《數據庫建設第七部分：結直腸癌手術特征的標簽與結構化（二）》[5]、《數據庫建設第八部分：結直腸癌手術反應及圍術期并發癥的標簽與結構化》[6]、《數據庫建設第五部分：結直腸癌的腫瘤特征—模塊的設計（一）》[7]。為比較不同婚姻狀況對手術治療決策和手術治療效果的差異，根據DACCA中對婚姻狀況的劃分，本研究中將納入患者劃分為已婚、未婚及已婚后伴侶去世（即喪偶）或離異共3個組別進行分析[8]。
1.3 DACCA數據篩選方案
根據本次研究需要，筆者團隊以“手術日期”作為排序條件，按照以下條件依次進行篩選：① 去除重復數據；② 以“住院號”為條件，刪除空白數據條；③ 以“婚姻”為條件，刪除空白數據條；④ 剔除可疑或無效數據條。
1.4 統計學方法
從DACCA中通過篩選和清洗獲得的數據使用Microsoft Office 365進行定量數據頻數描述，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條（%）”表示。本研究中保肛意愿與手術質量為等級資料，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分析占比差異，手術方式、術后有無在院并發癥和有無近期并發癥為非等級資料，采用皮爾遜卡方（χ2）檢驗統計推斷構成比差異。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根據2022年8月31日更新版的DACCA，共收集到符合篩選條件的數據7 634條，具體數據篩選過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示本研究數據篩選過程及結果
2.1 CRC患者婚姻狀況與手術方式決策的關系
本次研究中有完整記錄患者手術方式決策的數據有7 627條（99.91%），其中根治性手術治療者7 621條（99.92%），姑息性手術治療者6條（0.08%），不能確定者0條（0.00%）。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患者在直腸或結腸手術中選擇根治性手術或姑息性手術構成比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493、P=0.782；χ2=0.213、P=0.899），具體分布見表1。
表1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手術方式決策的分布情況［條（%）］
此外，本研究對其中行根治性手術患者的婚姻狀況是否影響手術有無預防性造口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況患者在根治性手術中選擇有無預防性造口構成比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5.156、P=0.076），具體分布見表2。
表2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根治性手術中有無造口決策分布情況［條（%）］
2.2 CRC患者婚姻狀況與保肛意愿的關系
本次研究根據患者不同保肛意愿進行統計，有效記錄患者保肛意愿的數據有6 031條（79.00%）。保肛意愿固執者717條（11.89%）、強烈者2 919條（48.40%）、理性者2 362條（39.16%）、消極者11條（0.18%）、保守者22條（0.36%）。經統計學分析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8.635、P<0.001），體現在未婚與已婚患者的保肛意愿偏向“強烈”，且未婚患者中未出現“消極”和“保守”的患者；喪偶或離異患者保肛意愿偏向“理性”。具體分布見表3。
表3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保肛意愿分布情況［條（%）］
2.3 CRC患者婚姻狀態與手術質量和并發癥的關系
2.3.1 與手術質量的關系
完整記錄患者手術質量的數據共6 388條（83.68%），其中手術質量評估為差者13條（0.20%），較差者121條（1.89%），合格者1 534條（24.01%），較好者2 122條（33.22%），好者2 442條（38.23%），完美者156條（2.44%）。不同婚姻狀態患者的手術質量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3.452、P=0.178），見表4。
表4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手術質量、有無在院并發癥與近期并發癥的分布情況［條（%）］
2.3.2 與有無術后在院及近期并發癥的關系
完整記錄患者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數據共6 728條（88.13%），其中有術后在院并發癥者600條（8.92%），無術后在院并發癥者6 128條（91.08%），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63、P=0.435）。完整記錄患者近期并發癥的數據共6 399（83.82%）條，其中有近期并發癥者503（7.86%）條，無近期并發癥者5 896（92.14%）條，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近期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95、P=0.428），見表4。
3 討論
CRC的手術方案決策及治療效果受到患者方面及醫療團隊多方面的綜合影響，前者包括患者生活環境、社會關系等眾多因素，婚姻關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不同婚姻狀況對一些治療方案決策主體認知方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9]，體現在已婚患者相比未婚患者更傾向于選擇合作決策即尋求患者、家庭及醫務人員三者之間的平衡機制，建立三者共同參與的手術決策模式。此外，有研究[10]顯示，有過半（54.7%）的患者選擇家屬參與手術決策的模式。這些研究結果提示，較多患者對于醫療決策模式的選擇傾向于家屬參與其中，其中婚姻狀況可能會影響患者方面采用手術治療過程中的手術方案決策及其相應的治療效果，本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對此猜想進行驗證。
3.1 婚姻狀態對CRC手術方案決策的影響
本研究中，筆者團隊將手術方案總結為根治性手術、姑息性手術及根治屬性不確定3大類進行分析[11-12]。從本次研究中收集的數據看，手術方式明確，只有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2種，未發現根治屬性不確定的患者，其中姑息性手術占比非常小（0.08%）。婚姻狀況對手術方案影響的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包括直腸手術在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的方案決策（P=0.782）和結腸手術在根治性手術和姑息性手術的方案決策（P=0.899）；而且在根治性手術中，不同婚姻狀況對造口決策影響的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076）。由于在本研究中，與根治性手術患者相比，姑息性手術患者樣本量過小，可能導致一定結果偏差，可進行進一步研究驗證。
3.2 婚姻狀態對保肛意愿的影響
提升患者生活質量與生命品質是實現CRC價值醫療的重要內容[13]。相比于造口手術，保肛手術在提升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改善患者日常社交等功能方面有顯著優勢。以往研究[14-15]表明，保肛手術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顯著高于傳統經典手術方案（Miles手術）患者，負面心理狀態評分顯著低于傳統經典手術方案患者；而且有研究[16]證明保肛手術還可提高治療效果并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關于是否采取保肛手術除了考慮手術指征外，患者及其家庭成員的意愿也是納入考慮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從體現家庭成員關系之一的婚姻狀況出發，分析了婚姻狀態對保肛意愿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下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保肛意愿明顯偏向“理性”，占比最高（49.64%）；已婚和未婚患者保肛意愿更偏向“強烈”，占比最高（分別為49.33%和57.14%），尤其是未婚患者，未出現“消極”和“保守”的患者，而且保肛意愿“固執”與“強烈”患者占比均是最高的。筆者團隊推測，造成不同婚姻狀況患者保肛手術意愿差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未婚與已婚患者對術后性功能等行為功能需求以及影響夫妻關系的心理狀況需求等。此外，是否擁有有效婚姻關系作為重要社會支持可能是影響患者保肛意愿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在保肛術后患者康復過程中，如腸道癥狀自我管理、盆底康復訓練等受社會支持等因素影響較大[17-18]，而婚姻狀況是患者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部分。有研究者[19]明確提出，有效家庭支持是保肛術后患者行為如自我管理行為的積極因素之一。因此，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的喪偶或離異患者考慮術后康復過程，可能導致保肛意愿相對消極。
3.3 婚姻狀態與手術治療效果
3.3.1 與手術質量的關系
在循證醫學證據的基礎上，手術質量可評估指標和體系不斷建立和明確已成為評估外科手術的重要標準[20]。在DACCA中，手術質量評價部分包括術后死亡風險、組織損傷風險、復發預判、轉移預判、滲漏風險、手術難度自評、總體預后預判、手術質量自評等[4]。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婚姻狀態下的患者手術質量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78）。但由統計數據可見，不同婚姻狀態的患者經過手術治療，手術質量集中于“較好”以上者占大多數（71.4%），尤其是未婚患者未出現“差”及“較差”患者，手術質量普遍更佳。鑒于本研究中未婚人群樣本量相對較低，故觀察現象的可信度待進一步研究。
3.3.2 與術后并發癥的關系
不同婚姻狀態患者發生術后在院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35）。通過統計數據可以初步觀察到無術后在院并發癥患者百分比（91.08%）遠高于有術后在院并發癥患者所占比例（8.92%），由此進行合理推測，婚姻狀態不對患者是否會出現術后在院并發癥造成影響，且不同婚姻狀態下的患者大多數無術后在院并發癥。以往研究[21-23]也表明，術后并發癥與術前合并癥、腫瘤分期、造口部位等有關，但未見它與婚姻情況相關的描述。鑒于除已婚患者數量達到6 144例，未婚患者及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人群樣本量較低且與已婚患者數量相差較大，可能造成一定結論誤差，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驗證。不同婚姻狀態患者有無近期并發癥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28），且絕大部分患者無近期并發癥（92.14%）。從本研究可以初步推斷，手術近期并發癥的發生概率與患者婚姻狀況無關，且多數患者無近期并發癥。以往研究[22, 24]表明，近期并發癥與手術方式、造口部位等因素有關，而目前尚無法確定婚姻狀況與手術方式及造口部位的關系有統計學意義。人群樣本量的差異同樣可能是導致結論誤差的原因。
總之，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婚姻狀態與手術治療參數中手術方式以及手術治療效果的關系，探討了婚姻狀態是否影響手術治療的決策及效果，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患者保肛意愿構成比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未婚和已婚患者的保肛意愿強烈者占比更高，喪偶或離異患者的保肛意愿偏向理性者占比更高。此外，未婚患者的手術治療效果指標（手術質量好、無術后在院并發癥和術后近期并發癥占比）均略優于已婚及喪偶或離異人群，但缺乏既往相關研究與理論支持，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本研究除已婚外，其他婚姻狀態的患者樣本量均太小，結論還需進一步驗證；其次，婚姻狀態可能在疾病診斷后發生變化，而團隊在清洗數據時只能根據診斷時的婚姻狀態篩選。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岑月妍和黃靖婷完成圖表繪制、數據分析、文章撰寫和文章修改；林瑾怡和龐霽蕓完成數據統計及描述，修改及補充文章內容；汪曉東主要負責文章數據源提供及文章修改；李立主要負責文章指導。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批 ［批文編號：2021 年審（155）號］。
